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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文艺思想

孔子的文艺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我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

《论语》是最早的一部语录体儒家经典，书中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的言论和行动。

孔子的思想学说零星地体现在其言论之中。

孔子主张“君子不器”，也就是主张通才。

孔子本人就是一位文化通才，其思想学说涉及了政治、伦理、哲学、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领域。

搜集整理《论语》中涉及文学（或文学艺术）的文献材料，就可以发现孔子的文艺思想丰富而系统，涉及到了文艺理论的许多和命题领域。

以下，是我们综合我们所翻阅的所有与孔子的文艺思想有关的资料，从孔子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继承与发展、评价以及对现代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的系统的整理和分析。

一、孔子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中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

孔子的文学理论批评是以对《诗经》的评论为主而展开的。

“诗教”之说见于《礼记.经解》篇：

“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之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孔子关于文艺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围绕“诗教”而展开的。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一）文艺与道德修养、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

1、文艺与道德修养的关系：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篇》载，孔子在论述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时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基本原则，他认为诗、礼、乐是人们进行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养的几个必经阶段。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诗与乐的时代。

他的“博于诗书”、“察于礼乐”,不仅与时代有关,还由于他对诗、乐有一种过于他人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

春秋末季,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而倡言“克己复礼”坚决维护周代礼乐制度的孔子,为“使整个社会按照以仁为内容、礼为形式的轨道运行”,（匡亚明《孔子评传》）中就明确地把诗、乐与礼紧紧联夸一起,执着地要求诗、乐为礼来服务。

《论语·泰伯篇》载：

子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对这段语录,在《礼记仲尼燕居》中,曾假托孔子的话阐发说：

“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

”在孔子看来,诗、礼、乐是修身的三要素；三者之间,礼是中心环节,是立足点。

修身要先学诗,因为诗能以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情来激动人心,振奋精神,感发志意,起到教育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再学习礼,因为礼是立身行事的准则,“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而最后完成道德修养还要学习乐,通过音乐来冶性生情。

由此可知,孔子是把诗、乐同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的,是把礼治思想贯穿于文艺思想之中的,诗乐都要以礼为归,为礼来服务,这既是他的文艺观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是他的文艺思想的精髓了。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要格外地重视文艺了。

’

2、文艺与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记载：

“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左传》等书都有记载，《诗经》在当时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的确是十分突出的。

当时人们为了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于赋诗来实现。

如果不懂《诗经》，不会灵活地运用和引申诗的意义，就无法弄懂别人的意图，同样的，也无法婉转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就可能失礼，甚至导致外交活动的失败。

反之，如果善于熟练地运用“赋诗”的方法，就可能比较顺利地取得政治外交活动的胜利，并获得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孔子对文艺与政治外交活动之间密切关系的论述，固然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导出的必然结论，同时也是时代风尚所使然。

（二）关于文学批评的标准

《论语•为政》中所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孔子的“思无邪”从审美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孔子在艺术上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中和之美”。

“中”是合理、合适、合宜;“和”就是和谐。

“中和之美”要求处理好文艺内部的各种要素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许“过”,也不要“不及”,而是要和谐适度,达到恰到好处的理想状态。

文艺如何体现“中和之美”呢?

孔子提出了两点主张:

其一是“温柔敦厚”的诗教。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礼记·经解》）孔子认为,一个诸侯国如果民风温和宽厚,那是文艺教化的结果;反过来,如果民风温柔敦厚,其诗该温文尔雅。

所谓温柔敦厚,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对此解释说:

“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也就是要求诗人性情柔顺、和颜悦色,对统治者的暴政恶德,强调“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毛诗序》）,只允许“怨而不怒”的委婉劝说,不允许尖锐的揭露批判,必须合乎中正平和之“度”。

因为只有合“度”才美,才能达到“中和之美”的境界。

这种诗教,其实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在文艺审美观上的反映。

其二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是孔子对《诗经·关睢》的评价。

《关睢》是一首爱情诗,当“君子”向淑女求爱不成时,感情悲哀,但不过度,仅是“寝寐思服”、“辗转反侧”而已,无害于“中和”,这就是“哀而不伤”。

当他求得“淑女”,准备迎取时,情感欢乐,仅只“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已,亦无害于“中和”,这就是“乐而不淫”。

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关睢》为“怡”,就因为其能以色喻于礼,能反纳于礼。

故其声则节,其文则礼,得中和之美,合中庸之道,是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

”总之,文艺在抒发个人情感时,要哀乐适度,须受伦理道德的制约,达到情和理的“中和”,正如孔安国所说“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何晏《论语集解》引）。

中国的传统文艺,正是由于孔子的“中和之美”的文艺审美理想的影响,看重人生现实和道德情感,重视内容的平稳和谐,形成了典雅含蓄的美学风格。

正是由于我国古代艺术家受孔子“中和之美”的审美观的影响,总是“怨而不怒”地看待人生,才使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先历尽悲欢之后,用大团圆结尾,以求感情上的慰籍与平和。

总之，从文学作品来说，孔子的中和之美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能过于激烈，应该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这种思想后来在荀子那里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三）论文学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说

孔子之前,人们对文艺的特征和作用已经有了一些认识,比如,在孔子还未有“志于学”的韶令时候,己有“诗以言志”之说（《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问说的话）等等,但讲得都比较零碎和简略。

而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文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便是孔子。

他的著名诗论“兴观群、怨”说,就是对我国上古时代文学思想发展进行归纳和总结的最系统、也最富创造性的成果。

他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篇》

这段话,确实表现了孔子卓越的文学识见和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

除谈到诗歌的认识功用之外,还接触到了诗歌的抒情性、感染力等一些本质特征。

所谓“兴”,朱熹释为“感发志意”。

（《四书集注》）这“感发”二字,可以说是说出了“兴”字的精髓。

诗,主要地不是诉诸理智,而是诉诸感情,通过诗的感染作用,使人受到启发和鼓舞。

汉人《毛诗序》说的：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突出强调诗歌的感情作用和审美效果,就是孔子诗“可以兴”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了。

所谓“观”,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见得失”。

由于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者有意识地用诗歌来抒发感情,或“论功颂德”,或“刺过讥失”,表现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政治的态度,所以周初以来至春秋中期即有采诗观风和陈诗言志的制度,通过诗歌“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也”。

（《汉书·艺文志》）孔子的诗“可以观”,既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诗的政治教化作用的一种肯定,同时也说明孔子对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实质已有把握。

从西汉的一些著作中关于孔子观诗的记载,亦可资证这一点。

《盐铁论·机务》引孔子的话说：

“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

”《说苑·贵德》引孔子的话说：

“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

”《毛诗·木瓜传》引孔子的话说：

“吾于《木瓜》见苞直之礼行。

”这就是诗的认识作用了。

所谓“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

是说通过切磋诗歌,人们可以交流感情,增进了解,达到和同,促进团结,起到教育和合群的作用。

从《国语》、《左传》记录的许多事例来看,当时列国诸侯贵族、卿士大夫在交际酬对和谈判时,赋诗言志,已成为一种风气,如《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那样：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孔子的诗“可以群”,正是对诗歌这种实用作用所作的概括性的说明,而且,孔子是相当地重视这种实用作用的。

从《论语》的有关记载看,他在多次谈话中都把学诗作为第一要务,恺切周至地叮呼和告诫他的弟子和儿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季民篇》）；“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与”（《阳货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

在孔子看来,通过学诗既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又可以增知识、长才干,无论对个人修养,对安邦治国,对交际应酬,都有很大作用。

所谓“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

就是说,诗有“款谏”或批评政治的作用。

从《诗经》来看,其中有不少是政治讽喻诗和怨刺诗,揭露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关心人民的痛苦和哀怨,开启了诗歌创作“为时”、“为事”、“为人生”的先河,以致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进步传统。

孔子对三百篇这一创作经验予以总结,对这一进步传统予以概括,从理论上肯定文艺应该具有于预政治的作用,这是他的卓见,也是他的开明之处。

综上所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在我国的文学批评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之前,还不曾有人把文艺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表述得这样全面过；他之后,曾出现过把文艺当作可欲而加以反对的道家思想,出现过把文艺当作奢侈而加以反对的墨家思想,也出现过把文艺当作有害农战而加以反对的法家思想。

相比较,真正有生命力的还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

这说明,他对文艺的本质和特征,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有了相当的认识。

自然,孔子在这里主要谈学诗、诵诗,而不是谈诗歌创作,但学诗、诵诗和诗歌创作并不是能够割断的。

正因为如此,他的诗论才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也影响了中国的文艺创作,成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反对文艺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的常用的理论原则。

不过,他以为学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就在实际上把诗当作了为政治服务的一种特殊教材,过分地重视文艺的政治社会功能,是他诗论的特点,也是他诗论的局限,其保守和消极的成分是不容忽视的。

（四）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质彬彬说

《论语.雍也》篇云：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格，“文”指人的外在仪表，“文质彬彬”是要求人既具备人的品格，又有“礼”的文饰。

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孔子主张“文质彬彬”,要求正确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上面已经讲到的“言”、“文”关系说,以及后面将要提及的“尽善尽美”说,亦都表现了孔子的这一主张。

“文质彬彬”说,见于《论语·雍也篇》孔子讲的一段话：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对这段话,北宋邢呐解释说：

“此章明君子也。

……彬彬,文质相伴之貌,言文华、质朴相半,彬彬然,然后可以君子也。

”这说明,孔子最初的论“文”说“质”,是为人而发,不是为文而言。

质,即不加文饰的质地,指人的内在质朴；文,即文彩,指人的外表修饰。

意谓对一个人来说,其内在的质地如果超过外表的文饰,就不免粗野；反之,其外表的文饰如果超过内在的质地,则不免象史官那样虚浮。

只有二者配合得恰当,既朴实又文雅,才可以称为君子。

这里,孔子本是以比拟的方式讲人的道德修养,讲质地与外表的关系,但由于符合人们对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要求,道出了内容与形式统一,朴素与华彩结合的辩证统一关系,故被视为文质论的源头。

在孔子看来,文与质这矛盾的两个方面应该也必须是和谐统一的。

不统一,相矛盾,“质”、“文”互胜,就会有弊病,有弊病就不完美。

他的这一思想,也多见于他的言论中,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之下,有时是强调内容的重要,有时又强调形式的不可偏废。

比如：

《论语·八情篇》载：

“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

‘绘事后素。

’曰：

‘礼后乎？

’子曰：

‘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

”一一“巧笑”两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素以”句不见于《诗经》,可能是逸句。

孔子阐述诗意,谓绘画之事后于素,即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绘画。

子夏速而悟及,礼的产生也该在仁义之后,得到孔子的赞赏。

意即“礼”是属于文彩的,而“仁”属于素质,强调先“仁”而后“礼”。

这一点,《八悄篇》里的另一段记载说得更明白：

“子日：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认为离开了“仁”,就谈不上什么“礼”和“乐”。

先“仁”而后“礼”、“乐”,也就是先“质”而后“文”了。

《论语·阳货篇》载：

“子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玉帛,指的是举行礼仪时用的玉器和丝织品。

孔子认为行礼作乐,并不只是使用礼器与乐器,主要不在形式,而必须有“仁”的内容。

离开“仁”的本质,徒具礼仪的繁文缉节、铺张浪费,孔子是反对的。

从上述议论看,孔子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强调先质后文,重视内容的“尚质”、“尚用”,含有内容决定形式的意义。

但他突出强调“质”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轻视“文”,他是要求在重视内容的前提下,同时重视形式􀀁在反对“文胜质”的前提下,要求文质统一。

即使在礼乐流于形式的情况下,他反对的也只是“礼乐流于形式”,而不是形式本身。

例如《八俏》记述：

“子贡欲去告朔之汽羊。

子曰：

‘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告朔,古代的一种祭庙仪式,每月初一,诸侯杀一只活羊（即“汽羊”）去察告祖庙,这种祭告谓之“告朔”。

鲁国自文公起已经不行此礼,但每月告朔用的羊依旧供给,子贡认为不如干脆连羊也弃而不用,而孔子却觉得保留这一点形式比什么都不保留总要好一些。

形式对于内容,文对于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在《论语·宪问篇》孔子还说过：

“若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减武仲,即鲁国大夫减孙绝,其人很聪明,故孔子称之为“知”（智）；公绰,即孟公绰,为人清心寡欲,故曰“不欲”；卞庄子,鲁国的勇士；冉求,多才多艺。

孔子认为,这几位各具优长的人物,如果用礼乐的修养来成就其文采,就会变作一个完备的人了。

由此可见,在许多时候,孔子只是反对过度的文饰,而不是轻视形式本身,这和他对语言的议论,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他的文质并重的观点由于高出了后来出现的重质轻文说,或重文轻质说,所以影响到后世的许多文学批评家常用这“文质彬彬”说来指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

例如西晋陆机《文赋》说：

“理扶直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

”即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作为主体好比树木立起主干,而文辞则好象在枝条上布满的繁叶。

主干不存,繁叶就无所依附。

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说：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曹振,文附质也。

虎豹无文,则娜同犬羊；犀咒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这段话,先举水和木为例：

水的特性是“虚”,所以有波纹的形貌；木的特性是“实”,所以有花曹的形貌。

波纹离不开水,花曹离不开木,一离开便无法存在。

文学作品也是这样：

作品的“采”是随着作品的“情”而成的,“采”不能不表达一定的“情”，离开了“情”,“采”就难以存在了。

刘勰由此而论定：

“文附质”。

而后又举兽皮为例：

虎豹皮毛如果没有花斑的形貌,那就无异于犬羊,难以表现出虎豹皮毛的特征；而犀咒的皮革也只有涂上丹漆,才能更好地为人所利用。

同样,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适当的“采”,再好的“情”也无法表达出来,刘勰由此又进而论定：

“质待文”。

梁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也说：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从这些释发,可以看出孔子的“文质彬彬”说对历代文学批评的影响,真是源远而流长了􀀁

（五）论雅乐与郑声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孔子重视雅乐，排斥郑卫之音与他保守的政治立场有关，是孔子思想中的糟粕部分。

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及“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表现了他文艺思想中的保守复古倾向。

有学者提出，“孔子认为雅乐可以陶冶人的思想感情使之正而不邪，有助于养成以仁义为特点的高尚道德品质，而不会去作悖礼违义的事情。

‘郑声’实际是指当时的‘新乐’，它的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故容易激动人心。

所谓‘淫’，是指过分，不合中正平和之意。

孔子认为新乐任其感情之自然发展而无节制，容易诱发人们的私欲，不利于培养以仁、礼为内容的道德品质，所以要‘放’，要禁绝之。

他把‘雅乐’比做正人君子，把‘郑声’看做谗佞小人。

这是孔子文艺思想上比较保守方面的集中表现，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

并认为，“孔子贬斥郑声新乐的思想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看不起民间新文艺，把戏曲、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低贱之作的重要根源”。

综上所述,孔子的主张就是文学艺术的内容要教化社会人伦,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反映社会政治,批判社会黑暗,文以致用,文要适用;形式上,则要求用完美的形式来表达正确的思想内容,美感而醇正,质朴而雅正。

中国文学史上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道观,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文学观,质朴健康的审美观都是与孔子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的,都是受到了孔子文艺思想的积极影响的。

二、对孔子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继孔子之后，我国的文艺思想开始发展，后人对孔子的文艺思想也进行了继承。

与发展：

1.荀子的“礼别异，乐合同”继承了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中和之美”是对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孔子“诗可以怨”的继承与发展。

3.《诗大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是对孔子“思无邪”和“尽善尽美说”的继承与发展。

4.扬雄的“丽以则”是对孔子“文质彬彬说”的继承与发展。

三、对孔子文艺思想的评价

7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对孔子文艺观体现出来的重实际、尚实用的特点,研究者的观点并无分歧,但对这些特点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张少康认为，孔子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它有很深刻的现实基础，孔子文艺观的核心是诗教,诗教的中心是强调文艺必须紧紧地为政治教化服务。

孔子的文艺观、文艺的社会作用、文艺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张文勋也认为,孔子的文艺思想，第一是现实主义的,他没有脱离现实谈文学;第二是功利主义的,他从实用的观点去看文学的价值。

他还认为,孔子的这些主张,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到钟嵘的“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及至建安文学、唐代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都受着孔子文学观的影响,并使孔子文艺观中的积极因素不仅在理论上得到发展,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也获得巨大胜利。

蔡钟翔等则认为，礼治思想是贯穿于孔子的文艺思想之中的,文艺要从属于礼,要为礼服务,这就是孔子文艺观的精髓。

他们进一步分析这种文艺观上的功利性:

孔子揭示了诗、乐、礼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揭示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这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是一项重要的贡献,因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孔子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解过于狭窄,把诗、乐降为礼的附庸,抹杀了文艺的独立性。

吴调公则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与道家作比较,认为与道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儒家文艺观则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

因此,孔子是把文艺放在社会整体中考察的,把作为文艺主体的人,放在社会功利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所以从消极因素来说,孔子文艺观因为片面强调实践而浮想有所不足;因为执着理性主义,结果较多地注意人们意志的表现,相对地忽略了自我情感的抒发;因为过多强调文艺的教化功能,相对地冲淡了审美功能和艺术的特殊规律。

上述四人均为中国古代文论界的权威学者,他们的观点大致代表了学术界对孔子文艺思想的基本评价。

四、孔子文艺思想对现代的影响

孔子的文艺思想虽然已逾千年，但它经过这数千年的积淀至今依然历久弥新，其中的许多方面随我们现代生活依旧有着深远的影响，为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良好的借鉴意义。

孔子以善为口号来给文艺定位,强调了文艺的人文关怀,定格了文艺思想的根本维度,其实质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相一致的,透照古今且越来越深入人心,比当今一些言不及义的新提法要切实得多。

文艺以善为第一要求,要服务于人生社会,这是文艺价值功能的底线,否则将会失去根基。

一些人过分地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超世俗性,把自己封闭起来、孤芳自赏,甚至自以为是,对人生社会采取隔离或不负责的态度,这是对文艺价值的放弃。

历代的形式主义文风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强调文艺善的属性相一致,孔子把文艺当成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教育观、人才观来看,就是把文艺当成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

孔子说:

“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

”（《礼记·经解》）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的,把诗、乐、礼并列为修身三要素。

而且在谈到如何发挥文艺完善人格完善人性的方法时,孔子说得更具体:

子路问成人,子曰: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

”（《宪问》）

文之以礼乐是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

“文”是指人从动物性、野蛮性、粗鄙性中升华所达到的文明、文雅和美的存在,“礼乐”则是涵括了“文艺”在内的文化形式。

孔子的观点是,“成人”（人格的养成、人性的完善）是一切文化形式（包括文艺）的出发点和归宿；“礼乐”（文艺）又是“成人”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手段。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文艺的内在特性及其功用来理解。

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反映社会生活为己任的,反映的内容涵盖了整个宇宙人生,并且在反映的时候必须按照艺术和美的规律去进行,这种规律又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为大前提的,文艺的发展方向也必然以人类对真善美的向心力作为永恒的追求。

文艺的内容尽管包罗万象,但其必然充满人类社会的理想、情操、精神、规范等美好的属性,充满人性之美和理性之光。

这些美好的东西是属于人内在本性所具有和应有的,是人所向往追求的。

人在创造或接受文艺作品时,就是对人自身本质的展示或观照,是对人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