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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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
东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
志怪,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受关注的题材。
《庄子·逍遥游》云:
“齐谐者,志怪者也。
谐之言曰: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陆德明音义云:
“齐谐,户皆反,司马及崔并云人姓名,简文云书。
志怪,志,记也;怪,异也。
”《列子·汤问篇》也有类似的说法:
“有溟海者,天池也。
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
世岂知有此物哉?
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并且将他与大禹与伯益联系起来。
大家知道,“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向来就被视为大禹和伯益的作品:
《山海经》者,出於唐虞之际。
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於丘陵,巢于树木。
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
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
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
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
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
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着《山海经》。
《左传》宣公三年,还记载了王孙满对楚子的一段话: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於上下,以承天休。
”在这段话中,“物”字共出现了三次:
第一次曰“远方图物”,杜预注云:
“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第二次曰“铸鼎象物”,杜预注云:
“象所图物,着之於鼎”;第三次曰“百物而为之备”,杜预注云:
“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民无灾害,则上下和而受天佑”。
从“世岂知有此物哉”,到“类物善恶,着《山海经》”,深刻地揭示了“怪”的观念与客观存在的“物”之间的关系。
怪,首先是物;不过,对於人来说,它们是异己的物,不熟悉、不了解的物。
因为不熟悉,不了解,就不免会产生神秘感恐惧感。
螭魅罔两,都是山川之间的精怪。
远古时代的人们,经常要到川泽山林中去捕渔打猎,难免要碰到种种奇怪的“百物”,王充在《论衡·儒增》中指责“金鼎之器,安能辟奸”,说:
“安能入山泽不逢恶物,辟除神奸乎?
”乍看起来是很“唯物”的,其实恰是误解了铸鼎象物的本意。
杨慎撰《山海经後序》,则以为禹铸九鼎是“《山海经》之所由始”,他说:
“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禅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着其生,别其性,分其类。
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
盖其经而可守者,具在《禹贡》;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
九鼎既成,以观成国,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脱輶轩之使,重译之贡,续有呈焉,固以为恒而不怪矣,此圣王明民牖俗之意也。
”说得倒是很有道理的。
总之,远方图物也好,铸鼎象物也好,都是出於一种功利的目的,即让人们事先能够认知种种奇怪的“恶物”“神奸”而“逆备”之:
趋利避害,恰是人的生存本性所驱使,目的是为了妥善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史记·留侯世家》云:
“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
”司马贞《索隐》:
“物,谓精怪及药物也。
”说明在司马迁的理解中,物的概念,是先於鬼神而存在的,因而是唯物主义的。
但是,“志怪”由《庄子》、《列子》的寓言,变成真正小说实体的专名,却有赖於东晋时期以“志怪”为小说专集名书的小说作家群的出现;他们在短时期中推出了一大批志怪小说集,几乎将整个社会裹挟而去,由此而造就的极大声势和掀起的空前热潮,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志怪”这一文学现象的煊赫的存在。
遗憾的是,这批作家虽然人数极夥,但他们的作品集却几乎统统亡佚不传了,後人只能从史书和目录书的着录中,得知它们的存在,并从後世的若干类书里,窥见其中的部分佚文。
如《曹毗志怪》,晋曹毗撰,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入子部小说家类,鲁迅《古小说鈎沉》辑得一条;《殖氏志怪记》,晋殖氏撰,《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古小说鈎沉》辑得两条;《孔氏志怪》,晋孔氏撰,《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小说家类,《古小说鈎沉》辑得十条;《祖台之志怪》,晋祖台之撰,《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小说家类,《古小说鈎沉》辑得十五条,等等。
还有《太平御览》所引,有《志怪》、《志怪集》、《许氏志怪》和《杂鬼神志》;《玉烛宝典》所引,有《志怪》、《杂鬼怪志》;《太平广记》所引,有《志怪》、《志怪录》;《北堂书钞》所引,有《志怪集》、《杂鬼神志怪》,等等,均不见有书目着录,鲁迅在《古小说鈎沉》中共辑得二十条,无以归类,只好总其名曰《杂鬼神志怪》。
二
在这批志怪小说中,究竟是谁第一个采用“志怪”来作为书名的呢?
由於材料的匮乏,要弄清其间的先後次第,将是非常困难的。
这里只能从现有的材料出发,作一点大致的推测。
首先,从种种迹象看,曹毗很可能是一个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
曹毗,字辅佐,谯国人,是这批志怪作家当中唯一被写进《晋书·文苑传》的人物。
曹毗的高祖是魏大司马曹休,父曹识当过右军将军。
曹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谟举为佐着作郎。
後因丁父忧去职,服阙後,迁句章令,徵拜太学博士。
时桂阳张硕为神女杜兰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诗嘲之,并《续兰香歌诗》十篇,甚有文彩。
为此,他还写了一篇《杜兰香别传》、《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收有此传的片断。
他又着《扬都赋》,亚於庾阐。
累迁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下邳太守,所着文笔十五卷,传於世。
据《艺文类聚》卷七九引《杜兰香别传》:
杜兰香自称南阳人,以建兴四年春,数诣张传。
传年十七,望见其车在门外,婢通言:
“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从!
”传先改名硕。
硕呼女前视,可年十六七,说事邈然久远。
有婢子二人,大者萓支,小者松支。
钿车青牛,上饮食皆备。
作诗曰:
“阿母处灵岳,时游云霄际。
众女侍羽仪,不出墉宫外。
飘输送我来。
岂复耻尘秽。
从我与福俱,嫌我与祸会。
”至其年八月旦,复来,作诗曰:
“逍遥云汉间,呼吸发九嶷。
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
”出薯蓣子三枚,大如鸡子,云:
“食此,令君不畏风波,辟寒温。
”硕食二枚,欲留一,不肯,令硕食尽。
言:
“本为君作妾,情无旷远。
以年命未合,其小乖。
太岁东方卯,当还求君。
”兰香降时,硕问:
“祷祀何如?
”香曰:
“消摩自可愈疾,淫祀无益。
”香以药为消摩。
按,建兴为晋湣帝年号,建兴四年为公元316年。
又《晋书》卷二三《乐志下》云:
“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扬蜀等闲习旧乐,於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
”文後载曹毗所造宗庙歌十一首,起高祖宣帝,迄哀帝,可知其於太元四年破苻坚时尚在世。
王国宝曾在文帝前称王珣为“当今名流”,曹毗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声望,尤当上之。
《晋书·文苑传》史臣赞曰:
“曹毗沉研秘籍,踠足下僚,绮靡降神之歌,朗畅对儒之论。
”“秘籍”一语,据张衡《西京赋》“匪唯观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说明曹毗所沉研的秘籍,当亦与小说有关,可见他於神怪之说确有特殊的爱好。
荐举他为佐着作郎的蔡谟,也是一位神怪故事的主角,刘义庆《幽明录》就有几条关於他的怪异故事。
其一曰:
蔡谟在厅事上坐,忽闻邻左复魄声,乃出庭前望,正见新死之家,有一老妪,上着黄罗半袖,下着缥裙,飘然升天。
闻一唤声,辄回顾,三唤三顾,徘徊很久。
声既绝,亦不复见。
问丧家,云亡者衣服如此。
又一曰:
某郡张甲者,与司徒蔡谟上有亲,侨住谟家,暂数宿行,过期不反。
谟昼眠,梦甲云:
“暂行忽暴病,患心腹胀满,不得吐痢。
某时死,主人殡殓。
”谟悲涕相对。
又云:
“我病名霍乱,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药,故今死耳。
”谟曰:
“何以治之?
”甲曰:
“取蜘蛛生断,取脚而吞之,则愈。
”谟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
问主人,病与时日,皆与梦符。
後有患干霍乱者,谟试用,辄差。
处在这样的氛围中,曹毗以“志怪”命名其书,是很自然的。
他的地位和声望,使得他的做法,得到了文坛的广泛响应,以至於形成了一股仿作的热潮,是完全可能的。
可惜的是,曹毗的《志怪》、《隋志》、《唐志》都无着录,至少在宋代已经亡佚。
《志怪》的佚文,只有鲁迅从《初学记》、《太平御览》、《草堂诗笺》辑得的一条,其文
汉武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
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
朔曰:
“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试问西域胡人。
”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
至後汉明帝时,外国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
胡人云:
“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
此劫烧之余。
”乃知朔言有旨。
此条佚文,今本《搜神记》卷十三亦收录,虽然汪绍楹在考订时指出:
“本条未见各书引作《搜神记》。
其文句又与他书引曹毗《志怪》、《幽明录》全同,疑非本书。
”但《三辅黄图》卷四引《关辅古语》亦见之,可见非曹毗的手笔。
这样一来,曹毗《志怪》的原貌,就完全无法窥见了。
从现有的材料出发,我们至多可以推测说,曹毗可能是较早采用了“志怪”为自己的小说集的书名的人,并可能对一大批“志怪”小说集的涌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曹毗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辰,范阳蓟人,一说范阳遒人,是祖冲之的祖父。
他在东晋孝武帝太元时为尚书左丞。
太元末,中书令王国宝索骄贵,曾在骠骑参军王徽的宴会上“使酒”,怒祖台之,攘袂大呼,至以盘酸乐器掷之,而祖台之竟不敢言。
此事为褚粲所弹,诏以国宝纵肆情性,甚不可长,台之怯弱,亦非监司体,并坐免官。
安帝时,官至侍中、光禄大夫,着有文集十六卷。
祖台之着《志怪》二卷,《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小说家类。
《志怪》书中,记有隆安中事。
他和曹毗是同一时代人,他们都是现今已知的最早以《志怪》命名自己小说集的人。
同曹毗《志怪》散佚殆尽相比,祖台之的《志怪》还算是幸运的,散见於各类书的佚文,《古小说鈎沉》辑得十五条,颇有研究的价值。
其中关於物怪的九条,关於鬼神的四条,关於人的二条。
这个比例,大体上反映了此书以物怪为主的格局。
在物怪方面,较新奇的是《陈悝》:
隆安中,陈悝于江边作鱼{竹/尾},潮去,於{竹/尾}中得一女人,长六尺,有容色,无衣服;水去,不能动,卧沙中,与语不应。
人有就辱之。
悝夜梦云:
“我是江黄,昨失道落君{竹/尾},小人遂见加淩,今当白尊神杀之。
”悝不敢移。
潮来,自逐水去。
奸者寻病。
水中之神江黄,在小说中是以一个弱女子的形态出现的。
她江行失道,误落陈悝设下的鱼{竹/尾}之中,失去了生存所必需的水,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成了一个陷入了困境的小动物。
尤其可怜的是,她没有遮体的衣服,以至於遭到小人的淩辱。
但对於误落陈悝设下的鱼{竹/尾},江黄并不表示怪罪,因为那是为了人的生计的正常的生产活动,唯独对於淩辱它的小人,却要进行惩罚,集中表达了弱小动物也需要得到人的尊重的深刻主旨。
写物怪而引申出政治上的深意的,有《东方朔》:
汉武帝与近臣宴会於未央殿,忽闻人语云:
“老臣冒死自陈。
”乃见屋梁上有一翁,长八九寸,拄杖偻步,缘柱而下,默而不言;因仰首视殿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
东方朔曰:
“其名‘藻居’,兼水木之精,春巢幽林,冬潜深河。
今造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於帝。
曰仰视宫殿,殿名未央,诉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俯指陛下脚者,足也:
愿陛下宫室足于此,不愿再造也。
”上为之息寝宫之役。
居少时,帝亲幸河渚,闻水底有弦歌之声,又有善芥。
须臾,前梁上老翁及年少数人,绦衣素带,缨佩垂藻,甚为鲜丽,淩波而出,衣不沾濡。
帝问曰:
“闻水底奏乐声,为君耶?
”老翁对曰:
“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止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胜嘉欢,故私相庆乐耳。
”
此条《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引《幽明录》亦有,而文句较详。
唯东方朔所云“其名为藻,水木之精也”,脱一“居”字,当以祖氏之《志怪》为原本。
兼水木之精的藻居,身长只有八九寸,但却能“春巢幽林,冬潜深河”,是一个本来生活得十分适意的精怪。
人间帝王的频兴宫室,无端地侵扰了它所代表的大自然生灵的安宁,也破坏了生态平衡,发展下去,便演变为一个关系到人类自身命运和前途的严重问题。
小说不采用慷慨陈言的方式,而借用“仰视殿屋,俯指帝脚”这种哑谜般的手势动作,来寄寓劝谏的意思,正可谓主文而谲谏。
而其後又写武帝听到水底相庆的音乐声,更是充满诗意,不啻是一篇用神怪的艺术形式进呈给在上者的委婉而含蓄的疏奏。
《千里牛》不是神怪的故事,但却别有深意存焉。
兖州去京师五百里,苟曦欲以珍异食品贻都邑亲贵,虑经宿之间,不复鲜美,有人以千里牛进之,旦发而日中即到京师,取答书还,至一更始便达。
这种速度惊人的千里牛,堪称牛中的优良品种。
对於此种优良品种,正确的做法是加以驯育,并繁衍培育更多的後代;但苟曦其人却不取此,“以其骏快,筋骨必将有异,遂杀而观之,亦无灵异,惟双肋如小竹大,自头挟脊着肉裹,故外不觉也”。
一种极好的良种牛,就在愚蠢和好奇心的驱使下,被无端地杀害了!
作者对於人类所做的诸如此类的蠢事,无疑是寄予了极大的愤慨和惋惜之情的。
曹着与庐山夫人的故事,则是祖台之《志怪》中神鬼故事中的极出色者。
今本《搜神记》卷四《建康小吏》条亦有关於曹着的简单记载:
“建康小吏曹着,为庐山使所迎,配以女婉。
着意不安,屡屡求请退。
婉潸然垂涕,赋诗序别,并赠织成裤衫。
”汪绍楹校注本谓:
“本条未见各书引作《搜神记》。
”则是否为《搜神记》原本,亦有可疑。
而祖台之《志怪》则较为详细周密:
建康小吏曹着见庐山夫人,夫人为设酒馔。
金乌啄罂,其中镂刻奇饰异形,非人所名;下七子盒盘,盘中亦无欲间常肴敉。
夫人命女婉出与着相见。
婉见着欣悦,命婢琼林令取琴出,婉抚琴歌曰:
“登庐山兮郁嵯峨,曦阳风兮拂紫霞。
招若人兮濯灵波,欣良运兮áng阳云柯。
弹鸣琴兮乐莫过,云龙会兮乐太和。
”歌毕,婉便辞去。
建康小吏曹着,为庐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
着形意不安,屡求请退;婉潸然垂涕,赋诗敍别,并赠织成褌衫也。
曹着不过是建康小吏,他被庐山夫人看中,又得到女婉的爱幕,本是极为幸运的事,但作为一个小吏,曹着在这种非分的、出於望外的幸运面前,却表现出一种惶惑不安、不敢自是的心态,屡屡自己求退;作为神女的女婉,面对男方的怯弱,却不能过分强求,只能以万分悲凉的心情,赋诗赠别。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写得非常优美,充分显示了祖台之的文学才能。
四
孔氏《志怪》是另一个可以考出作者的作品。
《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着录有《志怪》,注云:
“四卷,孔氏撰。
”《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小说家类,改题《孔氏志怪》,《艺文类聚》则作《孔氏志怪记》。
《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晋明帝”一则,注云:
“出孔约《志怪》。
”由此可知孔氏名约。
《世说·排调》刘孝标注引《孔氏志怪》干宝感父婢复生而作《搜神记》之事云:
干宝父有嬖人,宝母至妒,葬宝父时,因推着藏中。
经十年而母丧,开墓,其婢伏棺上。
就视犹暖,渐有气息。
舆还家,终日而苏。
说宝父常致饮食,与之接寝,恩情如生。
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
平复数年後方卒。
宝因作《搜神记》,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此条为《晋书》所采,入《干宝传》,其文曰:
“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子墓中。
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
後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
经日乃苏。
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
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
地中亦不觉为恶。
既而嫁之,生子。
”与孔约《志怪》大致相同,唯嫁而生子一事,则为《晋书》所加。
可知孔约之书作於《搜神记》之後,也是受干宝之影响而较早使用“志怪”为书名的人之一。
《孔氏志怪》,《古小说鈎沉》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广记》等辑得十条,其中《卢充》见於他书,《落头民》一条,《酉阳杂俎》原注引《于氏志怪》,则为鲁迅所误收。
属於孔约自撰的,大致不脱博物的范畴,如《楚文王》:
楚文王好田,天下快狗、名鹰毕聚焉。
有人献一鹰,曰:
“非王鹰之俦。
”俄尔云际有一物凝翔,飘颻鲜白,而不辨其形。
鹰於是竦翮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洒如雨。
良久,有一大鸟堕地而死。
度其两翅,广数十里,众莫能知。
有博物君子口:
“此大鹏雏也,始飞焉,故为鹰所制。
”乃厚赏献者。
较有趣味的是《谢宗》:
会稽吏谢宗赴假吴中,独在船,忽有女子,姿性妖婉,来入船。
问宗:
“有佳丝否?
欲市之。
”宗因与戏,女渐相容,留在船宿欢宴。
既晓,因求宗寄载,宗便许之。
自尔船人恒夕但闻言笑,兼芬馥气。
至一年,往来同宿;密伺之,不见有人,方知是魅,遂共掩之。
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须臾,得二物,并小如拳。
以火视之,乃是三龟。
宗悲思数日方悟,自说:
“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湣,小者名道兴。
”既为龟,送之于江。
“丝”和“思”同音,典出《诗经·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句。
“欲市佳丝”,这一在求爱过程中伺探对方态度的具有高度文明色彩的隐语,竟然出自雌龟之口,是令人赞叹的。
人与龟的沟通与结合,生了两子,已是很大的怪事,但谢宗仍悲思不已,可见感情之深。
“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湣,小者名道兴”的话,很可能出於讥刺,不排除有拐着弯儿骂人的用意。
如能查到其时有名道湣、道兴的人物,就可以弄清原委了。
《华佗》写後汉末有一人腹内痛,临终,敕其子曰:
“吾气绝後,可剖视之。
”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枪,容可数合。
这是屍体解剖的较早记录。
而某人敢於主动提出死後剖屍的要求,这种精神也是很了不起的。
五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说: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
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其书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
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敍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鲁迅这样说的用意,是为了突出“传奇”的地位。
他说:
“传奇者流,源盖出於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其实,昔之志怪小说,并非“传鬼神而明因果而外无他意”,相反,志怪小说,连同它背後隐藏着的神怪观念的产生,都不是用“宗教迷信”一类的简单判断所能解释的,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论的原因的。
神怪观念的基本来源是“有”,即客观世界的“外物”:
但这种观念一旦发生,就逐渐向“天人合一、万般有灵”的方向昇华,又由“有”转化为“无”——非人生非现实的彼岸世界。
正是从这一角度,志怪小说以自己独有灵气,显示了它是一种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文学,并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它的要点有三:
一,认为人与外物应该相互沟通;二,认为人与外物之间可以相互变化;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个人内心的状态,应该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得到调适。
在相当程度上,志怪小说扮演了自然界代言人的角色。
它道出了大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法则,指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东方式的思想,描绘出人与自然不可割舍的崇高境界,贯串於其中的倡导保护环境、爱护野生动植物的观念,是极其可贵的。
从根本上讲,它们实际上来源於人类对於天地万物、亦即整个自然环境的关注,这正是它的独特价值所在。
同时,“志怪”与“传奇”两个概念的构辞法是完全相通的:
“志”的是“怪”,“传”的是“奇”,二者都是从题材上着眼的。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裴鉶《传奇》“其书所记皆神仙怪谲事”,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谓“裴鉶着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都是从题材的角度对此书作出的评论。
唐人创作的小说,固然有着“篇幅曼长,记敍委曲”的种种优点和长处,但仍“尚不离於搜奇记逸”,而先前志怪小说,也绝不是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与唐人小说相比,充其量无非是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关系,我们是不应该将二者对立起来的。
【説明】文章取自人大复印资料网络版,已自校订一过。
间有明显讹脱之字,已据文义径改,复取《古小説鈎沉》正字若干。
至於《两般秋雨斋随笔》、《新唐书·经籍志》之类,恐系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