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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盛转衰的清王朝读后感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读后感
当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的时候，六十年乾隆盛世已经过去了。
与“盛世”相比，19世纪一开始就是暗淡无光的。
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的种种难题。
人心在变，士风也在变。
民间的揭竿造反与士大夫的经世议论，表现了朝野皆为忧患所苦。
这本是王朝由盛转衰途中的历史旧景，但海舶东来，由中西贸易而渗入中国的洋物和毒品，又给世变添加了新的内容。
它们像天边的乌云一样涌来，预示了这一世纪的多难与动荡。
一、盛世已经过去
从宋代以后，中国就少盛世。
但17、18世纪，当封建社会快要败落的时候，却出现了康乾盛世。
（1）这个褒称源出于旧史，然而并非全是无根之词。
新史铺叙康熙乾隆之间的社会状貌，由实及名，也常常会沿用或援引这一说法。
清代盛世再现，是在满族君权下作成的，其中有一些需要比较才能品味的意思。
明代中叶以后，帝王多晏居深宫，与朝臣壅隔，一派怠惰疲惫的迟暮气象。
尤甚者则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章疏，甚至不补中外缺官。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吏部尚书孙丕扬上疏说：
“数月以来，廷推搁矣，行取停矣，年例废矣。
诸臣中或以功高优叙，或以资深量迁，或服阕而除补，或覆题而注授，其生平素履原不在摈弃之列者，乞体因政设官之意，念国步多事之时，将近日推补官员章疏简发，间有注拟未当，亦乞明示别推酌补。
”
（2）虽词气近乎哀求，然而结果是“疏入不报”，没有激起一点回响。
而后，天启一朝阉竖成祸。
阉党的弄权，既是君权懒倦的结果，也是君权懒倦的报应。
等到崇祯当权，天下已经河溃鱼烂。
他极想振作，17年里用了50个宰相。
然而“朝无久任之士，官有传舍之情，主无信倚之诚，臣有脂韦之习”（3）。
他的惶急和努力并不能撑持积久而成的土崩瓦解之局。
后来，农民领袖兼大顺朝皇帝李自成在檄文中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罔上而公忠绝少。
……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
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4）对于崇祯和他那个时代作了近实之论。
相比之下，满族以攻战立国，他们的剽悍勇决带来了明季所没有的锐气，他们的质朴少文也更容易趋近于实事实功一路。
康熙16岁亲政，首先诛杀权臣鳌拜而乾纲独断。
他是一个勤劳的皇帝，其晚年自述，多道及此中甘苦，
历史的新陈代谢——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皇都积胜图，明代
予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
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
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后世史论，辄以为酒色奢侈所致，此皆不过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择摘瑕疵而后快意。
予其为前代帝王剖白？
盖天下事繁，不胜劳惫所致也。
诸葛亮云：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人臣者，仅有诸葛亮一人耳。
若为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
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
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
因此，“每览老臣致仕之奏，未尝不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
”（5）作为一个老境中的帝王，他的话未必是故意做作。
此后，君主亲自披阅奏章成为清初诸帝相沿的规矩。
据说雍正因此而常常迟至午夜都不得安寝。
这固然说明君权日积而愈重，但“宵旰乾惕”毕竟是另一种气象了。
元代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
然而成吉思汗弯弓射雕的劲气在他后人手里只留下一种蔑视文化的粗陋与狭隘。
蒙古贵族没有汉化。
他们分民族为四等，置汉族于贱类；并且鄙视知识分子，以儒生挂名俘籍，倡优畜之，有“九儒十丐”之说。
读书人久视为登天之梯的科举，在蒙古人眼里是并不值钱的。
“军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医监阴阳写算门厨典顾未完等户，以本户籍贯应试。
”（6）僧道可以应试，尼姑也可以应试。
于是场屋选才变成了可笑的恶作剧。
这种做法本身就挖掘了一道社会鸿沟，使他们的根须无法深深地扎进中国的社会和历史。
满洲贵族则并不如此。
他们君临中国的过程，同时也是自身汉化的过程。
这不仅表现在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政治制度，而且表现在他们接受并且自觉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
康熙在位60年，曾诏举博学鸿儒以奖励文学；尊祀朱熹于十哲之列表彰理学，同时又提倡汉学；购求遗书，编纂群籍，成《图书集成》1万卷。
好大喜功的乾隆，更驾而上之，集多士之力，总汇古代文化，成《四库全书》7.9万余卷。
虽说其用意半在借此删书，然而在文化史上，这样的巨制毕竟是前无古人的。
与之相称，清代设官任职，至少在外观上不以划分满汉畛域为能事。
职官之品级崇高者，六部堂官以上则设满汉各一半，地方督抚则满汉兼用。
这些做法比蒙古人要高明得多，结果是满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和传统；汉族接受了满族的君权。
在以后的200余年中，清初遗民哀愤耿耿的种族意识因之而渐为世人淡忘。
历史的新陈代谢——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嘉庆
与前代相比，康乾之时确实有一种盛世气象。
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整整100多年是休养生息的承平时期。
但是，如果说汉唐盛世曾经是阳春天气的话，那么康乾盛世不过是晚秋晴日。
历史的运行不会使盛世长存。
这种转机在乾隆后期已经出现，渐积而渐多。
到嘉庆时代盛世色彩终于褪色，露出了百孔千疮。
时人奏疏言及官场腐败与百姓困苦已有“积弊相沿”、“积重难返”之叹：
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较贿赂之等差。
此岂州县私财？
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官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如何。
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
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官转为说合，懦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受代而后已。
一县如此，各县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
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
（7）
于是而有民间宗教聚合起来的长期民变。
川楚白莲教之役，连上谕也不能讳言“官逼民反”；“教‘匪’滋事，以‘官逼民反’为词。
昨冬‘贼’首王三槐解到，讯供亦有此语，闻之恻然。
是以暂停正法”（8）。
嘉庆并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
但是，他看到了社会积弊，并指望通过整肃吏治来挽救颓势。
1799年（嘉庆四年），他刚刚亲政，就杀掉居宰辅之位20年之久的和珅。
继之以对和珅的奥援党羽大批撤换、贬斥、罢免，期望以大规模清洗来整刷腐败的吏治。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比较知名的汉人如朱珪、高书麟、阮元成为中枢大臣和地方督抚。
由此发生的满汉比重变化，是引人注目的。
同时，嘉庆终止了始于康熙（六下浙江、四出边外、四上五台山）而盛于乾隆（六下江南）的帝王巡游之风；停止了边地各省的贡奉，“试思外省备办玉铜磁书画插屏挂屏等件，岂皆出自己赀？
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
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朘削，民何以堪！
”（9）这些话见诸帝王诏书，有点像是滥调，但同乾隆的奢侈相比，这种克己和自律确实给人以深刻印象。
历史的新陈代谢——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阮元
然而，盛世不能重造，他的意志并没有阻止社会的颓势。
更多本来隐伏的问题从罅隙中冒出来了。
这是老子留给儿子的遗产。
从1803年开始，发生过多次漕运之争。
南方粮米通过运河北上输供京师本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成规。
它反映了政治中心所在的北方与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之间畸形的关系。
由此，漕运成为清代三大要政之一。
主其事者为漕运总督以下的一整套机构。
乾隆中叶以来，其间百计肥私的种种弊相，已为人所共知：
各卫有本帮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一人押重，一人押空。
每省有粮道督押，又别委同通为总运。
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抵淀津，不下数百员。
各上司明知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
受大吏朘削的帮丁，又取之于州县：
旗丁勒索州县，必借米色为刁制。
各州县开仓旬日，各廒即已满贮，各丁深知米多廒少，必须先兑，每藉看米色为由，逐廒挑剔，不肯受兑，致使粮户无廒输纳，往往因此滋事。
旗丁即乘机恣索，州县不敢不应其求。
或所索未遂，即藉口米色未纯，停兑喧扰。
及至委员催兑开行，各丁不俟米之兑足即便开船，冀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
（10）
由于漕运机构的贪利和勒索，他们同主管输交粮米的各省官员不能不发生矛盾冲突，因之而有海运与河运之争。
凡与漕运有相关利益者皆主河运；而各省主管则多主海运。
1803年，运河淤塞，粮船运行不畅，触发首次争论。
而海运和陆运的分歧常会在论争中由形而下转入形而上，触及到能不能改变祖宗成法，成为一个超出行政范围的题目。
在此前后，异议及于科举制度者，也已经出现。
乾隆时期的兵部侍郎舒赫德在奏疏中说：
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
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
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
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
其不足以得人者二。
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
其不足以得人者三。
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
其不足以得人者四。
因此，“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11）。
舒赫德以后，还有一名叫徐大椿的在野知识分子，用嬉笑的笔意作《时文叹》，写出了同一种意思：
读书人，最不济。
烂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
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
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
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
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12）
其时，盛世还没有过去，但多思之士已看出了科举制度和科举中人的衰相。
人们对长期存在的东西发生疑问并见之奏折，说明现存秩序已经走入向下的行程了。
随着世景的今非昔比，他们的议论会获得更多的社会共鸣。
讥刺科举制度的《儒林外史》一书在嘉庆朝刻印问世并开始流传，正是一个明证。
在同一个时间里，下层社会中的人们则一批一批地成为教门徒众。
川楚白莲教起事以后，曾像山火一样蔓延了多年。
其时，“官军剿捕降斩，以千万计，户部转输，至于万万”（13）。
天下为之倾动。
但班师曾不十年，华北天理教又蓬然而起，并在1813年10月8日（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一度攻入紫禁城。
卷入其中的，不仅有畿辅贫民，而且有宫廷内监、满洲包衣、八旗子弟甚至朝廷命官。
事后，嘉庆下诏罪己说：
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
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
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
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
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
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
（14）
这些话，在愤懑和忧虑之中流露了力不从心的无可奈何。
比之乾隆顾盼自雄的意态，嘉庆无疑显得捉襟见肘。
两者的不同，深刻地反映了他们面对的世局的不同。
变化的世局已经脱出了帝王的控驭，它所唤来的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
二、人口、移民、会党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
因此，当社会由盛转衰的时候，它又会面对着前朝所没有过的困顿。
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
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
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
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
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
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随同马戛尔尼来华的使团成员爱尼斯·安德逊说：
“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一哩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
”（15）这大概是他从中国获得的最深刻印象之一。
与西方人的感性描述相比，乾嘉时期的学者洪亮吉在《意言》一书中对人口与生计的议论和忧虑就更富理性思考的色彩：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
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
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
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
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
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
由一家推及社会，则：
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
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勤，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
（16）
历史的新陈代谢——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清代京师前门商业区
这是一种土产的人口论。
它以传统的经世意识折射了历史上尚未有过的人口压力。
在一个农业国度，人口增多，无非是农民阶级的增多和地主阶级的增多。
小农增多，则土地分割愈碎，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愈弱；地主阶级增多，则兼并之家愈多。
因此，人口的增长会促使土地兼并加速。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耕地增长滞缓，因而在生活资料来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大幅度增多，必然要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
这是人口增长超过了社会负荷的自然结果。
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直接引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
一是移民。
中国农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
但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也常常会背井离乡。
这种事情历代多少都有过，但清代尤其显著。
乾隆以后，日多一日的人口挤在自然经济提供的空间里谋食，本不宽裕的谋食之路因之而日趋狭窄。
这种矛盾，推动着最贫苦的人走向新的空间去寻找生活资料。
乾隆初年废除了编审制度，封建国家对于农业人口流动的控制也随之松懈。
于是，出现了自发的移民。
当时，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福建向台湾移民。
这是国内移民。
同时，又有海外移民。
据谢清高口述，杨炳南记录的《海录》（1820年）一书（17），暹罗、新加坡、槟榔屿、马来亚都有中国移民定居，而尤以暹罗为多。
移民所操之业大体是淘金、贩货、酿酒、种胡椒、开赌场、贩卖鸦片。
据说，华人移民在“槟榔士”一地即有万余人，在“噶喇叭”则不下数万。
还有一个叫樊守义的人，曾于1707年到达过非洲。
那时，大概还没有到欧美的。
19世纪中叶以后，为了谋生而向海外移民的华人在地域和人数上都已超过了这个时期。
于是而有所谓近代华侨史。
二是会党。
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
会党崇尚忠义，虽说按儒学本意，忠与义分别对应于“五伦”中的君与友二伦，但在会党文化中，忠不过是义的修饰词，它们强调的都是“出门靠朋友”的互济互助。
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互济互助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有饭同吃。
这一点对生计无着的游民有很大的吸引力。
乾隆年间，御史柴潮生说：
“四川一省，人稀地广。
近年以来，四方流民入川觅食。
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民，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
其中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
”（18）四方游民之成为“啯噜”，正是为了求食求衣而走到一起来了。
后来，广西的“米饭主”也同此旨趣。
越来越多的人把参加会党当作谋食的手段，结果是会党势力无处不在，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然而又相呼相应，成为近代中国宗族与行会之外的第三社会组织。
会党的发展同城乡社会矛盾的激化，同“反清复明”的思想影响都有关系，但主要是中国人口过多造成的。
过去论史，曾从政治上强调它反封建的一面。
其实，“反清复明”并没有多少反封建。
只是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一部分人被裹挟于其中，才有了一点儿反封建意义。
这并不是会党本来就有的东西。
与这种添加的意义相比，会党中人更多打富济贫的本能。
有时候，他们会融入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之中，例如川楚白莲教。
但当造反烽火成为过眼烟云之后，他们同官府和地方豪强也往往很有点儿联系，以致后来“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屡有入其门者。
在晚清以后的中国，会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组织。
1876年（光绪二年），《申报》载文概述青帮的渊源与流变说：
“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
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
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
立字派，别尊卑。
逞凶肆恶，结为死党。
”（19）这些话代表了一种舆论，其中既有文人附和当局的惯调，也有平民的评判。
但惯调和评判都说明：
会党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其自发的冲动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会党的病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病态。
而当中国社会带着一个秘密会党的王国走向近代的时候，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三、“洋货”与“洋害”
鸦片战争前夜，中外贸易虽仅留广州一口，但中国同外部交往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已波及较大的社会生活面。
1836年，在广州商馆中落脚的外国商人有50余家，其中英商31家，美商9家，葡萄牙、瑞典、荷兰、法国商人各一家，还有“港脚”商11家。
随之，陆续出现了一批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买办、通事、仆役（这里的买办并不是商务上的中介人，同后来的买办阶级不一样，但后者中的最初一部分人多半是从前者演化而来的）。
他们靠外国人吃饭，因此，是外国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一部分中国人。
官府虽常以“奸棍”视之，有心抑勒，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些人在口岸附近的社会生活中却越来越活跃。
创刊于这个时期的《中国丛报》在发刊词中说：
“三十年前，这里没有一个人能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也没有一个天子的子孙能正确地阅读、书写英语或说英语”，意在比较今昔，说明30年间风气的变化。
当然，这些变化在地域和人数上都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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