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危机其解决之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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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危机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06-07-27作者：

  编辑：

化成天下

龙宗智（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非常高兴能主持我校78级校友蒋庆先生的演讲，蒋庆先生是当代中国的大儒，在儒学方面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

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盘山文存──儒学与现代》等著作，并独力与合作翻译了《基督的人生观》、《当代政治神学文选》、《自由与传统》、《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多部西方学术名著，还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十二册）。

关于蒋庆先生的详细介绍请登陆其网站。

现在欢迎蒋庆先生演讲。

蒋庆（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大家好，今天能回到母校同在座的各位学校领导、老师、同学和师弟师妹们共聚一堂，心里非常高兴。

今天我被邀请参加“金开名家讲坛”并作首场演讲，心里有些不安，毕竟近一二十年来我的研究领域已经离开了法学，对法律已经比较生疏了。

但是，我们大学的法学研究应当扩充自己的人文视野，研究法律离不开历史、理论等基础人文学科的支持，只有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才能更深刻的理解法律。

其实，法律在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本身就是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随着西方近代以来学术分科出现后才独立出来，而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法学家、法律思想家、大法官、大律师都不只精通具体的法律技术，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历史、理论、文化、宗教等人文素养。

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自己虽然离开了法学，也还是可以在这里作一个开拓人文视野的学术演讲。

下面，我就开始演讲，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首先，从字面上解释一下演讲的题目。

什么是中国文化？

按道理，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讲中国文化是不需要对中国文化的概念进行专门解释的，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已经面临衰亡的境地，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了，这才需要专门解释。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许多学派，就如同西方文化中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学派一样。

实则不然，儒家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

我们知道，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家文化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

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

也就是说，道家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解释；而所谓重新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学派或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另外，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

“六艺”就是“六经”，即儒家的六部经典：

《诗》、《书》、《礼》、《乐》、《易》、《春秋》。

这六部经典都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经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

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历史，如道家出于《易》而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书》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

这个道理很复杂，这里不能详说。

总之，儒家的“六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

所以，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上面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

我们简单提一下。

一、在精神方面：

中国文化体现的是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我国历史上称“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

其核心内容讲的是“天道性理”，用今天的话来说讲的是超越神圣的普遍价值。

这种普遍价值除表现为古人所说的伦常日用之道外，更表现为超越神圣的“天道”、“天德”、“天理”。

二、在形式方面：

中国文化表现为以礼乐刑政为特征的大一统政教礼法制度，即古人所说的“圣人之制”、“王制”。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就是这个意思。

具体来说，中国文化的特质在精神方面就是“尧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在形式方面就是“王道政治”。

以上中国文化特质的两个方面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最独特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最有价值最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地方，违背了这两个方面，即违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与礼乐形式，就背离了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变质。

下面再简单讲一下文化的危机。

文化的危机包括文化的疲惫、文化的歧出和文化的变质三个方面。

文化的疲惫是指一种文化丧失了生命活力，徒有形式而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文化的歧出是指某一文化偏离了本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并定型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即偏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向另外的非正统文化或异文化的方向演变发展。

文化的变质是指某一文化完全脱离了本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并定型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形式，即完全脱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在其它文化的影响下变质异化而成为与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质不相干的另外的文化，用中国古代儒家的话说就是“以夷变夏”，用现在西方流行的话说就是“文化殖民”。

文化危机的一般规律是先文化疲惫，然后是文化歧出，不能解决文化歧出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即出现文化变质。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文化歧出，但还未出现过文化变质。

也就是说，文化解决的是人的生命信仰、社会道德以及制度建构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衰老而丧失了活力，解决不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这些根本性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出现了文化疲惫；如果这一文化疲惫状态继续下去就会使该文化丧失回应非正统文化与异文化挑战的能力，从而走偏方向，进入歧途；如果不对进入歧途的文化进行矫正与救治，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会丧失“自性”，发生文化的变异，即变成非正统文化或异文化。

那么，怎样解决这种文化危机呢？

文化危机的解决之道首先是要唤醒一个国家中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意识与文化觉悟，努力给已经衰老疲惫的文化输入新鲜血液，使之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然后通过知识分子的群体努力把已经误入歧途的文化拉回正轨，克服文化的歧出与变质，使歧出的文化又重新回到本民族文化的正轨，恢复本民族文化的自性特质。

这就意味着，把本民族文化从文化殖民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使本民族的文化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使变质的文化“复性”（恢复自性）、“复位”（恢复正位）、“还质”（回归文化的精神特质），从而使本民族的文化又重新成为具有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正统文化。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讲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文化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历史非常悠久，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四次危机，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其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

一、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危机是在春秋时代出现，到汉武帝时代结束，历时五百余年，解决方式是董仲舒建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复古更化”的文化政策解决了这次文化危机。

我们知道，周代开国之初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有效地统治了中国，但到了春秋时代中国文化已经疲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周文疲惫”状况，无法解决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

最严重的是周王朝的公权失落，导致了礼崩乐坏及诸侯混战的局面，社会失去了统一合法的秩序。

到了秦代，虽然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在治国方略上却采纳了法家学说，具体落实到政策上就是焚书（儒家经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用残暴的严刑峻法治国，结果导致二世而亡，亨国才十多年。

由于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背离了中国三代以来以圣王仁义之道治国的文化传统，用今天的话说是奉行极端的专制集权主义，所以法家在此前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三代圣王传统中）没有根，史称法家的治国之道背离了“周孔之教”，即背离了中国的文化正统，而陷入了中国文化的歧出。

到了汉初，采用黄老之术治国，虽然与民休息在一定时期内有恢复社会生机的正面效果，但由于道家主张无为，主张无为具体到当时的历史现实中就是政治上不改革，因循以前政治上的弊病，即史书所称的“汉承秦弊”。

所谓“汉承秦弊”就是汉代沿用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严刑峻罚等违背中国正统文化的做法来治国，这种做法不符合历代圣王以仁义之道治国的儒教传统，所以以非正统的黄老之术（道家）治国不仅本身就违背了中国文化的正统，黄老之术主张的无为而治在客观上不改革也导致了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弊”，这也违背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正统。

所以，汉初以黄老之术治国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歧出。

虽然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贾谊，但是由于当时时机尚未成熟，黄老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没有办法进行政治改革，“秦弊”仍然存在。

到了汉武帝时代，这种“汉承秦弊”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汉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导致汉政权在统治合法性上遇到了三重危机，一是天道的危机，一是历史文化的危机，一是民心的危机。

所以董仲舒应时而出，以《春秋》“天人之学”中的“王道政治”作为汉代国家的立国之本，采用“复古更化”的文化政策建立了汉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复古就是恢复尧舜周孔等古圣人之道来治理国家，更化就是革除暴秦遗留的法家弊病而改变国家的根本文化政策），把中国歧出了几百年的文化重新拉回到了中国文化的正轨上来，解决了中国第一次文化歧出的危机。

可以说，汉代建立在董仲舒“天人之学”上的“大一统”礼乐刑政制度足以同古罗马帝国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庞大帝国制度相媲美。

二、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出现在汉朝末年至唐代初期，大约四百年，直至文中子建立“河汾之学”解决了这次危机。

我们知道，东汉末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混乱，而最重要的混乱则是文化的混乱，进而变为文化的歧出。

首先，文化的歧出表现为曹操为篡夺汉政权但碍于儒家的纲常名教与忠孝大义，故排斥儒家治国思想而重新采用法家思想，即主张治理国家不强调道德名分与君臣大义，只看能力军功而不看人品德行，大量起用鸡鸣狗盗之徒来治理国家。

其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普遍流行，不光一般老百姓信佛，连政府官员与皇帝也信佛，梁武帝三次舍身入寺出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梁武帝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不去考虑如何造福百姓、如何建设好中国文化、如何管理好国家，而是侫佛，只关心自己的生死果报问题，把统治者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与文化责任都抛弃了，这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

在中国古代，朝廷是风教所出的中心，所谓风教就是人伦风俗与道德教化，朝廷是影响全国民众道德风俗至深至巨的地方，但在当时，皇帝、大臣、官员在朝廷上不讲儒家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圣人文化，而讲道家佛家等出世的非正统文化和异文化，并且还把寺庙修到了宫中，这成何体统！

这不是文化歧出又是什么？

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所谓玄学，即“三玄”：

老学、庄学、易学。

当时有些学者如竹林七贤看到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在政治上不合作，借诗酒玄理进行消极反抗，追求个人的解脱和逍遥，但是他们却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加剧了文化的歧出，因为“三玄”正是产生于非正统的道家文化。

在这样一个文化歧出的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大儒，姓王名通，历史上称文中子，隋朝末年人，年轻时有澄清天下之志，至京城向朝廷献经邦治国的《太平策》，但由于当时朝政已经相当腐败，乱象四起，文中子见通过自己从政出任不能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遂返回家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传道，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

文中子通过讲学活动培养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辅佐唐太宗打天下，史称“迭为将相”，成为建立唐朝的功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

文中子的学生在唐初时将其思想运用到治理国家上，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

唐初时专门对国家的立国思想进行了大讨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文中子的学生主张以儒家王道仁政治天下，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则认为唐承乱世而来，乱世用重典，必须用严刑峻罚治理国家。

唐太宗最后采取了文中子学生们主张的以儒家王道仁政治天下的文化政策，颁发《五经正义》，崇尚儒学，以儒家经典取士，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拉回了东汉末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岐出，解决了中国文化的第二次危机。

有人认为唐代是佛教的天下，我则认为唐代在治理国家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是儒教的天下。

因为佛教文化解决的只是人的个体生命生死无明的信仰问题，不解决社会的道德问题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儒家文化除能解决人的生命信仰问题外，还能解决社会道德问题和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所以唐代在社会政治层面的主导性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三、中国文化的第三次文化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宋代。

佛教进入中国后，从东汉末、魏晋南北朝直到唐朝，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中国文化一直处在危机之中。

唐代虽在社会政治层面以儒教立国，但在生命层次上最有影响的还是佛教。

我们知道，在传统上，中国人的生命信仰与存在价值原本是在儒家孔孟之道的义理系统与儒教民间社会的礼乐教化中来解决的，但是，佛教的普遍流行以及对佛教的普遍信仰改变了这一状况。

虽然佛教在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建构方面无力与儒教竞争，但是在生命信仰和存在价值层次上却具有很大的资源，足以对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造成巨大威胁。

在唐代中叶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韩愈所写的《原道》就指出中国儒家文化不能被印度佛教文化所取代，必须以建立在尧舜孔孟之道上的古圣人文化作为中国的主导文化。

但是，由于韩愈是一个文学家而非思想家，他虽然能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能从理论的深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即他没有建立起一套博大精深的学术系统来回应佛教的挑战与威胁。

到了宋代以后，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更大，当时儒家代表人物程颐看到佛教寺庙庄严有序，竟然感叹“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后来宋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感觉到了佛教对中国人生命信仰挑战的严重性，开始自觉地从学术思想文化的层次努力来回应佛教的挑战，经过诸如“濂洛关闽”等几代大儒的努力，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某些合理成分，最后由朱子建立了集大成的理学。

宋代理学的建立，意味着最终解决了中国文化在生命层次向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的歧出，克服了第三次中国文化危机，把歧出到佛教的中国文化又拉回到中国文化的正轨上来。

在这之后，理学影响了中国七八百年，直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才式微。

所以，陈寅恪对宋儒极为推崇，认为中国今后文化发展的路应是宋儒开创的路，即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取外来文化优秀成分重建中国新文化的路。

从以上中国文化的三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来看，每次危机的解决都是一次大的文化综合，即每次危机的解决都吸取了某些其它文化优秀合理的成分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活力的学说或文化。

如董仲舒吸取了以前法家、道家、墨家、阴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自己的“天人之学”，宋儒吸取佛、道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理学。

所以汉学宋学都是新儒学，今后中国儒学以至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应作如是观。

四、中国文化的第四次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的第四次危机是从晚清到现在存在的一次文化危机，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已逾160年，至今解决不成功，危机仍在持续之中。

这次文化危机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冲击，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战。

这一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生命层面上，基督教进入中国虽然最早在唐代，然后在明代，但影响不大，只是近代以来“圣经跟着军舰走”，中国人的生命信仰才受到基督教的巨大冲击，歧出到基督教信仰上。

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统计，中国目前已有近一亿中国人信仰基督教。

尽管在现代社会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不可能变为基督教国家，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不可能变为基督教文明，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全体改宗基督教变为一个基督教民族，中国文化更不可能被基督教取代变为基督教文化。

然而，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都通过儒家文化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

除宗教信仰外，中国文化的危机还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在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各种外来思潮，如个人自由、启蒙思想、平等思潮、理性主义、权利观念、革命理论等，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进行挑战，使中国儒家文化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危机。

此外，中国在政治制度层面上也出现了危机，中国出现了古代所没有的建立主权观念上的民族国家与议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革命动员理论上的政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法治制度，出现了建立在跨国公司上的市场制度，出现了建立在国力优先上的财政制度，出现了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上的常备兵役制度，出现了建立在资本无限追求利润上的公司企业制度，出现了建立在服从国家竞争目的上的教育制度，等等。

然而，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大一统的礼乐刑政制度，治理社会靠的是不需要广泛社会动员的科举制度与文官制度，在社会层面建立的是情理合一的礼法制度，中国古代也有市场也做生意但没有跨越国际的市场制度，中国古代的财政税收制度不以追求国力为优先考虑而是满足国家实际治理的需要，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常备兵役制的无兵的国家，中国古代有商号有店铺但没有资本法则驱使下的无限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制度，中国古代的教育培养的是“君子”，是有道德有美感有存在意义的人，然后才是治理国家的人，而现在整个教育制度都是为了服从国家竞争富强的目的。

这样，中国文化在制度层面遇到了很大的危机，现在中国人不知道如何回应。

最后，在国际关系上出现了社会化达尔文主义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使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使命在于救亡，亡是亡国亡种亡教，这对中国文化也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因为中国文化就是教，具体表现为王道政治，王道政治要求国家之间要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而近代以来国际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追求的却是霸道政治，完全是“丛林规则”，以力服人。

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中国晚清以来的第四次文化危机有着不同于先前危机的性质，第一次危机是我们中国文化内部出了问题，宋儒面临的佛教挑战只涉及人的生命信仰领域而不涉及社会政治与国家制度领域，历史上北方民族侵挠中国以至入主中原只是个别现象，不是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瓜分中国。

因此，正如李鸿章所说，中国晚清以来的这次危机是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应该比这还严重，是中国六千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出现了这次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危机，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解决这次危机的呢？

首先是形成了洋务派，他们认为西方文化追求武力侵略，是不讲道德的文化，而我们中国文化追求以德服人，是讲道德的文化。

我们中国文化是“圣贤文化”，是“君子文化”，但是，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野蛮入侵，中国处在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中国文化的性格又不同印度教和基督教非暴力和平主义“以德报怨”的传统，追求的是“以直报怨”的传统，即追求一个世间基本的公正，所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是要坚决反抗的，不接受托尔斯泰劝中国人不要反抗的和平主义思想。

但是，怎样反抗呢？

魏源最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认为中国文化在道德上高于西方，这个道德就是中国文化的“体”，所以在“体”上中国不学西方，只学西方的“用”──所谓坚船利炮的长技──来反抗西方。

而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心里面是不愿学西方的，因为西方是强盗是小人，君子学强盗学小人在心灵上要承受很大的委曲和压力，但要救亡图存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勉强学习西方的“用”，即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等先进技术。

正如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所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诅咒的，是被逼出来的，我们之所以去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坚船利炮是因为我们要反抗他们的侵略以获得基本的公正。

但是，正如严复所说，洋务派的中国文化解决方案是有问题的，“体”和“用”是不可分开的，严复说“牛体不能马用”，“中体西用”实际是“牛体马用”的文化解决方案。

张之洞在“中体西用”的文化解决方案中不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的基本义理价值解构了，即把理和势、公德和私法、国家和个人分开了。

张之洞为了回应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西方列强的入侵，认为个人可以做君子国家不能做君子，个人可以道德国家不能道德，这虽然是出于救亡的考虑，但在中国儒家文化“体用不二”的义理架构中是讲不通的，这一文化解决方案破坏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为今后中国文化的全面崩溃打开了一个人们不易看见的蚁穴。

当时只有辜鸿铭独具慧眼，批评张之洞离开了清流的阵营退入了洋务。

由于洋务派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危机时使“用”与“体”分离，“用”得不到“体”──中国文化的根本义理价值──的指导与规范，致使中国一百年来的现代化成了“无体”的现代化，或者说没有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现代化，所以洋务派解决百年来中国文化危机的方案不成功。

解决清末文化危机的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借用孔子为象征符号，打着孔子的旗号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是西方民主制的一种，他们说“孔子改制”只是出于利用孔子的象征符号减轻政治改革的压力，实际上照他们的想法孔子改成的是“西制”。

因此，当时有人批评戊戌变法是“以夷变夏”，康有为的维新是“貌孔心夷”。

而辜鸿铭则称戊戌变法是中国的政治激进主义，维新派是“中国的雅各宾派”。

由于维新派借孔子的象征符号改立西制，在中国文化的解决方案中没有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而是沿着中国文化歧出的道路来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问题，所以维新派的解决方案也不成功，反而加剧了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歧出。

接下来声势浩大的是辛亥革命前十年盛行中国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是张謇、梁启超和晚年的张之洞，他们认为只有在中国建立立宪政治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他们在康有为的基础上又后退了一步，康有为还要借孔子的象征符号进行政治改革，他们连孔子的象征符号都不要了，直接追求西方的立宪政治。

但他们仍然是沿用文化歧出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他们的解决方案仍然不成功。

之后影响中国最深最巨的便是革命派，其中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派之分。

三民主义中虽有民族主义，但在民族主义的视野下中国文化只具有团结民众共御外侮的功能，即“用”，而不再是中国政治的价值基础与发展方向，即不再是“体”，因为在三民主义中“体”已经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民权了，这样中国文化从张之洞所尊崇的“体”下降为孙中山的“用”了。

至于新民主主义则是继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传统，发展到文革便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而“体”也同三民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体”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了，至于“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了，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

革命派仍然是继承了中国近百年来以文化岐出的方式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传统，这一解决方案非但不成功，反而加剧了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危机。

上述四派可以归结为现代化派，这派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

另外还有清流派，主要是以晚清以来倭仁、辜鸿铭、陈寅恪等学者为代表的流派，其基本思想不是反对改革，而是主张在不改变中国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文化，站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来回应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