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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经》
《仕经》
作者：
（五代）冯道译者：
史半山
内容简介《仕经（做官学）》做官学：
三千年历史中唯一一部退则保全、进则建功的官经
——仕经
五代时候，冯道以孔子自比，他的忍性的修养功夫，似乎要比孔子进步……肚皮狭窄，不能容忍，那是不配做宰相的。
——陈子展
吏有五失：
一日夸以泄，二日贵以泰，三曰擅裴割，四日犯上弗知害，五日贱士而贵货贝。
——《秦律》
冯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学”。
他本身就是一位官场常胜将军，是一部活的教材。
他一生的意义也许就是教人怎样做官，用他一生的实践向人们宣告着官场不倒的秘密……
——闻钟
《仕经（做官学）》讲述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战乱和改朝换代这样大的社会动荡外，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波谲云诡、变动迭出的就要数官场了。
做官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即所谓建功立业，拜将入相，另一方面更要尽量保全自身，以固荣宠，其中自有诸多的学问和策略。
今天读“权谋”书，已不可能用于“实战”，因为社会架构已完全改变，以此为圭臬，只能是刻舟求剑，但通过阅读，可以了解历史更丰富的侧面，毕竟多少代人曾沿着这个思维路线生活着，如果不了解他们思考的逻辑，那么就难以理解沧桑中丰富的一面。
这篇文字虽有它的思想局限，但对掌握官场策略和技巧还是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封建时代官场的权术。
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通过它提供的内容，我们既可以识别官场中的某些机巧，又可以批判地继承其中的智慧。
如对待上级，既要尊重，也要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待下属，既要严格要求，又要适当宽松。
这些都属于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范畴，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至于其中的诈术，如果用于正当的地方，似乎也未尝不可。
以史为鉴，于普通人的价值并不大，不如以史为乐更有情趣，读古书而能知其所思所想，则为神交古人，一切曾经都是当下，一些过往都在生活，果能有这样的境界，则读“权谋”亦人生快事。
作者简介
冯道，号长乐老，五代人。
他宦海沉浮三十余载，经历了五朝十主，始终宠信不衰，号称“不倒翁”。
冯道是做官的专家，免不了有很多为官的心得，这一部《仕经》讲的正是他的做官绝学。
前言 也许，真的像有人所说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的文化。
但是，当下谋略类书籍的流行却似乎与所谓的“谋略型中国文化”并无太大的关系，起码没有本质的联系。
因为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而“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儒、道、兵、法、墨、纵横、阴阳等许多学派。
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非常关心政治，还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而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
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智谋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各种学派和文化都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为智谋的不同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中国的智谋型文化就形成了。
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
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的谋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
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王道理想献身。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
其实，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
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
法家之法作为君主统治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上的。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
“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
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
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
这就需要“术”。
“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
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
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
黄老的有关著作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鄙夷和不屑。
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
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
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
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
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张。
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消长而已。
智谋型文化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
当然，这里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话。
有许多中国人不惜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
遗憾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为人们所称许的处世态度。
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人生的“道”，已成为中国人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
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由此而采。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定因素。
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
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
所以鲁迅先生说：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成大事者，古今未有。
因为，权谋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
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目录修身第一
武丁借梦用傅说，陈平巧对汉文帝，人心向背关乎治乱，孔子为政以仁，鲁恭以德施政，晏婴关心民间疾苦，决定唐代命运的论争，外表忠厚而内心刻毒的王莽，贤臣的楷模周公，投江报国的忠臣，忠谏而死的比干，子产以德服人
善为者能，善不为者智。
伐欲者成，善舍者得。
为仕讲究忠直，更要讲究策略。
为仕之道，立德在先，立功在后。
民心如秤，不平则倾。
心静则平，平则智，智则不乱，不乱则不衰。
平庸者无誉无毁，优异者怨谤加身。
“舍”便是得，养廉便是护身。
明察第二
见识宏远的荀彧?
料事如神的李泌?
宋慈智断疑案?
武帝不识公孙弘?
天下大势指掌中?
张良一言定成败?
卢杞的奸诈与丑陋?
陈宫的悔恨?
赵简子巧立继承人?
李林甫的伎俩?
申不害巧试韩昭侯?
江乙设譬说兼听?
明察秋毫的东郭先生?
善于知人的潘濬?
赵广汉的智术明察的要义，在于审时度势，谋定思动。
世事，黑白分明者少，以假乱真者多
察之则明，不察则昏；辨之则明，不辨则昏。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
仕途之要义，在于了解上司是否明智，考察下属是否贤能。
善察者见微而知著，人未动而我先知，后发而先制。
知善恶，然后可以任贤良：
明时势，然后可以知进退。
远猷第三李世民助父起兵?
史可法舍生取义?
公孙鞅变法助强秦?
鲁肃见识不凡?
诸葛亮隆中定三分?
雪夜访普安天下?
公仪休爱鱼不收鱼?
胡服骑射开新风?
难成大事的李密?
孙膑思虑深远
有为之人，必深谋之，远虑之，此所谓远猷。
人之趋利，就像飞蛾扑火。
只有智者不以近利失远利
见不远必谋不深，谋不深必事多舛。
谋定思动，是成功者的基本功
弱者求形强而愈弱，强者求形弱而愈强。
谋小图大，大祸不远。
雅量第四
雅量者忍量也；忍则自安，不忍则危
雅量，是忍，是定，是静。
能忍则安，能定则成，静而致远。
进退自如，如闲云野鹤，为人生之至境
器量和见识乃成功的先决条件；雅量于大志中。
刚强者胜不如自己刚的东西，柔弱者则胜比自己更刚强的东西。
事上第五
逢迎可满足上位者的眼前，却毁掉上位者的长远。
丑陋弯曲的木根，常能变成天子手中名贵的器物。
做上位者希望你做的事，然后保持一定的距离，是聪明的。
荣宠所固有的危险与贫穷的危害同样不可低估。
察上过而不忤，知上好而不趋，守身持正，终不殆。
官位高低绝非品行的标志，心计便变得要害了。
事上以忠，任事以勤，不居功，不二过，明时势，知进退。
上位者予取予夺的现实，决定了揣摩上司隐藏起来的心意的重要。
为人宜直，行事宜曲。
御下第六
以恩树德，以严树威，以赏彰功，以罚止过。
赏罚要分明，恩威要并重。
御下以术，终以诚。
不示根底，利用短处，保持距离，乃上位者需领悟的要义。
敬服为上，屈服为中，恐吓为下。
对下属的错误，最好的办法是威慑；宽容而不姑息，严厉而不伤众。
惩罚他要对他的最软弱处。
用人第七
使用人才，在于如何看待人才。
大才大用，小才小用，1圣才偏用。
用人所长，便是笼络之道的要义。
用人以道，擒心为上。
对君子用以名，对小人用以利。
用人之道，识人为先，御使后之。
上位者用人，忌凭好恶；小则失，大则衰。
守身第八
聪者获捷利，智者远祸害。
世无常衡，富贵难远，利害常变，唯廉简恒久。
事留有余，功而不居，可保长远。
才高谤来，功大毁至；唯智者不以彰显自居。
强胜弱一时，弱胜强一世。
谋略第九
谋无定法，狡计百端：
随心所欲，因势而异。
击敌不如纵敌，引敌至荒谬之境，一击而成。
要想压制对方，就一定先抬高他；要想从对方那里索取，就一定要先给他。
成大事者，靠见识制定，靠胆识完成。
最高的谋略是攻心，最高的智慧是让人心服。
大为无为，大谋无谋，乃谋之至境。
才辩第十
劝诫的时机，比机智的语言更重要。
处世为人，当自以为聪明时，祸患就在下面。
可辩事之对错，不可辩人之对错。
智者只想改变事情的形态，愚者则想改变人心的形态。
时间站在忍者一方，善忍者赢。
精彩摘录
[原文]然立己德，不若立天下之德。
修己之身，不若修百姓之身。
立己之德，仅一人耳，立天下之德，众生降服，治矣。
[译文]然而个人德行的确立，不如天下人德行的确立；只是加强自身的修养，不如加强百姓的修养。
个人德行的确立，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天下人的德行确立了，所有人都会降服，就会达到大治。
[事典]决定唐代命运的论争唐太宗刚刚即位时，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成为一代明君，就问左右，如何来治理国家。
有入说，应该推行德政，教化百姓。
唐太宗沉吟了一下，说：
“现在国家刚刚经过动乱，百姓们恐怕不那么容易教化。
”他说这番话时没有想到，这会在朝中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
“陛下的话，臣不敢苟同。
”说话的是魏徵，他是朝中的谏议大夫。
“现在百姓经过战乱，都希望天下大治。
希望天下大治，就容易教化。
”唐太宗却说：
“实行德政，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过程。
大乱刚过，怎么可能在短期内达到大治？
”魏徵回答：
“这是说普通人，而不是圣明的君主。
圣明的君主，以德教化，君臣一心，百姓就会马上响应，教化很快就会成功。
”太宗听了，连连点头。
但老宰相封德彝却站出来反对：
“此话差矣。
百姓们奸猾，所以秦朝采用严酷的刑法。
汉朝在王道中杂以霸道，这说明，教化是行不通的。
”魏徵反驳说：
“从三皇五帝以来，君主都致力于教化。
凡是行德政、施教化的，都天下太平，而秦朝行苛政，只延续了二世，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此后，魏徵多次上谏，劝太宗施行德政。
他引证历代亡国的事实，指出，如果残酷地统治百姓，是无法安邦治国的，必须以德治国。
经过这一番争论，使太宗明确了治国方略。
他致力于造福百姓，推行德政，结果实现了贞观之治。
他在位期间，不仅百姓安居乐业，就连边远的小国也纷纷来朝贡。
太宗对魏徵说：
“爱卿用仁义要求朕，用道德来光大朕，才使朕有了今天的功业！
”[人物]魏徵是唐代有名的贤臣，以直言敢谏闻名。
隋末大乱，魏徵一度当了道士，这是出于躲避战乱的考虑。
后来他感到不应这样虚度一生，就去投奔了瓦岗寨的起义军。
唐朝建立后，他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手下，但唐太宗没有计较这一点，反而对他重用。
魏徵读书很多，但并不是食古不化。
他的治国方略表现在以民生为本的思想上。
他把王朝和百姓的关系比作船和水，认为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他还提出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观点，一直被后世所沿用。
他敢于针对唐太宗的错误进行批评，但在批评时也注重方法，所以后人说他“理直而词婉”。
太宗对他有时言听计从，有时也感到不快。
一次，太宗下朝后，对长孙皇后发牢骚：
“魏徵这个乡巴佬，弄得我在大臣面前下不来台。
”长孙皇后听了，马上换上朝服，恭敬地对太宗行礼，祝贺他有这样的贤臣。
魏徵对太宗实现贞观之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他死后，太宗大哭，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现在魏徵不在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他还时常到凌烟阁去看魏徵的画像，来表明对魏徵的怀念。
[释评]个人品格固然重要，但做官光是管好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施行教化，让天下人都能有很好的道德修养。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佛教就有小乘和大乘的说法。
小乘是度己不度人，就是说，只是光顾着个人的解脱，用不着去管别人。
而大乘则是既度己又度人，这就非常好了。
让自己一个人解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又要让天下人都得到解脱，这是一种何等的慈悲胸怀！
做官也是这样。
光是自己做好了，不管其他人，这是失职。
因为做官就是治理，不是仅仅为自己立德，还要为天下人立德。
天下人都有了道德修养，天下就达到大治了。
因此，为仕之道，立德在先，立功在后。
在制定方针大略上，魏徵和老丞相封德彝发生了观念上的冲突。
封德彝要实行的还是秦朝的那一套，在讲法的外表下，施行的其实仍然是苛政。
而魏徵认为，教化更为重要。
他没有提到法，但我们都清楚，治理国家，是不能完全离开法的，问题是，更不能完全依靠法。
现在提出建设民主与法制，法制要实行，就必须要实行民主；而民主要实行，就必须提高国民素质。
魏徵反对的不是法，只是反对单纯依靠法，其核心还是实行仁政。
他说得有道理，秦朝行严法，但导致民众造反，很快就灭亡了。
他成功地驳斥了封老丞相，又成功地说服了唐太宗，为唐朝的国策提供了依据。
这场论争现在似乎很少被提及，但事实上非常重要，这决定了唐代的命运。
如果依了封老丞相的话，很可能唐朝就会重蹈秦朝的覆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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