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业化历史中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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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业化历史中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
世界工业化历史中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世界发展背景是：
18世纪，世界工业化从西欧国家起步，历经200多年，到20世纪70-80年代，当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第五次经济长周期的前期，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成为世界工业化历史中的一支巨大的新生力量。
中国用30年的时间，几乎走过了世界工业化200多年产业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
当前，世界工业化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第五次长周期的成熟阶段。
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推动工业化进程赶超世界工业化，时至今日，中国在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上已逼近世界工业化的前沿。
在中国工业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同时，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也开始突出地呈现出来。
因此，当我们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时，必须从世界工业化的宽广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和未来的前进方向。
一、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路径
经济史学家对世界工业化的阶段特征有两种较典型的分期法。
一种分期法是将18世纪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第一次产业（工业）革命；19世纪中期开始的电气化和重化工业发展时期称为第二次产业（工业）革命；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信息通信产业发展时期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另一种分期法是按照由技术革命决定的经济波动长周期的表现，将世界工业化进程划分为五个基本阶段。
按照这种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技术系统的生命周期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
（1）实验室发明阶段，即一种新技术产生最初的原型，在小范围内被证明具有应用前途。
（2）技术和商业可行性的得到决定性证明阶段，即新技术被广泛地认识到具有很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3）爆炸性的起飞和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新的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同时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极大变化，并往往导致产生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4）持续高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这种技术系统被普遍使用，成为常识并主导了世界经济领先国家的技术体制；应用该技术的产业和服务范围越来越广泛。
（5）增长减缓，利润率下降阶段，在这一阶段，这种技术系统趋向成熟并产生新技术的挑战，往往引发新的结构调整危机和社会冲突。
（6）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这种技术系统已成为“传统技术”，以这种技术系统为基础的产业成为“传统产业”，此时，它要么卓有成效地与新技术共存而“复兴”，要么成为淘汰技术和“夕阳产业”而逐步消失。
按照这样的分期法，以产业技术特征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工业化已经经历了五个周期（第一、二两个周期大致对应于前一种分期法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三、四两个周期大致对应于前一种分期法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而第五个周期则大致对应于前一种分期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这五个长周期的主要技术路线特征是：
（1）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这是一个棉纺织业、炼铁和水力的时代。
1700-1760年，棉纺织业的年均增长率是1.4%，1770-1801年期间提高到9.0%。
炼铁业的年均增长率从1700-1760年期间的0.6%，提高到1770-1801年期间的5.0%。
包括运河在内的建筑业年均增长率从1700-1760年期间的1.0%，提高到1770-1801年期间的6.0%。
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主要是棉纺织技术所发起的，并带动了相关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增长。
（2）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铁路，蒸汽力和机械化时代。
1870-1913年，世界工业化从西欧向西欧的移民国家扩散，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移民国家美国赶上了英国，在生产率和增长率方面走在了英国前面。
由于美国具有广大的国土，19世纪30-90年代，铁路作为基础设施迅速发展起来。
因而，与铁路也紧密相关的蒸汽机车制造、铁路车辆以及其他的铁路设备产业也迅猛增长，其中，为机车提供动力的蒸汽机发展尤为迅速。
蒸汽机制造成了机器设备制造业的核心部门，而伴随着技术创新浪潮，制造各种机器、机床的机器设备制造业发展迅速。
当然，上述所有部门的发展都离不开为其提供原料的煤和铁的快速增长。
（3）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
上一周期的后期即19世纪80年代工业化国家发生了经济萧条现象，此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革命前后建立的工业——煤、铁、铁路——出现了报酬递减趋势；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的技术要求和新工业部门开始兴起，其中，电力、钢铁等新兴行业表现尤为突出。
电力需求的急剧膨胀带动了新的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发电站和电网——最终将电力送到工业化国家的每个工厂、办公室和家庭。
新兴工业也带动了发电和输电网络所需机器设备的制造，以及适用于其他工业分支和家庭的新机器、设备和工具的设计和制造。
（4）20世纪中期开始的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
上一周期的后期，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又发生了经济大萧条现象：
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崩溃、房地产繁荣终结、主要生产国出口萎缩、……。
到20世纪中期，石油的大规模开采利用，汽车、飞机制造业迅速增长，推动了新的经济繁荣。
特别是，工业化国家进入了大众消费和大规模生产时期。
例如，1940年美国家庭的冰箱拥有率仅为1%，1960年达到90%，1970年为99%。
电灯拥有率1920年为35%，1940年为79%，1960年达到96%，1970年达到99%。
这一时期，由于过度依赖石油,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对工业国家产生了重大冲击。
整个世界经济又一次进入萧条期。
1982年，OECD组织经济学家、科学家和实业家组成小组，研究对策。
在它们完成的报告《新经济条件下的科学和技术》中得出结论说：
“现在各地出现的工业生产率下降源于未能充分利用新科技活动成果，而不是由于科学本身达到极限。
增长极限是一套特定技术或某种特定技术与管理体制达到极限，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技术极限，无疑也不是各地昂首奋进的新技术的极限。
”[2]
（5）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信息通讯技术时代。
20世纪80-90年代，新技术——信息与通讯技术（ITC）终于迅猛发展起来，带动世界工业化进入新阶段。
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多次提到：
计算机、电信和互联网视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迅猛增长的源头。
芯片、计算机、电信，进而互联网和“网络企业”的发展，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
20世纪后期特别是1999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飙涨，但2000年2-9月科技股泡沫破灭，猛烈下跌了四分之三，投资者损失惨重。
究其深层原因，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是由于要把信息通讯的卓越技术转化为持续不断的利润，其难度远远高出任何人的预期。
也就是说：
高技术产业还没有创造和普遍地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
综上所述，世界工业化迄今为止经历了200-300年的历史，期间已经过了4-5次由产业核心科技变革所决定的长周期阶段。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进入了以电子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经济为产业核心科技和技术创新主导路线的新一轮增长周期。
这一时期被称为“高技术”或“新经济”的时代，使世界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再次走上强劲增长的产业发展路径。
但是，这一时代仅仅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却也已发生了三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或严重衰退）。
第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21世纪初（2000年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大幅度下跌为标志，高技术产业和“新经济”股（主要是网络股和生物股）泡沫破灭；第三次是当前正在经历的以美国次贷危机所诱发的世界性经济衰退。
这表明：
这一轮的产业核心科技主导路线及其与产业发展战略路径之间的关系尚没有得到深刻的认识。
关于当代产业的技术支撑基础，特别是关于高技术产业的运行规则和可行的商业模式，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因此，在实践中必然产生一系列矛盾。
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关系到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未来10-20产业发展战略路径的最大“迷团”。
如果不能解开这一“迷团”，那么，一系列现实问题将长期困绕着我们，例如，高技术产业为什么会让社会失去信心，导致创业股（“新经济”股）崩盘，而且，至今起色不显著？
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所谓“新经济时代”，传统产业（例如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高技术产业却没有表现出中流砥柱的力量？
高技术产业具有非常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经济学特点（例如其产品的边际成本非常低甚至几乎为0），那么，怎样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商业模式才能使之不仅在科技上具有先进性，而且在经济上也具有可行性？
高技术产业具有比传统产业强大得多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性质，这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会导致怎样的经济现象，特别是利益冲突和产业冲击？
国家政策应如何应对？
总之，200-300年来，世界工业化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仍然留下了至今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二、产业发展值得借鉴的若干国际经验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美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19世纪30-80年，美国工业化走到世界前列，其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条件之一是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特别是日益密集的铁路网络的扩展。
这使得美国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突出地表现出来。
美国占有充足的原始森林和灌木林，1800-1850年期间美国在木材使用方面开始处于领先地位，在制成品的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木材。
20世纪美国加大了进一步对自然资源的开采。
经济史学家说：
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成为美国工业主要的燃料来源、基本的建筑材料和重要的化工原料，以及难得的工业材料。
特别是进入“石油时代”，美国经济发展得到极大推动，成为拥有世界霸权的超级经济强国。
戴维·莫厄里（DAVIDMOWERY）和内森·落森堡（NATHANROSENBERG）在《20世纪的技术变迁》[3]中写道：
“美国20世纪的技术变迁应被视为在依托众多有利的和独特的初始条件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中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
经济中技术变迁的方向和意义是在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这一事实的作用下形成的，这对现代工业化至关重要。
”“相比起来，战后的美国研究与开发体系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同于其他工业经济实体的研究与开发体系：
（1）新兴的小型公司是新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重要实体；
（2）与国防有关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和采购对美国经济中的高科技产业产生了深入的影响；（3）战后时期美国反托拉斯政策具有非同寻常的严厉性。
”他们经过各方面的讨论后写道：
“我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自然资源禀赋和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肯定美国20世纪非同寻常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轨道以及取得非同寻常的成果方面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
如果确实如经济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自然资源和制度创新是美国工业化领先与世界的两个重要因素。
那么，其他国家会如何呢？
世界上很少有像美国那样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而且，即使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例如石油生产国）也未能获得美国那样的工业化成就。
那么，资源缺乏的国家如何实现快速工业化呢？
韩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韩国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却也在几十年的时期内高速增长，成为具有相当实力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韩国的经济发展路径大致是：
（1）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出口导向经济起飞的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轻工业）较快发展。
（2）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重化工业阶段，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调整升级。
为了实现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基础上的重化工业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产业技术政策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变，即强调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大力促进自有技术的开发。
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产业技术政策主要是建立以公立研究机构为中心的，政府主导的产业技术开发体系。
同时采取措施促进民间企业技术开发。
（3）20世纪80年代——韩国开始反思政府强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弊端，于是进入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实现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
将产业技术开发作为80年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全面推行技术立国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4）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产业技术政策进入了全面调整时期。
韩国政府为取得技术上的主动权，制定了一些促进高新技术开发和发展的制度和政策。
当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时，韩国政府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作用，“大政府”和“直接干预”，突出表现为控制市场价格和政府直接参与企业发展过程，特别是采取经济措施支持大企业集团发展。
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成就，但其弊端也越来越暴露出来。
（5）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与经济界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停滞不前，并最终导致1997年底那场空前规模的金融危机。
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集团过度依赖于金融机构贷款的负债经营，以及由于高成本、低效益导致的韩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削弱。
大企业集团迅速膨胀，而中小企业却步履艰难乃至大量破产倒闭；第三产业过早地膨胀的同时制造业的比重过早地出现下降现象。
产业结构上的这种严重失衡局面，抑制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特别是，韩国进一步深刻反思了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所产生的利弊得失。
从1998年开始，进行政府公共部门的进一步改革。
内容主要是缩小政府的规模，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规模缩小和减员。
同时，建立有效率的运转体制，包括提高政府机构的透明度、责任感、效率性。
实际上就是减少政府的干预和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
纵观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历史，可以看到其工业化进程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韩国的产业发展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具体国情下所实现的可观成就。
（2）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较快调整和升级；但也发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导致结构的不平衡和一些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不足。
（3）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但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一直成为倍受关注的问题。
（4）韩国十分重视保护和支持本国企业发展，注重自主技术，有很强的自主品牌意识；这反映在开放政策上，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
韩国政府一直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税收政策。
20世纪后期开始调整外国投资政策。
在1997年经历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有选择地吸引外资的重要性，随后对外资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于1998年11月出台《外国人投资促进法》。
根据这部法律，韩国政府大幅放宽了对投资领域的限制，允许外国企业并购韩国企业，并对外商在高科技、生物技术等产业直接投资实行鼓励和支援政策。
（5）韩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同政治体制变革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韩国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同美国相当不同的道路，既体现了后发工业化国家的特点，又表现了具体国情下不同的战略选择，包括体制和政策的不同选择。
不过，无论是美国还是韩国，其工业化过程都有本质上相同的客观规律性，那就是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和经济开放，推动技术进步，以技术进步实现资源的更有效利用。
而无论是资源丰富还是缺乏，都不可形成长期单纯依赖资源优势的增长模式。
依靠制度和技术创新，才是工业化最根本的动因。
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与制度创新
世界各国工业化的重要经验——科学开发利用资源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在中国30年发展的历史上也非常突出地体现出来。
“资源”和“制度”，也是中国工业化30年的关键词。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时期。
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时期是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20多年，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通过强力的经济计划所推动的经济建设。
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也是其特点之一。
那一时期，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就，但总体来看，效果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其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僵化。
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和效果显著优于第一时期。
中国工业化第二个时期以改革开放为最突出特征，实际上就是进行彻底的制度革命，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融入世界工业化的全球经济体系。
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如果可以类比美国，那么，中国30年工业化的加速也得益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资源开发利用；二是制度变革。
中国从怀疑、徘徊、尝试，到义无返顾地走向市场经济，是一次震惊世界的制度革命。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可以自发而极大地发挥国家和地区的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原先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不少人以为，经济落后并且经历了长期计划经济僵化体制的中国会非常惧怕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
但事实却是，中国敢于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将“比较优势”即廉价资源的优势发挥到极至，用“血拼”式的竞争方式，勇敢面对国际竞争的挑战。
尤其是，中国实行了快速的开放进程。
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看，与处于同中国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国际资本全方位开放的高度容忍，在世界大国中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主要和突出地表现在工业领域。
工业是改革开放最彻底，因而市场竞争强度最高，发展也是最快的产业。
工业化所带动的城市化，表现了最具独特性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建设过程。
尽管中国经济具有很特殊的具体国情，其发展道路必然具有显著的特色，但是，中国工业化的技术路线与制度演进也决不可能完全背离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相反，正如本文前面所说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从偏离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计划经济，转向遵循一般规律的市场经济。
所以，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必然是世界工业化技术路线的扩散、延伸、模仿和借鉴。
由于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所以，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世界工业化版图的迅猛变迁过程。
而且，这一巨大经济体要在几十年的时期之内，走过世界工业化两三百年的历史阶段。
所以，尽管中国改革和开放具有“渐进式”的特点，但中国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则是“压缩性”和“急速式”的。
在短短20-30年的时期内不仅实现了经济规模的巨大扩张，而且几乎经历了本文第一节所讨论的世界工业化的全部阶段。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工业化200多年的历史被压缩到了中国加速工业化（即改革开放）的30年时间里。
30年的历史是无比辉煌的，同时，这也导致产生了一种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及其在各方面的体现：
“追求极度压缩过程的显示性结果”。
即忽视或者力图省略过程，急于求成，直接显示出标志性结果，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例如：
组建企业集团、“做大做强企业”，教育与科研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至创造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实行各种各样的“战略”、“规划”等等，几乎都是期望在很短的几年中就达到世界其他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达到的结果：
发达国家有超级大企业（所谓世界500强），我们也尽快要有；发达国家有一流大学，我们也尽快要有；发达国家有世界级名牌，我们也尽快要有；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我们也要尽快发展服务业并使之超过工业……。
“追求极度压缩过程的显示性结果”的社会心态，有其“只争朝夕”精神的可贵，但也可能违背客观规律地“拔苗助长”。
许多事物的过程是必须经历的，而且，往往是经历不同的过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或者，表面上相同的结果因其形成过程的不同，实际上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质（例如，中国进入所谓“世界500强”的大企业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质；中国的“名牌”与发达国家的名牌也不是同一性质的东西。
）。
改革开放是一个观念的革命与机理的变换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其自己的运动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以，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长河看，中国改革开放还将经历很长期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发育过程。
四、面对当前形势的长期战略选择
以上分析表明：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是：
在总体上循着世界工业化的总体路径持续推进，是世界工业化合乎逻辑的历史延伸。
中国工业化不可能逾越世界工业化过程所须经历的各主要发展阶段，也难以另辟蹊径实行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工业技术路线，更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规则。
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又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从产业结构的统计数据看，可以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但是，由于中国经历的发展时间毕竟很短，极度压缩了变革过程，必然还有许多滞后的“长变量”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演化过程。
就产业领域而言，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产业结构演变；第二，企业的持续竞争力提升。
关于第一个问题，面临的现实国情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巨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和长远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高度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
只有发达的重化工业，才能解决中国的城市化、交通运输、国土整治、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和国土治理，以至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问题。
但是，重化工业在本质上必须依赖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
所以，“用资源解决资源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这样，产业升级的经济学意义：
主要不是用“高新技术产业”替代“传统产业”。
在现阶段，传统产业还不是必须淘汰的“夕阳”产业，而高技术产业也未必一定是比传统产业更具有商业前景的产业。
总之，传统产业必须在与新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共存中“复兴”，而不是很快走向“衰亡”。
当然，这并不否认高技术产业是更具长远前景的新兴产业。
关于第二个问题，面临的现实是，中国企业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也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大企业行列，但总体上看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
麦肯锡公司最近进行的一个全球性调查表明[4]，世界跨国公司中77%的高管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低生产成本（见表-1）。
而相当大比例的跨国公司认为，中国企业还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称中国企业为“一个无力的竞争对手”。
其中41%的受访企业高管认为中国企业“比其他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弱”，32%的受访企业高管认为中国企业“实力上与其他大多数竞争对手相当”。
只有14%的受访企业高管认为中国企业“比其他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强大/强大得多”（见表-2）。
从上述两个问题的分析中可以推论，中国未来改革开放要解决的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问题是：
不仅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也要长期努力将传统产业发展为“精致产业”，培育更多“精致企业”。
由于中国工业化是以高度压缩过程的方式进行的，所以，缺乏“精致产业”和“精致企业”，是中国工业长期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其重要性同创新，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创新具有“创造性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的性质，但也有“创造性连续”的性质。
而后者就表现为形成“精致产业”和“精致企业”的雄厚竞争力基础结构。
无论是发展高技术产业，还是培育精致产业和精致企业，都必须要有自主技术。
中国发展自主技术必须解决的最基本问题是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中国产业发展长期战略。
中国的资源禀赋特别是一次能源结构与从西方国家转移过来的工业技术路线之间具有很大偏差。
人类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国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必须以推进工业化的方式来缓解和解决资源阻碍问题。
工业化确实会遇到资源约束的阻碍，但是，如果不实现工业化，则资源短缺的问题将更难以解决，甚至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
所以，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要不要加速工业化，而在于，在工业化现阶段，如何以更科学可行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通过更高效率地利用资源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问题。
工业成本上升是工业化进程中迟早要遭遇的问题，中国并不具有大规模向国外转移生产基地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所以，最根本的出路是激励和培育起各产业和企业通过提升自身效率来消化成本上升因素的能力。
这将是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之一。
解决这一问题，包括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应有科学的对策思路。
其中所涉及的一个根本思维方式是：
当社会面临重大而具有广泛性的问题时，我们是期望依靠更高层次的决策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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