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谁更优辩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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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与法治谁更优辩论
孟子认为人性本身具有善端，所以才能行仁义，提出统治的核心是“仁政”，并主张“德主刑辅”。
答：
道德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标准的，界线也没有法律那么清晰、明确。
我承认即便是法治社会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我敢肯定，从概率上来说，在法治下出现的次数要比德之地的多。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
因为这是法治的本身所决定的。
法治的性质要求法律具有明确性、稳定性。
法律的明确性、稳定性使人民感到有安全感，使法官从同一个标准去判案。
从一个标准去判案，得出的判决也基本上差不多。
同样，人民从清晰、明了、稳定的法律中就会容易知道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不可以做。
从而避免受到惩罚，达到知法、守法的效果。
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
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
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
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
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
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
“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
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
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
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法治的道德基础
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
法治的首要问题是：
究竟依什么“法”治国？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
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
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
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
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
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
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
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
德国的基本国体有４个特征：
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
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
陷阱：
“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
——这句话很危险——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
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
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
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
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
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
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
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
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
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
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待解决
2．法治的实现
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可用待精简【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
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
因此，有意义的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守。
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问题：
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
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
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
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
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与自愿服从。
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
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NO！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
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
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
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
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判案？
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
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
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
【法律来监督】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
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
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离不开法治
孔子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
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
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
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
】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
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德治的内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
【只有当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
】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
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
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
【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
】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
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
Important！
解决方法！
【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
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
正如美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
“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
】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
【可以用】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定的作用。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
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德治的实现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
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
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
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
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
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
“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
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
历史证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
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
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
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
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
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
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
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
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
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义务。
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者良好意愿的人治。
法的作用可以分为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
规范作用是从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这一角度提出来的，而社会作用是从法在社会生活中要实现一种目的的角度来认识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为：
规范作用是手段，社会作用是目的。
法的规范作用
法的规范作用分为五个方面：
一，指引作用。
这是指法律对个体行为的指引作用，包括确定的指引、有选择的指引。
确定指引一般是规定义务的规范所具有的作用，有选择的指引一般是规定权利的规范所具有的作用。
二，评价作用。
这是法作为尺度和标准对他人的行为的作用。
三，预测作用。
这是对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行为的作用。
四，强制作用。
这是对违法犯罪者的行为的作用。
五，教育作用。
这是对一般人的行为的作用，包括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
1.指引作用
1.对本人行为的指引对人的行为的指引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个别指引（或称个别调整），即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就具体的人和情况的指引；另一种是规范性指引（或称规范性调整），即通过一般的规则就同类的人或情况的指引。
（指引作用的对象是每个人本人的行为。
）
2.确定的指引和有选择的指引法律规范可以分为授权性和义务性两种。
这两种规范分别代表了规范性指引的两种指引形式。
义务性规范代表确定的指引，即法律明确规定：
人们应该这样行为（如应履行合同）或不应该这样行为（如在履行合同时不应有欺诈行为）；并且一般还规定，如果违反这种规定，就应承担某种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如国家不予承认、加以撤消或予以制裁等）。
授权性规范代表一种有选择的指引，即法律规定：
人们可以这样行为；而且一般还规定，如果人们这样行为，将带来某种肯定性的法律后果（如国家承认其有效、合法并加以保护或奖励等）。
确定性指引是指人们必须根据法律规范的指引而行为；有选择的指引是指人们对法律规范所指引的行为有选择余地，法律容许人们自行决定是否这样行为。
二、评价作用
评价作用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是否合法或有效的评价作用。
这里讲的评价作用的对象是指他人的行为。
在评价他人行为时，总要有一定的、客观的评价准则。
法是一个重要的普遍的评价准则，即根据法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合法。
此外，作为一种评价准则，与政策、道德规范等相比，法律还具有比较明确、具体的特征。
三、教育作用
教育作用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还具有某种教育作用。
这种作用的对象是一般人的行为。
有人因违法而受到制裁，固然对一般人以至受制裁人本人有教育作用，反过来，人们的合法行为以及其法律后果也同样对一般人的行为具有示范作用。
四、预测作用
预测作用法律的预测作用，或者说，法律有可预测性的特征，即依靠作为社会规范的法律，人们可以预先估计到他们相互之间将如何行为。
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相互的行为，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
五、强制作用
强制作用法的另一个规范作用在于制裁、惩罚违法犯罪行为。
这种规范作用的对象是违法者的行为。
法的强制行为不仅在于制裁违法犯罪行为，而且还在于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增进社会成员的安全感。
法的社会作用
社会作用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大致包括两个方面：
1.维护阶级统治方面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调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调整统治阶级和同盟者之间的关系，调整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关系。
2.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执行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
（二）法的社会作用是指维护特定人群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法的社会作用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两大方面：
维护阶级统治和执行社会公共事务。
一、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法的目的是维护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是法的社会作用的核心。
法在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和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二、执行社会公共事物的作用社会公共事物则是指与阶级统治相对称的活动，在各个阶级对立的社会中，这种社会公共事物及有关法律的性质、作用和范围是很不相同的。
总的来说，执行这些活动的法律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为维护人类社会基本生活条件的法律，如有关自然资源、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通讯以及基本社会秩序的法律；
2、有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法律；
3、有关技术规范的法律，即使用设备工序、执行工艺过程和对产品、劳动、服务质量要求的法律；
4、有关一般文化事物的法律。
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和执行社会事物的作用这两方面的法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顾名思义，前一种法律的对象是阶级统治，后一种是阶级统治以外的事务。
这两种法律都是调整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其保护的直接对象是不同的。
其次，维护阶级统治的法律当然仅有利于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则是剥夺和压迫；执行社会事务的法律，至少从客观上说，有利于全社会而不是仅有利于统治阶级一个阶级。
再有，执行社会公共事务作用的那些法律，即使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往往是相似的，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三、关于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的性质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争论，大体上说有一下两种观点：
一种是，凡法都有阶级性，即使是那些在客观上对整个社会有利的、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也有阶级性；法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是一致的，社会性是有阶级性的社会性，法的阶级性也是有社会性的阶级性。
另一种观点是：
从整体上看，法是有阶级性的，但具体到各组成部分说，有的阶级性强，有的阶级性弱，有的仿佛很难看除它与阶级的联系。
（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的社会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的社会作用有四个方面：
1、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
2、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4、保障和促进对外交往。
（政治理论角度）
从法学角度出发，将当代中国法的社会作用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维护秩序，促进建设和改革开放，实现富强、民主与文明
二、根据一定的价值准则分配利益，确认和维护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
三、为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执行公务（即行使权力）的行为提供法律根据，并对他们滥用权力或不尽职责的行为实行制约
四、预防和解决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家机关之间或国家机关之间的争端
五、预防和制裁违法行为
六、为法律本身的运行与发展提供制度和程序四、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的作用近20年来，我国对法律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加深，这是经验的总结，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法律的作用，注意改正对法的作用的局限性。
总之，认为法律无用，可有可无，或认为法律万能，都是错误的。
中国法律的作用
一、当代中国法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在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和实践，我们所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基本特征是：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和谐社会绝不会自发地生成，也不会自然地实现。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借助于法律制度的推动与保障。
如果法律制度完善而且合理，社会成员就可能和睦相处，社会关系就可能和谐顺畅。
反之，如果法律制度欠缺失当，社会成员之间则可能冲突频发，社会关系必然扭曲动荡。
因此，法律是整个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中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关键作用。
二、当代中国法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
只有依照法律规则来治理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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