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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语文阅读材料之人物沈从文
2011-2012复读班阅读材料之人物：
沈从文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
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
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文学创作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15岁随军外出，曾做过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
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
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
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
散文集《湘行散记》。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
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
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和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历史研究
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湖南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一书中还记载过沈从文晚年主要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情况，指出沈从文晚年在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绩。
在研究中国古代铜镜战国镜方面，沈从文《铜镜史话》指出：
“战国铜镜以它规范化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见称，这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镜已经从早期的稚朴走向成熟，楚镜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种。
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常称为‘淮式镜’。
解放七年来，因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它是楚国的产物，叫作‘楚式镜’比较正确。
从现实材料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和丰富镜子装饰艺术，无疑有过极大的贡献。
”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年表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
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贫苦之家，学名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
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
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鼓励下自学写作。
1923年去北京。
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
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接着又在《现在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
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
这时期的作品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等。
1930年后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
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文学院讲师；
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
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作《边城》。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
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
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
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
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
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偕夫人张兆和赴美探亲讲学。
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着。
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
1984年大病一场。
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
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
坎坷的一生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沈从文被徐志摩发现，将这位小青年推荐给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
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着，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孩童趣事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
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
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
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
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
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
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
“看戏去了。
”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
“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
”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
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
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
“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
”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
“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
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
”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个人作品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
“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创作风格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代表作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书法成就
要说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是可以写一篇长长的论文的。
因为他不仅能写很好的章草和行楷，还对书法艺术有一套完整的属于自己个人的理论。
沈从文小的时候，就十分爱好习字，临过许多帖。
青少年时代就能写很好的楷书了。
虽然沈先生一直爱好书法，而且在圈子里颇有声名，但从来视书法于自己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以此谋利。
只是有一回例外。
抗战胜利以后，沈先生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一家报纸编辑副刊。
有一个诗歌作者叫柯原的，因家庭困难，不得已给经常发表自己诗作的编辑沈从文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帮助，沈从文知道情况后，也因为自己当时手头不宽裕，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一则启事：
“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个作家卖20幅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
这种字暂定为10万元一张。
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
”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
”1949年后，柯原做了广州军区的专业作者。
因种种原因，1980年，他才知道沈从文的下落，于是专门到北京找到沈先生，说当年如何如何帮了大忙。
可是沈从文自己却早忘了此事。
1982年5月，沈从文携夫人张女士一起去张家界，头一天看了山下的金鞭溪，第二天要上山去，他因腿脚不太灵便，夫人和陪同的人去了，他留在宾馆里，张家界管理处的同志拿来纸和笔要请他题字，他答应了。
说到要派人陪他时，他说，我写字有个习惯，要一个人写，不愿意别人在旁边看。
管理处的同志想，你一个80岁的人了，我们让你一人在宾馆，怎么放心。
所以说了句，怕你一个不方便。
沈先生敏感得很，说，至于身体，我最近才检查的，没什么大毛病，你们放心吧。
玩了大半天，夫人和陪同的人回到宾馆时，看到沈先生写了“张家界”、“金鞭岩”、“展卷”等好多幅。
这时，他已是一身疲倦，见了夫人便说，今天是真正写累了。
这时的沈先生已不是往年了。
以前，他时时坚持练字，就是炎热的夏日也不间歇。
而此时，他手都有些发抖了，拿笔时有些不听使唤了。
看到一沓题字，管理处的同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真累了你老人家了。
对于要出书请他题写书名的，他常常要写好几幅寄给人家，让人家去选。
沈从文先生写字，从来不讲究笔和墨。
我收到的两幅和一些朋友收到的字大多用墨浅浓不匀，用纸也没什么好的宣纸。
1981年，他在给作家彭荆风信中说到，我用的笔通只值一毛三分中小学习字笔，纸也只用一毛五分的糊窗高丽纸……墨是沉淀后加水的墨汁，所以无光彩，应叫死墨，用书行家看来就知道是外行。
他也常常不满意自己写字。
1982年2月9日，在给赵瑞蕻夫妇一信中说道：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对于写字，我恰恰相反，写来写去，总觉得不满意，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徒劳，等于自讨苦吃。
永远得不到写字人应有的快乐。
因此给字时，他总要交待，不要裱，找块大一点的木板贴在上面也行。
沈先生完整地谈论书法的文章有3篇:
1937年4月4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谈写字
（一）》；1948年7月1日发表在《论语》半月刊上的《谈写字
（二）》；还有一篇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叙章草进展》，此文沈先生生前未发表过，后来在家人编辑他的全集时被收了进去。
在《谈写字
（一）》里，沈先生说应把写字看成是一门艺术。
他认为，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
任何一种工作，必须要锲而不舍地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
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
在这个问题上，有天才，但极少。
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艺术事业，无具体了解，难产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
在论述写字是一门艺术时，他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甲骨文，当时的造字者除了注意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还注重到它的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和图案美。
而商时的文字如画，周时文字极重组织。
秦篆雄秀，汉隶章草都讲究造型美观。
字的艺术价值历史上有承认的时候。
蔡邕写石经时，来参观和摩写的人、车填塞满了街道。
王羲之更是奠定了行草的艺术价值。
但是后来因为写字的人重摹仿，加上它的实用性，所以它的艺术性不及图画、音乐、雕刻那样地位固定了。
沈先生认为主要影响写字艺术地位的不在字的本身，而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字的估价方法有问题。
一种人认为写字无创造性，又没有道德和情感的教化力量。
他说这种人轻视写字，但是家里还是要挂一些对联和美丽的拓片装饰墙壁的。
这种人好办，因为他们是要求字要有自己的艺术效果。
糟的倒是另一种人，重视写字却又欣赏能力低下，把字看成是一种权力的符号。
所以让名公巨卿的字泛滥成灾。
好好的一堵石壁，一面墙壁，什么什么名人都往上刻，游人的眼睛就只好被迫受虐待了。
要解决这些问题，强调分工是一个好办法。
要有一些专家，明白字的艺术，折衷古人，综合他们的长处，并独辟蹊径，理解字的点线疏密分布，创作出感官上给人愉快，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果的字来。
当然写字艺术的玩票也是可以提倡的。
沈先生的另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宋和近代书家的分析评价，再一篇是对章草由来的看法。
我认为惟有第一篇反映了他书法艺术的基本观点。
有趣的是，他六七十年前写的文章，今天看来，仿佛是针对当下书坛的怪现象有人专门向他约稿的。
纪念沈从文
沈从文故居[1]于1991年被列为湖南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2]整修。
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墓地
先生一生中，着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
他晚年专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我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
先生从凤凰走向世界文坛，为家乡为民族争得了荣誉。
家乡人民非常崇敬他，县委、县政府与其家属商议，决定将先生骨灰安葬在“听涛”山下。
沈家主动自理安葬费。
杜田村“听涛”山距离县城中心一公里半，远则积山万丈，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岱雄；近则圭壁联植，环美幽丽，沱水通脉，清滢秀澈，岩泽气通，如珠走镜，似仙境也！
沈从文先生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高2．8米，宽1．9米，厚0.9米，重约6吨。
碑石正面，集先生手迹，其文曰：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背面，为先生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由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刘焕章教授镌。
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不息。
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勃兴、民之痛痒、人之温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墓地，以示永远怀念！
凤凰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二年清明立
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谢尔以?
马悦然于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明报月刊》中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
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其实，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
文化界流传，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奖者是沈从文，但因为诺贝尔奖只会颁授给在世的人，因此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
沈从文与丁玲
沈、丁两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沈，现代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
但对他两人的事迹，我都不熟悉，看过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丁玲的看得很少。
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一个掌故，就是鲁迅误会丁玲是沈从文的事。
事程是这样的，丁玲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走投无路之下，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给她找到一份工作。
那时，丁玲还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从没有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当然是没见过这个名字，就问一个朋友，朋友看了说：
这笔迹看上去像休芸芸（沈从文笔名）。
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换一个女性的名字来骗自己，不但不理，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作了讥刺和挖苦。
鲁迅是无形的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
后来，才弄清确有丁玲其人，鲁迅对此事颇为自责，觉得丁玲回乡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之故，却忽略了此事对沈从文做成了伤害，对一个初闯文坛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受到一个前辈的指责，打击一定不少。
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
从此，两人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这事在鲁沈固然是憾事，但在沈丁却在一种特别的缘分将两人拴在一起，这也许也是一种暗示，暗示两人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开头。
我初听这段掌故时，还以为是沈从文拿着丁玲的信去找鲁迅，原来不是。
事实上，发生误会事件时，沈丁只见过一次，是胡也频介绍的，而几天后，丁玲就跑回湖南。
我以前也隐约觉得沈丁应是朋友，却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交情竟然是这样好，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
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
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
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么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
这是可信的。
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着自己的面有私情？
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
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
后来他们三人还共同办过一份叫《红黑》的报纸，出了数期，因为亏损才办不下去。
不久，胡丁加入左联，从事革命工作，而沈从文却一边写作，一边教书，从此，胡丁和沈各奔东西，各自走上各自的道路。
1931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不畏危险，多方奔走营救不果，不久胡被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左联五烈士。
胡也频从狱中写信求救，就是写给沈从文的，可见对沈从文的信任和两人感情的深厚。
胡被害不久，为了安全计，丁玲决定把儿子送回故乡给母亲抚养，也是沈从文护送丁玲回去的。
为此沈从文还掉了教席。
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撰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
后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着新婚妻子张兆和，带着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
丁玲此次被捕，疑是被同居的男友名冯达者出卖，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新年---是姓冯的带着便衣摸到他和丁玲的同居处。
胡丁为革命献身精神让人钦佩，沈从文的侠气仗义也叫人敬佩，而沈胡丁三个的友谊，更让人感动。
要是故事一直是这样发展下去，这将是一段让后人心仪的故事：
近代两位大作家感人的情谊，高尚的情操（当然，后来的破裂，只是有损情谊，未必损及情操）。
但遗憾的是，结果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十多年后，两位曾很要好的朋友，不但彻底破裂，而且破裂的方式是这样让人遗憾。
建国初年，丁玲过了一段颇为风光的日子，但56年，当了右派后，更在文革期间，饱受催残的丁玲，在1980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突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
"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改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
。
。
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
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
。
。
"甚至不惜漫骂：
"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真的让人敢不相信，丁玲骂的是沈从文，不知情者还以为作者在义正词严正痛骂一个汉奸走狗。
越看越让我难过。
或者，对错，不是我可以评定的，更有可能对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十年的酷劫对人性，灵魂的催残和造成人与人间的信任的极大破坏。
但我个人还是较倾向和同情沈从文，丁玲的指责实在过火、过分，也是不合情理。
就算他们当年确实存在政见的不同，沈从文对新民主义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毕竟只是个人的倾向，他并没有从事什么敌对的工作和进行破坏，事后的追究及大义除了借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又有什么作用？
造成丁玲后来政治失意难道是以前的朋友沈从文？
作为朋友，沈从文对胡丁是人至义尽，而丁呢？
49解放后，沈从文因一直和左联不合，处景甚艰，那时的丁玲却是高官，沈携次子访丁，想丁玲一施援手，但丁玲不但对故人冷冷冰冰，对请求也置若罔闻。
绝望的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曾经一度神经出现问题，甚至自杀。
要不是沈从文自杀，丁玲还不会亲自回访呢。
唯一让我觉得好过一点的是，对这种横加的指责和辱骂，沈从文一直沉默，没有发表过任何回应，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不平的心情----这些信件沈从文死后，才由友人公开发表。
沈从文用大度包容了一切，没有让遗憾变得更遗憾：
昔日的好友，相互指责，口诛笔伐，情何以堪？
从此，沈丁彻底破裂，形如陌路人。
据说，沈丁的友情，自从丁玲的被软禁期间就出现了裂纹。
1935年，沈母病危，沈从文回乡探母，途经丁玲的家乡常德，因心急如焚，只住了一晚，来不及看望丁玲母亲，而一到家又逼于因当地的情形，不敢久留，三天后就直接返回北京。
后来就有人自称是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告诉丁母，说当晚沈从文住在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建议沈从文去看丁母，而沈从文拒绝，因为当时沈从文的《记丁玲》当在报纸上连载。
但事实上，当地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二师范学校，而沈从文当晚在常德也不是住学校，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开的旅馆，事见于当年所作《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带獭皮帽的朋友》。
丁母听信谣言，后来又告诉丁玲，于是产生了误会。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其事，沈母病危，沈从文有如到奔，心急回去，来不及看丁母，也是人之常情。
丁玲是求全责备了。
还有就是丁玲误会沈从文拒绝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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