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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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瑛

石瑛

石瑛（1878-1943），湖北省阳新县（新属通山）人，“湖北三杰”之一，历任湖北省建设厅长、浙江省建设厅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湖北省参议会议长，曾被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一少年游学教书育人

石瑛，子蘅青，湖北省阳新县燕厦（今属通山县新庄坪）人，1879年生，1901年中秀才，1903年在参加湖北乡试，中举人。

1904年，石瑛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放弃会试，转而考取张之洞主组织的官费留学名额，赴欧洲求学，初到比利时，继而转入法国海军学校。

在校时，由于法方歧视外籍学生，凡新战术与新兵器之类的课程均不让外国留学生学习，这了获得先进的设计，石瑛便与另一名中国籍学生向国华一起将校藏的图纸带到比利时拍照，准备带回国，后被校方发现，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

石瑛于是到英国入伦敦大学学习铁道工程。

1905年与吴稚晖一起在英国组织“欧洲同盟会支部”。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美国回国途中路过英国，并在英国开展革命活动，石瑛每日追随左右，多方协助。

11月孙中山回国，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不久石瑛也回国，被孙中山委派为总办全国禁烟（鸦片）事宜。

袁世凯上台之后，做为国会议员的石瑛上《万言书》痛骂袁世凯，遭到袁世凯的通缉而被迫再次出国，决定半工半读继续深造，遂进入英国伯民瀚大学学习采矿冶金，历时九年，边学习，边打工，边考察英国及欧洲社会，作为以后回国参政的借鉴，最后获得硕士学位。

1922年石瑛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赴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

在北大期间,他与湖北同乡李四光、王世杰等结为知己，课暇经常在一起研讨学术，分析时事。

1924年湖北督军萧耀南为抵制曹锟、吴佩孚势力的侵入，延揽旅居上海、北京之国民党元老回鄂襄助，石瑛与居正、田桐、张知本、郭泰祺等回武昌，会谈结果公推石瑛为国立武昌大学校长、郭泰祺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校长、张知本为省立政法大学校长。

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石瑛为国立武昌大学校长。

同一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石瑛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1月18日，石瑛正式到校任职。

为了办好学校，他从北京大学等校聘请了部分知名教授如数学教授汤燥真、文学教授郁达夫，以及李四光、胡庶华到校任教。

石瑛是个新派人物，而当时的武昌大学，守旧势力强大。

以章太炎学生、文学院院长黄侃为代表的守旧势力，鼓吹文言，反对白话，与石瑛、郁达夫等人的思想格格不入，守旧派鼓动部分学生，发起反对石瑛的风潮，结果不到一年，郁达夫、石瑛分别于1925年11、12月离开武昌大学，此后石瑛返回北大任教。

1925年11月，石瑛参加了邹鲁、谢持等人组织的西山会议，属西山会议派成员。

此后，石瑛还先后在广东石井兵工厂、上海龙华兵工厂任职，显示了一定的管理才能。

二任职湖北筹建武大

1927年，桂系军阀李宗仁击败唐生智，控制两湖地区，为拉拢地方势力，提出“鄂人治鄂”的口号。

同年12月，湖北省政府改组，原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长张知本任省主席；北伐名将严重任民政厅厅长；日知会发起人之一张难先任财政厅长；化学博士刘树杞为教育厅长。

在物色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市市政工程委员会主席人选时，张难先选中了两度留学欧洲，时任上海龙华兵工厂厂长的国民党第一界中央执行委员石瑛。

严、张、石三人，均是民国少有的清正人物，常素衣步行于街市，有识者常认为是“乡下老”，加之三人行事，与当时因循官僚、贪污成风的官场风气格格不入，因此被一些官场老手称之为“湖北三怪”，而民间则称之为“湖北三杰”。

石瑛任湖北省建设厅长后，以其干练的作风，马上投入到革除旧弊，刷新吏治的工作中。

这位新官上任的厅长，首先烧了三把火。

第一，成立湖北公路局，改善交通。

修筑襄（阳）花（孝感花园）公路和沿用川汉铁路路基开辟汉（口）宜（昌）公路；整顿武汉轮渡与内河航运，设武汉轮渡事务所和内河航运事务所，检修“利湘”、“普安”两艘旧铁壳渡轮，增加轮渡船，以保障轮渡的通畅。

第二，整顿官营企业。

改组大冶象鼻山之湖北官矿机构；扩建武昌电灯公司；新建武昌自来水厂；恢复武汉火柴长；整顿“一纱”、“震环”、“裕华”、“申新”四大棉纺厂；整治黄鹤楼下黄鹄矶沿江而下至大堤口一带红砂石坡岸，并沿岸新建三处轮渡码头；拨专款整修阳新韦源口至海口段的长江堤岸。

第三，发展水利，改良农作物品种。

成立湖北水利工程局、湖北农业试验场、湖北林业试验场、湖北棉业改进所等有关国计民生的管理机构。

汉阳门大道，是石瑛任职湖北的一项重要政绩，同时这个不算太大的工程，又是令他最头痛的工程之一。

汉阳门城门洞为武昌城最矮的城门洞，西城居民每日必经此洞到江边挑水，挑夫、人力车争相夺道，洞内长年泥水淤积，路人叫苦不迭。

拆除城门，修筑马路，势所必行，但一些居民，迷信祖传风水不可动，拒绝搬家拆房。

石瑛不得不亲自走街串巷，进行宣传，破除迷信，终于拆除旧城门洞，让出马路基地，很快建成了武昌第一条新式街道，这就是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武昌民主路。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注1）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

8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任命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为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同时任命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等人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负责勘察新校址及校舍建筑工程。

武汉大学是由武昌大学演变而来的,石瑛对武汉大学有着浓厚的感情，经堪察，确定风光秀丽的武昌罗家山最适于建校。

是年冬，因罗姓山主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石瑛亲自上门进行说服动员。

罗山主听说来人就是为改变武汉市政、交通劳心劳力的石厅长，当即表示：

“石厅长亲自出面，罗某甘愿将罗家山不要一文钱奉送！

”当武昌百余名坟主以新校舍破坏风水为由而阻碍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设时,石瑛积极支持王世杰。

反对迁坟的人多次写信给他，恭维他“节用爱民”，希望他也反对迁坟。

但石瑛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这批人，为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贡献了力量。

此后，罗家山改名珞珈山，很快，一幢幢具有罗马式拱门和绿色琉璃瓦的高大建筑，在东湖之滨小丘上拔地而起。

不久，石瑛毅然辞去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市市政工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受聘出任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

卸任时，他将厅长任内个人每月600元的办公费及应得的公款利息数万元，全部捐赠新筹建的“湖北棉花改良委员会”，用于棉花良种引进和技术推广工作。

”

石瑛在担任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工学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任职浙江福泽一方

1930年12月，张难先出任浙江省主席，举荐和邀请石瑛任省建设厅厅长。

石瑛以怀才救国、不负好友征召的心情，辞去武大工学院院长赴浙上任。

石就任之初，又举荐老友、曾留学日本的胡忠民任水利局长。

石、胡首先视察了长期闹水灾的西湖及其水系。

经了解：

省府每年滥用二分之一的水利经费招聘德、澳籍水利专家，这些人各自在西湖湖滨滥建别墅、洋楼，寓所周围又乱设篱笆、杂物，堵塞水道，泛滥成灾。

石瑛果断地辞去这些洋人，责成胡忠民根治西湖。

胡忠民不负重望，不久即根除了西湖水患。

省建设厅在定海设有水产学校，校内有渔轮两艘和一家罐头制造厂。

校长恃其岳父、前任省主席张静江之势，平时只申报渔轮出海、燃煤、燃油、买猪、宰牛等消耗支出，却不将捞鱼、制罐头等列具收入。

此人还以购买渔具为名，到日本游山玩水，耗洋数百元，回来找建设厅报销。

建设厅审计主任郑尧夫遵章不予报销。

张静江闻讯，自认为本人虽已下野，但凭国民政府最早的常委之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又是当今国府主席的老师，石瑛也该“不看僧面看佛面”！

于是他给石瑛写信道：

“请厅长看在昔日同居法国、患难与共的情谊上，手下留情！

”石瑛见信后仍批示：

“依法追究。

”张静江得知，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时，曾筹策兴建杭（州）江（山）铁路，因财力、人力、物力困难颇多而畏难告退。

张难先接任后，将此重任全权授命于石瑛。

石瑛1904年留学欧洲时，就选学过铁路专业。

当时他曾暗下决心：

回国后亲手修一条属于中国人的铁路。

现在可大展宏图了。

钱塘江大桥是杭江铁路线上最大一项工程，其总工程师茅以升系地道的中国工程师。

石瑛与茅以升紧密配合，按西方的科学管理方式施工，这座由中国人设计、中国人施工的铁路、公路两用桥终于建成。

石瑛在张难先的全力支持下，靠向实业界筹款，完成了前任因资金短缺、几度瘫痪的杭江铁路工程、钱塘江大桥工程、杭州电厂及自来水工程。

今日浙赣铁路的杭（州）江（山）段即当年的杭江铁路。

甘棠遗爱，浙人至今任念石瑛、张难先。

四开府金陵不避权贵

1932年，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当时各派对南京市长一职争夺激烈，汪决定物色政声好、威望高、懂技术的工程技术专家任市长，以提高自己的形象。

石瑛两任厅长，政声卓著，汪于是提名石瑛任南京特别市（注2）市长，经蒋介石同意，1932年3月，石瑛正被任命为南京市市长，还兼任财政局长和蒋介石自任主任的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可见石瑛一时权力之大。

接到任命以后，石瑛身着布衣布鞋，手拎藤箱，避开欢迎的仪仗队，直入市府。

此时，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华战争的阴云笼罩沪宁沿线。

一些豪商富贾、买办洋行纷纷麋集南京，他们各恃其政治背景钻营私利。

面对这个政局混乱、民生凋敝、人口骤增的烂摊子，石瑛于4月11日就任的第三天，授意市府秘书长赖琏代其宣布本届政府的三知准则：

紧缩、廉洁、公正。

4月12日，《中央日报》登载了《石瑛启事》：

“查最近市有收入，不过数万元，而月需经费20余万元，除负债不计外，每月收支不敷甚巨……，唯有厉行紧缩政策，以期减少行政经费和维持事业费，辱承各方荐贤相助，实属无法延揽，且惭且感，统希鉴谅……”接着，南京市府“清查房产契约”、“催缴捐款”、“减免小商小贩捐款”的启事，接连出现在报纸上。

这一下触动了达官富贾的根本利益，纷纷跳出来应战。

8月，大房主马锡侯、高本恭等人上书司法、行政两院，请求强令南京市政府停止征收房捐，并函呈首都警察厅对抗税者不得干涉。

中央监察委员黄焯焙也向监察院弹劾南京市府查收税捐的决定。

石瑛无畏无惧，以其理、其情、其法，迫使包括孔祥熙、林森在内的巨富官商第一次依法缴了税。

在治理财政的同时，石瑛冲破各种阻力，大力提倡国民教育，将教育经费由原来的每年30万元提高到90万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严禁鸦片、娼淫、赌博，整饬社会风气。

当时的报纸曾有不少的报道：

“京华中学附设贫民小学，完全免费”；“石市长就职以来，新建校舍八处，并开办义务小学40所”；“京市各路在修理中，并修理成贤街、和平街等路沟，太平路与碎宁路加铺柏油”；“各干路两旁植洋槐与梧桐共约两万棵”；“平民医院，一年来就诊治病者3万余人”；“市政府扩充救济院，拨5000元作扩充工艺基金，使贫民各操一艺，自谋生计”；“市府举办农村贫民贷款，农民及小贩可具保求援”；“和平门外添建贫民住宅”；“南京市府提倡土布运动”……

“石市长乔装卖菜”在南京市民中是有口皆碑的。

一日，石瑛收到一封菜农检举信：

太平路警察分局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上街卖菜的菜农，菜农不敢上街卖菜。

石接信后遂于次日肩挑菜担，手持称杆，径直向太平路叫卖，两名身着便衣的警卫拉开距离在后。

行不多远，果有警察阻挡，勒令“菜农”交5元罚款。

“菜农”一再分辩，还是被拉到警察分局。

值日警官更加蛮横，要将胆敢分辩的“菜农”拘押受审。

门外两名便衣闻听，急忙掏出手枪进门解围。

相持中，警察分局长赶来赔罪。

石瑛对分局长严厉地说：

“被罚款的菜农凡有姓名、地址的，尽快退回罚金；无法退回的，如数上缴国库。

今后再有类似事发生，严厉查办！

”从此，警察再也不敢公开敲诈勒索。

南京定都后，各种名目的部院长、次长、司长、委员纷至踏来，他们的子女上学、放学用小汽车接送。

一些条件较好的学校上学、放学时，门前小汽车排列成行。

石瑛对此十分厌恶，他派出警察专门驱赶各校门口及附近路口接送学生的小汽车，使大员们的骄奢一时有所收敛。

石瑛读大学的六弟、读中学的独生子和读小学的侄孙，每天都步行上学、步行回家。

在石瑛寓居的三条巷6号那座北洋军阀留下的青砖大院里，人们常常可隔篱看见主人在忙碌；市长的勤务老姜、厨师老韩带领放学归来的孩子们翻地、锄草、浇水、施肥、种菜、打扫庭院，政务繁忙的市长也常挤出时间加入这个行列。

石瑛时常教育子孙要廉洁奉公，比如私人不准用公家的笔墨纸张，若需要，直接到文具店购买。

石瑛就任市长这年，家乡大旱，亲弟、妻弟扶老携幼，千里迢迢赴京城找当市长的石瑛谋“事”做、要饭吃。

石瑛却自掏腰包，在郊外八卦洲买一块荒地，让亲眷们恳荒种粮，自食其力。

石瑛个性孤高，嫉恶如仇，在国民党上层官员中是出了名的。

1933年2月，国府主席林森提议扩建中山陵园、新建国府礼堂，要求南京市府辟地。

石瑛却认为国难维艰，占用民地、拆迁民房与民生主义相违背，拒不办理顶头上司的决议，结果林森借机免掉了石瑛“国府委员”的兼职。

1934年初，财政部长孔祥熙借故取消铁道部协助首都的12万元款项。

石瑛据理力争，表示这笔钱要用于迁到南京的政府各部门小职员子女教育，首都建设等方面。

孔因石瑛收了自己的房产税，怀恨在心，故意刁难，石瑛一怒拍案而起，当众将墨水盒砸在孔祥熙的高档进口西装上。

石瑛还因打抱不平，在盛怒之下向中央执监委员、财政部长邵元冲摔过藤椅，打过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以致使自己丢掉了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居正是湖北元老，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生活节俭，不喜欢铺张。

但当他1935年60大寿时，在许多朋友的怂恿下，在私宅举行了盛大的宴饮，庆祝他60大寿。

宴会厅里屏联镜架、歌声绕梁、灯火通明、笑语喧飞。

石瑛知道此事后，也不放过，给居正写了封长信，托彭临九转交，对居正祝寿的铺张行为进行讽劝。

居正读信后非常感动，反省自己，并请彭临九向石瑛转达他的歉意。

五维护主权不惧列强

1932年12月28日，《中央日报》登载了《南京市府整顿外商财捐，函英日领事饬缴》，严令英商赖安仁洋行、和记蛋厂及德商孔士洋行南京办事处等外国侨民尽快按章缴纳营业税和房捐。

英国驻京总领事白朗德不但不督促其侨民缴纳契税，反而在国民政府官员中四处疏通，要求减免。

某日，白朗德约见石瑛，见面握手后，白用英语同石讲话，石等翻译后用中国话对白说：

“请你讲中国话！

”白继续用英语说：

“我听不清楚中国话，市长先生留学比利时、法国、英国18年，精通英语，为何不用英语同我讲话？

”石瑛冷冷一笑说：

“我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我就得讲中国话。

先生听不懂中国话，如何来中国任总领事？

”白朗德听后双手一摊，叹了一口气，又用英语说：

“我很忙！

”石瑛傲然起身，还是用中国话说：

“我更忙！

”说完，带上门走了。

这位刚愎自用的洋人本想疏通石瑛，谁知讨了个没趣，只得吩咐其侨民如数缴纳税捐。

石瑛任南京市长之际，正值日本侵华战火日益蔓延的年代，国民党内部抗战派与亲日派的斗争逐渐白热化。

石瑛作为抗战派的代表之一，始终同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坚决斗争。

1932年6月22日，南京市府召开“一。

二八”阵亡将士纪念会，会上，石瑛针对汪精卫之流“沪会僵局只能候国联公平置处”的论调，严正指出：

“……日本的行为与强盗无异，我们不能同强盗讲理。

”1933年8月14日，在南京市府职员的“总理纪念周”上，石瑛又针对汪精卫的“中日亲善”说，公开疾呼：

“日本图谋侵略我国领土及主权，乃是它一贯的传统政见。

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的被占领，就是其证……过去我们的错误，就是错在自己不振作……。

现在，反而使劲高喊‘中日亲善’，这只能是自取灭亡……”

1933年间，日方要求在南京夫子庙、新街口、白下路等闹市区一带或租或购地建房，名是开设饭店，实为藉此为情报点。

国民党政府多次商讨，终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后由石瑛出面召集三地房东地主开会商定：

各以房地主个人名义，坚决不将房地产或卖或租给日本人，使日本人的阴谋终未得逞。

按照惯例，新上任的驻华使节，必拜会首都市长，而石瑛拒不接见日本使节，使日本官员十分难堪。

1934年11月17日，南京市举行全市防空演习。

正在空袭警报中奔跑的日本新领事须磨，偶见石市长站在十字街口指挥疏散。

便乘机请同车的国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引见。

石瑛愤忿地对唐说：

“我们防空演习，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须磨也来参加，真不知羞耻。

不见！

”

1935年3月19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电话通知石瑛：

明日下午，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部到机场迎接“日本《朝日新闻》访华贵宾”。

石瑛听后冷冷地回答了一句：

“我的职员决不迎接敌人！

”然后放下话筒一面向秘书长赖琏口授：

“明日下午，市府全体职员放假半天”的指示，一面飞笔拟写辞呈。

卖国求荣的汪精卫以“违反国策”为由，很快批准了石瑛的辞呈，任命亲日派的立法委员马骏超接任市长。

4月2日，石瑛启程离宁前往昆山避居，南京城内万人空巷，数不清的市民自发拥立在三条巷至下关火车站沿线为石市长送行。

当身着土布长袍、土不鞋的石瑛的高大身躯出现在人巷中时，一群高举“永恩不忘”、“爱国爱民”锦锻匾的人跪拜在石瑛面前，他们是京锻土布机行业及马车行业的同人代表。

石瑛在南京任市长期间，曾与金陵大学合办黄包车合作社，创建相当规模的“南京国货公司”，并拨专款扶植濒临绝境的苏宁绸缎业，使之复兴。

面对民众的厚爱，一向性格刚强的石瑛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他默默地扶起跪拜的父老，慢慢爬上小汽车缓缓前行。

沿途鞭炮声声，不时可见焚香燃烛的老人、啜泣不止的妇女儿童、挥舞小旗的小商人小职员。

六迁居鄂西不忘抗战

石瑛去职以后，面对日寇步步紧逼，深感国家内忧外患严重，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到只有举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1937年2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石瑛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位中委一起重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主张重建国共合作，统一抗日的提案；石瑛还积极参加由宋庆龄等左派民主人士、共产党人筹备组织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这一切都说明，晚年的石瑛已经不再是参加西山会议时的那个石瑛了。

1937年，抗战爆发，为赴国难，石瑛再度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努力抢修公路，筹划指挥省府西迁。

石瑛曾亲自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拜访昔年的同窗，辛亥战友董必武。

董必武、陶铸等在湖北应城创办的“湖北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由石瑛领导的建设厅承担了全部经费。

1938年

6月，石瑛因失眠症而辞职，迁居建始县城。

1939年夏，石瑛当选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时值汪精卫叛国，石瑛领导湖北省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通过了通电声讨汪逆投日叛国罪行的决议。

石瑛还委托著名实业家、老友李范一在龙风坝创办棉麻纺织合作社，其产品或半价出售、或廉价供应军队、或捐赠医院，其薄利或津贴小学教师、或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

石瑛任省参议会议长之际，正是最艰苦的抗战相持时期，数万公教人员云集本来就物资贫乏的恩施，更是物力维艰。

身为党国元老、省参议议长的石瑛，谢绝了应享有的待遇。

石瑛一家及随从、厨师就住在祠堂后面一栋由牛屋改建、既潮湿又阴暗的平房里。

中间堂屋里一张饭桌，几条木凳，一把靠背椅还是三条腿的。

石瑛住进牛屋后，省主席陈诚要派一个班的士兵作警卫，后又提出为石议长建新房，均被石谢绝。

他在牛屋前后开荒种菜，自己劈柴，常年吃玉米糊和干蒸玉米粗粉。

春节时，在咸丰车站当站长的乡邻石雍如给石议长拜年，顺便送来一块腊肉，结果被石瑛骂了一顿后坚决退回。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宜昌沦陷后，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

陈诚在湖北恩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搞了“二五减租”、“耕者有其田”；针对当时物资匮乏，陈成立了“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实行凭证供应；对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公费教育；严惩贪官污吏、禁烟禁毒；实行新的兵役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石瑛对省府各项有利于国家民众的措施多方给予支持和协助。

当时“省府”与“省议会”两大机构的关系比较协调，两大机构的首脑间设有专线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并交换意见，并能互相尊重，使许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另一方面，省参议员们在石瑛的领导下，大都敢说敢为，使省临时参议会这个民意机构真正起到了监督省政府的作用。

在省参议会开会时，常质询政府要员（包括陈诚在内），对某些官员的渎职、贪污、营私舞弊、祸害地方等丑行大加揭露、鞭挞、弹劾。

陈诚的亲信、省建设厅厅长朱一成因贪污受到省临时参议会的弹劾。

军管区徐司令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副议长胡忠民给予了严厉的斥责。

七清廉自守美名长存

1943年11月4日，石瑛先生走完了他人身的旅程，病逝于重庆。

临终前，对守候在床边的老友居正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抗战……救国……”。

石瑛一生，屡任要职，但仍清兼自守。

他平时乘火车坐三等车，乘轮船坐统舱，虽为中央委员、南京市长、铨叙部长，仍不改变“

三等车主义”，节衣缩食，家人毫不例外，这在民国官场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石瑛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央日报》辟专栏纪念石瑛，编者的按语一《一代揩模》为题写道：

“我们纪念石瑛先生不仅是石瑛先生值得纪念，并且是为了我们的读者于此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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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先生虽不是古人，他是今人之中难得的一个典型，就在古人里面也不易多见。

”老报人龚德柏在《我所知道的石瑛》一文中回忆说：

“我在南京办报五年，骂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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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办报期内，石瑛正任南京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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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但不骂他，有时还替他骂别人，这当然是我对石氏人格佩服所致。

”石瑛逝世后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说：

“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的奢浮嫉恶如仇。

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

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

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

”

12月27日，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及湖北省府、省参议会的代表500余人，汇集在涪都重庆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总会服务所，为石瑛举行公祭仪式。

庄严、肃穆的大厅里，阵阵哀乐又引起人们对逝者清廉公正的情操和风格的缅怀、惋惜。

蒋介石没有参加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执监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上将的追悼会，却身穿藏青色丝棉长袍、臂带黑纱，来到石瑛的灵堂，向这位为受人敬仰的民国元老三鞠躬，并默哀三分钟。

《新华日报》、蒋介石、居正、于右任、张难先、冯自由等都亲笔为石瑛写了挽幛、挽联。

董必武代也以个人的身份前来悼念两湖书院的同窗契友、辛亥革命的战友。

《新华日报》的挽联是：

从政清廉自守；处世刚正无私。

蒋介石的亲笔挽幛是：

勋留党国；高风亮节。

居正的挽联是：

律身以俭，接物以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挽联是：

人传清操真余事；世际艰难悟大贤。

石瑛的老友、“湖北三杰”之一的张难先的挽联是：

哭公只有泪；提笔竟无言。

国民党元老、老报人冯自由的还特地写了一首挽诗，诗日：

世风日下竞贪污，高洁如君德不孤。

铁面无私继包拯，园陵界址不含糊。

盖棺定论，石瑛人称“民国第一清官”。

注1：

当时经蔡元培提议，为防教育机构官僚化，改教育部为大学院，撤销各省教育厅，组建大学区，实行不久因脱离实际，矛盾重重而取消。

注2：

南京是国民党政府首都，被列为特别市（类似我们今天的直辖市），民国年间的江苏省省会曾设在镇江、苏州。

笔者的话：

在搜集有关资料时，发现了大量称赞石瑛清正的文章，读来让人感动，尤其是他派人驱赶到学校接子弟的达官贵人的汽车一节，至今我们也未能做到，特作石瑛先生小传。

参考文献：

1、《民国第一清官石瑛》·石聿俊·《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

2、《受人敬仰的国民党之清官——石瑛》·《江南时报》2005年3月20日15版。

3、《武昌大学校长石瑛》·刘双平编著《漫活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

4、《石瑛在建始二三事》·恩施新闻网发表于2005年3月2日，原载恩施晚报。

5、《特别市长：

怪杰石瑛秩事》·刘作忠·《中外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