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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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
担保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
篇一：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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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要写一千字的论文，应该从那几个方面入手，大概的框架应该怎么写，思路应该怎样~~~哪为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nmo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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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
先来看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刑法224条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主观方面的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为的目的。
这里所说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既包括本人对非法所得的意图占有，也包括为单位或者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意图占有。
2、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和市场经济的秩序；3、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般包括以下五种方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以骗取财物．这是犯罪分子一种惯用的伎俩。
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往往就使对方当事人对其履约能力和诚意信以为真，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的合同，以达到诈骗的目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行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只要签订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给付了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其犯罪目的就已实现，然后便逃跑、隐藏、躲避。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这是概括性规定，由于合同诈骗犯罪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法律上不可能穷尽，有必要规定这样一个弹性款项，便于司法机关具体掌握，并避免犯罪分子人逃脱法律的制裁。
4、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个人和单位均可构成本罪的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诈骗的行为，除需具备上述构成要件外，还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构成犯罪。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区分在于：
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是否利用经济合同实施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合同纠纷往往是合同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担保，只是由于客观上的某些原因，虽经多方努力仍不能履行合同而使对方当事人遭受严重损失所产生的纠纷，造成纠纷的当事人并无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区别：
合同欺诈是指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弄虚作假，诱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合同的行为。
二者的区别在于：
主观目的不同。
合同诈骗是以诈骗取钱财为目的，合同欺诈的行为人主观上虽有诈欺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是为了进行经营，并借以创造履约能力。
涉嫌”合同诈骗”可到犯罪地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控告；而对于合同纠纷应由合同履行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通过民事诉讼（起诉）的方式来解决．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根本区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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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合同诈骗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但二者的客观表现却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
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使对方受到损失，并且一方在签订合同时可能有某些欺骗性的因素，则前者是合同诈骗罪，而后者是合同纠纷，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然而，在实践中，区别二者分界限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二者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行为人有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也就是说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如果没有这一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遇天灾人祸或市场变化等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使当事人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的，只能定性为合同纠纷。
比如，在签订合同时有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的行既可能是合同诈骗犯罪的一种形式，也可能是合同纠纷中的民事纠纷。
又如，合同签订后不履行合同的行为，既可能是行为人出于经营困难造成的，也可能是行为人见利起意，在履行中滋生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拒绝履行自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既可能是合同纠纷，也可能是合同诈骗罪。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
合同纠纷，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为前提，其侵害的是合同产生的债权。
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
两者区分的关键是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亦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或骗子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对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虚设担保固然是合同诈骗的种手段，但不能据此认为凡是虚构担
保的行为都是合同诈骗罪。
行为人虽然虚设了担保，但目前是为了通过合同的履行来实现商业上利润的，则仍属于合同纠纷的范围。
行为人签订合同后，事实上没有履行，但没有履行并不一定是合同诈骗，可能是行为人的经营困难造成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
（1）主观方面：
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虚构隐瞒事实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过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
（
2）履行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
（3）欺骗手段的程度。
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4）履行合同的行为。
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的利益，同时又承担一定的义务。
因此，对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
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观等几个方面分析、判断。
还有很多，你可以看看这的，希望
共同犯罪中犯罪形态的认定与单个人犯罪形态的认定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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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举
从犯罪形态的种类来说，二者没有区别。
区别在于，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故意犯罪，判断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就不能不考虑共同犯罪主体上的特点。
共同犯罪人的所有参加者都应当对犯罪的结果承担责任，所以，在犯罪既遂的情形下，所有的犯罪人由于没有有效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均应承担既遂的法律责任。
同时，如果共犯中有人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则其他人也不能成立犯罪预备。
在中止、未遂、预备的情况下，则有所不同。
由于犯罪没有既遂，行为人只能对自己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时，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就应该是共同犯罪中各犯罪人的犯罪形态。
就犯罪中止来说，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自动放弃了
犯罪，同时又有效阻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对这部分行为人来说，由于自动放弃犯罪，又没有发生犯罪结果，应成立中止，但对另外一部分行为人来说，没有发生犯罪结果的原因是自己意志以外的，他们没有犯罪中止的意图，所以成立犯罪未遂。
犯罪数额是刑法规定的许多罪名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是衡量侵害财产型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主要依据①。
正是由于这种重要性导致了它会对案件的定罪、量刑产生重要影响。
合同诈骗罪也是如此，合同诈骗犯罪作为一种侵害财产型犯罪，其犯罪对象是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或者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
这些财物往往具有一定的数额，这种数额显现了合同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的犯罪形态，这种对犯罪数额的概括性认定就显得缺乏可操作性。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24日实施）中指出: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但该司法解释也没有考虑到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种种复杂情形，导致对数额的认定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实践中仍然很难对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作出合理的认定。
而如何计算和运用数额，对于司法实践中科学准确地认定合同诈骗罪及适用刑罚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是指与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相关联的、对合同诈骗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刑法意义的以一定标准计算的财产的数目，也就是货币或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品的数目，包括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
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是指合同诈骗罪普通构成数额，而量刑数额是指影响合同诈骗行为并对行为的刑罚裁量有影响的犯罪数额，大体可以合同标的额、犯罪所得数额与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三种类型。
合同标的额，是指合同诈骗行为所指向的合同标的总额，它客观地反映了行为人意图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多少以及犯罪行为的规摸、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
犯罪所得数额，是指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其实质是表现行为人所实现的财产利益或经济利益。
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是指对方当事人因为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而减少或丧失的财产数额。
它包括直接损失数额和间接损失数额。
②这三类犯罪数额都与合同诈骗行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对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在对合同诈骗罪进行刑罚裁量时究竟应该以哪一种数额作为依据呢
犯罪数额的认定不能脱离具体犯罪的具体形态，只有在具体犯罪形态的基础上，才能科学认定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数额，并进而作出正确的刑罚裁量。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合同诈骗罪会呈现不同的形态，而不同的犯罪形态中存在着不同的犯罪数额。
③笔者试图从合同诈骗罪的既遂、未遂、连续犯、共犯等犯罪形态的基础上，对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在量刑中的认定作一简略探讨。
一、在合同诈骗罪的既遂形态下，宜以受害方的直接损失数额作为量刑依据
这是因为，合同诈骗罪造成的直接损失数额，在受骗方交付给行为人时，体现了合同诈
骗行为的非法占有性，以其作为此种情形下的合同诈骗罪的量刑依据，可以全面体现行为人对被害人财产的侵害程度，准确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保证正确适用刑罚，实现保护被害者合法利益的目的;在交付过程中，由于受害人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损失，均是由行为人的欺骗行为造成的，完全也应当归责于行为人。
如果以合同标的额作为犯罪数额，在合同标的额并未全部损失掉，被害人因受骗只损失了部分财物的情况下，若使犯罪分子对全部合同标的额承担刑事责任，则会造成轻罪重罚的后果；如果以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犯罪数额，在受骗人实际交出财物后、犯罪分子实际骗到财物前财物因被害人以外的原因而减少的场合，这部分损失数额就会因无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使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惩罚。
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受害人的间接损失数额只是在正常情形下其可能会获得的利益，并不必然获得，不能体现非法占有性，因此不应归责于行为人。
二、在合同诈骗罪的预备、中止和未遂形态下，宜以合同标的额作为作为量刑依据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数额应当表现为犯罪行为所指向，行为人主观上所追求的数额，并非犯罪的实际数额。
在合同诈骗罪的预备、中止和未遂形态下，行为人没有取得任何财物，被害人也没有交付任何财物，不会有任何经济损失。
所以，被害人损失额和行为人实际所得额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合同的标的额。
对合同诈骗罪进行量刑的依据应当表现为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指向的数额，而不是实际的犯罪数额。
此时，合同标的额最能反映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指向的数额，因此，宜把它作为合同诈骗罪未完成形态的量刑依据。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合同标的额有时并非是行为人所希望诈骗的对象（比如行为人只想诈骗合同的定金、预付款等），有时对该合同标的的诈骗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既遂状态，故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以合同标的额为量刑根据，依照刑法总则规定的关于犯罪预备、中止和未遂的处罚原则，对行为人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在合同诈骗犯罪呈连环状态时，宜以受害各方的直接损失数额之和作为量刑根据实践中存在着"拆东墙补西墙"的连环合同诈骗行为，即行为人将后一次诈骗的财物偿还上一次诈骗的财物，行为人始终占有他人一部分财产。
连环诈骗中，行为人主观上对是否归还对方财物是不确定的，往往见机行事：
如果对方紧盯不放，可再去骗另一家的财物来冲抵;如果对方催得不紧，就拖下去，以至不了了之。
但是，在决意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确定之前，尚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诈骗犯罪的故意。
在客观方面，连环诈骗整个过程中的后一次诈骗是为了偿还前一次诈骗欠下的债务，除最后一次受骗者外，其余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有可能得到了全部或部分补偿，诈骗人对财物的占有处于不稳定的暂时状态，受骗人的财产损失也处于两可的不确定状态。
这种形式的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人虽然在形式上实施数次诈骗行为，而且每次行为都可能构成了犯罪，但它事实上是一个整体的犯罪过程，在先的诈骗行为都是为后续的诈骗行为作铺垫，行为人在实质上仅实施了一个合同诈骗行为。
这种形式下的合同诈骗犯罪，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并非意图将全部诈骗所得据为己有，而是只想占有其中的一部分;从客观上看，受骗人虽然财物被骗，但同时也有数个偿还以前诈骗所得的行为;从行为结果来看，受骗人财物被骗，失去的并非是全部被骗财物，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此，对这种类型的合同诈骗犯罪，不宜以合同标的额作为量刑依据，同时，由于在数次合同诈骗行为的实施过程中给各个被害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可能大于行为人的犯罪所得数额，故也不应以犯罪所得数额作为量刑依据。
所以，对呈连环状态的合同诈骗犯罪犯罪，其量刑依据应以受害各方的直接损失数额之和为准。
受害各方的直接损失数额之和的计算方法，可以由行为人最后一次行骗给被害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加上前几次诈骗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而得到。
四、在合同诈骗罪呈共同犯罪的状态下，量刑应依据各共同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同时兼顾各行为人的参与数额或分赃数额
这是由共同犯罪的本质和处罚原则所决定的。
由于各个共同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故对影响其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也应有所区分。
首先，依据刑法总则的
篇二：
公司借款人伪造担保合同贷款是否构成诈骗罪,应向什么部门举报
篇一：
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的是贷款诈骗还是合同诈骗
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的是贷款诈骗还是合同诈骗（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5集）
XX-07-13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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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虚报注册资本、合同诈骗案——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的是贷款诈骗还是合同诈骗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秦文，男，1962年11月6日生，研究生文化，原系南京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术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南京中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因本案于1999年8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6日被逮捕。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秦文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秦文辩称，贷款、借款的用途明确，没有诈骗故意。
其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的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且被告人主观上没有诈骗故意，客观上没有诈骗行为，被告人亦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虚报注册资本
1997年11月，被告人秦文在成立中晟公司过程中，使用伪造的银行进帐单、银行存款余额证明及委托付款证明、出资证明书等文件，骗取了江苏兴惠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进而骗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中晟公司营业执照，计虚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5万元。
（二）合同诈骗
被告人秦文虚假出资成立艺术品拍卖公司、中晟公司后，在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采用虚构借款理由、隐瞒公司真实情况及虚假抵押等手段，于1997年7月至11月间，先后两次骗得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470万元；于1995年10月至1998年11月间，多次向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江苏公司）骗取借款人民币1150万元及骗取东航江苏公司担保，向7家银行贷款共计人民币3700万元。
后秦文采取以贷还借、以贷还贷、以借还贷的方式，先后归还东航江苏公司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实际占有650万元；归还银行贷款人民币1995万元，实际占有1705万元。
综上，秦文以艺术品公司、中晟公司的名义共计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2825万元。
分述如下：
1．骗取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470万元
1995年7月至11月间，秦文以艺术品公司的名义，采用虚假抵押的手段，先后两次骗得中航材总公司人民币470万元。
秦文将该款用于偿还债务等。
2．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人民币650万元
1995年10月，秦文以需流动资金临时周转为由向东航江苏公司借款人民币500万元。
其中大部分借款被秦用于归还个人借款。
后被告人秦文用向3家银行贷款的部分资金归还该笔借款。
1996年1月，秦文以需流动资金周转为由向东航江苏公司骗取借款人民币100万元，被其占有。
1996年10月，秦文向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萨家湾支行贷款人民币250万元，由东航江苏公司提供担保。
该款被秦文用于归还借、贷款及支付其兄秦勇个人购房等开支。
到期后，秦无力偿还。
1997年3月，秦文以清·雍正青花花卉撇口大碗一只作价人民币280万元作抵押，骗得东航江苏公司借款人民币250万元用于归还该笔贷款。
经鉴定，该碗系伪作，实际价格仅为300元。
1997年4月，秦文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鼓楼支行贷款人民币300万元，由东航江苏公司担保。
贷款被用于归还借款、支付银行利息、提现等。
贷款到期后，秦无力偿还，又骗
得东航江苏公司300万元偿还该笔贷款及利息。
1998年8月，秦文与东航江苏公司就上述未还借款人民币650万元签订清款协议，并以刘海粟《泼彩荷花图》作价人民币350万元作抵押。
经鉴定，该画系伪作。
3．骗取东航江苏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人民币1705万元
1996年7月至1998年11月，秦文先后以艺术品公司、中晟公司的名义，4次骗取东航江苏公司担保，向金融机构贷款2540万元。
贷款到期后，秦文仅归还835万元，东航江苏公司代为偿还1460万元，尚有245万元未能归还。
分述如下：
1996年7月，秦文以艺术品公司的名义向南京市浦口城市信用社贷款人民币400万元，用于归还欠款、支付利息等。
后秦用借款归还人民币205万元，余款人民币195万元由东航江苏公司代为偿还。
1996年12月，秦文以艺术品公司的名义向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贷款人民币1000万元，贷款被用于归还其他借款、贷款及购房等。
后秦用其他借贷款归还人民币630万元，余款人民币370万元由东航江苏公司代为偿还。
1997年6月，秦文以艺术品公司的名义向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市雨花支行贷款人民币990万元，贷款被用于归还华夏银行贷款人民币600万元及提现等。
后由东航江苏公司代为偿还人民币895万元，尚欠人民币95万元。
1998年11月，秦文以中晟公司名义，由东航江苏公司担保，向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分行下关支行贷款人民币150万元，被其占有。
1998年11月25日，秦文又与东航江苏公司就双方借、贷款人民币2355万元签订清款协议，并以虚假文物作抵押。
经鉴定，文物实际价格仅为人民币57300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法追缴和扣押了人民币30余万元、轿车2辆等物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秦文在申请公司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被告人秦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资金用途、隐瞒公司真实情况、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等手段，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中航材总公司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起诉书指控秦文犯贷款诈骗罪的事实，经查，与指控秦文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在性质上是一致的。
被告人秦文以欺骗手段获得东航江苏公司的真实担保后取得贷款，放贷银行在东航江苏公司担保的前提下放贷，并无不当，被告人秦文在上述贷款操作中的诈骗对象仍是东航江苏公司，故上述事实的性质仍为合同诈骗。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秦文犯贷款诈骗罪，定性不当，应予纠正。
起诉书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及认定性质，予以支持。
本案现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编造虚假理由，以借还贷、以贷还借、以借还借的事实清楚，秦文未按照约定的目的使用借、贷款，并最终不能归还借款，造成了被害单位巨大的经济损失，其诈骗故意明确，故被告人秦文“贷款、借款的用途明确，没有诈骗故意”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被告人主观上没有诈骗故意，客观上没有诈骗行为，故被告人亦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被告人秦文以实际不可能到帐的款项欺骗公司登记机关，并骗得了公司登记，且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故其辩护人“起诉书指控的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四条第
（二）项、第（五）项、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秦文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秦文不服，提出上诉。
秦文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
1．认定秦文虚假
出资成立艺术品公司不是事实；2．原鉴定人员与秦文有私人矛盾，要求对扣押的涉案文物进行重新鉴定以确定真实价值；3．对艺术品公司的财务状况应进行全面审计以确定秦文有无还款能力。
综上，认定秦文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秦文在申请公司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5万元，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假手段，骗取东航江苏公司、中航材总公司的财产共计人民币2825万元，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
对于上诉人秦文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认定秦文虚假出资成立艺术品公司不是事实”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艺术品公司成立于1994年11月，是以江苏省新闻美术家协会、南京依斯特广告实业公司、秦文等5个股东名义共同出资人民币108万元申请登记注册，1996年以实物增资至人民币1550万元，而该公司实际上只有秦文个人投资8万元并实际操作，该事实有新闻美术家协会潘高鹏和薛亮、朱红的证言证实，上诉人秦文也有过供述；秦文称以香港万宝堂赠送的字画等物品进行增资，无其他证据印证。
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对于上诉人秦文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原鉴定人员与秦文有私人矛盾，要求对扣押的涉案文物进行重新鉴定以确定真实价值”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公安机关按法定程序委托江苏省文化厅组织有关专家对涉案文物进行鉴定并无不当，该鉴定结论依法具有证明效力；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原鉴定人员与秦文有私人矛盾，可能会影响鉴定结论的真实性现无证据印证。
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对于上诉人秦文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对艺术品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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