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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中英资料整理
迈克·沃斯：
新闻教育在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新闻界，2005-6-1
李欧梵：
新闻不等于传媒
媒体更新与新闻教育（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潘忠党：
新闻与传播之别——解读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
郑保卫：
新闻≠传播≠媒体――对《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与回应（2002年第5期）
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JamesW.Carey（1934-May23，2006）
译者：
李昕
[摘要]文章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新闻教育为线索，探讨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新闻学教育、职业伦理教育过多地倾向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新闻教育中缺乏新闻实践技能。
文章批判了传播学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能深入研究其内涵，井指出了新闻学教育应该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新闻教育；错在哪里
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谴责的意味，我得为自己的冒犯解释一下。
请注意，我的重点是新闻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就这个话题而言，像那个快乐的圣歌作曲圣弗朗西斯说的一样；我对于美德的惟一理解来源于对恶行长期的亲密接触。
所以如果这篇文章看起来有些回忆的味道，像是我对自己所犯过错误的总结和回顾，那就是我在这个有限时间里能达到的最好程度了。
和所有初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新人一样，我任教遇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听一位名叫马文．戈尔凡德的本地历史学家不同寻常的演讲。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带着我们走遍曼哈顿岛，参观了周围邻近的地方，简要介绍了居民情况，并历数这个城市里不同的居住人群最细微的差别。
他把我们领到东部，布鲁克林区、哈林区和哈德森河，给我们讲述曼哈顿邻近的地区怎样影响新泽西和其他地区。
他十分细致地描述了各个居住地之间的相互联系、交通和交流情况。
他还详细讲述了1898年发生的大事，那年曼哈顿打破地域界限，与附近地区合并为一个大都市。
本来是美国第五大城市的布鲁克林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戈尔凡德先生和我们的旅程不仅是一次浪漫的感悟，还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这其实足一种很实际的练习，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
他尝试着让学生理解这座城市，这样当他们以后投身于其中的时候才能适应并生存下来。
这种关于环境的介绍尽管有很多艺术的成份在里面，同时也是一种实用技能的训练。
学生们在哥伦比亚太学期间，总要一遍又—遍重复这个城市的故事，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错综复杂的路线中找到方向，不能因为找不着路丢了性命或者缺胳膊少腿。
哥大新闻学院的起源我不愿赘述，像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与约瑟夫．普利策的来往，1908年哥大收到建立学院的资助，1912年新闻学院设立本科并开始招生，在普利策的坚持下，新闻和广告学院分开，由此取得了诸如《世界报》等校内报刊的成功，其后新闻学院从哥伦比亚学院分离并成立自己的研究生院，结构与1935年无异。
秉承哥大传统，新闻学院除了课程有名．还与其他机构合作，并组织了很多活动，如普利策奖评选，杜彭奖评选，《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等等。
尽管我们无需对镌刻在建筑物上的普利策建院时的高尚目的进行怀疑，但是普利策也可能有不那么崇高的动机。
和绝大多数人类的成功事业一样，它的诞生也或多或少有些罪过之处。
学院建立初期，美国记者不是社会的高层。
印刷行业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人执掌，编辑室里主导的也是荷华斯．格雷利、詹姆斯．哥登．博纳特等等，新闻记者就是从这些地方被赶出来的。
普利策自己也不那么成功。
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一个记者的时代。
记者成为新闻的来源，“不断发生的事情”迫使他们成为新闻的中心领域，报纸成为搜集撰写新闻的工具，而不再充斥着编者按、公务文档的东西。
但是记者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根本就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人。
他们多半是三流作家，不得志的小说家，纨绔子弟。
但是更多的是想进入上层社会的移民的后代，虽然没受过教育也没有多少文采可言，但具备与生俱来的语言天分。
他们的政治观点多半很极端，撰写的文章也常常出入意料。
实际上，他们的表现成为这个行业的传说。
社会的底层是他们的来源也是描写对象。
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工会，这和他们老板的目的相去甚远。
包括普利策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大学教育可以教化这些不守规矩的人，教给他们原则，使之远离社会主义和工会。
教育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被当成社会控制的工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改造持不同意见的团体，并使他们与工作单位目标一致。
职业教育和意识形态，而不是知识或者职业素养，成为这种教育的主要内容。
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一群有道德规范、守秩序、有职业习惯并且政治倾向保守的从业人员。
虽然这个目的不能用来解释新闻学院在哥大的设立，但是在这个从人文学院、传统的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招来大批教授的地方，新闻实践技能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最初教授新闻的老师多半是从英语专业出身，自己探索着将新闻与历史、伦理和法律结合。
他们实际上是想在人文的基础上建立这个新兴的学科。
如果新闻是一种职业．它就应当有自己的历史。
新闻教授的职责就是写出新闻的历史，以此证明为什么大学应该开设新闻学院。
同样的，如果新闻是一种职业，它就应该有自己的职业伦理，至少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价值。
新闻教育者试图制造出这种伦理系统，并通过对第一修正案的解释确立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
新闻教育者不仅教书，还要致力于勾勒这一门职业的轮廓，提升新闻的地位使之名正言顺地在大学里拥有一席之地。
新闻教育在大学里本来就不是完全出于学术目的。
从英语文学中分支出来后，新闻学被迫在学术环境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所以自然而然地在伦理、历史和法律等学科中寻找传授这么一项世俗化技能的理由。
人文学科和法律很难容忍这样一门低等学科与有着悠久职业历史和职业荣耀的自己相提并论。
但是在1940年底，伴随着战争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使新闻教育在大学里的地位得到巩固。
这个有趣的故事说来话长，我仅仅在这里讲个大概。
二战期间出现的一项研究成果就是信号系统的数学基础的发现，特别是在雷达和声纳上的应用。
这成为战争的焦点，政府资助实验室进行大量与此有关的技术研究。
诙发现用处很广，从电报的操作到自动门的应用到灵长类动物的高级活动，这项数学研究提供了一条用以解释所有的机械、电子和人类系统中内部关系的途径。
科学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就是掌握统一各种独立现象自然过程的方法。
在1940年后期，科学家发现寥寥几条能用数学完全解释清楚的法则就主宰了传播的全过程，至少是信号通过电线、大气和神经传递的过程。
这个发现所带来的兴奋和骄傲今天已经难以衡量。
从启蒙运动开始人类就怀有的一些关于理性的梦想，这正是其中一个。
这个梦想实现改变了高等教育，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现代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
这与政府资助的关于敌方宣传、军队士气、国内战线的瓦解等研究紧密相连，但是学术研究达到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应用研究。
这样，新兴的传播学诞生了。
这是一门关于物理、生物和社会所有系统间控制和协同的科学。
国家安全状态重新确立的年代，传播学取代大学中战后出现的研究真空，影响了大学的机构、课程设置和学术前景。
可以肯定的是，传播学的发展是本世纪非凡的成就之一，它使得一群知识分子从事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工作。
但是这种发展并不一定有益于新闻学，因为新闻教育必须遵守的3条原则对传播系的学生来说没有多大意义。
我将简要讲述这3条原则。
原则一：
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
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诞生，因此不能与其他相关但彼此独立的社会实践学科相混淆。
新闻学必须在教育和实践中与其他学科区分开。
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原则二：
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
媒体是指组织，政府机关、专业技术等等，新闻在其中产生。
传播是对信息中转方式的一种概括。
媒体、传播与新闻截然不同。
无论组织大小，参与者是个人还是团队，用声音、文字、印刷还是电视镜头方式都能实践新闻报道的过程。
新闻在哪里产生，以何种方式产生是很重要的，但不能据此将新闻本身与媒体和传播混为一谈，否则就是将关于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混为一谈了。
原则三：
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对新闻的实践不是一种自我确立的过程，事实上他们在自己造成的社会影响中得到确立，那就是民主社会秩序之下的宪法。
在前苏联也有媒体和传播，甚至有类似新闻机构的单位。
但是没有新闻．原因是缺乏使之产牛生的唯一条件——民主。
现代的专制社会就像哲学家查理斯．泰勒所称，有貌似新闻的举动：
社论是作者想提供给市民们思考的观点，报纸和电视上的故事为了真实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规模示威是为了给广大民众泄愤渠道。
所有这些好像都是真正的通过交流达成共识的过程。
但是一切从开始就受到精心控制。
为什么这一切看起来这么像新闻但不是新闻?
为什么苏联新闻学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产物?
因为机构的民主是新闻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奋斗目标所在。
符合这3条原则的新闻学不是公共关系或者任何其他学科。
依赖民主的新闻学不是媒体，也不是传播。
但二战以后传播学的发展使新闻学的存在受到威胁。
传播的发展来源于新闻教育内部的压力，连传播学的创始人都深深明了这对于新闻学构成的威胁。
诺波特维诺在他预言性质的小册子《人类对人类的利用》中，承认传播学科就是对一切进行控制的学科，存在与否都对一些文化的主要推动力、最具人文价值的因素构成威胁。
新兴的传播学科至少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也充满希望地融人新闻教育中去，但是结果并不妙。
科学统治和新闻自由很难结合到一起，但是现实中他们又常常搭档。
这不是一种启蒙的或者公众的学科，来源于社会的科学．用来澄清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选择范围，解除我们的困扰、提高我们的精确性，相反它是关于社会的科学，用来统治人民，即使是以亲切的面目出现。
与芝加哥建立的传统传播科学，那种符合新闻的最高理想的学科不同，这门新兴的学科使得新闻成为它的分支和目的之一。
传播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涵。
它将新闻贬低为一种信号系统，但没有无限增强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社会结构的理解。
这种新的传播科学在哥大没有多大影响力，但是这个好消息并没有根本解决新闻教育面临的困难。
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
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意识和直觉。
不幸的是，也很自相矛盾的是，人文科学对新闻学没有多大兴趣，实际上他们以新闻学为耻。
人文科学建立在对高等和流行文化的区分上。
新闻看起来却是一种世俗的读物。
新闻不仅服务大众，而且使用最平实的语言达到最通俗的目的：
引起生活的共鸣。
人文科学对新闻学的鄙夷构成了将新闻学和人文学术研究分开的天然鸿沟。
虽然近年来人文科学也对新闻开放，这种改变来源于他们正在经历的解构阶段，就是一种反人文的趋势，将人类的想象降格为意识形态。
从自然家园分离出来后的新闻教育在技术和科学中寻找归宿。
就长远来看，技术很难使新闻在大学中确立一席之地。
科学据其主导的定义来看，大幅度削减了新闻中的民主成分。
作为一门科学的新闻学就应当是关于新闻的科学，关于政府机构、系统、程序、管理和控制的科学；而不是以创作和解释为内容，关于解普通行为的科学。
来源于外部的科学难以与新闻的内在的冲动契合。
这将不可避免地将新闻的丰富多彩蜕变成另一种模式：
可以预知的，普通的，平凡的科学。
科学贬低了新闻记者为自己树立的形象．也放弃了新闻为建立民主社会所做的努力。
在人文科学中没有找到归宿的新闻转向科学：
关于效果，决断和控制的科学。
如果这种传播科学与芝加哥大学所希望井实践的一样是关于空间和地域的，是来源于本土的独特的，是关于人类在冲突和分离中和建立共同生活的斗争中所蕴涵的复杂关系的，是—种民主的，跨学科的，人文的、饱含想象的科学，我们的故事大约会有一个不错的结尾，而新闻教育能会明白无疑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是传播来源于新闻并且控制了新闻，建造了新闻和社会控制艺术间的矛盾并生存其中。
这使我意识到，新闻教育和新闻职业的承诺还远未实现。
新闻不等于传媒？
．李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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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香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哈佛大学教授，最近获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
着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上海摩登》和小说《东方猎手》等。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卡莱（JamesW.Carey）在短文《新闻教育错在何处？
》中提出三个原则：
一、新闻或新闻教育不能和广告、传媒、公关或广播视为一体；
二、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新闻不能和媒体（media）和传播（communications）混淆
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这三项原则——卡莱教授认为是新闻学的金科玉律（axious）——真是振聋发馈、发人猛省之言，当然也必定引起争论。
且暂时不说第三项，前二项就和香港及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新闻实践大相径庭。
新闻不是传媒是甚么？
卡莱的论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基础：
他认为新闻教育本应该属于人文学科或有人文味的社会学科，而不是科技，因为新闻主要的对象是人和其社会环境；他并且认为美国新闻教育的错处就在于把它视为传媒。
传媒至多只不过是一种传达意义的工具、科技、组织结构，如果把新闻当作传媒，就等于「把鱼的故事和鱼混为一谈」。
对我而言，这段话的展示是：
新闻变成传媒后，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存在理由；它已经不再是探讨人的社会实践，而变成了另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
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市场为出发点，所以报纸的销量和电视的收视率成为媒体关注的目标，而不是社会和人生。
这一个现象的产生，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值得考虑：
其一是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职业认同问题——新闻这行「专业」到底是甚么？
它在社会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是甚么？
其二是新闻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尊重新闻？
其三是新闻和媒体的关系。
我认为新闻势须依赖传媒，但其功用应该和传媒不同，媒体急骤转变——由印刷转向视觉和网络——新闻应该重新定位。
如何重新定位？
这当然是新闻界自我反思的第一个大问题。
像一般的香港文化人一样，我每天看两份报纸，得空也看电视新闻。
我发现香港的报纸在形式上越来越形象化：
图片越来越多，也越大，「相形」之下，内容也愈见贫乏，本地新闻多，世界新闻少；除了少数报纸（如《信报》），评论的文字更嫌不足，而卡莱教授心目中像芝加哥社会学派那样对于都市人文环境的深入浅出的采访和探讨，更是绝无仅有。
换言之，香港的报纸早已放弃了新闻所原有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开扩读者知识和见闻领域的目的，反而变成了与公关和广告相差无几的媒体和商品。
然而，令人感到反讽的是：
香港的年轻人很少看报，每天看电视新闻的恐怕也不多。
即使在我目前任教的香港大学，全班五十多个学生中只有三个人常阅报纸；但是他们对于数码文化和通俗电影的课却趋之若鹜。
在这种新的媒体文化的影响之下，香港的年轻人似乎已经不知「新闻」为何物。
如果卡莱来港任教，可能也要掷笔三叹！
我想在卡莱的心目中，新闻的真正「媒体」还是文字和书写，所以他再三指出美国大学的新闻教育在开创时期和英文系的关系，往往是几个学生在英文系教授指导下学如何在校园中办报写文章，反而在新闻变成专业后才和英文系和英文写作分道扬镳。
但是他没有提到新闻媒体本身的转变——从文字、印刷逐渐向视觉和网络，这一个转变，不只为新闻也为整个社会带来前所未闻也难以想象的影响。
这一个影响所造成的就是一个更广泛的人文危机。
就以香港的大学生为例，在数字或形象上的表达能力不落人后，但对于文字（不论是中文或英文）的驾驭能力，却每况愈下。
但这个事实的背后原因，却不完全和教育制度和学生的能力有关；换言之，我觉得这一代香港的大学生的自我定位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语言文字，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他们不像我这一代人对于印刷文化——书报杂志——如此执，也不把文字语言的表达（我心目中的「传播学」）视为天经地义。
香港一家中文书店的老板告诉我：
该店的基本顾客，不是学生，而是各种行业的职业人士。
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
书到用时方恨少；但书的用处——正好象印刷文化之对于视觉文化一样——往往和自己的专业无关，而是在专业实用价值以外感到有某种需要，所以才买书看书。
这也是一种香港人文危机的表现。
也许我们可以把卡莱的寓言改为：
在香港，不是没有鱼吃，而是吃了鱼却不知如何说鱼的故事。
而新闻媒体每天都以为在钓大鱼，但吃了却不知其味，当然也忘了社会上千千万万条小鱼的故事。
■
潘忠党：
新闻与传播之别——解读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
我的评论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
（1）如何解读来自美国（推而广之，即西方）的文本，
（2）美国（西方）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之间有什么相互参照的意义，（3）凯里所提出的新闻与传播、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新闻实践与传媒工作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思考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有什么启发。
凯里“短文”的来历与境遇
凯里此文首先发表于1996年4月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TennesseeStateUniversity）大众传播学院召开的一场研讨会，名为“新闻教育、第一修正案的责任和变化中的媒体市场”（JournalismEducation，theFirstAmendmentImperative，andtheChangingMediaMarketplace）。
在名校林立的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显然不那么有名气，于1965年才从师范学院升格为大学，但大众传播学院却是该大学的重镇，是7个学院之一，下辖新闻、广播电视、音乐录制等三个系，其中新闻系最大，下设广告、公关、报刊、媒体设计四个专业。
这是个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院，1993年开始设立硕士课程。
1986年，该学院得到一笔捐款，以纪念田纳西州的闻名报人、第一修正案的闻名宣扬者，JohnSeigenthaler。
用这笔钱，学院自1992年开始，每年邀请全国闻名学者召开一次主题研讨会。
1996年研讨会组织者的初衷，用院长DerylR。
Leaming教授的话说，是为了探讨未来，思考新闻教育如何应对深广的变革，包括传播技术的变革、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公立大学面临的政府拨款日趋减少等趋势。
看来，研讨会组织者的视野有限，有种应对实际问题的味道。
但是，这场研讨会，用我们熟知的话说，却很有“档次”。
组织者除了请到凯里作主场发言外，还请到不少全美闻名的新闻、传播学者和媒介批评家。
凯里的发言，显然是在另一个境界讨论新闻教育，引起了几位与会学者的评论。
四年后，凯里将修改后的发言稿在英美合作的学术刊物《新闻：
理论、实践和批评》（Journalism：
Theory，Practice，andCriticism）的创刊号上登出，以〈美国新闻教育之我观〉（SomePersonalNotesonUSJournalismEducation）为题，为该期9位学者提交的8篇笔谈之首。
这篇“短文”（李欧梵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足以说明凯里在其中触及了一些基本问题。
但是，来自不同方向的反响，内容却相当不同，反映了评论和回应者自处的语境。
在1996年的研讨会上，三位评论人员对凯里的文章并非一味称赞。
评论员之一，纽约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系主任JayRosen教授，是《公共新闻：
理论与实践》（PublicJournalism：
TheoryandPractice）一书的作者。
他认为凯里强调新闻与媒体脱钩、新闻与民主勾联不仅抓住了美国当代新闻行业的核心问题，而且指出了该行业生存的方向。
新泽西Rutgers大学的新闻与媒介研究教授LindaSteiner则认为，虽然我们都不得不钦服、欣赏凯里教授对新闻教育及其道德承诺的诗化表述，但他用一种玩世不恭的调侃口吻叙述早期新闻教育的历史，令人费解。
他对以人文为本的新闻教育之鼓吹完全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多元社会有多元的新闻实践，对新闻教育的模式和型态有多元的需求。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传播学院的院长EllenWattella教授认为，虽然凯里所建构的“新闻作为民主的艺术”这一宏观叙事极具魅力，我们也无法不接受他所宣讲的新闻实践三原则（axioms），但是，凯里的理想主义却并没有令他开出可行的药方，而这才是在教育实践和治理过程中争议最激烈的层面。
因此，Wattella告诫，“魔鬼总是在细节之中”。
在《新闻：
理论、实践和批评》创刊号上刊载此文时，凯里删掉了“新闻实践三原则”的内容，增加了一段个人经历。
主编之一的芭比·翟利泽（BabbieZelizer）教授从修改稿中读到了凯里对美国新闻教育的历史追溯，以及他对人文学科忽略新闻的痛惜。
翟利泽解读道，凯里强调新闻“是定位于现时的真实之整体”，对它的研究不仅需要科学的取向，更应当与政治理论、艺术、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并进。
遗憾的是，由于人文研究仍然圄于精英与通俗文化之分野，所以作为低俗文本的新闻仍然不入人文研究的高雅殿堂。
被引入中文文献后，凯里的“短文”也引出了强烈的反响。
对在美国以人文研究为业、正在第N次访问极度商业化的香港之李欧梵教授，凯里的“人文”呼唤自然地引起了共鸣。
李教授借解读凯里而抨击商业化、抨击香港的人文危机。
对身处中国大陆的新闻学教授郑保卫，凯里的文章引出了他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对忽略新闻业之社会理想和职业道德的批判，以及对新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期待。
文如其人。
凯里的“短文”将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学识渊博，思考深邃，人文情怀宽厚，行文跌荡起伏，如行云流水。
更为重要的是，他激发人们思考，而且是联系到各自所处现实语境的思考。
这是我梦想而不可企及的学术境界。
也正因为凯里的境界高，我辈对他的解读往往圄于局部或表层，换了语境之后，更有或囫囵吞枣、或只及皮毛、或盲目嫁接的危险。
为减少这些危险，在强调语境之后，首要的恐怕是原汁原味地阅读凯里。
这是我以下关注的重点。
为此，我将大段翻译凯里的原文。
我在翻译中参考了李昕的译作，但基本上采用了自己不很流畅的译文，因为我们还是得以“信”为上。
美国新闻教育的三大渊源
凯里此文的核心关注是美国新闻教育的历史渊源及症结。
他以诗意的语言而且有时不无调侃的笔调，粗线条地勾勒了三大渊源：
（1）业界自身的追求，集中体现在报人普利策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并由此建立了哥大的新闻学院；
（2）社会改革思潮激发的城市社会学之发展，集中体现在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和成果；（3）科技发展及以此为基础的传播研究，集中体现在传播教育在以伊利诺依大学为典型的中西部州立大学之兴起。
凯里将他对这三大历史渊源的褒贬浸透在他叙述的笔调之中，通过叙述提出他的思考，体现他分析和批评的方法。
这部分的内容是他文章的核心。
在这样的历史分析基础上，凯里逻辑地推导、引申出新闻实践的三原则。
假如忽略了他的历史分析，这三原则就失去了原有的生命活力，成了干巴巴的信条。
假如去历史、去文化地（ahistorically，aculturally）将之套用或嫁接，恐怕更有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1。
过去与今天：
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历程
Steiner教授假如读到凯里正式发表的版本，会更加吃惊，因为，凯里在其中增加了一段个人的经历，而且笔调更加讥讽。
也许，我们可以从他的往事追忆开始，去体会他为什么选择了这种笔调，这背后又隐含了他的什么思考：
我开始涉足美国新闻教育是1957年，那时，这还是个非常脆弱的行当。
其时，教员不仅人数很少，而且，除个别人外，都无显赫之处。
他们有很少的高等教育背景，有的只是曾在地方小报的职业经历，在布满排斥意味的学术圈，他们显得格格不入。
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他们令人起敬，是很投入的教师。
其时，新闻教学，无论内容如何浅显、贫乏，却有着方法上力图规范的严厉，这在现代大学显得非凡。
当时学生也很少，虽然相对于教师人数仍然显多。
没有人知道每年秋季，是否所有在校生都会返校，以致有位院长时常并非滑稽地建议，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落实了取代其位的新学生后才可获准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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