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感人的追悼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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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感人的追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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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感人的追悼词悼张自忠将军此次随枣之役，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率部追击顽敌，遭敌反噬、於五月十六日阵亡於南瓜店前线。

此一噩耗，於「七七」三周年纪念之日发表，统帅通电述其战绩，国府明令彰其忠烈，全国军民同胞为之雪涕。

将军之死，乃抗战三年以来第一个殉国之大将，故值得战史上为之振笔特书也。

查将军籍隶鲁省，西北宿将，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已著抗日之勋。

其後曾任察省主席，天津市长;皆在敌锋压境交涉艰屯之际。

其从政无可特述之绩，而外交尤博悠悠之口。

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二十九军首当其冲、当时张氏在天津市长任内，兼办对日交涉，经过几度谈判，平津终於沦陷，其间经过，颇为国人所不谅。

北局既溃，将军进京，面谒领袖请罪。

统帅特予矜全，而更任以军旅。

自是而後，将军乃弛驱疆场，迭建伟功。

首都沦陷之後，敌军直指江北，将军拒战於淝水，挫敌北进之锋。

此将军之功一也。

二十七年三月临沂之战，将军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而开台儿庄大捷之先路。

此将军之功二也。

去年随枣之役，将军率劲旅，渡唐河，截击敌军。

使襄樊转危为安，因而获得鄂南之捷。

此将军之功三也。

今年五月敌军再出随枣，以图襄樊，将军在枣阳之方家集，独当正面，断敌归路，歼敌无算，我军大捷，此将军之功四也。

当全国欣庆枣阳大捷之日，正将军遭穷寇反噬壮烈殉国之时，及今思之，全国同胞均将痛洒感激之泪矣!

据随侍将军者归来谈当时之战况，谓将军率部追敌之初，即已决定必死之心;既与敌接，则身先士卒，凌厉无前，敌寇被其穷追，乃奋力反噬，将军初於左臂中弹，左右请其裹伤，以恐乱军心却之，仍复振臂当先而奋战，残敌已就溃，不幸复於胸部中一弹，而将国死之。

临死之时，将军犹慨然语其左右曰：

「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对个人，良心都很安慰，大家更要努力杀敌!

」呜呼，将军之死，可谓烈矣!

马革裹屍，大将之荣，将军尤死得其所。

吾人居今以论张将军，可以「浑身英勇，绝顶聪明」八个字盖之。

夫以将军之勇迈坚战，固属「浑身英勇」，而何以谓其「绝顶聪明」?

人孰无死，惟其能死得其所，是以为聪明也。

读将军致萧振赢冯治安两氏之函，一则曰：

「弟仍本久决之心，在不死之前，未战则尽力整理，到战争开始，就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周旋，以报国家民族及领袖之大恩大德。

」再则曰：

「因战区全面战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拚，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即奔著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勿论作好作坏，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

」复聆其临终之言，可见将军已决必死之心。

此固然矣，惟吾人以为将军之死志并非决於此役过河击敌之时，而早决於三年前进京请罪重膺军旅之日，三年来淝水临沂随枣诸役之战功，均此必死之决心所争得者，南瓜店之殉国，盖早决之於三年前矣。

何以言之?

盖我国积弱，强敌凭陵，樽俎折冲，罔不屈辱。

我国对日交涉，积七十年之历史，自李鸿章以降，凡当对日折冲之任者，谁能逃「汉奸」「国贼」之骂名?

将军以一武夫，当大战爆发时之第一线外交，其事之必无成，且必为国人所不谅，更何待言?

然当其怀罪畏讥之时，领袖不采悠悠之议，矜而全之，更予以专阃之寄。

此可见我统帅驭将之宽与仁，众将军固感统帅之德，甘於效死，而犹深幸终必获表白之机会也。

杨云史先生吊张将军词云：

「三载沙场千日战，血洗英雄心迹」，殆深知将军心事矣。

呜呼，将军死矣!

彼已成功成仁，死而无憾，而尤予全国军民同胞以宝贵之教训。

岳武穆慨叹宋室之衰，谓应「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蒋委员长告国民政府同志书，勉以「无私」与「无畏」。

张将军真「不怕死」，我全军将士应发挥此不怕死之精神，而後方一切大小官吏及社会有资者更应不爱钱!

张将军真无畏，愿大家同此无畏，而更无私!

有此精神，则顽敌何愁不摧?

国家何愁不兴?

呜呼!

吾人於悲悼张将军之际，周深望张将军之精神能永活於我文武同胞之身也!

　　韩愈《欧阳生哀辞》今上初，故宰相常衮为福建诸州观察使，治其地。

（治上或有往字，非是。

）衮以文辞进，有名于时，又作大官，临莅其民，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衮亲与之为客主之礼，（吕汲公本如此。

方从阁、杭、《苑》、《粹》，辞进下即属乡县至者，“衮”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属有名至其民，又属亲与云云，颠倒错乱，全无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当轻改，其敝如此。

今定从吕本。

方主下有人字。

乡县作县乡，则尚有可取云。

）观游宴飨，必召与之。

（宴或作燕，与读为预，或作预，或疑与如字，而之下当有俱字。

）时未几，皆化翕然。

（化，《新传》作仕，非是，按《衮传》，建中初，起为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学校，使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均礼，观游燕享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

）詹于时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

（贞元八年，詹与公同登第，退之同年进士。

此言闽人举进士，自詹始，及观林蕴《泉山铭叙》，则谓闽川贞元以前，未有文进者也。

因廉使李成阝公?

《兴启庠序》，请独孤常州及为记，中有辞云：

缦胡之缨，化为青衿。

其兄藻与友欧阳詹，继登正第。

以其年考之。

则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

然长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龙二年擢第，则又在藻之前矣。

退之谓由詹始，岂考之未详耶?

建中贞元间，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闻詹名闾巷间，詹之称于江南也久。

（下或有矣字。

）贞元三年，余始至京师，举进士，闻詹名尤甚。

（余下或有“年十九”字。

闻或作则。

或云当并出。

则闻二字亦有理。

八年春，遂与詹文辞同考试登第，始相识。

自后詹归闽中，余或在京师他处，不见詹久者，惟詹归闽中时为然，其他时与詹离率不历岁，移时则必合，合必两忘其所趋，久然后去。

故余与詹相知为深。

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貌嶷嶷然。

（嶷音逆。

）其燕私善谑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复，善自道。

读其书，知其于慈孝最隆也。

十五年冬，余以徐州从事朝正于京师，（公为徐州节度推官。

）詹为国子监四门助教，将率其徒伏阙下，举余为博士，会监有狱，不果上。

（或无监字，监或作詹。

）观其心，有益于余，将忘其身之贱而为之也。

呜呼，詹今其死矣!

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

（有得或作在得，或无于是字，而有复出“将以有得”字。

）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

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

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志者欤。

詹虽未得位，其名声流于人人，其德行信于朋友。

（或作友朋。

）虽詹与其父母，皆可无憾也。

詹之事业文章，李翱既为之传，故作哀辞，以舒余哀，（之传或作之说，或作之志，故上或有余字，非是。

）以传于后，以遗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悲哀或作哀悲。

今按：

上文已连有两哀字。

不应如此重复，或当删去此哀字，詹或作其。

）

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

友则既获兮，禄实不丰;以志为养兮，何有牛羊?

事实既修兮，名誉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

命虽云短兮，其存者长;终要必死兮，愿不永伤。

友朋亲视兮，药物甚良;（亲视可作视疾。

）饮食孔时兮，所欲无妨。

（孔或作既。

）寿命不齐兮，人道之常;（齐一作高。

）在侧与远兮，非有不同。

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则及兮，勿谓不通。

哭泣无益兮，抑哀自强;（益或作救。

）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诚。

呜呼哀哉兮，是亦难忘!

（哉下或无兮字。

）

　　悼念孙犁自从五年前孙犁同志病卧医院之后，我和其他友生们一样，为了尊重他的意愿，就很少前去打扰了，但心中时常挂念着他，希望他能康复起来。

上个月中旬，我和朋友们相约，再次到医院探望老人。

发觉他已很虚弱，除了无力地和来人握握手，很少再有一言半语，眼睛也总是微闭着，像是要睡去的样子。

在祝愿中，我们不禁有黯然的感伤……

孙犁的终于仙逝远去，虽是大家意料中的事，但我总是觉得，他还是走得早了一些。

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我则失去了一位可以请益求教的良师前辈，沉痛的心情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

回想起来，在与孙犁同志四十多年的交往中，和在阅读其作品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启发最大的是，作为一个创作家和创作理论家，他之能在长时间中为广大读者和作家们所叹服，是由于他在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现实政治之关系等问题上，具有独到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

文学从来都是现实的文学，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状况，尤其要求它具备现实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

在这种创作环境中，多数作家，因以急功近利的一时效应替代了陶冶性情、铸造灵魂、完善人性、高扬生命价值等文学所特有的品质和使命，其结果只能是作品生命力的短暂。

孙犁在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现实政治等关系问题上，采取的是一“近”一“远”的创作路子。

“近”者，是说创作要从生活出发，作家的生活实践是不能远离，而是要贴近和投入现实的（包括对国家大法和政令即政治在现实生活中的效应的关注）;“远”者，又是说当作家将自己的生活体验转化成文学之时，要有一定的距离感。

我以为，可以将孙犁的这种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作出这样的概括，即：

以“入世”的态度，写“出世”的文章。

这里所说的“入世”与“出世”，并非真正佛学上的概念，只是一定意义上的借用。

所谓“入世”的态度，是指作家孙犁，在选取创作题材之前，主动地投身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过程。

孙犁的文学之路和生活之路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他以积极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经历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建国初期，他又深入工厂农村，亲身感受了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气象和新问题。

便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虽然被迫地经受着炼狱的考验，他也主动地对这种考验进行着深入的探寻，以寻找出何以致此的原因。

年老而不能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之后，他于自己日常视野和闻听所及的那些细微的人和事，也无不从艺术的角度予以玩味与思索。

孙犁曾对他的弟子韩映山说过“我写作品离政治远一点”这样的话，于是，人们就以为孙在现实生活和创作中都是一个脱离政治的人。

这是一种误解。

孙犁之所谓“离政治远一点”并“不是要脱离政治”，他只是说，“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

而不是说那个政治还在文件上，甚至在会议上，你那里已经出来作品了，你已经反映政治了。

你反映的那是什么政治?

……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这是说，不管是什么政治，正确与否，都需现实生活实践的检验。

便是反映政治吧，作家也唯有从生活实际出发，才能对政治的社会效应作出正确的反映。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冀中土改中出现了“搬石头”运动时，孙犁写了《秋千》等几篇短篇小说，被指责为右倾站错了立场，事后却证明他不仅没错，相反，恰恰是他敏锐地揭露了土改中存在的极左现象。

我曾参加了编辑《孙犁文集》续编的全过程，一个突出的感觉是：

中国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人，包括几位巨匠大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写过配合或应景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没能收入其晚年编辑的文集或全集之中。

而孙犁一生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能收入其文集之中，原因之一是，他从未写过配合政治运动的文章，也从来没有为文批判过什么人。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人们敬佩其人品与文品的原因之一，亦在此。

所谓写“出世”的文章，是指孙犁，当其选定了创作题材形诸笔墨之时，他则从不胶滞于自己切身体验过的那部分具体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而能作流动超逸之想，以使其最后形成的文学形态，包含着能够超出于题材本身局限的那种更广更深更远的意蕴。

从孙犁几乎所有的叙事性作品中，都能看到其自身在历史风云中的影子，这是他作品具备丰富充沛的真情实感的基础，但他的创作从不停留于一时形势的需要，也不以逼真地再现某一特定的现实生活为满足，而能从富于普遍性和恒久性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即人性的或美或丑的高度，提炼和升华其作品的主题。

由于他据以择取题材和生发主题的，是他所经历过的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因此，他在创作中虽不刻意追求，其作品的现实性和时代性自现。

但从他最终所要揭示的人性内涵言（包括对民族对国家的道义、对个人及他人人格和生命价值以及情感需求的认知等等），那些富于现实性和时代性的生活内容，仅仅是他作品的背景描写罢了;作品所描写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生活背景会逐渐远去，其所揭示的人性内涵，却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依然会长时期地具有完善人性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上说，孙犁的作品，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

我们之所以说，孙犁写的是“出世”的文章，是指他不像某些作家，其作品的生命力仅能维系于一世（时）一地的短暂时间和狭隘的空间，还以为那样才算是写了“入世”的文章。

殊不知，“世”之概念，既是空间性的，又是时间性的。

唯有那些写作于此世，又能出乎此世并能不断地绵延至彼世的文章，才能真正具备长久“入世”的价值。

孙犁自己估计，他作品的生命力将能保持五十年光景。

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

他的多数作品，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将继续流传下去。

其奥秘，就在于他在创作过程中，透彻地理解了和实践了“入世”的生活态度与写作“出世”文章的辨证关系。

我们悼念孙犁，就应该认真地总结和借鉴他留下的，包括这一创作论在内的理论财富和实践经验。

孙犁在一篇题为《鸡叫》的散文末尾说：

“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

孙犁终于走了，但他的一生和创造的文学业绩，不也像彩云一样，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