武侠中的政治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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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中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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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入坟场”的政治含义

　　《射雕》中的郭靖黄蓉闯入铁掌峰的山洞，追来的铁掌帮帮主裘千仞立刻就停下，咆哮怒骂，却不敢再向前一步。

原来这山洞是铁掌帮历代帮主埋骨之处，帮主临终时自行上峰待死。

帮中有一条极严厉的帮规，任谁进入中指峰第二指节的地区以内，决不能再活着下峰。

　　斯蒂芬·金有一部小说便叫《禁入坟场》，多年前改编为电影，现今已成好莱坞的恐怖片经典。

在那里，坟场所以成为禁忌，在于为鬼魅的复活提供了足够想象空间。

因此一味的阴森诡异。

但铁掌帮这个坟场不同，有庄严神圣的风度。

书中说，若是帮主丧命在外，必由一名帮中弟子负骨上峰，然后自刎殉葬，帮中弟子都认其为极大的荣耀。

斯蒂芬·金的“禁入坟场”出于形而下的畏惧，而在金庸笔下，“禁入坟场”的思想背景却是形而上的。

　　类似的场面在金庸武侠世界中层出不穷。

比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和小昭，也是一逃进明教的防空洞就立刻安全，明教教规除教主之外，均不得踏入“圣地”，违者同样必死无疑。

而这所谓圣地也不过还是一座坟场。

联想起铁掌帮也是把坟场禁地称作“圣地”的。

再想开去，古往今来圣地多为禁地，而禁地多半都是坟场。

“禁地”，“圣地”，“坟场”，在君主制的政治哲学中，构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信仰。

在类似于君主制的一切统治模式中，也构成了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

　　和形而下的恐怖片一比较，不由问：

如果不是怕鬼，那么禁入坟场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神圣感如何会从坟场之中无中生有出来？

这容易令人想起儒教中国的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造就了一种政治秩序，这种秩序分两步走，第一步借用原始宗教遗留的对于死者的敬畏之心来构建政治权力的合道性，建立一种用死人来统治活人的意识形态政治。

第二步则借用父权和父子伦常的扩张来构建君臣关系，建立一种拟制的政治上的父子关系。

以父权的合法性来为君权的合法性张目。

这两步走一结合，禁地、圣地和坟场自然就三位一体了。

　　所以营造一种威权的方便法门，就是凭空划出一块禁地来。

从坟场墓地到紫禁城金銮殿，从木乃伊到水晶棺。

神圣性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装神弄鬼。

因为在儒家中国，政治合道性的来源长期以来只有这一种。

所以江湖上的帮会形成了气候要进一步可持续性发展，不将教徒对于领袖的臣服完全依附在暴力上，而要在政治国家与宗法家族之外营造出另一个“想像的共同体”来。

就要想法搞一点神圣性。

但皇帝老儿占据了天下的资源，他可以去泰山封禅。

江湖帮会只有自力更生，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要数丐帮和铁掌帮了。

丐帮把神圣性剥离出来放在了碧绿透亮的打狗棒上，而铁掌帮则借用历代帮主的葬身之地把神圣性一点点的囤积起来。

一方面让领袖的威权神圣化，一方面这个神圣性又自成一个传统，也借死人对活人构成一些微不足道的制约。

前一个模式让我们想起秦之后流传的玉玺，后一个模式就想起了隔壁日本的靖国神社。

　　所谓神道设教。

在政治的威权尚未获得另一种合道性的理由之前，“闲人免进”的政治禁地总会不同程度的存在，从有形的坟场到无形的意识形态。

因为神圣性的彻底消解，将意味着政治威权彻底退回到以武犯禁的暴力上。

而在民主化的政治哲学叙事之后就不同了，比如美国的白宫和国会，总会有一个定期的开放日，主妇们可以进去看看总统的床单有没有自家的洁白，一不小心就看出一桩绯闻。

　　不过这样一来郭靖黄蓉就没地方逃了。

只能转身回来，去法院打官司，告他狗日的裘千仞一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

　　■周伯通插香炉

　　电影《斯巴达克斯》和《勇敢的心》里，义军首领不仅和独裁者抢天下，还要抢女人。

而且抢女人的戏比抢天下还好看。

民女民妇被皇帝抢是史不绝书的，着名一例是冒辟疆被顺治帝抢走董小宛。

但和皇帝抢女人，倒是中国造反者的弱项。

李自成顶到天只跟吴三桂抢了陈圆圆。

就连梁羽生的武侠《七剑下天山》里，杨云聪也只和亲王多铎抢了一盘。

可见想像力还是气象太小。

只有年轻时的金庸气魄大，《书剑恩仇录》一出手，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就和乾隆皇帝抢女人，抢输了。

到《射雕》中的周伯通，和大理国皇帝抢刘贵妃，不仅赢了，还让段皇爷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

实乃吾国有文字记载和皇帝的女人通奸最成功的一例。

到了最后一部《鹿鼎记》，金庸还不过瘾，让韦小宝一面和建宁公主私通，一面骂皇太后为“老婊子”，也算间接揭发了皇帝他妈被抢的历史。

　　香炉插香，是民间关于性交的隐讳比喻。

周伯通私通刘贵妃，含蓄点说就是往段皇爷的香炉插了一炷香。

和皇帝的女人通奸有何显要的意义呢？

不是逐鹿中原的比喻，也不像前面两部电影的情节，有一些借同床之谊抬高造反者身价的意思。

事情的关键在于皇帝的身份和君主制下的神权背景。

九五之尊首先不是一种特权，首先是一种政治哲学。

皇帝背后的神圣性是君主政体的合法性来源。

皇帝只有一个，那么为什么是这一个，这个“天子”的独特性需要各种形式来烘托，最主要靠血缘，辅助的包括服色、图案等一整套的CIS。

其中自然也包括皇帝的女人。

一个女人一旦被称为妃子，她就不再是一个女人，而在抽象的政治学意义上成为一个公共物品。

公共性的意思当然不是谁都可以亲热，而是摇身成为皇权和君主政体下的道具。

或者换言之，一个妃子的身体是专属于皇帝的，但一个妃子的名分却是全天下共享的。

所谓母仪天下，“皇后”的头衔，本质上就是皇室为天下老百姓提供的一个公共物品，它构成了皇权的一部分，构成了关于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完整阐释。

　　所以如果倒过来，皇后的身体一旦被其他的男人分享，“皇后”这个品牌被全天下共享的制度价值就像贞操一样消失了。

因为皇权的神圣性在本质上和贞操是一回事，皇后的失贞将会使皇权的神圣性遭受打击，使统治的超验背景被削弱。

甚至皇后的贞操就算没有失去，仅仅是被说三道四，这种怀疑的多米诺骨牌也会牵连到皇权本身。

古罗马的凯撒也曾被人插过香炉，他将妻子庞贝业休掉了。

庞贝业的情夫因为通奸发生在宗教仪式期间，而被控亵渎神灵。

出人意料的是凯撒在法庭上坚决否认了他的妻子与被告有染。

但凯撒是这样说的，凯撒的女人是不容怀疑的，一被怀疑就不能再作凯撒的妻子。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霍贝尔在《原始人的法》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与首领的任何一个妻子通奸，究竟是一件私人性错误还是一项公共的犯罪行为？

　　在选举制度下即便和总统夫人有染，也是私生活问题无疑。

但在君主制下，和一位皇后通奸就的确是一桩政治事件，是政治学必须思考的严肃命题。

因为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背景上，这种背景又和皇帝的人身密不可分，并部分的和皇帝女人的人身也密不可分。

所以给皇帝插香炉这档事就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对政治合法性的冒犯。

但在现代社会，随着这种统治权力的神圣性和人身性不断降低，和领袖的女人有染这事的政治色彩也就逐渐淡化，直到领袖的夫人除了陪同出国访问可以报账之外，不再具有任何制度上的意义，而彻底退回私生活。

　　周伯通插香炉事件，也就还原为一个道德问题，而与大理国的千秋基业无干。

　　■游坦之的孤星血泪

　　《天龙八部》里的聚贤庄少庄主游坦之，父母双亡，在复仇的路上偏又爱上星宿派的阿紫，便一发不可收拾，向着异端的邪途奔去。

武侠中人本来心中无君，加上他幼年丧父，就正应了孟子的话，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丧父寻仇本是武侠的一大母题。

金庸笔下的武侠人物，十有八九是孤儿，且身世不明。

到古龙笔下的傅红雪，开始脱离和解构了寻仇的窠臼，但依然继承了无父无君的孤儿套路。

一个个都像孙猴子从石头中蹦出，独立江湖。

一面说这是从身份到契约，开始彰显个人主义的本体价值。

是好事。

但另一面说，这种个体性的彰显却是通过无父无君的决裂来树立的。

这一点却不免令人寒心，并暗含高风险。

游坦之的悲剧就是一个例证。

无父无君之后，游坦之的发展丧失了一切的方向性，术语叫做“路径依赖”。

也对善恶是非的标准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和敬畏心。

唯一的推动力只剩下“里比多”。

这股天地不仁的力量，又恰好被另一个无父无君、唯一的姐姐又惨死的阿紫姑娘给引爆了。

　　有学者尝言，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乃杀父的文化。

一个例证是鲁迅说翻开历史尽是“吃人”二字，所谓吃人即是“食子”。

在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譬喻中，国家和君主一贯被想象为阳性的存在，谓之君父，前面提及这是以一种拟制的父子关系来构建关于统治合道性的政治哲学。

以这个譬喻看，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启的激进主义浪潮，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就等于“杀父”。

我们的历史大而化之，是先用五千年的儒家文化杀子，然后被迫用一百年的暴力革命来杀父。

通过杀父来确立子的个体价值。

娜拉出走之后，整个民族就变成了游坦之。

　　无父无君意味着新一轮进化的开始。

空白的纸张好画最美的图。

成败之间倒并不在于是否遇上了同样无父无君的阿紫。

金庸笔下还有一个与游坦之类似的无父无君的悲剧人物，是《射雕》中的杨康或者完颜康。

但令人感到希望的另一个例子，却恰恰是杨康的儿子杨过。

杨过在复仇的路上遇上小龙女，那也是一个无父无君天地不仁的邪魔外道。

但《神雕》中的杨过夫妇二人，好几次都走在游坦之悲剧命运的边缘，却最终被郭靖拉回来，回归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家道统。

我一直猜想杨过没有成为游坦之的理由，是否就因为郭靖的存在。

那个被杨康杀父杀君、不忠不孝而背叛了的“道统”依赖，通过郭靖而在杨过身上复活。

　　正是郭靖将杨过身上因为无父无君而造成的暴戾之气慢慢化去，并成为了杨过的精神之父。

就统治的合道性而言，我们在暴力革命之后的民族命数，也一直在遇上阿紫还是寻找郭靖之间徘徊。

困境在于一方面因为五千年的杀子文化，使个人主义的本体价值迟至今日仍无法健康的确立。

而另一方面君父已死。

尽管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阳性的超验父权逐渐阴性化，换成了以“母亲”为名的现代全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譬喻。

但以传统天道构建民族国家和世俗政治的合法性，这个超验的基础已经消耗殆尽了。

　　不过一种较乐观的看法是，再严酷的专制或再激烈的革命下，父与子其实都是假死。

一方面，拟制的父子关系及其超验背景的政治哲学不断嬗变，仍然有效的支配着辛亥之后百年的政治合道性。

多少伪父临朝，一半是阿紫，一半是郭靖。

但另一面，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与价值多元的社会，让个体本位的价值慢慢康复、生长。

这一生长完成之后，不肖子便可以宪约自立，彻底清除无父无君带来的暴戾与浮躁。

大头鬼游坦之完成艰难的转型，而最终有望成为神雕大侠杨过。

　　才不枉这一百年的孤星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