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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执政思想及其创新
邓小平执政思想及其创新
程伟礼
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前言
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
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历练，面对艰难坎坷他始终信念坚定。
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赢得了人民深厚的爱戴，他的执政思想将继续引导中国未来的方向。
程伟礼简历：
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主要著作：
《灰箱：
意识的机构与功能》、《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两手都要硬》、《大都市精神文明建设》、《春风化雨润沃土》、《先知的足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参与电视理论专题片《人间正道－－发展才是硬道理纵横谈》、《浦东走过的路》等的制作。
发表论文上百篇，先后有著作、论文和电视片荣誉获“五个一工程”奖。
值此邓小平百年诞辰，程伟礼研究员特地在上图讲座中心作了“邓小平执政思想及其创新”的专题演讲，他在演讲中着重谈了研究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邓小平执政思想理论创新的五个理念。
今年恰逢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所以中央决定，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央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由党的总书记发表讲话。
在全国各地也要兴起一系列纪念邓小平同志的生平思想和业绩的纪念活动。
怎么来认识20世纪90年代国际、国内的形势，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地变化。
整个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些变化深刻的程度甚至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党情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面对着我们执政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江泽民同志作出了“三个代表”思想的这样一个新的概括。
真正要理解，能够讲清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创新发展关系，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邓小平的执政理论、邓小平的执政思想。
我们党尽管执政50多年了，但是我们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转折时期，很多人以为，我们对于执政党的概念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
实际上仔细去读一读邓小平同志的一卷、二卷、三卷，我发现邓小平同志关于执政理论的思想，执政党的思想很早就提出来了。
其实大家知道，邓小平最早是在1956年，他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他甚至讲到了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在群体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1957年4月8日，在西安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又作了个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就叫“共产党员接受监督”，他在文章一开头就讲到，他说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如果我们不接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他说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
到了1962年，在扩大了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说执政党的地位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清楚了。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他说执了政，党的责任就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加重了。
他强调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
他说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
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
他还讲到，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
他说但是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
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所以我们每天每刻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
到了1962年在组织工作和监察工作会议上讲话，这篇讲话的题目就是《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他说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
他提出现在的干部问题有三个，一个是干部的数量已经很大，第二是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第三个，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第四个，他提出了干部交流问题。
到了1979年他进一步提出了执政党的问题，他在宴请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时候讲话，他说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所以我们更需要听取来自各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
上面仅仅是我举的《邓小平文选》中，他从1956年开始关于执政党的一些讲话，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他长期处在共产党执政的第一线，他长期处在执政实践的第一线，他不仅有着极为深刻的执政的经验，丰富的执政经验，而且通过他自己的政治生涯的三起三落，他对于执政思想有着深刻的反思。
所以今天我们研究邓小平的执政思想及其创新，这对于我们党认真总结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大力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所以我今天第一个问题就讲一下研究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研究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理论意义
1、它是推进“三个代表”思想创新的现实的需要
我认为研究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理论意义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它是推进“三个代表”思想创新的现实的需要。
大家知道2000年早春时节，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作出了新的概括。
它对执政党所面临的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它为我们的理论研究开拓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理论空间。
《共产党宣言》号召，共产党人最近的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物产阶级政党最近目的一样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最近目的一样，这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社会主义是我们共产党执政的一个根本的基础，同时也是执政的一个核心目标。
执政是一个同时涉及到社会、政党和国家的一个系统的政治过程，它对执政党形成了全面而深刻的内在要求，只有掌握和适应执政规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有效的发展，我们党才能实现长期而有效的执政。
而且执政党要真正成为一个合法有效的执政力量，不仅要建设好自身，而且要建设好国家制度，要确立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要形成党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有机统一。
所以执政对我们党来说确实是一门新的政治的学科。
虽然我们党实际已经处在执政地位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对于执政党的意识，对于执政理论，对于执政理念，我们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是非常缺乏的。
“三个代表”执政思想恰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执政理念。
我们的改革开放搞了20多年，我们现在不仅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而且我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层次变化。
现在人们的工资、奖金、收入来源多样化，社会利益主体多样化，社会经济组织多样化，社会政治生活多样化，甚至连人际关系也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
那么在我们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社会上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从事于民营科技企业的民营企业家，出现了受聘于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出现了个体户，出现了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出现了一些社会中间组织以及社会的自由职业团体。
这个执政党它能不能接纳整合社会上的一种新兴的社会阶层，当这些成长中的社会团体它们在提出一些新的政治要求的时候，它们能不能被整合到我们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来。
所以对于执政党来说，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才能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研究邓小平的执政思想，对于推进“三个代表”思想创新具有一种现实的意义。
2、它能够总结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第二，我感到研究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理论意义在外它能够总结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因为邓小平同志他在长期处在我们党执政实践的第一线，邓小平同志他率领着，当时一二三方面军打下海以后，小平同志离开上海就走了，南下，解放大西南，解放大西南中他就碰到了一个进军西藏的问题。
所以他成为我们党处理难题的专家，当时整个进藏的一些方针策略都是由他定下来的，他亲自写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解放军进藏，解放西藏。
以后他又是我们党处理各种难点问题的一个高手，比如说中苏谈判，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谈判，中苏论战，他又是中苏论战起草《九评》的起草组组长。
所以他长期处在我们党执政第一线，他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而且他个人政治生涯三起三落，他对执政的理论、执政思想有着一个深刻的反思。
3、它能够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种必要的思想武装
第三个理论意义，它能够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种必要的思想武装。
因为大家知道，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后，第一次复出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他是全面整顿，整顿治理。
结果第二次被打下去，他再一个复出的时候人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所以邓小平同志1978年当时全国都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邓小平同志视察了东北，他在东北对东北的领导人明确提出，现在必须停止全国范围内的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他说要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现在最大的政治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所以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明确提出了要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实现了全国的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
所以他就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这就又一次把我们党从这样一个重要的紧急关头引导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他认为这是执政党的一个重要使命。
这样就使全国人民从阶级斗争为纲中摆脱出来，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执政的理念。
所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如果没有这样一次重要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恐怕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这样大好的局面。
所以我们感到邓小平同志他的执政理念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醒的。
（二）邓小平执政思想的实践意义
1、它能够实践“两个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第二个，研究邓小平执政思想的实践意义。
它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认为第一个，研究邓小平执政思想的实践意义在于，它能够实践“两个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核心在于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非常显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里面包含了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这样一个本质要求。
现在怎么来怎强我们执政的领导水平，怎么来增强我们防腐拒变的能力，这个问题成为我们执政党建设当中一个重大的课题，这个确实对我们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所以我们研究邓小平同志的执政思想，对于我们提高这样一种执政能力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2、对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保证
第二个实践意义，我感到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执政思想对于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保证。
因为我们是在社科院工作，经常接触一些外宾，有些外宾就跟我们讲，你们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的问题被你们所忽略了。
比如说，社会的公共教育体系，社会的医疗服务体系，公民道德体系，社会诚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社会养老事业。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有些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所以这些问题应放在我们的社会规划和我们社会事业发展中才能解决。
只有充分发展整个社会事业，才能消除两极分化，所以社会发展领域的问题，应该在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被考虑，这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所以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怎么样来统筹兼顾各种社会人群的利益，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且要关心社会各种人群不同利益的平衡。
这个对执政党来说统筹兼顾就成为一个执政的艺术，所以我们认为研究邓小平的执政思想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实践意义。
什么叫做全面小康，十六大指定了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模式是全面小康，但十六大以后在讨论全面小康这个概念的时候，学术界、理论界出现两种反响，不同的声音。
第一种认为全面小康概念的核心依然是一个经济概念，他们的理由是邓小平提出小康的目标，这个概念1979年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时候，当时的定位就是本世纪末，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
小平同志提出800美元的小康定义非常重要，它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大家知道中国人从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追求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但是现代化一直是一个虚无缥渺的社会理想，但到了1979年邓小平提出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这个小康目标的时候，现代化第一次在中国人脑袋里面变成一个可操作性的经济指标，可操作性非常强。
现在我们提出全面小康社会，有人提出这个本质又是一个经济概念，这个理解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大家知道，去年我们国家有一本书写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们认为全面小康社会概念的核心不是一个经济概念，他们认为全面小康概念的核心的本质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
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经济转轨比较容易，社会体制转轨比较难，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以后，必须要主动调整你的社会政策，你不主动调整社会政策，就没有合理的社会结构，而没有合理的社会结构，经济的成果就是不稳固的，即使进步了还会退回去。
而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巴西、阿根廷，它们的人均GDP就达到过7000美元、8000美元，但是一个金融危机它的人均收入就降下来了。
因为巴西、阿根廷它们只发展城市，不发展农村，社会上存在两元的社会结构。
再比如伊朗，伊朗在上世纪70年代人均GDP就达到10000美元，但是由于一览的社会结构没有调整好，社会一动荡整个经济人均收入就垮下来了。
在比如上世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都遭受到了经济危机，但是由于韩国的社会结构比较好，它的中产阶级比较庞大，所以韩国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
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到现在还在折腾之中，所以他们认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不仅要有好的经济结构，而且还必须要有现代化合理的社会结构。
这样才能经得起风浪的考验，他们认为现在欧洲20多个国家，哪个的政党上台都没有大的问题，因为它的社会结构比较合理。
有了现代化的合理的社会结构，即使发生了像石油危机，即使发生了像美国“9·11”事件的打击，社会依然非常稳定，没有大的事情。
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在今后20年，每年保持7.2％以上的增长速度，经过20年的持续努力，国民经济翻两番没有大的问题。
只要政治上不出现大的动乱，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但是社会体制必须要改革，这样才能达到合理的社会结构。
什么样的结构算是合理的？
根据国外社会学的研究认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换句话说，就是中等收入阶层或者叫中产阶级，也就是月收入超过6000元人民币的中等收入阶层要占整个社会的40％以上，这样的社会结构就比较合理了。
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占总人口比例是多少呢？
根据不确切的推算，现在大概只有18％。
如果今后20年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每年确保中等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经过20年的持续努力，到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阶层大概能够达到占总人口的38％，接近于40％，这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现代化的问题就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我们怎么每年确保中等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
要达到这个目标，看来两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第一，农民，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要加快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当时提出经济发展的对策，就是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但是1997年经济危机的结果却告诉我们，我们的内需拉不动经济，这是什么原因。
尽管农村改革20多年来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但是农村经济并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农民的收入没有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没有达到新的标准。
所以农民的购买率非常有限，这就提出了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要使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出来，同时对进了城的农民工必须要实行同等公民待遇。
第二条，要确保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中等收入阶层，我们的大学必须要扩招。
要继续推行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要把教育和科学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经过改革开放综合的各项指标都在提高，但是相对而言，我们的教育水平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现在世界上平均的教育水平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全球是18％至20％，100个人中间有18个到20个是大学生。
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计算的。
而我们中国经过大学扩招以后现在只有13％，100个中间有13个大学生。
换句话说，中国的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所以我们依然要坚持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把教育和科学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大学要继续扩招，因为大学毕业生出来以后他能够逐步达到中等收入阶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深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的人均教育投资水平却低于全国的人均教育投资水平，这是非常奇怪的。
全国的人均教育投资水平大概是8.17％，上海的人均教育投资水平是7.95％，低于全国的平均教育投资水平。
什么原因？
因为上海人满足于大学本科毕业，能够找到工作就可以了。
而且在校大学生里面上海学生没有外地学生读书努力，所以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大量是外地同学在读。
所以上海的本科大学生现在毕业以后就面临2030工程，他们面临和外地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进竞争同一个就业岗位。
所上海就要提出科教兴市的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所以我们感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要从执政思想上进行研究。
二、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理论创新
（一）执政理念的创新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理论创新。
我提出五个基本观点，第一个是执政理念的创新。
这是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工程，执政理念是一个政党，对于执掌政权的宗旨、目的和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任务所采取的执政方针、执政手段等方面的理性认知和总体把握。
执政理念一旦形成以后，它就将贯穿于执政党全部执政活动中，它转化为党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
一个政党能不能执政，尤其是能不能持续执政，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党是否具有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
换句话说，一个执政党你要能持续执政，你不仅要有正确的执政理念，而且这个执政理念能够与时俱进，要不断地创新。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领导我们党首次实现了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到了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他提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这个思想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执政地位进一步稳固。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四项基本原则的执政理念显然需要进一步地创新。
到了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时候他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和党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
邓小平明确指出，他说现在要害的问题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他认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所以我认为从四项基本原则到“三个有利于”，这是我们党重大的执政理的创新。
从此“三个有利于”标准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它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它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理性的标准。
因为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正确的坚持呢？
我们把很多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当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在坚持，所以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思想也要解放。
所以他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重大的转变，重大的创新。
到了上世纪末，大家知道世界的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科技上出现了信息化，在经济上出现了全球化，在政治上出现了多极化，文化上出现了多样化的这样一个格局。
世界的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我们的国情和党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我们国内出现了一个阶层、阶级的多样化的结局，社会利益主体多样化的格局，人们选择的差异性增强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异质性程度在不断地提高，异质化程度在不断地提高，现在一个小区里面各种阶层的人群都有。
在我们党内也发生了很多新的情况，我们党的群众基础，阶级基础虽然是工人阶级，但这个工人阶级中间出现深刻的变化，现在全国27000万职工中间，在国有企业上班的大概只有5000多万。
而现在在私人企业、外资企业、三资企业上班的已经超过了7000多万人，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的人数。
我们党所依靠的群众基础虽然是农民，劳动人民，但是这个阶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阶层。
而且里面出现了新的自由职业者，这个新的阶层变化确实提出了不的利益要求。
在我们党的情况里面，我们现在的党员33％是改革开放时期入党的，新党员越来越多，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改革开放时期入党和提拔的干部也是越来越多。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所以针对这种新的情况，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要求。
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明确强调，这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
“三个代表”的要求我认为这标志了我们党形成了更加科学、系统完整的执政理念。
它又是对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和创新。
“三个代表”思想我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概括了执政党的性质、任务和宗旨，而且指明了执政能力实现的基本途径。
这个途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用改革的精神来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近建设。
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搞了20多年，现在的改革更适于，比如说医保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它方方面面涉及了我们的利益格局。
社会主义制度改革20多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要进一步成熟定型。
用小平同志的说法需要30年的时间。
社会主义制度要进一步要成熟定型，必须有一个执政党执政的改革，所以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要用改革的精神来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所以社会主义改革和执政党的改革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一回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二是“两个提高”要不断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要不断提高我们党的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困难的能力，这就提到一个执政能力的问题。
所以“一个代表”明确提出了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将成为我们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
怎么来提高我们的执政水平，我认为这里面有三个问题要讲，第一个是执政纲领的转换，第二个是政治文化的更新，第三个是建党模式的选择。
因为对于我们党来说，我们是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样一种新条件下的执政，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执政方式要有巨大的转变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各级党组织来说确实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转变。
因为现在垂直的行政管理有些问题是管不到的，你必须要学会一种社会管理方式，能够真正做到统筹兼顾。
所以这个执政方式的转变是我们党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所以现在要研究我们的执政方略，我们的执政方式怎么来实行变革，我们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用这样一个法制的水平来提高我们执政的能力。
同时我们要增强我们党的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困难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了许多突发的事件，有经济的，亚洲经济危机，政治的，包括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以及美国飞机（撞机）的问题，很多的突发事件，还有自然灾害。
所以在未来我们的发展征途上还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特别是这次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到现在没有找到发动这次战争的真正理由，它原来是说伊拉克人在制造大量的生化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这个证据没有。
那么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讲道理这是一场石油战争，它投入这场战是要控制中东地区的世界石油价格体系，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出兵它就是要在这个石油价格体系里分一杯羹。
最近美国扬言出兵要解决马六甲海峡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有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石油资源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过来的，现在整个世界的石油能源的价格不断地提升，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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