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及徽州文化的内涵及历史渊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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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及徽州文化的内涵及历史渊源

徽商及徽州文化的内涵及历史渊源

无梦到徽州,一生痴绝处

——汤显祖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

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三个文化圈组成)O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黃山雄奇屮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

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

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U的历史文化,引领风骚千余年。

提到徽州文化,人们总以博大精深相称。

所谓博大,指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儿乎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思想哲学、道德伦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各个领域都有上乘表现,且自成体系;所谓精深,乃言徽州文化的水平并不是一般性的,其所展现的高深的思想造诣、精湛的艺术水准与丰厚的文化内涵,既显示了地域特色,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髙水平的一个代表。

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主流的诸多方面,异彩纷呈,贡献巨大。

那么,如此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

它的历史发展轨迹乂是怎样的呢?

❖徽州历史沿革

徽州,简称“徽”,古称歙州,乂名新安,下辖歙县,夥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统称“一府六县”O由今黄山市及婺源县(现属江西上饶)、绩溪县(现属安徽宣城)组成。

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所置的歙州。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府治所在为歙县,历宋元明清四代。

1934年山于蒋介石的军事需要,婺源被划入江西,

后因婺源民众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迫于民意,抗战胜利后划回徽州地区。

但山于军管问题,1949年婺源乂被划入江西省,延续至今,此为徽州历史上的两次婺源隶赣事件。

1987年,为响应中央打好黃山牌以发展旅游业,绩溪县与太平县交换被划入宣城,徽州地区改名黃山市。

徽州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镇。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江南省过大,为维持中央统治,顺治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与“江南左”o1667年,“江南右”取江宇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省。

•:

•徽州商人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俗谚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徽州人经商传统的由来。

徽州地区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山地贫瘠,耕地甚少,按照农耕文明的逻辑,生在徽州当然是“前世不修”。

被逼无奈的徽州人为了生计只能外出闯荡,顾炎武说:

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

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纵横数白年的商帮。

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

往外一丢。

徽州商人,即徽商,乂名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

他们是明清时期与晋商齐名的商帮,影响极大,纵横中国商界五百余年,江南一带的市镇常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

譬如扬州的盐商中就以徽商的影响力最大,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徽州盐商基本把持了全国的盐业运输和买卖,徽商也在这一时期控制了全国财政的4/7。

徽州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煩赫一时的两淮盐总。

徽州商训

斯商:

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

斯业:

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

以衡为价;以信为赢;以需为货:

以均为财:

以真为答。

斯买:

不以压价为价,斯卖:

不以赚贏为贏,斯货:

不以奇货为货,斯财:

不以敛财为财,斯诺:

不以应答为答,

而在诸多徽商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绩溪商人胡雪岩。

在胡雪岩之前,只有乾隆年间有过戴红顶戴的盐商,既戴红顶戴乂穿黃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他也山此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O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O

•: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乂称徽文化。

主要山徽剧、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

学术界对其研究,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更是日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徽学”,其与敦煌学和藏学齐名于世。

十户之村,

不废诵读。

徽文化形成的背后,是徽州盛行的读书风气和徽商亦贾亦儒的品性。

在外的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便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修路桥、会馆,特别是热衷于开学堂、办试馆,培养人才。

同时自唐代以来一千余年稳定的“一府六县”格局,也为徽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明清时期,仅有六个县城、人口最多时不过七十万人的徽州府,就出现了1136名进士,因而造就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一榜十九进士”“四世一品”的逸事。

更让人惊叹的是,从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一千三百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八百多名,平均三个县才有一名。

而历史上人口长期不过十七、八万人的休亍县,却拥有十九名状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状元第一县。

更是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黃庚、黃轩、黄思永三位黃姓状元都来自于休F县五城镇的黄氏宗族,可谓“一镇三状元”o

盛行的诗书礼仪之风,孕育了瑰丽而鲜明的徽文化,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徽州文化是在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生成的

地理环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

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O特别是其中能够开星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人们不得不在石头缝里种庄稼,所星梯田拾级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

这与平原地区得天独厚的耕作条件形成成了鲜明对比。

在农耕时代,这样的生存环境与其说是很差的,毋亍说是恶劣的。

然而,徽州人并没有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屈服,世世代代勤于山伐,能寒昙,恶衣食,不畏险阻,艰苦劳作。

在与悄山激水的反复搏斗中,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精神。

徽州山水的灵性,化为徽州人的品格。

南宋休F知县祝禹圭说,徽州“山哨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

南宋著名学者罗愿说:

“其山挺拔廉厉,水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

”清代朴学大师戴震亦说:

“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

”“地理环境对徽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者,即是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

或负豪使气,争为长雄;或刚而喜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其为官者,刚正不阿,多为御史谏官;其为学者,空所依傍,独立思考,多有创见。

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一董EFW亡一Mk・张虛#

•:

•文化融合是铸就徽州文化的核心因素

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

山越人以伐山为业,刀耕火种,勇悍尚武,是为山地游耕文化。

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南方越文化。

另一方面,徽州区域自秦置夥、歙二县,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

至东汉初年,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

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发生动乱。

当大动乱动乱发生之际,不仅平民白姓,就是世家大族也会受到沉重打击,而被迫举家迁徙。

如历史上有名的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黃巢之乱以及宋金战争等,这些大动乱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举迁入徽州。

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

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徽士民反客为主,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

在此期间,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昉、徐搞,唐朝之薛邕、洪经纶等,都大力推行礼仪导文学雅”,成为徽州的社会风尚。

于是,中原文化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并不能说,中原汉文就取代了当地山越文化。

唐人吕温说:

歙州“地杂瓯骆,号为难理”;瓯骆,即指越人;难理,指徽人争強好胜、健讼喜斗而言。

徽州难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类记载。

这说明山越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

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中,免不了碰撞和冲突,但更多的是交融与汇合。

这种融合是双向的。

中原文化強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趋于刚健。

在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诸如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崇尚儒雅的社会风气,维系族群的宗族观念,等等,都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质;而其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等,则无疑皆反映岀山越文化的元素。

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乂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

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从秦汉至隋唐五代,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结果演绎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并非中原文化单纯的传承而是具有了新的特色。

例如,中原的农耕文明,本是一种定居文化,一般都安土重迁而徽州文化则有所不同,无论科举出仕,还是外出经商,都大规模地走了出去,其中固然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但也是由于徽州人具有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所致。

总之,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其基本精神,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主体,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

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

在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伟大长河中,宋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在北方;而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则移至长江流域,移到了江南。

这一转移始于六朝唐代,至宋代最后完成。

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海外贸易颇为兴盛。

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徽州的地位随之大幅提升。

徽州虽不处于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但距离杭州并不遥远,“其地接于杭睦宣饶,四岀无不通”,宋南迁后,“中兴实为辅郡,四朝涵育,生齿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O辅郡,即畿辅之郡。

徽州无疑属于当时江南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圈之内。

其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徽州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坐标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

正如胡适所言,对徽人来说,有所谓的小徽州与大徽州。

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广大空间。

徽州文化既发达于徽州本土,乂活跃在华夏大地。

徽州本土的狭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扩展。

最初当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后则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儆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种种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

•宋代之后,这种交流一直未有中断,明清时更为频繁,形成高潮

这种交流是双向的、互动的,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在这种交流中,徽州于经济上聚天下之财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风气,与此同时,徽商置业四方,称雄宇内,徽人出仕、游学,遍及各地。

富有特色、独领风骚的徽州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在各地开花结果。

徽州成为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交汇之地与辐射中心。

徽州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这个广阔的舞台,有赖于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至宋代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宋统治者大力开科取士,使之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

徽州人以其文化优势及时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科举出仕者大增。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两宋时期徽人登科总人数为861人,而在唐五代时期徽人登科者仅10人。

宋代徽人担任过四品以上官职者达30余人,所谓“宋兴,则名臣辈出”是也。

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实现了崛起。

宋代理学的兴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

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颇、程颐等人,至南宋朱熹为其集大成者。

此后盛行于世,元明清统治者独尊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意识形态。

朱熹理学其至影响东亚,远播欧洲。

以徽州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学,对徽州本土影响至深至大。

经过元代的发展,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

“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

”徽州人成为践行理学的典范。

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犹邹之有孟子、继曲阜之有孔子也”o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之后,向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即徽州乃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发祥之地,其所处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后,徽州迎来的另一个历史发展机遇,则是商品经济的兴盛繁荣。

宋元以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

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

其显著特点是:

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长距离贩运贸易发展;商路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镇增加;大商业资本兴起,等等。

总括起来即是全国性市场形成。

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不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它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机会大致是相同的。

那么,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徽州人,最后是徽商称雄四海呢?

这与徽州文化有密切关系。

在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时代,外出经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观念。

徽州人能够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勇于外出经商,并且成为一种风尚,是很不简单的。

这种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正显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

当然,徽州人外出经商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由于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谋生。

但明代各地因饥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极为众多,这些人沿街乞讨者有之,为人帮工者有之,充当奴仆者有之,更多的人则是四处流浪,难以控制,史称“流民”O终明之世,流民一直是无法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

而徽州人外出则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是因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发达,“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莫不有学有师。

正是教育的普及为经商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无需赘言,口不识丁是难以外出经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

至于那些在全国性市场环境下从事商贸活动、进行大商业资本运作的富商巨贾,更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

徼商许多人本来就是儒者,他们以儒家理念来指导其商业活动,贾而好儒,而被称为儒商。

正如戴震所言,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而徽州宗族也

有开放的一面,对徽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他们筹集资金,为徽商创业提供资本;输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对行业的垄断;利用宗法,来強化徽商的商业组织,等等。

徽州宗族成为徽人外出经商的可靠保障和坚強后盾。

•:

•关于徽商取得的巨大成就,当时颇有记载

明人谢肇淘说: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钮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徽商,足迹儿遍宁内,从偏远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岛,乃至于海外;其资本雄厚,积累了巨万财富,藏诜白万、千万;他们掌握着某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如盐业、典当业等;他们拥有各个商帮之首的地位;他们从明中叶兴起,至嘉靖、万历时达到繁盛,在清代乂有一个大的发展,称雄于全国商界数百年之久。

徽商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本身,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促进了社会的变迁。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乂一个高峰,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等等,显露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时代转型之意义。

在这一时代转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动者;不只是参与者,更是拓者。

即明清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及商人集团的兴起,二者也是一个互动过程,并非是商品生产发展了,全国性市场形成了,然后才有人集团的兴起。

当时,徽商经营的范围棋大,地域极广,影响至深。

“其货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莺,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在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团与有力焉,贡献尤大。

徽商乃为这一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领军者,而处于时代发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乂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

经济与文化互动,在徽州历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

徽商对教育科举、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公益事业等投入了大量财富;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徽州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才,从而铸就了徽州州文化的辉煌。

明清时代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万紫千红。

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画、徽州刻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徽剧、徽菜等,儿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领域臻于极致,后世难以企及。

其水平之高、贡献之大,世所公认,它们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一瑰宝,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徽商的成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明后期文坛领袖、徽人汪道昆说:

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

其俗不懦则贾,相代若践更。

要之,良贾何负闵儒!

则其躬行彰彰矣。

”乂说:

商农“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

”到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亦说:

“商贾,民之正业。

”他们不仅发岀了“商何负于农”的质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贾本是民之正业,商与农是平等的,从根本上批驳了商不如农的传统观念。

这种文化自觉,显然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对当时仍在流行的商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是对儿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

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

•:

•逮至近代,由于徽州传统文化的厚重,不免给其转型带来了负面影响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徽州社会的转型亦步履蹒跚。

尽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仍不乏亮点,值得关注。

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作为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思想显露出的近代气息,具有早期启蒙之意义,已众所周知。

鸦片战争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刚毅气质和求实精神,发表了许多离经叛道之论,勇于向传统观念宣战,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之一,特别是其维护妇女权益、主张男女平等的诸多阐发,更展现了朴素的人权观念和平等思想。

咸同兵燹后,寄居徽州的学者汪士铎,对早婚等诸多陋习痛加批判,阐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乂对儒家仁政、德政进行批驳,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同一时期,徽籍大臣王茂荫所提岀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切中时弊,见解卓越,阐发深刻,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

黃宾虹作为近代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多有创变,独树一帜,成为继渐江之后的乂一个高峰。

徽班进京,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源头之一。

在自然科学方面,徽州数学家汪莱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进位制的理论,实为现代讣算机原理之先河。

至于徽人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与作用,无需赘言。

其主张固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驳和扬弃,然而,从其批判精神来说,却是与朱熹、戴震这些徽州先贤们一脉相承的。

而以上这些在徽州文化转型中闪光的人物,也无一离不开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顾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与文化的互动。

历经千锤白炼的磨砺,造就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

徽州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徽州文化乂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广阔舞台而发展起来的。

归根结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所创造的,是高素质的徽州人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广阔舞台,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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