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陪都留守制度的酝酿与确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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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陪都留守制度的酝酿与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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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都留守官制的发展需要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东汉陪都留守名称的出现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发生期的重要节点;在这个节点之后，陪都留守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就成为了新的主题。

这个主题的高潮出现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

　　一、南北朝时期陪都留守官的出现

　　在西周出现陪都留守现象以后，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近一千二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国古代留守制和陪都制都有所发育、发展，陪都留守制也开始在南北朝时期酝酿新的突破。

其突出表现是继出现“留守”一词之后，“留守官”一词也开始出现，并出现了陪都留守官制的雏形。

　　“留守官”一词开始出现于北魏，但是这个阶段也只是“留守”与“官”的简单结合，尚没有形成制度与体系。

《魏书》卷二十二载：

北魏孝文帝欲迁都洛阳之时，“临太极殿，引见留守之官大议”。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二载：

北魏孝文帝欲变北俗，曾对任城王澄曰：

“‘必欲使满城尽著邪!

’。

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

”后召见群臣要求尽快改变旧的习俗，“又责留守之官曰：

‘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二亦记载类似的情景：

“戊戌，魏主至洛阳，过李冲冢。

时卧疾，望之而泣;见留守官，语及冲，辄流涕。

”

　　北朝典籍中多次出现留守京师、旧都、东都、陪都等史实。

特别是北齐出现了更为明确的留守陪都的记载，即在陪都晋阳设置留守。

晋阳是我国古代北部边防重镇，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曾多次成为陪都。

留守晋阳既有军事意义，也有维持陪都稳定、帮助皇帝处理事务、稳固后方之意。

北齐高祖高欢对于选择留守者的条件作了阐释：

顾命世宗曰：

“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备，亲戚之中，唯有此子，军旅大事，宜共筹之。

”首先要在亲戚宗室之中选择智勇兼备的人来充当留守，以确保晋阳的安全与稳定。

段韶为高欢妻侄，是高祖之心腹。

武定五年春，高祖崩于陪都晋阳，其子高澄继位，由于侯景构乱，“世宗还邺，韶留守晋阳”。

段韶以留守之功封长乐郡公，得世宗信任，后世宗征颍川，韶留镇晋阳。

“留守晋阳”这段史实，表明陪都留守开始进入到“有名有实”阶段。

虽然“留守”还是作为动词使用，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官名，但此时的留守开始具有留守地点、留守目的、留守者官职以及职掌等要素。

　　留守制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明确任留守者须位高德显，任职也更加隆重，常持节担任。

如，《北史》卷十五载：

“丕与广陵王羽留守京师，并加使持节。

”拓跋丕以太尉之职任留守。

拓跋羽是文帝之弟，宗室子弟，加以持节以任留守。

孝文帝诏见丕、羽时说道：

“太尉年尊德重，位总阿衡。

羽，朕之懿弟，温柔明断。

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节，赏罚在手。

”

　　留守京师或者陪都，其职掌亦开始较为明确。

首先是偏重于都城本身的事务，如维护都城稳定安全、代天子处理政务等。

同时，开始主持祭祀事务，承担礼制方面的内容，但此内容仅限于太子担任留守之时。

如北魏时期元恂，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立为太子，迁都洛阳后，“高祖每岁征幸，恂常留守，主执庙祀”。

　　北周时，新建陪都洛阳，称东京。

“后周置东京六府、洛州总管”。

因“移相州六府于洛阳”，并称为“东京六府”，由东京天官府长官东京小冢宰掌东京六府之事。

此外，陪都机构具有相当大的权力，除六府之外，“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

　　由上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陪都官制的发展初期，出现了陪都留守，尽管还不是常设性官职名称，但已经具有留守者官职、职掌、留守地点、留守目的等要素。

北周出现了专门管理陪都的机构——东京六府。

陪都留守官制正在建立之中，并逐渐走向完备。

　　二、隋代之东都留守

　　隋代以洛阳为东都，属两京制陪都，地位显要，东都留守就更加郑重其事，出现了具有常任（非临时性）意义的陪都留守。

隋炀帝即位后，兴建了东都洛阳，多以代王杨侑为京师留守，以越王杨侗为东都留守。

《隋书》卷五十九载：

“越王侗字仁谨，美姿仪，性宽厚。

……帝每巡幸，侗常留守东都。

杨玄感作乱之际，与民部尚书樊子盖拒之。

及玄感平，朝于高阳，拜高阳太守。

俄以本官复留守东都。

”越王杨侗是隋炀帝杨昭之子，在皇帝出巡期间，多次以太守之职留守东都洛阳。

此时的东都留守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临时性职任，皇帝会派其他官员辅佐之，其陪都留守官制体系初见雏形。

隋炀帝大业九年戊寅，帝幸辽东，“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越王侗留守东都”。

“帝每巡幸，侗常留守东都……俄以本官留守东都。

十三年，帝幸江都，复令侗与金紫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摄户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等总留台事”。

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为掌议论之官，太府卿主管金帛财帑，户部尚书主管人口、土地、赋役，右武卫将军从三品，是隋朝十六卫中的一卫。

从军事、赋税、官制、财政等方面辅佐留守治理都城，也是后世朝代设置留守下属机构的雏形。

另一位长期留守东都的重要人物是樊子盖。

《隋书》卷六十三云：

“九年，车驾复幸辽东，命子盖为东都留守。

”隋朝担任过东都留守一职的还有元文都、王世充等人。

　　对于设置东都留守的作用与意义，（隋炀）帝顾谓子盖曰：

“朕遣越王留守东都，示以皇枝盘石;社稷大事，终以委公。

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后出，此亦勇夫重闭之义也。

”此外，隋炀帝还造玉麟，作为留守之信物，可见留守责任重大。

马端临《文献通考》云：

“炀帝幸辽东，命郑元为京师留守，樊子盖为东都留守，俱赐玉麟符以代铜兽（《六典》云：

‘传符之制，京师留守曰玉麟符。

’）。

”对于留守的品级问题，柳彧上表曰：

“今太平告始，信赏宜明，酬勋报劳，务先有本。

屠城破邑，出自圣规，斩将搴旗，必由神略。

若负戈擐甲，征扞劬劳。

至于镇抚国家，宿卫为重。

俱禀成算，非专己能，留从事同，功劳须等。

”于是在留守之职中，加之表示官位的品级，以其符合“留从事同，功劳须等”的标准，这表明，留守朝着职官化的方向发展。

但在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如何加品级的原始材料，这方面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由于西北内乱与边境危机，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命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

同时，隋炀帝“仍遣兽贲郎将王威、兽牙郎将高君雅为副”。

通过设置副留守来牵制李渊，以期达到维护稳定、防止叛乱的目的。

但是，仍然没能阻止李渊于太原起兵，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

　　总之，隋代陪都留守已逐渐常任化，职能及人员设置全面、多样，不再只是由一人担任，统治者开始以主管军事、行政、民事等方面的官员辅佐之，既有文职系统的人员，也有武职系统人员，成为后世陪都留守机构设置的“蓝本”。

除此之外，具有自己的印信玉麟符，亦有品级方面的要求。

这都显示了隋代的留守朝着职官化、制度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三、唐代陪都留守的职官化、制度化体系初步形成

　　唐代以长安为都城，除洛阳与长安并列的两京制外，还曾存在过三京制、五京制，出现了东都留守、西京留守、北都留守等正式的陪都留守官。

陪都留守官进入到国家行政体系之中，开始职官化、制度化，并初步形成了体系。

　　首先，“陪都留守”一词正式出现于史籍中。

它正式成为一种常设官职，具有自己的公服和完备的僚佐系统，拥有自己的品级、印信以及职掌。

其中东都留守的僚佐系统，程存洁的《唐代东都留守考》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东都僚佐系统分为文职僚佐与武职僚佐两部分。

其中，文职僚佐由东都副留守、判官（如皇甫湜、段平仲、杨归厚等曾担任东都留守判官）、记室、推官（王永担任过东都留守推官）、从事、巡官（窦牟担任过东都留守巡官）、参谋、要籍组成。

武职僚佐由衙前系统、左右厢系统、防御系统组成：

衙前系统下设有右衙兵马使、押衙、都虞侯、衙前将、衙前虞侯、散兵马使等;左右厢系统设有左右厢兵马使、左右厢都虞侯、左右厢押衙;防御系统设有同防御副使、防御都押衙、防御押衙、防御散将。

另外，北都留守僚佐系统可能包括副留守、副使、节度判官、观察判官、推官、掌书记、支使、从事等，品级一般在从八品上到正五品上之间。

　　唐代陪都留守的品级大致在从三品到正三品之间。

《旧唐书》卷十四载：

“三月乙丑朔。

戊辰，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听假日往还，他州府奏取进止。

辛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

‘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已上官、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正三品已上、从三品职事官、东都留守、转运盐铁节度观察使、团练防御招讨经略等使、河南尹、同华州刺史、诸卫将军三品已上官除授，皆入合谢，其余官许于宣政南班拜讫便退。

’”从中可以推断东都留守的品级位于从三品到正三品之间。

担任北都留守者，都兼任太原尹、河东节度使等官职，且多数兼任的官职为武职。

如，“十一月，制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河东行军司马、雁门代北制置等使、石岭镇北兵马、代北军等使、上柱国康传圭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其中以宰相之位兼任北都留守的也不在少数。

如，曹翔、萧邺、刘沔、令狐楚、柳公绰、李程分别以尚书右仆射、右仆射、左仆射、宰相之职担任北都留守。

唐时不设宰相，由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行宰相之职。

这些官职的品级在从三品到从二品之间，可见北都留守地位之重要。

担任西京留守的官员，同时兼具其他官职，这些官职包括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同中书门下三品、刑部尚书、中书令等文职官衔，这些官职在从三品到正三品之间。

由此推论，西京留守的品阶也在从三品到正三品之间。

　　除此之外，“天子巡幸，则京师、东都留守给留守印”。

北都留守与东都留守一样，也有自己的麟符，作为官员的信物。

《新唐书》卷二十四载：

“传信符者，以给邮驿，通制命。

皇太子监国给双龙符，左右皆十。

两京、北都留守给麟符，左二十，右十九。

东方诸州给青龙符，南方诸州朱雀符，西方诸州驺虞符，北方诸州玄武符，皆左四右三。

左者进内，右者付外。

行军所亦给之。

”北都留守为玄武符，是具有调兵之权的象征。

可见，陪都留守制初具规模，与其他中央官员一样，已经拥有象征自己权力的标志符。

　　其次，根据陪都位置与类型的不同，陪都留守官的职责也略有区别。

唐代东都留守官已经进入到国家行政体系中，是常设官职的一种。

除了拥有之前朝代留守所具有的维护皇权和统治的核心功能外，还拥有新的功能。

第一，掌有兵权，以卫皇城王宫，镇压叛乱。

《唐会要》卷六十七云：

“（元和五年）七月，复置东都留守防御兵士七百人。

九年十月，敕东都留守，创立新军，所召将士，切资精选，要得府县共详簿书。

”东都留守不仅掌管防御兵士，还具有创办新军、选兵练兵之权。

东都留守掌有切实兵权，以便维护稳定与中央统治;第二，掌有行政权，管理东都官员与城内事务。

韩愈曾说道：

“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岁时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于宫城门外而衙之。

”《旧唐书》卷十四载：

“戊辰，以户部尚书韩皋为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

”从“留司文武百官”“而衙之”以及“东都尚书省”等语可见，东都设留司衙门、东都尚书省等，下属有文武百官，是一套较完备的行政管理机构。

东都留守具有自己一套较完备的僚佐系统，具有独立征辟僚佐的权力;第三，掌弹压之事，维护东都治安。

东都留守的基本职责是守卫都城、皇宫，巡视皇城，其本质都是为了维持治安，以确保都城安全。

如，韦弘机任职期间，“有道士朱钦遂，为中宫所使，至都，所为横恣，机执而囚之”。

又如，中宗二子谯王重福入东都为乱，“东都留守裴谈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留守捕系枝党数百人，考讯结构之状，经时不决”。

又，元和九年十月被任命为东都留守的吕元膺任职期间，有李师道东都留邸，“邸兵与山棚谋窃发，事觉，元膺禽破之。

始，盗发，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门指纵部分，意气闲舒，人赖以安”。

且《授卢正已工部尚书河南尹东都留守制》明确记载“禁侵渔之暴，令必以严”是东都留守卢正已的职责之一，因此我们知道东都留守有弹压谋反作乱、维护治安之职责。

　　北都为军事重镇，军事功能明显，“太原王业所起，国之北门，非勋德烂然者，不能镇定”，特设北都留守，以期达到匈奴不敢向南而牧的目的。

　　再次，随着职官化的深入，陪都留守官的承担者不再局限于皇亲国戚，而是以文武官员为主。

其中京官有宰相、六部尚书以及尚书省官员等，地方官有节度使、太原尹、河南尹等，既有文职也有武职，呈现出官职多样化的特点。

与此同时，开启了在陪都专设留守官管辖之制，并且形成了一种制度。

以东都留守为例，如李蔚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充东都留守”。

尚书省六部尚书兼领东都留守，更为多见，如蒋涣“以检校礼部尚书充东都留守”。

工部尚书张锡、刑部尚书裴谈都曾担任过东都留守。

　　总之，陪都留守官制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在于“建制”：

隋代正式出现了东都留守等陪都留守官;而唐代陪都留守官已经职官化、制度化和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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