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最后的反思.docx
《第24章 最后的反思.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24章 最后的反思.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24章最后的反思
第五部分最后的反思
第二十四章最后的反思
贯穿本书始终的研究方法都是心理学的。
对于心理分析师来说，尽量避免为个体的病人提供建议是一种很好的规则：
那么对整个社会提供建议又会引起什么评说呢？
荣格式的分析师不会提议标准的治愈方法。
他们假定，遭受心理痛苦的人们所迫切需要的是自性化（individuation），也就是说，病人的任务就是要克服内在的矛盾，理解他们特别的需求，并尽可能完整地成为他们自己。
他们为病人所提供的不是预先指定或理想的解决方法，而是一种追寻（search）。
因此，谈及父亲的形象，我们不应该说：
“父亲应当像这个样子。
”而是说：
“去寻找他，不管是在你的内心，还是在外部世界。
”
我们觉得有必要再次重申，父亲的形象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找回的，也不是一个现成的意象。
那些渴望拥有一个父亲的人必须去寻找他；而那些想要成为父亲的人也必须经历追寻的过程。
在寻找父亲的过程当中，就像在其他的自性化过程当中一样，你必须对自己真诚。
真诚首先要求我们询问自己，发现父亲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对他的追寻的丰富多样的形式有时会隐藏着其他的目的：
怠惰与自我放任。
理想的父亲应当关爱他孩子的成长、自主与分化。
但在历史的某个以父亲的缺失为特征的时刻，对父亲的追寻也可能有着一种隐藏对自性化的抗拒的嫌疑，或一种天真的尝试，要将自身托付给一个外在的力量。
这样的一种对个人责任的抵制也许会在一个不那么政治化的调子上，创建一种导致20世纪成为暴政的温床、成为历史怀抱当中的野兽的复制过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得以倒塌后，欧洲面临两种选择：
一个新的不安全的时代或一个新的自由的时代。
正如我们所知，事情走向了更加招致毁灭的方向，因为人类的大部分人都发现不安全的限制比自由的活跃更加重要。
当大多数人以后者交换前者时，我们也不会感到惊奇了。
20世纪独裁专制的兴起，并不一定单单是政治的原因；它们还表达了个人的需求。
1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的父亲的缺失，还有父性权威的继续衰退，助长了人们将对于安全感的追寻投射到公共机构之上。
对于强有力的政治的需求，掩盖了对一个强有力的父亲的需求。
今天事情似乎出现了不同的局面。
对于父亲的需求不是作为一种逃避行为，而是以对某种东西的追寻来得以表达。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个体家庭的结构，而不是在社会的政治机构之上。
但心理的运作总是以某种无意识的方式参与着；而我们也没有权利觉得，我们自己必然比两代或三代之前的人们更加富于意识，是他们开辟了通向独裁专制的道路：
他们也最大程度地确信自己比他们之前的几代人更富于意识，而且他们也错误地坚持着这一信仰。
因此，正如对父亲的渴望导致他们追求独裁，我们也不能确信，我们对于父亲的追寻会不会建立在对独裁专制怀有一种隐秘的怀旧之感的基础上。
现在引导我们去寻找父亲的那种不安全感与导致暴政出现的不安全感，无论如何都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无意识的心理学，我们不能提供特定答案，而且必须不断怀疑我们的动机。
在一方面，在我们追求着对于父亲形象的需求的同时，我们必须在心理上时刻警惕新出现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新涌现的政治人物。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带着苦涩意味的讽刺是，进入21世纪之时，为了面对被大家认为是西方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一个“国家父亲”的形象：
出生于19世纪，随后繁荣过，衰退过，并明显地已在20世纪消失了踪迹的人物。
在另一方面，在个体的范围内，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需求也反映在对精神导师和心理治疗师的寻求上。
如果移情的概念和分析师的形象仍然有意义的话，需要面对这一问题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期待着去求助于心理分析。
但这些人生活着的世界将是一个“母性”的世界：
不是在统计数字上母亲占多数的问题，而是因为日常的经济与技术的现实就是“母性”的；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多地倾向于一种消费主义的即时与口头的满足，总是被获得快速结果的渴望所调控。
这一情形将变得似是而非：
对于父亲的追寻导致人们寻找心理治疗的帮助，但他们缺乏对诸如发展计划、延迟满足等父性概念的了解，会导致他们寻找更简短速效的治疗方法，希望得到实际上瞬时完成的效果。
在涌向发展的原生阶段的狂热当中，精神分析已把母亲和私人生活的范畴滋养得肥肥胖胖，而同时将父亲和社会生活的范畴留给了厌食症。
现在必须回到父亲身上，正如弗洛伊德早期所做的，而且必须把他当作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问题来对待，因为自太初的黑暗时期开始，社会和历史就是父亲的寄居之所。
然而对于为什么要发生这种转变，还有另外的理由。
如果20世纪是独裁者的世纪——可怕的父亲——它也是精神分析的世纪。
弗洛伊德、荣格和其他伟大的导师在一起，使得西方世界的文化变得完全不同于以往：
文学、艺术乃至政治，正如这里我们有机会观察到的，在没有采用精神分析这一工具的情形下，不再能被恰当地理解：
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它被看作是影响它们的力量之一。
没有办法知道这是否改良了这个世纪；但我们知道，它创造了在以前的世纪无法认识得到的条件。
毫无疑问，个体分析的体验——在其严格的临床意义上的用法——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
但他们仍然是数量有限的群体。
正如这位在19世纪创立精神分析的孤独的维也纳神经科专门医师所从未料想过的，20世纪的精神分析在理解历史和社会方面找到最重要的用途。
这也是我们在对父亲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
我们对于父亲作为一个个体的心理不太关心，更多的是关注父亲形象历史的心理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化的心理。
在当今世界，父性的缺失仅有一种确定性：
继续探讨它的需求，追寻父亲的需求。
当然，言词是不能将他带回的；而言词如果太过执著的话，也许在某一天会变得沉闷乏味。
因此，让我们表述清楚，这种乏味也是我们想要的。
对人最有害的心理障碍并不都是由于某个人面临着某个问题而产生的，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们对此毫无意识而产生。
而且，如果对于父亲的无意识的需求，在其他事件当中，导致了20世纪的暴政，关于父亲的讨论变得如此丰富以至于让我们倒胃口，我们也应当欢迎它。
如果关于父亲的论述使我们觉得倒胃口，那么我们将同样地觉得，试图利用它的政治的退化形式，也会让我们感到恶心：
我们的恶心感会因此而被暂时运用到对暴政的预防当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文学的不断壮大看起来并没有提供对父亲的综合性分析，而是将他所引发的怀旧感的程度呈现给我们。
对于母亲的研究却没有发生类似的状况。
父亲完全将自己防护起来以对抗情感，以至于在把他作为研究主体的论述当中，情感无意识地出现在其忧郁的语气当中。
这种怀旧与伤感是一个心理上的两难处境。
它也许找到了美学上的升华，而不是社会的解决方案。
父亲将再也不能回到他曾经在社会中拥有的位置。
我们怎么可能将他重新建构，并再次把他托付给渴望其权威的男性群体和想念其关爱的孩子们？
我们可以追踪而下，带回一个刚刚消失在拐弯处的人。
但父亲在无数年前就已经开始消失，甚至也许在基督教首次强调儿子的视角的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因此，这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
我们在进行的是一项真实的研究，还是我们只是寻找我们想要立刻就能找到的东西？
我们不能进行对父亲的追寻，同时假定正在寻找某种东西的那个人的心理正处在拐弯处，就像我们发现，在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解决方案似乎唾手可得。
父亲是一个这样的形象，他最没有可能发现他自己反映在这样的程序当中，因为他是通过费时良久来发展的计划，和延迟想要即时满足的需要这一声音，来说话的。
在一些时候，父亲的消失归咎于来自女权主义的心理压力，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也归咎于过去几代以来的其他发展；父亲被想像成已被蔑视其功能和引发其罪恶感的当代现象逼得仓皇逃窜。
这样的论调与承载它们的纸张的重量相比，都不会重到哪儿去，因为我们在今天所体验到的父亲的缺失，是在几千年的历程当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逆转的最终产品。
将这样的谴责加诸其孩子与伴侣身上的父亲，看起来是在放任自己迫害幻想的投射。
确实，父亲因而像是最终意识到，他的人格中尚未统一的更多女性化，和正在成长的部分有问题。
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形下，他继续将这些问题投射到外部的世界，投射到那些他现在相信是其主要对手的那些人身上。
还有更多需要说明的东西：
这些新近的投射和心理分裂将自己加诸于相当古老的其他事物之上。
那些在心理差别的不完善的水平上行使职责的男人，总是将女性归结为两个不能相互和谐相处的形象：
母亲与恋人。
但我们对于父亲心理的重建最后澄清，对于女性的这一断裂的态度，是基于与男性有关的一个惯例的问题。
事实上，男性在自己的内心包含着两种同一性，这两种同一性远没有被自然进化调和好，而且同样地也从未在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当中得到整合：
在一方面是父亲，在另一方面仅是一个作为精子捐献者的雄性。
如果综观历史，男人为女性分配了两种分离的原型——可以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女人和照顾孩子的女人——那么原因在于其自身没有能力去将两种相应的男性的同一性统合起来。
通过将其最古老的问题投射到其伴侣身上，男性宣告他没有能力通过使自己完完全全、明明确确地成为一个父亲，来承担一个统一的同一性。
在当今的西方世界，男性青少年不负责任的精神比追求投射的父性概念更占主导地位。
也就是在相同的方式下，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将解救者看作已经到来的一神教的精神上的过度饱和，开始在其祖先紧张不安的忍耐当中盛行，并继续在等待着未来的来临。
首先是在天上，然后是在尘世，儿子已经将父亲逼上了绝路。
在西方世界，父亲的历史跟随着一条极端漫长的衰退线索，偶尔被瞬间地位的升高所打断。
想像其回归的建议或者被认为是自欺欺人的，或者提供了短暂的缓解痛苦的机会。
父权制已经结束：
父亲再也不会是占据社会的顶点这一秩序的代名词。
我们可以想像历史上的父权制，正如真正的历史人物所具体体现的，类似某个社会发展的“进化的”阶段，在其中暴虐的统治似乎最终为民主的更进一步的保障提供了必经之路。
父亲们似乎发明了文明，至少我们知道在西方是以父权制的形式来实现的。
部分地，他们后来会阻碍其进一步的进化，而部分地他们又加速了其进化，引致类似文艺复兴或法国大革命的新的出发点的爆发。
这样急剧的发展事实上在女权主义存在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这一真实而确切的女权主义正有力地需求着它们。
在中世纪，即使是自由思想者也会把上帝看作是在严格意义上现存的实体。
在经历了不懈的斗争来允许其维持那一地位之后——在文艺复兴、在启蒙时代和尼采之后——大多数的西方文化今天接受了这一概念，那就是上帝是一个隐喻，上帝是一个存在于我们内心的隐喻，它可以鼓舞我们的生活。
对于一个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伤感的父亲（Father）来说，也是一样的：
作为原型，Father一词必须大写。
很难想像可以在一个真正的人类身上再次找到父亲的化身。
他将继续作为一种灵感，作为一种需要秩序、计划和延迟即时满足的能力的心理原则而幸存下来。
不同在于我们回应其声音的方式：
不再有任何用说出口的话语来回应来自我们外部的声音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心理上回应一个内在的声音。
这也是历史的组成成分之一。
历史不单单是由先出生然后再死亡的男人和文化所组成，他们经常性地为我们遗留下记忆，这些记忆与其物质的存在能表达出来的东西相比，给我们的启迪要多得多。
历史还由象征组成，这些象征在某个时刻发现了其化身，而在另外的时刻却完全消失；但它们的觉醒总是充满着引导性的隐喻。
父亲就是这样的一种象征，而他留下来的隐喻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方向——甚至对母亲——所有选择去追寻并接受它的人。
母亲也会渐次显露各种父性的特征，并不是由于整个社会感觉到父亲的缺失因，而坚持这样的特质必须不被丢弃这一原因。
对母亲而言，采取父亲的心理态度比父亲采取母亲的心理态度要容易一些。
毕竟，父亲完全是文化的建构。
他是社会的产物，而社会——尽管以非常缓慢的步伐——可以修改他，或者改变他出现的形式。
显而易见，今天的母亲也是文明的产物，但却是有着生理根基的产物。
尽管这一根基隐藏在历史的沉淀当中，毫无疑问也不能直接被觉察到，但却是难以超越的。
母亲这一方逐渐承担父性的特质，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限制。
在家庭的核心当中，一直到孩子的青春期，障碍是轻缓的。
我们知道2单亲的家庭——几乎总是母亲——不是天生就会导致心理疾患的。
在最坏的情形下，单亲家庭会遇到许多困难，诸如更低程度的组织灵活性，经济上受限制，人们认为单亲家庭的孩子缺少教养等问题。
但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时，正是在这一时刻，在社会结构并不完美无缺的情形下，他们开始纠结成团伙，对此，就算是带有父性特质的母亲，也会发现难以胜任自己的职责。
事实上，团伙，即使是男女混杂的团伙，也有着粗野的、退行的男性心理。
当进化的历程回溯到原始的游牧部落甚至更前一点，我们同样发现动物的兽群也通过雄性的等级来建立秩序。
团伙的一个主要的无意识功能就是挑战父亲，而这一挑战隐藏了一种对通往成人生活的仪式的需求，而这一仪式几乎无人能够提供。
在某些场合下，这一能力仍然被天主教的牧师所拥有，而这些牧师也致力于世俗与社会的活动。
在一些意大利的社区当中，这类牧师确实是保护年轻人不与黑手党有牵连的最后真正的屏障。
粗野的心智对于象征苦心经营的结果，体验极少或缺乏能力，他们完全按字面的术语来思维，这样通常导致团伙到其他的男性人物当中，寻找真正而恰当的力量的较量。
这些挑战所直接指向的那些男人发现，要抵挡这些对抗并要求得到尊重是相当困难的；警察、社会工作者和类似的公众人物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要求他们也用字面的术语来发挥职能的角色当中，而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情形潜在地是心理的和象征的。
许多青少年之前是在家庭中生活的，如今将生活移植在团伙当中，而在这些团伙里，法则变得更简单，而存在更非个体化。
群体降低了其个体成员的智力水平，并使得他们很容易就成为简单固定模式的牺牲品。
与男性相比，对于女性而言，控制这样的青少年要更为困难，因为在对集体无意识的价值进行判断与当前时代的情形之间，总是有一个推迟的过程，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浸泡在其中了。
在很大程度上父亲已经缺失，但周围的文化——特别是那些青少年刚离开家门就被吸收进去的简单文化——仍与对这一新的现实的真正适应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并坚持不懈地将其概念建构在简单的二元对立体之上，如父亲—母亲、男人—女人。
一个没有男性伴侣的母亲会通过激发自身的男性特质来取代他，只要她的孩子大多数时候生活在家中，只要朋友与老师不会显露出偏见来破坏这一格局。
然而，在后来，在与其他年轻男性之间竞争与冲突期间，孩子的心理状况会发现自己很容易退行，并要求更多物质上而不是心理上的差别；它因此而会坚持要定点在父亲与母亲的两极之上，不再属于单个的人，而是分别属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如果心理学真正地回到对父亲的讨论当中，它将看到他作为一种巨大的、集体的心理病理学，缓慢而阴险地朝着前父性的雄性的方向而退行。
就整个时代而言，这等同于从文明状态撤退出去。
不仅仅是在公民秩序的结构当中出现了巨大的裂隙，它还是朝向我们原以为已抛在身后的状态的一种真正而确切的倒退。
尽管其活动是不连续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冷漠的，西方社会一直以不断尊重互惠的权利和责任为特征。
其源头在于父亲对家庭和孩子的承诺与责任。
然而，现在，父亲的责任，当它还没有完全消失时，趋向于被简化成纯粹经济上的条件，而父亲的心理也倾向于萎缩成单纯的男性的心理。
这一退却导致文明的流程被截断，正如20世纪的独裁专制截断了文明之流一样。
那些“可怕的父亲”本身就是父亲危机的特殊表现，在这个程度上，他们通过将自身转变成强有力的、暴君似的国家的父亲，而尝试着去缓解这一危机。
那些朝向父亲－独裁者的退行得以结束并遭遇了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失败。
但父亲的颓废，作为一种责任的原则，其终结却还没有进入视野。
即使人类中女性的那一半开始证明在家庭的水平上能够填补这一虚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还是被一种邪恶深深困扰着，而这种邪恶已经急剧地降临到人类男性的那一半身上。
我们在研究的起始部分已经看到，在本质上，每一个雌性都有一种功能。
在另一方面，大多数雄性，发现它们只有作为自然选择进程的一部分这一意义：
它们不断为争夺与雌性的交配权而打斗，这可以导致将最强壮的基因传递下去。
只有在人类发明了父性和一夫一妻制家庭时，男性才获得了作为个体的意义。
我们今天似乎见证着退回到前人类的生活状态的回归：
父亲越来越少，而比以往更大群的男性总是随时准备去与其他人争斗。
但一夫一妻制家庭还没有被废除，而男性的群体也没有正式地回到可以公开为争夺女性的芳心而混战的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女性——而且是所有的女性，不仅仅是女权主义者——经常会发现整个男性世界充满了一种荒凉感、空虚感，似乎感觉到一种有意义的主体的彻底缺乏。
似乎大多数男性都是多余的：
他们放弃了父亲的责任而失去了其个性，同时他们又没有回归到为基因的选择服务的集体功能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父性的退却发生在两个层面上。
在物质上，父亲比以往更少在场。
在象征意义上，他们的仪式的功能——举高、祝福和他们孩子的成人仪式——已经不再起作用。
母亲可以填补前者的空虚，但发现很难填补后者。
它与仪式的普遍消失更为有关，而不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分工。
因此，母亲承担父亲的角色的能力并不是没有限度的。
基本上，这是在父亲远赴战场或在旅途之时她们经常做的事情。
但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男人在家中存放了持久的记忆，一张在树中雕成的床，一个尤利西斯的神话。
他依然是一个心理的存在。
今天，消费主义与日复一日的生活赢得了胜利；计划与时间上的坚持几乎被打败。
而且不止是肉体上的父亲，父亲的精神也在消失，这也意味着母亲和孩子没有一种方式可以恰当地表达它。
仪式与神话的消亡导致父性不可逆转的退却。
这与父权制或母权制无关，主要与现代化有关。
父亲在物质上的消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离婚和夫妇分居而导致的：
这种自由反过来又是现代环境的一部分。
而现代环境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带着一种不能提供任何建议的沉重感来结束全书。
然而有一件事情，就是书中的每一页文字让我们相信：
记忆并不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在开始带着一种情感，那就是不仅是在现在，父亲的历史也已经被抛弃到一个悲惨的阴暗之处，因此给孩子们留下了被遗弃的感觉，自一个还未能确定的时间开始。
放弃对父亲的历史的了解就是放弃能征服时间的连续性的意义。
我们已经谈及，这种连续性的意义就是“父亲”功能，而我们一个极大的希望就是有人能够继续行使它：
今天是母亲，明天是孩子，而后天则是另外的某个人。
我们的记忆告诉我们，历史与连续性就是属于父亲的。
我们不能放弃它们，正是因为我们今天只能将自己托付给消费品世界这一原因，而这一世界是永恒的现在。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由环保主义者所表达的对于地球未来的担心——处于一个被描述为回归到大地母亲的神话思想体系当中——也是以父性为特征的。
我们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放弃了对自身一部分的了解。
我们有同一性，但如果我们是对父性的历史毫无所知的父亲，我们作为父亲的身份就比我们的时代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那个身份更加不安全。
一个对父亲的过去不了解的父亲，就像一个不知道美国原住居民或乔治·华盛顿的美国人；一个对弗兰克斯或拿破仑一无所知的法国人。
这样的生活毫无疑问是可能的，但那些过着这样的生活的人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属于这个团体，而不是属于另外的什么团体。
他们不了解他们每时每刻都身处其中的人群的天性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父亲同样是不安全的，他们是父亲这个团体当中的成员，却对父亲的世界毫无了解。
历史，当然是我们在这里所提及的历史，和战争与条约无关，而和态度与风俗、意象与神话有关。
如果允许一个父亲看着孩子，并问自己一个问题，父性的历史委托他问自己的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孩子，但是是因为生殖的行为，还是因为我选择了这个孩子这一事实?
”对于这些东西的了解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了。
父亲的心理的历史也必须是为我们的孩子而准备的，他们在某一天会渴望去从永恒的维度退出；而在进入时间的维度当中时，他们会提出这一问题，那些生命被他们延续的人是谁。
尽管还未意识到提出这一要求，他们期待着有人告诉他们这个故事。
他们期待着有人能从不假思索的行为的睡眠状态唤醒，期待着有人拉开尤利西斯的弓箭，结束被求婚者充斥的永夜。
注释：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