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答钱学森之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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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答钱学森之问
试答“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探望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
2009年8月6日，在与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总理说：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2006年11月，温家宝曾就此问计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的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
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这种回答其实是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的。
2009年5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大学与青年学子共度“五四”青年节时，针对学生有关“钱学森之问”的问题曾表示：
“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
11月11日安徽高校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长以及全国教育界发出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信中指出：
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
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
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让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
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钱学森之问”不仅是钱老的疑问，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更是全社会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直面的疑问。
正因为如此，对于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社会各界都充满期待。
2010年3月，教育部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是为回应“钱学森之问”而出台的一项人才培养计划。
该计划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9所高校实施。
目标锁定为：
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建立高等学校拔尖学生重点培养体制机制，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良好氛围。
通过采取自主招生、二次选拔等途径，遴选有兴趣、有发展潜力的学生进入该计划学习，将努力使受计划支持的学生成长为相关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
拔尖计划先行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为了保证拔尖计划的质量，教育部还组织了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建立专家组，负责审定实施方案、选拔入选学校、指导各校的实施工作。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培养高水平的拔尖人才是近几年来是社会和高校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高校也推出了一些创新人才培养工程，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但实际上具体来看，这些创新人才的培养工程，以及创新人才的培养计划，起到的效果其实并不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实际上相对于我们推出一个一个的计划，一项一项的工程来讲，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我们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因为只有拥有这样的一个现代大学制度，才能够真正的跟我们的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和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
具体来讲，现在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制度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教、学生自治，这样一个现代大学制度就会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拥有办学的个性和特性，同时学术的尊严和教授的尊严将通过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教得以体现。
这才能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由此拥有一个成长的良好的环境。
山东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富梅认为：
“这种人才工程式的培养基本模式是从入学的学生中选取优等生单独重点培养，目的是将来成为大师、拿诺贝尔奖等等，非常功利，不符合教育规律，这种思路不可取。
钱学森先生认为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存在一定问题，是有着清晰判断的，但是改变这一局面的方法应该是在高校全面进行教学改革，这种改革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从中发掘他们的潜力，从而诞生出顶尖的人才。
而不是先选拔一小部分人，就认为大师一定会在这些学生中产生，其实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大师会是今天的哪个学生，所以应该给所有的学生平等的教育资源以及成才的机会”。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求解“钱学森之问”，建议用“一对一”的精英教育，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
李政道仔细梳理了钱学森的成长之路，参照钱学森曾经就读的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师生比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
李政道认为，执行一对一精英教育的学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模式，也可以一位老师辅导三四位学生，但必须抽出时间“一对一”辅导。
钱学森和他的导师冯·卡门是如此，李政道和他的导师费米教授也如此。
李政道回忆在西南联大时就受益于这种“一对一”的教育。
1945年抗战期间，李政道转入西南联大学习，师从吴大猷和叶企孙教授。
忆往昔，李政道很感慨：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环境艰苦，物质条件很差，但培养了很多杰出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这段历史值得研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
“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精英教育，和我们国内家教机构的‘一对一’教育，不是一回事。
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说白了就是导师制。
建立真正的导师制，这应该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一条必由之路。
我国大学现在也普遍采取导师制，但主要针对研究生，由于师资力量有限，加上教师的科研任务很重，就是有导师的硕士和博士，也很难有‘一对一’的机会”。
熊丙奇说：
“以提高学生科目成绩为目的的家教‘一对一’教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性教育，而不过是为了把学生培养为一个模式的‘人才’，即考场上的高分者。
要开展真正的个性教育，激励学生善于探究、创新，必须改革升学考试单一的评价体系，让学生的个性、特长发挥有广阔的空间。
没有这样的教育环境，‘导师制’也会异化为‘伪导师制’，形式上的‘一对一’教育，也就会被误解为‘个性教育’。
倘若这样的‘个性教育’成就为主流，中国孩子的学业负担将更为沉重，个性将被学科成绩扼杀，更别指望创新人才的出现”。
熊丙奇感慨道。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章启群坦言：
“李政道先生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意见非常重要，也很容易理解。
但是，要达到李先生所说的那种人才培养模式，我认为比登天还难。
”在章启群看来，中国目前人才培养的问题，不只是大学的问题。
“国内虽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近年来很多中国学生都进入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名校学习，也没有成为杰出人才。
即使按照有关部门的计划，若干年后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可能还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华裔科学家，不仅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大学的，也没有上过中学和小学的。
这个现象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
章启群认为，当前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教育方法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这个教育体制的根本特征就是“计划教育”。
这个体制不改革，任何个人都没有回天之力。
然而，要改革这个体制，也不是教育部门的问题，而是国家整个大政方针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朱清时之答”。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认为：
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办。
“如果中国的大学中都用级别代表权力，用官印掌权，就没有人追求学术卓越了”，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了。
解决当前教育现状的关键在于改变目前行政化状态，实现教授治校，学术主导，让大学成为真正进行教育的地方，回到大学的最开始的原点。
一个学校就像梅兰芳以前唱戏的剧团一样，学校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梅兰芳能够唱好戏来运作，所有干部都是为梅兰芳搭戏台的人，大学就是放大的“梅兰芳剧团”。
大学改革首先要从去行政化开始，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学术才可以恢复生气，学校才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
你看世界一流的大学，剑桥、牛津、哈佛，从来不说自己要培养大师，但是培养出了多少大师级人物！
问题就在培养机制上，机制好了，人才自然而然就培养出来了。
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建，向来被视为是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模版，但朱清时“志当存高远”，要把南科大做成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
朱清时坦言，自己筹办南科大内心一个愿望就是要找到“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他表示“正在越来越接近找到这个答案”。
“朱清时之答”的核心内容是“大学市场化”，他说：
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一直不能提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目前的机制——中国的大学发的文凭全部是国家承认的文凭，他们的学历都是国家承认的学历。
“这就很类似于过去中国的农村吃大锅饭，现在中国的大学都没有积极性提高质量，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把中国大学都推到市场上去，让社会来评价，看社会是否认可你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来决定社会接不接受你这个学校的文凭，而不是靠学校的文凭是否由国家行政权力做后盾，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中国大学的活力就可能真正解放出来了。
这个机制问题解决了，大学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大师，如果教学质量不提高，培养一流大师永远是遥不可及的”。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个努力的方向，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
但是，学校并不是孤立于社会的，总是跟社会有着广泛交流联系的。
在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的大环境下，单单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最终受到贬损的是教育，受到不利影响的是学生。
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
从学术评价看，任何学术权力都是行政权力，把两者截然对立是不对的。
纪宝成强调说，“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关键问题在于，大学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地方，怎么样创造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自由环境很重要，这就需要按照学术规律来办事，更好发挥高校自身的作用。
纪宝成进一步说，“去行政化”的核心是反对官本位，“想根除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最重要是全社会不要官本位，不要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一个人、评价一个单位的唯一标准。
这样的话，去行政化的问题就解决了”。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南科大模式是个案，没有普遍性。
南科大模式很典型，这所学校是模仿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是培养精英的，也有点像科大少年班。
所以，我们当然乐观其成，但不要以为它做成功了，就是普遍意义上的精英。
“南科大的培养模式在全国范围内不好推广，如果推广，就是一场灾难”。
葛剑雄指出，这所学校请的教师、教授年薪都100万以上，学生一年一万补助，这都是很重的负担。
可现实是我们有那么多的资源吗？
有那么多的钱吗？
全国的学生都能达到进入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程度吗？
葛剑雄说，中国当下需要的是大量的普通高校。
“南科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是可以的，但它不是普遍性的试验田”。
葛剑雄说，南科大这样的学校，全国需要一两所就够了，没有普遍性。
关于南科大的定位，朱清时也明确表示，南科大只是一种尝试，南科大的试验不一定是最成功的。
钱伟长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一代大师钱伟长离我们而去，他对中国教育的真知灼见和他在大学校长岗位上的身体力行，永远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
钱伟长告诉我们，大学要营造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环境，钱老一直试图在中国的大学里实现一种理想：
重新勾勒西南联大自由活泼的教学氛围、加州理工学院积极严谨的科研氛围。
钱伟长特别关注科研和自学两个问题。
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教学是必要的要求，而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搞科研可以帮助教师扩大眼界，晓得当代这个专业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丰富这个学科的内容，使之不断地往前发展。
”关于自学，钱伟长认为，培养创新精神的人有一条要自学，一个没有自学精神的人是不会有创造力的。
大学不是教给学生一脑子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为此，他提出，“大学的教育就是把依靠老师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毕业时不需要老师也能获得知识的人，成为一个无师自通的人。
如果说培养学生是要在课堂上把知识都教给他才行的话，那么培养创新人才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要培养的是能独自到未知领域去工作的人才”。
钱伟长对于大学的培养目标有精辟总结：
“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2010年7月，钱伟长去世后，有评论说，钱伟长科学地回答了钱学森的问题。
如果大学校长都按照钱老的做法去做，“钱学森之问”的问号就能拉直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了对“钱学森之问”的不同意见。
纪宝成认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没有高等教育的贡献是不可能，没有高等学校在党政军、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各方面培养了大批人才，怎么可能成为发展这么快的国家。
任何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大概培养四千多万大学毕业生，没有他们哪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纪宝成说,“钱学森之问”当然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仅仅给学校提出来，而是向全社会提出来的，也是向我们政府提出来的。
钱老主要想说的问题是大师级人物比较少，或者说没有。
但是，能不能成为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还需要在他们踏入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孜孜以求，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涉及到社会用人机制和成才的环境。
我觉得，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们的用人机制正在逐步具备良好的条件，“两弹一星”不光是国外培养还有我们自己培养，至于现在新的航天航空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
所以需要辩证地认识“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教育专家和学者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及教学方法等不同方面积极回答了“钱学森之问”，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这对于培养杰出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面，笔者谈谈对“钱学森之问”的认识。
什么是创新？
创新是对客观世界更深层次的揭示。
创新不是对前人的简单否定，而是能从中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规律，即历来为纷繁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即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价值规律的发现，使许多问题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学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是在黑暗中摸索。
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做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创立了生物进化论学说，推翻了上帝创造一切的“神创论”，使生物学发生了一个革命性变革，被学术界、思想界公认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一次试验中发现了X射线，引起了物理学上一场伟大的变革，标着着现代物理学的产生。
X射线一直被应用于科研、医学和冶金领域，造福于全人类。
X射线的发现，促使物理学家们对它的本质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又导致了新的重大科学发现。
蒸汽机的发明制造，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类社会由手工业劳动时代进入了蒸汽机时代，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
电与电磁的发现，开创了人类的电气时代，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电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计算机的发明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脑力劳动的效能，开辟了人类智力解放的新纪元。
它将把人类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推向以自动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发明能像电子计算机那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
创新改变着世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国家要发展，民族要进步，就要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注创新，参与创新的良好风尚，用创新精神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殿堂，创新是一种实践活动，要把知识转化为创新成果，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思维活动。
思维成功的标志是灵感的闪现。
灵感是什么？
灵感是辛勤劳动的回报，是心血与汗水的结晶；灵感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
灵感是一种悟性，科学与艺术的相通之处是成功都源于灵感。
天才来自勤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个人只要按照自己的兴趣选准专业，集中于一点，全身投入，持之以恒，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就一定会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正确处理“专”与“广”的关系，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样样“专”。
要以专为主，以专带广，以广促专。
在创新实践活动中，学校可以造就良好的学习氛围，导师可以给与具体的指导帮助，但是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却不是能够直接培养出来的，这需要在实践中去发现。
钱学森强调学校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性，强调的是一种学术氛围。
钱老说：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
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
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
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
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这是我感受最深的。
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
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钱老说：
“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
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
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
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
今天我们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
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不活跃，不争论，怎么能够探讨出真理来呢？
就是通过争论才能碰撞出火花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
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浓厚的学术氛围，犹如良好的社会风气，对引导和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勤奋思考、积极探索，激发创新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当下，我国校园学风怎样？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批评说：
“在市场经济潮流的冲击下，校园不再宁静，而是陷于喧嚣和浮躁当中。
学生读书求学似乎仅仅是为了谋求一个条件好、待遇高、收入高的职位，教师则往往忙于跑课题、抓项目、拿经费，从而使读书求学沦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甚至只是进阶的垫脚石”。
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书记吴德星认为，在国内的大学中，像冯·卡门这样的教授和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学术氛围浓郁的大学，大概不多。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认为，比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现在的大学教育，一个最值得思索和借鉴的问题是，现代年轻人的时代意识很欠缺，需要引导和加强！
杨振宁认为，当年西南联大的成功有好几个道理。
第一，当时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教授；第二，也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
不过还有第三点，当时的学生和老师都觉得，在国家很困难的时候，能够在那里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换言之，所有学生和老师，都认识到了那是个重要的时代，不能浪费时间，所以大家都非常努力。
我在西南联大念书时只有1500个学生，当时全国大学生数目还不到两万人。
这两万人，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对国家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杨振宁说：
现在经济发展了，年轻人有很多方向可以发展，他们对时代的特别意义，认识得不如我们年轻时深刻，所以努力的程度也不够。
其实若是站远了看，现在中国还处在一个很弱的国家，前面的路还很远，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加上今天世界有种种问题，都需要年轻人去解决。
如果学校使得他们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
第一现在是个大时代，第二这个大时代有很多方向等着我们去贡献，多一些认识他们就多一些努力的动力。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我们今天的教学条件、师资队伍和科研设备，比民国时期有着无法比拟的优越，“为什么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创新人才，固然离不开学校的培养，但归根到底要靠人的主观努力。
事实上，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有一个培养、成长的历程，更有一个使用、施展的过程。
一个完整的钱学森，不仅在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受到良好教育，更是在“两弹一星”等重大创新活动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这说明，人才的成长与成就，离不开校园的滋养培育，更离不开校园之外的广阔实践和人生。
钱学森曾说过：
“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解答“钱学森之问”——运用激励机制，激励创新人才的产生。
有意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
有些事情并不是刻意求之的，创新人才也不一定是刻意培养出来的。
顺其自然，遵循规律，善于在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人才，也是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解答。
钱学森的一生是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生，也是淡薄名利，无私奉献的一生，这种崇高的思想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才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培养和集聚了宏大人才队伍。
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人才资源大国，各类人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当前我国人才发展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
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和人才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贯彻落实好这个纲要，对全面提高人才发展水平、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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