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明读本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资料.docx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明读本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明读本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资料.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明读本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资料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案例1“实事求是”碑的来历
在延安中国革命纪念馆，保存着一块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石碑。
这块石碑，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
早在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党中央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由王明主持，但白色恐怖下的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王明等人经常是四处躲避。
恰好此时，共产国际需要中共派一个负责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于是，“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到了莫斯科。
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
28岁时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1937年6月，伤情严重的王稼祥抵达莫斯科。
在苏联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中共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接替王明，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便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
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对这位长期在外的领导人尊敬和礼貌，毛泽东等赶到延安机场欢迎王明的到来。
毛泽东向王明伸出热情的大手，说道:
喜从天降!
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
也许，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欢迎词。
因为早在中央苏区时，王明对毛泽东的“农民路线”及其领导地位，便持着反对和排斥的态度。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王明便摆出一副“钦差大臣”居高临下的模样。
一天上午，中央党校接到通知，要学员们到大礼堂集合，听一位大人物作重要报告。
王明衣着齐整，脚穿马靴，满面笑容地走上了主席台。
王明扫视了一圈会场，显得气宇轩昂。
他开口便讲国际形势，次谈国内形势，最后谈到党的任务:
现在形势变啦，我党的任务和路线也应随着变化。
过去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蒋介石，现在国共两党又开始第二次合作了;目前，我们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就是同蒋介石要化干戈为玉帛，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要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王明口若悬河，讲得有声有色，致使许多同志将他的话当作新的指示、新的观点，认真地进行记录。
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表现得不可一世，他向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和他的演讲，被一些人看成是“国际路线”。
对王明的这种表现，毛泽东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希望大家能看到对蒋介石寄以希望是会吃亏的。
他表示坚持自己原来的见解与主张之外，便没有多说话。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此后，王明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发展，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甚至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
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上的分歧，17岁时就曾见到过列宁的任弼时来到莫斯科。
在中国革命艰难的实践中，任弼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在莫斯科期间，他和王稼祥多次与共产国际领导人讨论中国的国内形势，极力宣传毛泽东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复介绍王明那一套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8年6月，共产国际举行会议，通过了一个支持毛泽东的文件。
在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动身回国时，共产国际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为王稼祥、任弼时举行家宴，并告诉他们:
“应该告诉全党，承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其他人，如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会议决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无奈，只好回到延安。
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桥儿沟召开。
会议经过正确的批评和斗争，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王明在口头上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作用，表示要统一在中央和毛泽东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11月6日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文件。
会议提出，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还提出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并非易事。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那天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卓越的领导人，就尝试着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向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作斗争。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王明的时代虽然结束了，可是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肃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还在作祟。
教训如此之多，情况这样复杂，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经验、路线,进行认真地学习和清理。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1942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在“红色首都”延安的宝塔山下落成，毛泽东应邀兴致勃勃地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那字体兼具山海之势，颇见一代伟人的气度与风采。
1943年12月12日，这四个大字被刻在石板上，镶嵌在大礼堂正面墙上,作为全党同志学习的座右铭。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人们郑重地取下石刻，埋入地下。
解放后，党校旧址上办起了师范学校，师生们在一次建校劳动中挖出了石刻，交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至今。
1.结合案例，谈谈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分析延安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立碑铭志的重大意义。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冲破党内教条主义束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案例点评
《国际歌》中有一句让人心潮澎湃的话：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懈追求真理、为捍卫真理而斗争的历史。
正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汇聚起了中国共产党这支坚不可摧的革命队伍。
而这种探求真理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并确立的。
王明就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
他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他根本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了解中国实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
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抗战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尽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了王明时代，但其造成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在党内作祟。
延安整风运动清算了主观主义，在全党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终形成。
“实事求是”四个字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是毛泽东赋予这四个字前所未有的博大精深内涵。
1941年5月，毛泽东在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题，做整风工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的涵义作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释，并使其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实事求是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语言、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
因此，毛泽东应邀给中共中央党校题写校训时，便挥笔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被立碑铭志。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带来的精神枷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案例2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由于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撕毁合同等原因，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极其严重困难的时期。
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
毛泽东先后在1960年的12月23日、30日，1961年]月3日、日等多次听取汇报，经过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缺乏经验，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没有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毛泽东说: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
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L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
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
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
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他说: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
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
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丶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
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
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但宦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方预的论著就很少见「。
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
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
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案例讨论
1.为什么说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
从本案例中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2.为什么说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
.
案例点评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1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在“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大跃进”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忽视经济规律、过高估计主观能动作用而产生的错误。
毛泽东带领全党对这一错误进行了反思，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由此总结经验教训，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到:
第一，“大跃进”的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而要准确把握中国的实际，把握某个地方、某个部门的实际，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获得对实际正确认识击本路径，是做到从实际出发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环节。
第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他长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领导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面对工作中的失误和困难，他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
虽然这一时期党在实际工作中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毛泽东的讲话还表明，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符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是脱离实际、犯主观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反对官僚主义，党和政府的领导于部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决策。
案例3冲破禁锢
粉碎“四人帮”后，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国内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日益显露且无法回避的矛盾。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公开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很快就被概括为“两个凡是”，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
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就必然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就难以冲破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束缚，就难以将党和国家的建设引向正确的轨道。
此时，由于“两个凡是”的阻碍，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
但他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发展。
对“两个凡是”的口号，他持坚决反对态度。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的信中，极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不久，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同志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异于石破天惊，令人振聋发聩。
1977年7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
”在全会闭幕时，他再一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并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这些重要论述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真理标准问题。
也正是在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的影响下，一些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在质疑中大胆思索。
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的力量正在积聚，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将来临。
1978年4月上旬，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寄给《光明日报》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引起了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的高度重视。
杨西光建议作者对该文作进一步修改，以加强现实针对性，并请正在撰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共同参与修改。
经反复修改，并经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定稿后，5月10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刊登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
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
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
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这篇文章深刻指出：
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显然，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僵化思想路线给予了否定和批判。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此文一经发表，即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它首先遇到的却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和压制。
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在中央领导人中率先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态度鲜明和坚强有力的支持。
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同志谈话时尖锐地指出：
“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
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不久，《解放军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理论文章，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人民日报》随后进行了转载，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
7月21日，邓小平在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话时，针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明确提出：
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9月中旬，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随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
期间，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猛烈抨击“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来点火的”，他点燃的，是思想解放之火，是烧毁一切禁锢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的真理之火。
为了有力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不仅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发动，而且敢于针锋相对地与消极面作直接斗争。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在全国日益形成之时，党的重要“喉舌”、在“文化大革命”中向来并驾齐驱的“两报一刊”，却出现了分歧：
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卷入”政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不转载，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
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质上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两条思想路线的一次正面交锋。
《红旗》的不卷入，实际上就是对“两个凡是”的肯定和支持。
而且，由于《红旗》杂志的性质、规格及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力，它的不卷入，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1978年11月，谭震林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而写给《红旗》杂志的文稿中，坚持要写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红旗》杂志负责人考虑到谭震林在党内德高望重，直接改动文稿不合适，于是在11月16日将该文稿呈送中央常委审阅。
邓小平看到后，在批语中写道：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
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
为什么《红旗》不卷入?
应该卷入。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之后，李先念对这篇文稿也写了支持的批语。
在此情况下，《红旗》杂志才不得不刊登了谭震林的文章。
由此，实际上结束了《红旗》杂志的不卷入状态，从而为真理标准讨论又扫除了一个障碍。
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极力推动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全国理论界、新闻界等纷纷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努力使更多的人关注和投入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并在讨论中努力澄清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激发大家敢于突破思想禁锢思考问题的巨大勇气和创新精神。
与此同时，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纷纷参与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来，并先后公开发表讲话或写文章，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广泛开展，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喜人的生动局面，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深刻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
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
真理标准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党和国家建设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案例讨论
1.理论界有人用“口将言而嗫嚅，足欲进而趑趄”这两句古话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人们思想仍处于比较僵化状态的局面。
请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2.“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如何理解这一论断？
案例点评
中国共产党80余年的光辉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道路就越走越宽广，事业就越来越红火；什么时候背弃了实事求是，困难和挫折就会接踵而至。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认识以及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禁锢，导致人们的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各项事业停滞不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了冲破思想禁锢，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环节，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与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时的毛泽东相比，邓小平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面临的历史条件更为复杂。
当时理论界有人用韩愈的两句古话形容这种局面，叫做“口将言而嗫嚅，足欲进而趑趄”。
要使人们从“两个凡是”等“左”的僵化和半僵化的思想状态下摆脱出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必须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入手。
如果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组织上的清理整顿，经济上的调整改革，未来道路的正确选择，所有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因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一切拨乱反正和整个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先导。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敏感性、尖锐性恰恰在于它的政治意义。
这场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的锐利武器和胜利法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牢牢地坚持而不能丢弃。
案例4天下第一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农村广袤的舞台上，没有一座村庄能演绎出华西村那样的财富传奇，也没有一座村庄能像华西村那样持续地成为耀眼的主角。
它有着惊人的财富，虽然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00人，但去年集体经济销售收入已达450亿元，可用资金超过30亿元，享有“天下第一村”的美誉；它一如既往地坚持走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有村民住上了别墅，拥有小轿车，最“穷”的家庭也有资产一两百万元，最富的有2000多万元。
几乎每一个参观过华西村的人都想寻求它成功的奥秘，有人说是它因时逢会，也有人说是前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深谙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道。
3月12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吴仁宝爽快地向记者透露了华西村成功的“秘诀”———实事求是。
但同时他也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实事求是最大的敌人，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要想从实际出发，为百姓干点实事，就不能唯书、唯上，也不能跟风、赶潮流。
唯上曾让华西村民吃尽了苦头，因而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命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坚持实事求是，让他们发展起了集体经济，又促使他们大胆试、大胆闯，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华西村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成为全国典型，它在1975年就作为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对外开放，但是，贫穷的状况并没有因此改变。
当地人为华西村编了这样一首民谣：
“做煞（指蛮干）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
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
”
华西村的领导人意识到，仅仅靠伺弄庄稼，是无法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
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末，华西村就大胆开办“小五金”厂。
这在当时，“小五金”厂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的范围，他们只有偷偷摸摸生产，上级来检查就关门，等他们一走，机器又“隆隆”响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有100万多元固定资产，在银行还有100万元存款。
村民也搬进了村里统一修建的砖瓦房，且家家有存款。
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时，华西村选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