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大学精神典型案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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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大学精神典型案例
中外大学精神典型案例
（一）国内大学
1、浙江大学
求是精神
来源：
“求是”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并在师生中逐渐形成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尽一已职责”的“求是”校风，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浙江大学。
尤其是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浙江大学求是精神正式形成并得到迅速成长。
1936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由于日本的侵略，浙江大学被迫开始了长达13年的西迁办学；而自己最为亲爱的妻儿也在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因病双双离他而去。
面对家仇国耻，他将全部的恨转化为对学生的爱，对国家的爱和对民族的爱，希望青年学生能够成为未来社会和国家的领袖，担当起挽救民族、挽救国家的历史使命。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在一系列的讲话和写作中，着意去诠释、培养一种正确的治学态度、正确的治国情操，这个正确的治学态度和治国情操就是他一再宣扬的“求是”精神。
1938年11月，竺可桢主持的浙江大学校务会议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校园精神，这是浙江大学“求是”精神正式形成的标志。
释义：
竺可桢将求是精神阐述为牺牲精神、爱国精神、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服务精神。
1988年5月5日，决定以“求是创新”作为浙江大学校园精神，求是精神形成了“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新理解和新内涵。
2007年，浙江大学进一步引用马一浮所作浙大校歌《大不自多》将“求是”精神明确注释为：
“启尔求真”的科学精神，“开物前民”的创新精神，“海纳江河”的开放精神，“无吝于宗”的团队精神和“树我邦国”的爱国精神。
意义：
求是精神既是浙江大学百年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体现新的历史时期所倡导自主创新、引领未来的时代精神。
它为莘莘学子的求学做人提供了精神引导，为浙江大学办学质量的不断提高提供了良好精神机制，为国家和社会的繁荣进步培育了数以十万计的优秀人才。
2、复旦大学
爱国奉献、学术独立、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来源：
复旦精神就是复旦人在一百多年的奋斗中凝炼形成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判断，就是复旦大学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活的灵魂，就是经过百年积淀而成的复旦历史底蕴和品格特征。
“复旦精神”并不是一经提出便被固定下来且恒久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与时俱进地审视自己、总结自己而作出的概括。
“复旦精神”是深深地扎根于复旦百年历史之中，深深地扎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之中的精神。
历史的传承和未来的发展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且通过这一结合使“复旦精神”既体现深厚的积淀，又体现生机勃勃的活力。
唯有依靠这种“复旦精神”，事业才能持之不堕，方兴未艾。
释义：
第一，爱国奉献、服务大众是复旦的传统
复旦的爱国传统是与生俱来的。
1905年，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和爱国师生们，为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震旦学院，创立复旦公学。
1927年，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颜福庆先生和一群爱国教师也是为了打破外国人办的医学院校的垄断，创办了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这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
复旦和上医的创立都是伟大的爱国壮举，都寄托了国人自主办学、教育救国的希望。
此后，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复旦和上医都形成了爱国革命传统。
复旦老校长李登辉先生将“团结、服务、牺牲”作为复旦精神的主要内容。
历史上，不少优秀的学子都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们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3位复旦学子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当时，复旦被誉为爱国民主的堡垒。
上海解放后，为了解放全中国、巩固新生政权，复旦有780名学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参加人数列上海高校之首。
在这前后，一批留学海外的优秀学子也怀着赤子之心，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回到祖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投身新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他们之中就有著名的谢希德教授。
热爱祖国必然热爱人民。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是复旦人的信条，也是上医人的信条。
颜福庆先生早年就推崇“正谊明道”，要求师生“不计功利，为人群服务”。
上医的校歌第一句便是：
“人生的意义何在乎？
为人群服务。
服务的价值何在乎？
为人群解除病苦。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一代代上医人发扬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努力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20世纪50年代，上医抽调骨干力量，筹建了重庆医学院，并援建了新疆医学院。
进入新世纪新时期，复旦人继承了老一代的优良传统。
从支教到支医，从援疆、援藏到援滇，在西部，在基层，在最艰苦的地方，都能看到复旦人不畏艰苦、无私奉献的身影。
第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复旦的理念
建校之初，马相伯先生就提出了“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宗旨。
1925年的老校歌中写入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词句。
从此，“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便成为复旦人高举的一面旗帜。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复旦人历来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热衷于探索自然、探索规律，凡事都抱着一种研究的态度，喜欢问一个“为什么”；复旦人一直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在校园里自由地交流和碰撞。
老校长陈望道曾说，“不同意见的争论是科学发展的动力”，“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愈辩愈深”；复旦人向来不迷信权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在这方面，不少前辈为复旦树立了榜样。
例如，20世纪50年代，正当全国生物学界一边倒地学习“米丘林”的时候，谈家桢教授逆潮流而动，大力介绍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将基因遗传学说引到中国，他的这一尊重科学的大胆举动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复旦成为中国基因遗传学的发源地，谈老是中国基因遗传研究的奠基人。
正是因为复旦园里有自由的学术空气，开放的学术空间，宽松的学术氛围，这才吸引和集聚了各路名师，造就了许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至今，他们的名字仍然耳熟能详，比如陈望道、周谷城、苏步青、谢希德、陈建功、谈家桢、郭绍虞、周同庆、卢鹤绂、谭其骧、朱东润、周予同、刘大杰、陈守实、顾翼东、吴浩青、谷超豪、于同隐、胡曲园、吴文祺等等。
上医也有颜福庆、黄家驷、胡懋廉、钱惪、张昌绍、荣独山、徐丰彦、谷镜济、林兆耆、吴绍青、杨国亮、陈翠贞、王淑贞、苏德隆、郭秉宽、沈克非等16位一级教授。
他们宛如群星璀璨，在复旦园里释放着夺目的光彩，激励着一代代复旦学子不懈探索、勇攀高峰。
开放、宽容、自由、独立，是复旦的理念，也是一所大学保持思想和知识不断创新的必要条件。
而这一点，与复旦严谨、求实的氛围并不矛盾。
复旦所追求的是在严谨、求实的基础上的自由探索。
第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复旦的风格
复旦历史上经历过几次大的调整。
建国初期，新生的共和国为了满足国家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对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复旦是这次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大学，一共有19所高等学校的相关系科加盟复旦。
这次调整，使得复旦成为一所门类众多的全国性的综合性大学。
40多年后，原复旦大学和原上海医科大学合并，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两校合并犹如两支涓流汇成为一股洪流，使得新的复旦大学有了更厚实的历史财产、更辉煌的成就和更广泛的影响。
复旦地处上海。
从东海之滨的小渔村到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过程。
在这一点上，复旦深受影响，复旦的精神和文化与上海的城市精神是一致的。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和心态使复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首先是名师荟萃。
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得各路名师云集复旦，不同的要求见解、不同的人文背景都在复旦园里交流、碰撞、汇聚、融合，并在这个过程中生长出新的枝芽来。
这充分说明，一个学校必须是活水，是海洋。
新的力量的加入，总会给学校带来一股新鲜空气，打破“一潭死水”的状况，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学科的面貌，实现跨越式发展。
因此，人才流动、人才引进是一所大学永恒的主题。
复旦也正是在这种过程中才永葆青春。
其次是学科综合。
学科综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也有利于拓展新的学科生长点，有利于实现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的新生长点往往在交叉点上。
而综合性大学具备学科交叉的土壤。
复旦与上医的合并，使得新复旦的学科更加齐全，综合性更强，学科交叉融合的空间更加广阔。
合并四年来，复旦加大了对医学学科的投入，重点扶植医学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且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果。
海纳百川的前提是对外开放。
复旦历来是一所重视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大学。
一批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复旦老校长李登辉和上医老校长颜福庆都曾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
苏步青、谢希德等老校长都是国际交流的创导者和开拓者，他们的身体力行为复旦带来了很大的国际声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学成回国，直接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
复旦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热情地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到来，复旦要让复旦成为海内外优秀人才集聚和向往的地方。
第四，追求卓越、争创一流是复旦的理想
复旦人素来就有追求卓越的传统。
永不满足，要做就做最好是许多复旦人的信条。
在复旦校史上，有很多值得骄傲的“第一”。
比如复旦是全国最早设立商科的高校；复旦的《文摘》杂志最早刊载出《毛泽东自传》的中译本；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医用X光管和表面分析仪，自行设计了全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进行了世界上首次血友病B的基因治疗I期临床试验；研制出中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生物技术新药——重组链激酶；自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首创真丝人造血管、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术、多导电子耳蜗装置、新喉再造术和小肝癌诊治等等。
复旦教师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英汉大词典》等著作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复旦学子更是以优异的成绩为母校的优良精神传统不断增添新的注解。
复旦学生在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上夺得桂冠，先后三次捧回“挑战杯”，“九二国政”、“临床九六一班”、“管理学院子衿楼2001级”被评为全国先进班集体标兵，中国科学院近两届增选的最年轻的院士都是复旦毕业生，等等。
意义：
复旦之有复旦精神，犹之黄埔军校有黄埔精神。
复旦自创办以来，所以能有悠久辉煌的历史，培育以千万计的杰出人材，服务于社会，散布于全球，就是由于复旦全体师生经过长久的努力耕耘而熔铸、陶冶成一种复旦精神，也就是复旦的校风，存在于其间，以维系复旦之发展，终使之成长为巍巍学府，屹立沪滨，名贯全国。
凡受过复旦教育的，没有不受复旦精神熏陶的。
即使其本身未感觉到有什么复旦精神的存在，但复旦同学的一言一行是受复旦精神力量的支配，促其向前迈进，创造其丰功伟业的。
这种精神的力量作用，对于复旦同学一生事业之关系，异常重大。
3、武汉大学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来源：
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
1946年，学校已形成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
百余年的建设发展，奠定了武汉大学坚实的办学基础和卓著的学术声望。
2000年8月2日，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发展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育人环境优美、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高等学府。
百余年来，一代代学人胸怀祖国、献身真理、探求科学、薪火相传，共同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园精神。
释义：
（1）“自强”是武汉大学之魂
《易·乾·象传》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是说，人们应仿效天体永恒强健地运行“天道”而努力不息。
回顾武汉大学110余年的历程，武汉大学的创业、发展、鼎新，无不渗透自强之魂，闪耀自强之光。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创始于19世纪末的“自强学堂”。
“自强学堂”是中华民族在积贫积弱、国运衰败、备受列强凌辱情况下，志士仁人上下求索、救亡图存、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其创立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
在以后的各个发展时期，武汉大学都适应时代发展，提出明确的办学思想以图自强。
建校之初，学校就定位在“武大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校就提出“武汉大学必须成为一个中国中部的学府，他的使命不只是个好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机关，而且要建成华中学术文化的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倡导“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才行，办好一个高校，就要有几个名教授，办好一个系，就要有几个拔尖的人，必须把师资提高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列为学校的中心工作之一”。
到如今，学校的办学目标更加明确，办学思路更为清晰。
（2）“弘毅”是武汉大学之志
《论语·泰伯》中云：
“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意思是说，读书人要有读书人的风格，要有宏大的胸襟、气度和眼光，并且要刚毅果敢，长于处理事物，解决问题。
学校的立校之本是为社会培养大器君子，其重要的品格就是弘毅，以天下为己任。
在武汉大学110多年的办学实践中，学校培养了社会各界的精英、贤才，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职业领域，都能发扬弘毅品格，以各自的业绩和精神贡献社会，反哺母校，践履“今日我以武汉大学为荣，他年武汉大学以我为荣”的铮铮诺言。
武汉大学的校友，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其中，有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人文大师、工程大师、知名企业家，仅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就有70余人。
“钢铁大师”柯俊院士、“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院士、国际知名的航天科学家黄孝宗院士、国际知名化学家陈荣悌院士、我国量化计算研究开拓者江元生院士、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王梓坤院士。
他们都是珞珈学子，在社会上，有“珞珈人才方阵”之称。
张效祥院士说：
“武大校风淳朴严谨，老师教学认真，同学勤奋好学，自强求进，数年陶冶，受益非浅，为我步入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新武汉大学组建以来，学校以弘毅的品格，兼容四校不同的校风，并蓄几家鲜明的个性，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求同存异，谋求发展，迅速实行了实质性融合，较快地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可以说，今日武汉大学之“弘毅”品格，已是原有校训的拓展与补充，在原武汉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的基础上，融入工程科学的求实务本精神、信息科学的发展至上宗旨和医学的人文关怀理念，新的武汉大学“弘毅”品格更丰满、更坚实了。
（3）“求是”是武汉大学之风
《汉书·河间献王传》称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即谓其“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简单地说，“求是”就是追求真理，不断探索。
武汉大学办学实践表明，众多校友之所以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卓有建树，与学校求是学风的浸润、熏陶不无关系。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中国教育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人文教育阶段（19世纪末以前），科学教育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末），人文、科学教育阶段（20世纪末以来）。
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是向西方学习而兴办的以科学教育为宗旨的新式学堂。
自创立以来，其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经世致用之才。
在20世纪前50年，学校曾是被欧美发达国家公认为一流大学的中国“五大学”之一。
这也说明自蔡元培先生开创科学教育时代以来，武汉大学科学教育的成就令人瞩目。
在20世纪末，国内学界开始觉察单纯的偏窄的学科专业在人才综合素质、发展潜力和创新精神培养方面存在的诸多局限性，单纯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以人文精神为内核的人格精神教育，不足以培养为国所用的栋梁之才，也与科学精神、求是学风不相符合。
并且21世纪各国的激烈竞争，将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上，也体现在国民的文化底蕴、民族精神和精神文明水准的较量上。
大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科学与人文的交相辉映。
鉴于此，学校发扬求是之风，紧扣时代脉搏，顺应这一时代潮流，以自身雄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优势，继续实践着人文教育的传统，推出了多方面的跨学科试验班，开展全方位的人文素质教育。
弘扬“求是”的校风、学风，教风，不仅是高科技发展对大学教育的要求，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人文、科学教育新时代的需要。
（4）“拓新”是武汉大学之的
拓新是武汉大学办学的目的，概括了武汉大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特征。
回顾武汉大学的发展历程，武汉大学历来敢为人先，曾率先在全国推出学分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提前毕业制、免试推荐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制、硕博连读制、提前攻博制等教学改革新举措。
珞珈有凤常先鸣，使武汉大学在诸多领域尽占先声。
查全性倡言恢复高考，千古一唱；陶德麟批驳“两个凡是”黄钟律吕；辜胜阻六上人民大会堂，数鸣冲天；李崇淮经世安邦话修宪，大贤稀声；马克昌报“依法治国”之黎明；万鄂湘开法律援助制度之先河；韩德培法苑拓荒写华章，使国家避免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余抗的“招标投标与成本控制”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经济价值；伍新木向全国第八届政协大会提交的议案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刘光杰提出的“东拓西进”战略成为中部各省市领导认可的发展战略；辜胜阻“三峡库区远迁移民”的建议现已成为国务院移民办的重要政策。
学校拥有一大批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创造了一大批具有国内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50多个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特色突出。
如今，武汉大学不断加强对外交流和内部自我改革、充实和完善，在人才培养的创新、教育管理的创新、内部资源的拓展诸方面，都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探索了一些新的思路和举措，再次显示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
意义：
武汉大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树立为国家之富强勤学苦练、奋斗奉献的宏伟志向，以坚毅刚强之品格、恢宏远大之胸襟、科学严谨之态度，探寻人文，增进道德，追求真理，不断进步，取得新成绩，开创新局面。
自强之魂，弘毅之志，求是之风，创新之的，是武汉大学曾经辉煌的历史，也是武汉大学孜孜以求的今天和明天。
4、上海交通大学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来源：
饮水思源，简单的解释就是指喝水的时候要记着水是从哪儿来的，比喻人不能忘本。
北周的庾信《徵调曲》中有“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之句；宋时的宗礼《大鉴禅师殿记》中有“饮水知源，自觉自悟，师岂远哉”之句。
交通大学的“饮水思源”传统，经查，最早出现的当属1926年学校30周年校庆时，在所举行的各项庆典仪式中，有建立最早的师范班校友捐建的“自流井”落成仪式，沈叔逵代表校友致词，说明开凿该井的意义是“饮水思源”。
1933年4月，学校37周年校庆时，又有1930届毕业校友捐资于执信西斋前建造喷水池，喷水池中为一石碑，上刻“饮水思源”，石碑上置放铁铸的交大校徽。
这一建筑物后在数十年的风雨中损毁，1979年又由学校在原址原样重新恢复。
长期以来，“饮水思源”碑已成为交通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物。
著名学者杨福家先生曾对交大的这一校园精神赞赏有加。
上海交大在90年代初提出了“饮水思源”为校园精神，不久又拓展为“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2006年12月，学校第五届教代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学校建国后的第一个《章程》，其中第6条明确规定：
“本校的校园精神是：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
释义：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精神的形象表达。
“饮水思源”不仅是一种精神理念，而且是交大人毕生为之奋斗的多彩人生的写照。
意义：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短短八字，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交大人，似是一颗闪闪的明珠，教导和激励着一代代优秀的交大人，在祖国的各个岗位上撑起了一片天空。
5、中国人民大学
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来源：
“立学为民、治学报国”这八个字是人大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70周年校庆大会上，总结学校70年办学历程所积累的人文精神时提出的。
释义：
“立学为民、治学报国”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办学精神和光荣传统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它主要边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推动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培养一大批建国干部。
从组建之日起，学校就面向广大工农兵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打开了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门，成为推动新中国高等教育平民化的第一校，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
中国人民大学开创了中国高校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先河，最早创立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课程，编写出版多种发行量达百、千万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全国通用教材，长期承担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的任务。
三是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是政治经济学等数十个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业的发祥地，产生了一大批影响全国的基础性教材和学术著作，最早建立并奠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财经、政法、管理和马克思主义人文学科教育体系。
四是结合我国实际学习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先进经验。
命名组建之初，中国人民大学集中了全国数量最多的苏联专家，担负着学习、介绍苏联高等教育经验的任务。
改革开放之初，刚刚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率先系统引进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教材，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五是推动新中国高等教育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料中心、信息中心和图书中心。
人大图书馆创立的图书分类“人大法”曾在国内长期广泛应用，人大出版社是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出版中心和学术著作出版基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是国内最早从事收集、整理人文社会科学信息资料的学术出版机构。
从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成就可以看出，“立学为民、治学报国”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70多年来始终坚持的办学宗旨。
这一宗旨是对人民大学这所从战火中走来、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学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在新时期的科学概括。
可以说，一部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奋斗史。
意义：
“立学为民、治学报国”是一种始终保持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责任；是一种始终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团结合作的胸怀；是一种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情怀；是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境界；也是一种严谨求实、戒骄戒躁的学风。
它既是人民大学的革命精神在新时期的概括，又是人大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种弘扬。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民大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特色强校、内涵提高、质量第一”的发展道路，在各项事业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所有这些正是“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精神的具体体现。
6、四川大学
以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
来源：
新四川大学是由原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三个全国重点大学，历经两次强强合并组建而成。
三强合并前的原三校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优良传统和各具特色的“学校精神”。
新四川大学精神是原三校“学校精神”及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经过近十年的碰撞和融合，三强合一，终于融会成了独具个性的新四川大学精神，其精神内涵集中体现在校风和校训上。
释义：
新四川大学的校风概括为：
“严谨、勤奋、求是、创新”。
这八个字较好地继承和概括了原三校长期形成的优良校风，也体现了三强合并后的新川大所形成的新的文化氛围和校园风气。
新四川大学的校训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八个字语出民族英雄林则徐题于书室的一副自勉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比较贴切地概括了今日之四川大学的发展历程、办学特色与价值追求，有较强的感召力和渗透力。
一是体现了学校发展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首先，它较好地反映了“三强合并”前的原三校不断融合、改革、发展的历史以及相互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
原四川大学以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为肇端，历经“两院入堂”、“三水汇流”，前后融汇了不少蜀中名校的精华；1954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组建、尔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原成都科技大学，前前后后整合了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川北大学、西南农学院等院校的有关系科；原华西医科大学自1910年创办起，发展历程中曾与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生物系、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联合办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时，其文理学院并入了当时的四川大学。
同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直接反映了新川大“三强合并”的现实。
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在“共建、调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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