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途异运两文豪.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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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途异运两文豪
同途异运两文豪
400多年前,当位于英国伦敦的环球剧场正在上演莎翁戏剧《仲夏夜之梦》时,东方庙会的戏台上也在演出汤显祖的传奇剧《牡丹亭》。
“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
早在1930年,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在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就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然而,这两位千秋辉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虽然都为各自民族留下了难以逾越的文化丰碑,但他们生前所经历的荣辱悲欢,却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况味,映射出两个不同社会的国运浮沉、时代缩影,令人感叹唏嘘。
悲喜殊途的命运归宿
翻开历史的年谱,对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来说,1596年都是一个悲欣交集的命运转折之年。
1596年10月,莎士比亚终于获得了极为珍贵的乡绅称号和纹章,这满足了他父亲大半辈子的梦想,全家激动万分。
被授予的家徽是一面金色之盾,图案是鹰和银色长枪的组合,这暗示了莎士比亚家族的姓氏原意――“用枪震撼”。
在命运之神的眷顾下,莎士比亚最终不是用枪而是用笔震撼了舞台。
莎士比亚终其一生都与最高权力集团如影随形,密不可分。
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大都陷入当时的重大纷争,本?
琼生成了天主教徒,进了监狱,克里斯托弗?
马洛与新教徒的侦探纠缠不清,简直为此耗尽了生命,只有莎士比亚独善其身,巧妙地避开所有风险,总能在复杂的漩涡中全身而退,最终名利双收。
同年在遥远的东方,47岁的汤显祖对官场心如死灰,在写给朋友的诗中明确表示他现在是以官为隐,对政事多不关心。
其时,他除了寄情山水,以诗酒自娱,便全力以赴创作心血之作《牡丹亭》。
在这部代表作中,虽然重点描写的是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但汤显祖假托宋高宗赵构的所作所为,在剧中强烈影射皇帝朱诩钧,将一个不辨贤愚、穷奢极欲的昏君形象和盘托出。
汤显祖对于皇权的孤愤决绝之情,尽藏于《牡丹亭》那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在传统中国戏曲中,人世间不管再复杂曲折的事情,只要皇帝下诏,一切迎刃而解。
而在《牡丹亭》的结尾中,皇帝的权威居然如此不堪,先是丽娘之父杜宝“抗皇宣骂救封”,拷打“御笔亲标第一红”的状元柳梦梅,见了使臣苗舜宾还不肯住手;继而当众人在朝堂上争辩、对证之后,皇帝传旨:
“父子夫妻相认,归第成亲。
”谁知当事双方都不买账,在午门外吵得不可开交。
老黄门陈最良抬出皇帝老子:
“朝门之下,人钦鬼伏之所,谁敢不从!
”还是没有用。
结果,皇帝又二次下旨:
“据奏奇异,救赐团圆。
”柳梦梅和杜宝仍互不理睬……
皇帝的金口玉言成了汤显祖笔下嬉笑怒骂的调料摆设,这绝非偶然,而是隐藏着他和明神宗朱诩钧在情感上的彻底决裂。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春,他在辞官前一年写下《感官籍赋》,更大胆喊出了:
“天其平也不平,人则不一也而一。
不平谓何,有一有多。
”文中用一连串的事实对比,写尽了宦海辛酸、官场内幕。
与穷愁坎坷的汤显祖相比,莎士比亚的一生显然顺畅得多。
仅从莎士比亚惊人的收入也可看出他事业上如何一帆风顺:
1597年,他付款60镑,在家乡购置房产,俨然是当地最阔气的一座住宅;1602年又出资320镑,购得故乡107英亩耕田,20英亩牧场;他去世前立下遗嘱,除了不动产,由继承人分配的现金,约达350镑。
1592年,年仅28岁的莎士比亚创作完成历史剧《亨利六世》,并在伦敦著名的玫瑰剧场上演。
《亨利六世》一鸣惊人,莎士比亚一举成名。
又过几年,他的杰作《亨利四世》在伦敦舞台上取得空前成功,当时有一首短诗记述演出盛况:
“只消福斯塔夫一出场,整个剧场挤满了人,再没你容身的地方。
”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在伦敦演艺界举足轻重――它能一次吸引3000名观众到剧院看戏,而当时整个伦敦人口也不过20万。
莎士比亚的一生与上流社会和宫廷权贵有着不解之缘,并直接从中得到诸多照顾和好处。
他所在的“宫廷大臣剧团”多次被女王召入宫廷演出,他在《亨利四世》中塑造的大胖子骑士福斯塔夫深受女王喜爱。
在《亨利五世》中福斯塔夫死了,女王觉得十分惋惜,莎士比亚于是专门赶写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部戏,让这个快乐的老流氓重新复活并恋爱,博得了女王的欢心。
另一个对莎士比亚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是伊丽莎白时代位高权重的南安普敦伯爵。
莎士比亚初出茅庐时,还只是剧院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伯爵是个戏迷,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在台上当小配角的他。
伯爵被莎士比亚身上某些特殊的东西深深吸引住了。
从此,莎士比亚成了伯爵家的常客,走进了贵族的文化沙龙。
借助伯爵的关系,莎士比亚对上流社会有了贴近观察了解的机会,扩大了生活视野,为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正是在南安普敦伯爵的直接帮助关照下,莎士比亚才最终获得了乡绅称号和纹章,圆了振兴家族的梦想。
相反,汤显祖空有“显祖”之名,却从未能真正光宗耀祖。
岂止未曾显贵,纵观汤显祖的一生命运,可谓悲苦不堪。
他的三个妻子先后为他生养了七个女儿、五个儿子。
然而在他弃官前后,共有五个子女相继死去,曾经在短短三年内连折三儿。
这对渐趋老境的汤显祖来说实在是“如割”“如锥”。
尤其是长子英年玉树先折,51岁的汤显祖不堪其苦,其所作七绝悼亡之诗,至今读来仍令人九曲肠回:
“从来亢壮少情亲,宦不成游家累贫。
头白向蓬遴又死,阿爹真是可怜人。
”
“宦不成游家累贫”,这既是怀念亡子,又何尝不是汤显祖的泣血自况?
仕途之艰辛,家运之不昌,使汤显祖倍觉衰疲,甚至于出世思想日深,此前便以“清远道人”为号的汤显祖,后来干脆以“若士”为号,似乎只差一步就遁入空门了。
莎士比亚长袖善舞,还是汤显祖过于孤高傲世?
对比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命运,到底是莎士比亚长袖善舞,还是汤显祖过于孤高傲世?
到底是他们的性情使然,还是时代大势所定?
今天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汤显祖青年时代不愿攀附权贵,得罪了重臣张居正,才落得命运多舛的结局。
这一被反复提及的事件发生于万历五年,汤显祖和沈懋学一起前往北京参加会试。
这时宰相张居正想让他的儿子考试及第,便物色海内名士,以作为陪衬。
听说汤显祖、沈懋学的名声,便有意拉拢。
这是平凡之辈可望而不可得的机会,汤显祖却不愿受笼络,婉言谢绝。
而沈懋学则欣然与张居正之子交游,并高中状元,张居正之子名列其次为榜眼。
到下一次会试之前,张的第三个儿子张懋修又想结交汤显祖,汤再次辞却,结果又一次落第,而张懋修却名列榜首。
汤显祖回家后心烦意闷,“只有清夜秉烛而游,白日见人欲睡”,实际上是倾泄怀才不遇的牢骚,自言“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甚至辛辣地嘲笑“状元能值几文来!
”这其中究竟是超脱还是无奈,也许只有他本人知道。
汤显祖到底是出世还是入世呢?
其实大可不必固执于非此即彼的认识。
汤显祖的一生是矛盾的。
唯其矛盾,才显真实。
当我们对自号“茧翁”的汤显祖抽丝剥茧,观照他数次蜕脱的痛楚,就会明白汤显祖并不比莎士比亚清高孤傲多少,其实他的忠君思想有一个从愚忠到忠谏,由忠谏到不满,由不满到讽刺的衍变过程。
作为专制社会的一员臣民,汤显祖不可能脱离千年传统的土壤。
从十几岁直到34岁考取进士,步入政界,他其实一直都盲目忠君,即所谓“愚忠”。
他17岁时,明世宗适60岁,汤显祖特作了一首题为《明河咏》的诗为皇帝颂寿。
年底,皇帝死了,汤显祖又写下《丙寅哭大行皇帝》一诗,对嘉靖顶礼膜拜,视若神明。
后来在他的诗作中,颂扬皇帝为“天王”“舜帝”之类的字眼也层出不穷。
甚至于万历六年,神宗朱诩钧立王氏为皇后,汤显祖也诚惶诚恐地写了一首诗,盛赞“乾坤泰合青阳仲,日月光调璧景双”。
汤显祖考中进士后,作为一位“俊气万人”的有志青年,自然对前途有过浪漫幻想。
那时,他把政治理想的实现看得过于简单。
他37岁时,写了一首诗《三十七》:
“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
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
了此足高谢,别有烟霞质。
”他和历史上所有才华满腹的士人一样,踌躇满志地认为辅佐皇帝安定天下,几招就能解决问题,然后潇洒地“事了拂衣去,莫问老夫名”,入深山做隐士。
谁知等待着他的却是失望和碰壁。
他自诩“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朝廷却视他如敝屣。
他在北京礼部“观政”了一年多,还未得到任何正式任命,最后不得不婉转求人,“乞南部闲郎”,才得了个“南京太常寺博士”七品小官,去石头城吃闲饭。
虽然太常寺的工作清闲,但是汤显祖却怎么也闲不下来。
万历十九年,好不容易熬到南京礼部祭司主簿的汤显祖,却因一道不合时宜的奏疏遭受重大打击。
这年三月,彗星出现在大西北天际。
朝廷把这一天象视为上天的警告,皇帝下诏令群臣修德反省。
汤显祖读到上谕大为振奋,不顾自身官职低微,错把皇帝虚伪的官样文章看作是发奋图治的号召,大胆指责朝政弊病,上了一道历史上有名的《论辅臣科臣疏》。
在奏疏中他慷慨激昂直指时弊,万历皇帝即位以来,“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申)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
奏章如同晴天霹雳,震动朝廷,引得权相记恨,皇上动怒。
万历皇帝的脸面挂不住了,下诏切责汤显祖。
汤即被降为广东徐闻县典史。
自此,汤显祖的政治生命基本宣告结束。
后来他虽在徐闻、遂昌任上皆做出了政绩,但看破世事的汤显祖已归意彷徨,出世思想日深了。
万历廿六年,他向吏部告归,挂冠而去,从此绝意于“长安道上逐禄人”的行列。
多年的宦海浮沉,虽说不上波谲云诡,也让汤显祖领略了个中三昧。
他注定要被腐朽的专制王朝放逐于社会边缘,而他却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献上精神的祭坛。
汤显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概括过自己一生:
“学道无成,而学为文。
学文无成,而学诗赋。
学诗无成,而学小词。
学小词无成,且转而学道。
”汤显祖青年时期向理学家罗汝芳学过道,中年向和尚达观学过佛。
虽然他既未入空门,也没有成为理学家,但他对“道”的追求是贯穿一生的。
同时,他在寻求能够适应自己性情、施展人生抱负的事业。
当他最后“学小词无成转而学道”时,这个“道”已不同于一般人所理解的道学,而是他自己所总结归纳出的“情学”,而最能表达“情学”大旨的就是戏曲。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对于生活在晚明末世,不愿同流合污的汤显祖而言,最终寄情于戏曲创作,不失为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
在一个只容许奴隶立身的王朝,如果谁幻想“站着就把官做了”,岂非缘木求鱼?
在君权至上的社会里,任何人的实际价值都是由最高皇权决定的。
“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你这“文武艺”价值几何,不取决于自身本事高低,乃在于帝王是否识你的“货”,说白了,就是取决于大大小小的“皇帝们”的好恶。
连孔子当年都自称“我待贾者也”,四处游说列国,也没能“推销”掉自己。
汤显祖既希望在政治舞台上建功立业,同时又极度鄙视那些潜身缩首、逢迎求官的人,试图坚持为民请命的社会良心。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悲剧的结尾成为必然。
要知道,汤显祖生活的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皇帝昏庸,宦官乱政,朝纲败坏,贪官横行。
历史上著名的“海瑞上疏”骂皇帝、奸臣严嵩父子乱政的故事均出现在嘉靖时期。
万历帝在位48年,亲政38年,却把自己关在深宫,沉迷于丹炉的熏染之中,25年不见人面。
将国运兴衰系于这样的“九重之尊”身上,国势民情也便大体可知了。
在专制政体之下,假道学甚嚣尘上,个性横遭扼杀,偌大的朱明帝国,竟然容纳不下一个敢倡“异端”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
封建卫道者们给李贽扣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逼死狱中。
汤显祖与李贽多年神交,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不可估量。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汤显祖,耳闻目睹这些惨剧怪事,身上渐次形成的文化个性、反叛精神,就无可避免地要与命运安排给他的羁绊作搏斗。
时代毁灭人,也造就人。
汤显祖一生的矛盾和苦闷在于入世与出世间的无奈,文章名世与大道践履的抉择两难,以及在情与理之间的痛苦徘徊。
在经历了强烈的济世情怀与无奈的仕途抵牾之后,他终于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
大明朝虽然少了一个好官,戏曲史的星空中却从此升起了一颗耀眼的巨星,这真是中国戏曲史乃至世界戏曲史之大幸。
用运载火箭发射航天器,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由于工作条件和气象限制,必须在特定适合的时段内才能发射。
这种允许发射的时间范围,叫作“发射窗口”。
发射窗口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