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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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
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
～以北大、南开、北洋三校为代表（1895-1928）
吴展良
前言
中国新式的高等教育可以溯源至甲午战后朝廷主办的京师大学堂，各地督抚所办的一些新式大学堂，以及更早期的一些教会大学。
清季与民初的「教会大学」规模多微小，难当大学之名；他们既主要为传教的目的而设立，又非国人自办，影响及重要性均有限。
相较之下，清末国人自办的大学堂规模虽未备，主其事者亦普遍对现代大学缺乏了解，然而在此草创期却已展现出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部份「原型」（archetype,prototype）。
民国成立之后，各方面的变化风起云涌，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实际均有长足的发展，从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是为我国现代大学的奠基时期。
国民政府完成北伐之后，高等教育一方面进入成熟与扩张期，另一方面则受党化教育的影响渐深，其理想性与开创性不仅不如前一时期，对原有之大学理念反而产生不少干扰。
因此，要探讨「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我们应着重于清末的草创期，与民国十七年以前的奠基期。
当前台湾的大学之主要型态，一方面继承了这些原型而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也大量丧失或混淆了原有理念之内涵。
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之原型，对台湾的大学之建设实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系受深重的国难与国耻的刺激而兴起，其所具有的第一个中心理念便是「培养救国的高级实用人才」。
这使得现代中国的大学从清末开始便具有强烈的爱国救国意识、实用乃至功利主义的心态、实事求是排斥虚文的精神、领袖意识、以及积极参与政治及社会运动的热情。
这些特色主宰了民国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
爱国救国常为现代中国有志青年追求学问的根本原因，却也常为政府打压学术，学生与学者抛弃学问的理由或借口。
实用与功利主义使得工程、医科、农科、法政、商科、教育等应用学门，在绝大多数时间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主流。
实事求是排斥虚文虽有其正面的意义，却也使得读书人的人文水平日渐低落。
至于领袖意识与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热情，只要在不受政治全面打压的情形之下，便一再澎湃汹涌。
近二十年来，海峡两岸的情势都有重大的变化，然而上述因素对大学教育的影响，仍然班班可考。
而其中尤其是实用与功利主义的心态，在救国与爱国的热情已式微，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行的今日台湾乃至大陆，显然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化的高峰，而主宰了两岸目前的大学教育。
「救国实用」的理念影响虽然深刻，流弊却也无穷。
若非蔡元培先生于民国六年入主北大，郑重提出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第二个原型─以「研究高深的学问、纯粹的学理」为大学唯一的目标，则中国现代大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恐怕都将变成极为现实而低俗。
民国革命新成，袁世凯与军阀专权，北京大学（唯一的国立大学，全国学校的领袖）的学生在沈闷无出路的政局下，但以升官发财为目的。
社会上传统文化的根底虽在，然而全国的学术、文化、思想不仅是无出路，而且非常贫乏，完全不足以因应新的世局。
蔡先生初至北大，深刻地感受到前期的实用功利主义与学术政治化的危害，乃极力指出「研究高深的学问」为大学唯一的宗旨，离此宗旨，则大学不成为大学。
蔡先生彻底地本于这种理念办学，北大的校风亦为之彻底改变，迅速地聚集了全国学术文化界的菁英，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的领导中心，并随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我们可以说，没有蔡先生所提出的新的大学的理念，就必然没有重生的北京大学，也不会有当时的新文化运动。
其后的五四运动、国共两党、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发展亦必然大为改观。
一种研究高深学问与纯粹学理的主张，竟然改变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走向，这大概是一般的实用主义者所难以想象的。
早在甲午战后，便有一些最优秀的教育思想家如蔡元培、张伯苓等相信必须从根改变传统文化才能救中国，而改变文化的首要途径便是学术与教育。
清末之时，「教育救国」的呼声已响彻全国。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与学术事业，更几乎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
因此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常以绝大的热情投入教育及学术文化事业，造就了一批批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而为日后所不及。
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各类文化理想高涨。
武人专政之下，文人的言论反而相对自由，国共的政治斗争亦尚未激化，学者们以全副的热情投入文化理念的追求，而造成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个文化上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时期。
这一时期中所塑造的种种理念，对中国现代史之发展，尤其是文化、学术与教育等方面，尤其有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虽然混乱，然而它一方面继承了旧社会深厚的人文传统及尊重知识与教育的态度，一方面受到了时代动乱及西方文明入侵的重大刺激，因而产生了中国近代最优秀也最具影响力的一批教育家、学术文化工作者、政治家、及其它个方面的人才。
本文针对于该时期「大学的理念之原型」作分析，除了因为当时的思想与制度对中国现代国学制有着最根本性的影响之外，亦因吾人今日正处于一个「后理想主义」、「工具主义」，或曰「功利主义」的时代。
当今学风之低靡，一般人对学术与教育兴趣之低落，均与缺乏可行的远大理想有极大的关系。
重温那提倡「教育救国」及「理想与浪漫主义」的时代中有心人士所倡言的种种理念，一方面可提醒我们是否失去了许多不应失去的理想，一方面也可以省察当时人的理念是否含藏了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与限制，而做为我们大学改革的借镜。
。
清末民初之大学堂与大学数目有限，以民国六年新文化运动初起时计算，国立大学仅有北京大学一校，省立的有北洋、山西两校，另外尚有其它私立大学约二十余所，其中教会大学占大多数，然而规模都很小。
清末各省所设的高等学堂，性质近于大学预科，民国之后大都结束停办。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创办之大学才较多，其中著名的南开大学成立于民国八年，清华大学大学部之正式成立则在民国十四年。
在这些大学之中，教会学校自成体系，其教育目标与组织型态均与国人自办之大学大不同。
他们对于中国近现代之高等教育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远非主流，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加以讨论。
清华大学之前身「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与「清华学校」都是留美的预备学校，相当于美国大学的预科，不能表现民初大学之真正理念。
清华大学部之成立已在民国十四年，深受当时各种已成风潮与其特殊历史之影响，并不能代表民初大学理念与型态之「原型」。
另外师范大学之教育，亦自有其特殊的宗旨目标，与普通大学不同，在此也不拟加以讨论，以免治丝愈纷，模糊了本文原有的主题。
本文所集中讨论的三所大学，其中北京大学沿自京师大学堂，民国之后则为唯一的国立大学，民国六年之后又由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执掌，向来是全国高等教育与研究单位的模范与领袖，最能代表我国大学理念之「原型」。
南开大学的精神理念直承南开中学，为甲午战后「教育救国」理念的直接产物；其大学部成立虽较晚，然而成效卓著，影响深远，为私立大学之楷模，应该特别加以讨论。
北洋大学为我国第一所公立大学，亦因甲午之战的刺激而生，并随着国内之情势而变化，很能表现国人自办大学之最早型态。
合此三校而观之，当能略知中国现代大学理念之原型的主要面貌。
培养救国的高级实用人才
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一开始便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目的，大学的教育也不例外。
新式大学堂的开办起于甲午战后，台湾割让，国土岌岌不保，举国士大夫从醉梦中惊醒之际，从一开始便带着强烈的救国意识。
当时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督抚开始创办新式大学堂，而朝廷也因应形势筹设京师大学堂。
各校的成立莫不以培养新式的救国人才为目的。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盛宣怀在天津办北洋大学堂；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盛氏又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的上院。
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一年）袁世凯奏陈办理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中分斋督科的专斋，相当于大学；后更有山东大学的设立。
同年，浙江求是中西书院改称浙江省求是大学堂，及江苏巡抚聂缉规奉准将苏州中西学堂改为苏州省城大学堂等。
都代表了在危机的情况下一种救国的努力。
当时教育上的指导思想为张之洞所提出的「新学为体、旧学为用」。
对于新学有所谓「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的说法。
然而其所谓「西政」主要在学习西方人现成而且为中国所需的制度，对于西政在文化上的本源，不但不加重视，而且决意不使其妨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固有文化。
对于西艺则明白提出士大夫亦应学习其原理，徒工匠不足以成事的主张。
换言之，政教文化乃至身心性命的大本仍应本乎中国的传统，对西方的兴趣只限于其实用的部份。
读书人固然必须研究西法及世界大势，然而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大本大源，尚无暇亦觉不必顾及。
当时各省所设的大学堂，大抵均偏重实用。
学科多偏于工程、法政、自然科学之类。
其中唯有京师大学堂以培育国家新式的领袖人才为目的，规模较为宏远，以「经学科」为诸科之首，并设文科与政治科，列其它技艺科目之前。
然而，即使京师大学堂所设的技艺科目仍然多于前述的科目。
清末的实用、功利、偏重工、农、法、商、医等「实用」科目的心态，显然一直延续至今。
这种重视救国实用的倾向，随着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的情势，只增不减。
而使得中国近现代的大学教育从一开始便带着浓厚的实用及求实主义的性格。
虽经蔡元培先生于民国六年执掌北大后大力提倡「以研究高深的学问为目的」的大学教育以矫正之，仍然难以改变其根本性格。
救国的宗旨也使得大学生对于国事极为关心，积极发动或参与民国以来的社会政治运动。
大学生代表中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的最少数人，又身负救国的重任，他们一方面以国家社会的领袖人才自居，一方面积极的学习并从事各类活动，其努力奋发的精神，实为今日的大学生所远远不及。
以下当分别介绍北洋，北大、南开诸校的历史，以表现这种实用救国心态的强度及影响。
1、.救亡图存与新式高等教育
1.北洋大学
中国第一所公立大学─北洋大学的创校史便是这种救国与实用心态的具体表现。
北洋校友雷宝华、叶秀峰记载：
甲午之役，中国败于日本，朝野愤激，而兴学救国之议，遂益嚣尘上，于是北津大学乃于斯时诞生于天津，而为中国最早之大学。
甲午的败绩使得津海关道，也是洋务运动中的重要大臣，盛宣怀倡议，划拨海关解部库款设立大学于天津。
由伍廷芳与蔡绍基二氏分任总办，并延聘美籍名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总教习。
其学科的设立则充分表现出当时重实用的心态：
「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大学预科。
头等学堂内复分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及机械工程四学门。
……嗣应京奉铁路之请，复增设铁路专科。
」完全以工程与法律等适合当时立即需要的应用学科为重。
而其成立之初，「一切由官费供应，月考优异者，尚有额外银两之奖励」，学制则完全模仿效美国大学，也是这种求速效，培养立即可用的技术人才之心理的自然结果。
而当时国家需才孔急，北洋的毕业生往往可居要位，如日后「法学、外交、工程矿冶各界之名宿，如王宠惠、王正延、王宠佑、李晋诸人」，均为北洋最早之高材生。
光绪末年至民国六年，为求进一步地速成，北洋更模仿日本帝大制度，将工科本科由美制的四年改为三年。
不仅如此，在光绪末叶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袁氏为求立刻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还曾「先后资送北洋大学未毕业生全班赴美留学者数次，赴日留学者亦数批。
」这些作法都明显的反映出当时急需新式人才的情况。
而这些清末北洋的留学生，因为奇货可居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产生了许多民国以还国家社会所倚重的人才。
如「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名医学家刘瑞恒，名数学家秦汾，盐政名宿锺世铭、朱庭祺、马泰钧等，名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名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等，名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等，名军事家温应星，交通名宿刘景山，名工程教育家罗忠忱，名师范教育家李建勋、齐国梁等」。
基本上都为实业界、法商界、科学教育界内的实用、技术人才，与北洋创办的初衷，甚为契合。
民国元年以后，北洋「分为第一部与第二部。
在第一部毕业后升入法科，并以法文为必修之第二外国语。
第二部毕业后升入工科，以德文为必修之第二外国语。
预科均系三年毕业，本科仍为工科三年，法科四年毕业。
教学风尚，则一仍旧贯，如是者以迄于民国六年。
」仍然延续清末的学风。
至民国六年，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以德法两国大学编制，夙无工科，而北京大学与本校校址，相距不远，法工两科相互重复，爰建议自该年起，北大工科毕业预科毕业生悉升入本校工科，本校法科预科毕业生悉升入北大法科肄业，民九以后，北大工科与本校法科即先后停办，嗣后本校遂专办工科」。
从此北洋便成为纯工科的学校，学生的训练与格局更为狭窄，不容易有宏伟的眼光与气魄，所以北洋的校友也认为「此一变动，影响本校精神匪浅。
」北洋的校友，从此亦更偏向于实业界发展，法政商界人物的比例，远教前期为低。
而这一点，似乎也影响到北洋在台复校的能力。
2.北京大学
京师大学堂的创立，直接的原因也是中日甲午之战的刺激。
然而它与北洋不同之处在于京师大学堂是变法维新运动中的关键机构，也是维新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论的具体呈现。
这使得它一开始便完整地代表了当时学界与政界开明份子的改革理念，而不仅是一所学制全仿外国，以训练实用技术人才为目的的大学。
京师大学堂的前身为官书局，而官书局的前身则为康有为、文廷式、张之洞等创办的京师强学会。
强学会固然是晚清变法运动中应甲午战败而起的重要组织，官书局也是甲午之后传播新思想与新知识的重要机构。
光绪二十二年，新派任主管官书局的维新重臣孙家鼐拟定了官书局的开办章程。
章程中提出收藏图书仪器、刊行书籍、设立教肄等「兴学育才」的建议，是即后来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蓝图。
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于「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中建议成立京师及各省大学堂，以京师大学堂为全国学堂表率，「选举监贡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分科治学，并给予出身。
光绪二十四年，列强侵华之形势日亟，德宗乃下「明定国事诏」，谕令以中体西用的思想为基础，立即开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省之表率，并同时开始积极推行变法。
而于派任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之诏中明令：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英才。
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仿泰西学堂，纲举目张，已属周备，即着照所拟办理。
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物，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总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人，奏请简派。
其分教习各员，亦一并精选，中西并用。
兴办京师大学堂成为百日维新中的重要项目，也代表了维新派培养新式的国家领袖人才的主要机构。
大学堂的教育理念一方面是要保存原有的政治与教化的本源，一方面则要向西方学习新法。
就当时而言，其倡议者的心胸气魄与见识都不能不说是高人一等，代表了推动时代学术、文化、教育、政治思想往前进的先锋。
中国由中央主办为全国各学堂表率的第一所大学，从一开始便与时代政治、学术、文化、教育的命运紧密地扭在一起。
百日维新失败，京师大学堂的理想为之重挫，然而因其筹备已久，慈禧等允其保留，同年底正式开学，唯气氛相当低迷，来学者相当有限。
光绪二十七年，拳乱与八国联军之役甫定，清廷痛定思痛，派任张百熙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重新彻底整顿大学堂，并准备废科举，以学堂为未来培养及选举人才之地。
二十八年，张氏奏呈学堂章程，是即所谓「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内设大学院与大学分科。
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主研究，不主讲授；大学则分专门科与预备科。
专门科分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科及医科等七门，预科则分政、艺两门，并附设仕学馆与师范馆。
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奏进新拟学堂章程，即所谓「奏定学堂章程」，其关于大学堂本身部分为：
改大学院为通儒院；大学先设预备科；本科分设经学、政治、文学、医学、格致、农、工、商等八科。
基本上仍然是维新变法与「中体西用」思想的具体表现。
先驱者的理想虽一时遭挫，终究得以开展。
细究张百熙与张之洞的办学意见，两者仍略有不同。
张之洞以经学列第一，加于张百熙所原列的七科之上，一方面凸显其〈劝学篇〉以经学为中学之体的主张，一方面也表现了张氏对于经学日渐衰落的忧虑。
张百熙则以研究政治与律学的政治科居首，以经学入文学科，并将研究普遍自然原理的格致科列于他科之前，其学术观念较张之洞为现代。
二人均以政治、文学（含中外史地文化语言）列诸学之前，并重视对于旧学的研究，这仍是儒学以政教为先的传统。
然而其余医学、格致、农、工、商诸科则全为实用取向了。
其实际招生的情形，则是来学者均只具进入速成科师范馆、仕学馆或大学预科的资格。
宣统二年才开始试办大学分科，然而「志愿入经科者尤少」。
无论速成科、预科、与大学本科，来学者多对外文及新学较有兴趣，或是只求一个更好的出身。
京师大学堂维新变法的精神，既已受挫于创办之时，庚子之后的京师大学堂虽粗具现代大学分科的规模，然而分科大学迟至宣统年间才成立，初期只设速成科与预科，学风与规模当然不符理想。
大学堂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说」对于西方学术之本源又全无了解，学者难以感受到西学的兴味，多为做官而来，初期之督课考核虽严，学业水平不免仍然在奠基阶段，学风则明显偏重实用，并无学术文化方面的长远向往。
整体言之，京师大学堂实难符现代大学之名。
民国成立之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
严复于民国元年三月出掌北大，虽有意整顿，然而阻力甚多。
且严氏的思想日趋保守，以经科文科专治旧学，作为立国之本，并以西学为致用之具，这已退回他当年所批评的「中体西用」思想，自然无法作有效的改革。
元年十月，严复离京，北大由章士钊、马良、何燏时等相继代理，为时均非常短暂。
民国二年十一月之后，改由胡仁源接掌，亦无甚作为。
北大学风与学生，均深为人所诟病。
这个情形要到蔡元培先生于民国六年一月出掌北大，以「研究高深的学问」为大学的宗旨后，才得以改善。
3.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及南开中学为近现代国人以私人之力所办的最有成效的大、中学校。
南开中学创立于光绪三十年，南开大学则成立于民国八年，大学的精神与南开中学一脉相承，所以南开人常合称南开的初、高中及大学部为南开学校。
创办南开学校的关键人物为严范孙及张伯苓先生，南开人认为「无严范孙先生，即无南开的诞生；无张伯苓先生，即无南开的成就」。
两位先生都是高度的爱国者，笃信唯有透过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方能救国。
甲午战败，严、张两位先生均认为出非振兴教育不足以救国。
光绪二十四年，严先生出资正式开始倡办新教育，「特请志同道合的伯苓先生教其子侄五人，以英、数、理化为主要科目，号严馆，可谓南开学校之先声。
」至光绪三十年，严范孙与张伯苓同赴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半年，「知彼邦富强，教育振兴为主因，益信欲救中国，必须从教育着手」。
于是回国创办「敬业中学」，由张伯苓主持校务，南开人以此为南开学校之历史的正式开始。
开办中学之后，南开的声名日益远播，规模亦日益扩大，私人学校原本资源有限，其一切力量最主要的来源，则是张伯苓先生以爱国精神与高尚的人格所做的领导。
张先生于光绪二十一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入海军实习舰通济号作见习军官三年。
「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
第二天，我又看见了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
当时有说不出的悲愤交集」。
于是他「决心脱离海军，从事教育救国事业。
」张先生不仅以爱国救国为其毕生最高之理念，同时更以之为其全人格与精神之凝聚中心。
其感人也深，而人们亦均以「赤诚的爱国者」视之。
其爱国精神深深的刻印在学生的心中，成为他们人格中的重要成分。
校友孙彦民先生记道：
南开学校系受外侮刺激而产生，故教育目的，只在雪耻图存，训练方法，重在读书救国。
关于国际形势，世界大事，及中国积弱之由，与夫所以救济之方，先生时时对学生凯切训讲，藉以灌输民族意识，及增强国家观念。
但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
学生在求学时代，必须充实救国能力；到服务时期才能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
在平津陷落以前，华北学生之爱国运动，大半由南开学生领导，先生之心血可谓未曾白费。
本乎爱国救国的初衷，张伯苓先生明白宣示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其的宗旨为「痛矫时弊，育才救国」。
而其教育的目标则在于革除民族愚、弱、贫、散、私五大病根，并积极「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
」
为了要去除此五大病根，张先生乃以「公能」二字为其教育理念，力求以「公」去中国人的私，以「智能、体能、技能、才能」的训练去中国人的愚、弱、贫、散。
而其平日教学生则要求学生立志「有我在，中国不亡。
」自己对救国运动亦身体力行。
如民国十六年，张伯苓因日本觊觎东北，事态日益迫切，深为焦虑，乃与傅恩龄同去东北实地观察。
回校后并组织东北考察团，「由教授组团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据。
」此事深招日人仇视，故于抗战期间，对于「抗日中心」之「南开」，大肆轰炸，企图将南开「从地皮上完全的灭迹」。
无论从理论到实践，整个南开的教育都浸润在这种「育才救国」的精神之中，学生们感于校长伟大的精神与人格，各自努力奋发，日后多成为国家社会的领袖人才与中坚份子。
学校虽然非常小，却产生了极多的人才。
张伯苓先生与南开学校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既然是「育才救国」，其教学也就不免带着实用主义的倾向。
民国八年南开大学正式成立，下设文、理、商三科。
以文科及理科为大学之骨干，系蔡元培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大学之目标的实践。
然而加入了商科，则与此目标大相违异。
这显示南开的学术目标，从开始时便不够清楚，并且相当强调实用性。
张伯苓先生与其同一代人都深感我国科学不发达，物质文明远不如人，所以他平日提倡科学以及务实的精神不遗余力。
然而为救国提倡科学，对科学的精神所理会自然有限。
同时，不仅是重实用，张伯苓并强调要从做中学。
于是他「发动大中学生去社会各阶层团体、机关，如工厂、银行、政府行政机构、市场组织、劳工组织等，参观视察；对于实际情形，如发生怀疑，或有不解之处，可向各该负责人提出询问，记录簿册，回校后师生将各问题提出，共同分析、研究、讨论，然后再编成报告，以资参考。
翌年，设立社会经济研究会。
」
这种「将所学应用在日常生活上去，才是真正的学问，亦是教育的目的」的想法，固然有其切合现实的价值，也不免有其很大局限性。
张先生的长处在于笃实的推行爱国、救国与人格教育，然而对于现代学术的复杂内涵，各种学门分类的原理及相互间的关系，大学的理念等问题，其实了解有限。
所以他对于大学的教务多委任各方面的专才，自己仅作精神上的领袖。
张先生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南开的名教授并不少，管理更是井井有条。
然而大学教育到底与中学教育大不同，南开大学在学术，尤其是文化界的影响力（特别是具有原创性的影响力）就不能与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相比了。
2、.实事求是
与救国救时的实用思想并生的则是实事求是的思想。
这种思想固然也有其实用的意味，然而它主要是针对近世中国的学术文化中「虚文过多」的情形而发，用心于学习西方人，乃至中国古人，重实行、务实际、讲实学、做实验的态度。
有其较远大的、文化上的关怀。
而成为晚清以降学术文化教育界的一种重要思潮。
北洋及南开两大学本以培养救国的实用人才为其根本目标，影响所及，乃同时以「实事求是」与「笃实」、「务实」的精神作为教育宗旨，而成为该两校具有代表性的特质。
1.北洋大学
北洋本以培养实用的救国人才为目标，民国之后的北洋大学又为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凡事要求确实、踏实、务实，故其校训便为「实事求是」四字：
民四以还，由校友赵天麟氏长校，……以「实事求是」为全校倡，遂垂为校训焉。
而其校风亦向来以朴实著称，影响及于每一位同学：
本校以朴实无华，刻苦节约著称。
这种质朴风气，表现于学生们的衣食起居等日常生活，一般同学均衣着朴素，而怡然自得，绝无竞逐时髦讲求服饰的陋习。
同学品评人物的标准，是德行学问如何，对于浮奢表现，反有不屑一视之意向。
新生入学，间有少数衣履稍涉浮华，必为大众歧视。
而受到精神上的制裁，蓝布长袍为多数同学的常服，西装革履者甚少。
在平津学生界北洋大学同学有蓝衫队之称，崇朴尚俭，蔚然成风。
希望以「践履笃实培养学生治学治事，努力弗懈，精益求精的至善风格」；全校师生不尚空谈，以期「说到做到，学以致用，身体力行，宁静致远。
」北洋对课程要求之高，督课之严，更是到了每逢大考必定抬一批人进医院的地步。
其严肃、朴实、笃实之风可以想见。
2.南开大学
南开张校长所代表的本来便是一种笃实、务实的精神，这也变成了南开大学最主要的精神。
校友唐际清记道：
南开精神代表一种践履笃实的校风。
伯苓先生生平不尚空谈，说到做到。
所以他注意实学的培养，无论教学与训练都是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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