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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级中特参考资料
1、核心价值观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3、经济制度建设的依据
4、新常态
5、政治：
国际关系
6、苏联解体的启示
7、反腐倡廉建设
8、社会建设（为什么要，意义，怎么建设，建设重点）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
中央政治局围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集体学习。
中办下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部署，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
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
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
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
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
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
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我们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
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向往，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
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价值取向是不断实现实质平等。
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它通过法制建设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
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
爱国是基于个人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厚情感，也是调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准则。
它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求人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国。
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
友善强调公民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
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从适应国内国际大局深刻变化看，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
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
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迫切需要我们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看，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引导人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
从提升民族和人民的精神境界看，核心价值观是精神支柱，是行动向导，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一个人、一个民族能不能把握好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更加向往美好的精神生活，更加需要强大的价值支撑。
要振奋起人们的精气神、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精神。
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看，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追求。
这就要求我们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力量。
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关注人们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着力铸牢人们的精神支柱；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坚持改进创新，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
践行路径：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激励全体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不懈而奋斗。
一方面，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另一方面，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同志强调：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诉求，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这种精神诉求深刻地回应了“世界历史”的必然要求，从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和“世界性”；同时，属于中国人的“现代性”和“世界性”的精神诉求只能牢牢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且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仍然以“历史性”和“中国性”为自己的命脉。
所以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论断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历史观上的新突破。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阐述突破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局限，在深刻认识到“世界历史”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基础上，把握了“现代性”和“历史性”；“世界性”和“中国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命脉之所在。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这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之心路历程最为集中的概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变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最为凝练的概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是对发展中的中国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民个人”道德品质最为准确的概括。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这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重新审视、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如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牢靠的基础，那么，它其中就必定不仅包含着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基因，而且也包含着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基因，从而使得21世纪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属于“世界历史”。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这就是：
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为背景，以西方优秀文化传统为参照来重新反思和总结中华民族在其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自先秦以来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文明遗产。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3、经济制度建设的依据
基本经济制度是国家依据社会性质及基本国情，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秩序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做出明确规定的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在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规定，即所有制。
中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反映着国家制度的本质特征，制约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方面，并进而决定着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因而是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
因此，不同性质的国家，其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不同。
概而言之，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这是一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制度。
实践证明，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
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依据：
现阶段确立这一经济制度，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
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结合；
②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由我国生产力状况决定的。
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是总体水平比较低，发展不平衡，层次比较多。
与这些社会化程度差别很大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力相适应，客观上要求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缓解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各种矛盾的需要。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和就业压力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
从我国实际出发，需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及引进外资，弥补建设资金不足，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不仅需要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形成，而且还要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
我国各种所有制经济实体是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是通过市场实现的。
它们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格局，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
由此，才能使各种经济形式在不同层次上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③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4、新常态
习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
当时，他说：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
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背景：
在发达经济世界，“新常态”可概括为“一低两高”，即低增长、高失业和高债务。
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和日本，概莫能外。
经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欧美经济持续20多年相对稳定繁荣的“大稳定”，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思想界深刻反思。
“新常态”正是反思结果之一。
如今，危机爆发已经六年，世界经济发展呈现新的复杂情况。
按照埃尔－埃里安的最新观点，虽然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但是美国经济增速放缓、高失业率和政府债务高涨的“新常态”并未结束。
更有悲观者，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滞可能成为新常态。
传统的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自上世纪罗斯福新政实施以来，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的危机未必表现为长时期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
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也呈现出“新常态”，这既有受世界经济大背景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近两年的宏观数据来看，我们应尽快调整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转变工作思路，适应经济发展从过去长达30年高速增长的“常态”转变为当前及今后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成因——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必然趋势。
这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
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专家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
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
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
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
由于劳动力、资源等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减弱，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储蓄率降低，投资能力也将降低，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社会保障完善，消费需求将持续较快增长，从而带来需求结构的优化。
当东部土地稀缺、劳动力匮乏后，相关产业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结构。
而城镇化提速、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优化城乡结构。
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越来越成为“稀缺品”，而在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源更为重要，这些因素都将推动劳动工资提高、收入分配结构优化。
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
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
1、中高速（7上8下）。
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
2、优结构。
从结构层面看，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
3、多挑战。
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
总之，我们应该科学认识新常态、辩证看待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积极的。
只要我们科学看待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必将频现新亮点，再展新画卷。
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克强”经济学：
克强经济学是外资机构巴克莱资本公司于公元2013年6月底提出的概念，指李克强总理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
其核心内容可概括如下：
一、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二、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三、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坚持用创新打造经济新引擎（中国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类技能劳动者近两亿人。
如果这么多人哪怕是大部分人都能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体力加脑力，制造加创造，开发出先进技术乃至所谓颠覆性技术，中国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多价值，上新台阶），改革破解发展瓶颈（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未有穷期，政府带头自我革命，‘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们将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争用更短的时间完成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五年任务，释放市场潜能和发展动力。
如果说简政放权是‘先手棋’，那么制度建设就是‘连环炮’）。
李克强坦言，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还很不平衡，差距大、潜力也大。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结构调整。
解决这一问题，还是瞄准改革创新，“我们将抓住世界新技术和产业革命机遇，加快‘宽带中国’、‘智慧中国’等建设，发挥城市星罗棋布带动广阔腹地发展的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梯度开发，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李克强9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决定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为困难群众兜底线救急难。
会议指出，小微企业是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创新的重要源泉。
在推进简政放权，尤其是实施商事制度等改革后，新设企业大幅增加。
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特别是在改革中“呱呱坠地”新生者的扶持，让它们在公平竞争中搏击壮大，可形成示范效应，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能增添社会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民生改善。
5、政治：
国际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
基辛格将这种变化称为“数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是地质板块式的变化”。
世界迎来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大国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
1、大国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相互之间的分歧，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轴。
由对抗走向合作，是当代大国关系一个新的变化。
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美国和欧洲经济陷入困境，中国外贸出口需求萎缩，迫使中国“调结构，转方式”，而中国经济增长又成了助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许多危及人类安全和生存的威胁成为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需要国际社会合作解决。
2、合作和斗争同时存在双边关系中。
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大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谋求合作的势头越来越凸显，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等。
另一方面，大国合作的增强不排除相互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由此引发的摩擦与斗争，当前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
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斗争仍然有可能演变为局部的冲突和对抗，这是因为当前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合作与斗争并重，合作掩盖不了斗争，斗争保持适度，不致引发关系破裂，这是冷战后出现的大国博弈的新情况。
3、大国之间的各种组合方兴未艾。
为了占据战略制高点，大国之间合纵连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竞相上演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牵制与反牵制、制衡与反制衡的大戏。
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是合作伙伴，明天在另一个问题上又成为战略对手。
无论是气候变化、反恐，还是伊核、朝核、叙利亚等问题，大国立场的变化或攻防角色的互换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应运而生的“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机制”、“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对话机制”、“美日+1”、“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大国关系的各种排列组合，无一不是在新形势下大国外交纵横捭阖的新表现。
4、世界格局均衡化成为大国关系演变的大趋势。
当前是美国一超独大，群雄并起。
但是根据不同机构的预测，美国失去一超地位只是时间问题，最终将成为“平起平坐者当中最拔尖的一个”。
大国关系均衡化将是大势所趋。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外交也快速地走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时代赋予中国外交新的历史使命。
中国需要站在全球的高度，用战略和长远的眼光，来谋划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各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在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
中美关系——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习主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
就是要可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
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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