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湖会议的召开及其重要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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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湖会议的召开及其重要意义

论西湖会议的召开及其重要意义

　　1922年8月29日－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翻译张太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中共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大会最后确定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

可以说，这次会议是顺利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转折点。

但是以往专门对此次会议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本文将着重探讨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进程及历史意义。

　　一、中共对统一战线认识的深入是会议召开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制定的第一个纲领中决定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的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为己任；在革命过程中“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对于新的同志，“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在中共作出的第一个决议中则决定：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态度。

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最初的构想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虽然此时中共的力量还很弱小，但是她正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始了新的征程。

　　之所以中共当时确立这样的目标，是因为年幼的共产党诞生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对于应该如何开展中国革命，如何实现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如何区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斗争纲领，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的探索和总结。

　　经过近一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迅速地调整了不适合民主革命的策略。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况，指出这些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

但同时也指出：

“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

“中国”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

”为达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准备“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这种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这是中共第一次就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公开宣布政见，首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等民主党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向列强和封建军阀作坚决斗争的具体主张。

它表明中共的关于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的初步形成。

　　稍后，在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在大会制订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虽然还强调“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但是已经明确认识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

”所以，“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从排斥其他党派，到组建革命联合战线，再到具体的联合战线策略的提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二、共产国际的推动是会议召开的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生的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是在黑夜中点燃的一个革命火种，具有无比广阔的前景，并最终照亮了中华大地。

但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初成立时，党员人数仅为57人。

经过一年的发展，到1922年6月，党员人数增加到195人。

而此时“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从当时的中共的力量来看，如果孤军奋战，要实现革命目标是不现实的。

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目标，中共就必须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包括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派。

这也就决定了要“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

　　在中国共产党不断对中国革命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推动也起了重要作用。

1922年1月，在列宁指导下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中国代表团有三十多人，包括张国焘、瞿秋白、任弼时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唐山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号召远东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大会还明确指出：

中国革命属殖民地、半殖地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无产阶级在领导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须与其他党派合作，但要保持其独立性。

对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只要它是向帝国主义压迫作战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支持和援助；而对于求助于帝国主义者或有国际帝国主义外交的一切倾向和团体，则必须迎头痛击。

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邓培和张秋白。

列宁亲切地询问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否合作的问题。

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共代表于1922年上半年先后回国，并及时向中共中央和上海等地共产党员报告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内容，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组建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办法就是以这次大会的理论为基础的。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1年，6月抵达中国。

在参加中共一大时，马林由于是刚到中国，对中国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因此他没有在联合战线上发表太多的意见，只是提醒“我们党的工人太少，今后要向工厂工人进军”。

在陈独秀的介绍下，马林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希望与国民党取得联系。

在国民党邀请下，马林由张太雷陪同，于1921年12月在桂林访问了孙中山。

1922年1月马林又离开桂林到达了广州。

在这里，正在进行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考察，马林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但力量还很弱小”，而国民党由四种人组成：

工人、士兵、华侨、知识分子。

同时马林认为国民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纲领中各条款的提法易为社会主义者接受而成为国民党党员，在党员中可以找到各种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

”据此，马林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组织联合战线，共产党必须联合国民党。

根据在个人的工作经验，他建议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合作。

　　1922年4月，马林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

他详细地汇报了自己对国民党的认识，建议中共在坚持组织独立性的前提下“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

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建议，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

靠这些小组形成一支大军去宣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建立中华民国和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思想。

”

　　而1922年6月陈炯明的突然叛变，也促使孙中山更坚定地决定联合中共。

陈炯民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公开了孙中山与德国之间秘密谈判的信件，德国因此拒绝继续援助他。

陈炯民还与受到英国支持的吴佩孚勾结起来反对他。

时艰难的处境使孙中山几乎“愤然一死殉职”，罗家伦说他是“不容于南北军阀”。

孙中山先后向美国、英国寻求援助，但都没有成功。

残酷的现实使孙中山也认识必须要联合中共，但是孙中山却只能接受“党内合作”，即中共加入国民党；而中共只愿意实行“党外合作”。

　　中共二大只是一般地提出了同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而采取什么形式来实现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各有其主张。

此时，没有参加二大的李大钊也来到了上海。

因此，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共同决定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就是注定的了。

　　三、西湖会议上最终达成接受党内合作模式的决议

　　共产党人反对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意见集中体现在陈独秀给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信中，信中认为国共有以下不同：

“一、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为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为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中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中山派甚烈，我党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之敌视，使广东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向来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起意见及假以权柄。

”所以“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不赞成，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在实现这个转变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2年8月，回莫斯科报告工作后的马林，携共产国际实行国共合作的指示第二次来华。

他以更加积极的热情推动这项工作。

根据马林的工作笔记记载，他从8月12日至9月1日，他不断在国共两党之间奔走，多次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以及国民党人领导人孙中山、张继等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在西湖会议临召开前的8月26日，马林还在上海与孙中山讨论国共合作事宜。

　　在马林的提议下，刚刚参加完中共二大的最高领导人齐聚杭州，在西湖畔召开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8月29日，会议开幕了。

但是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大部分人“对于孙中山那样一个大而无当的破烂不堪的国民党并不感兴趣”，且担心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加入进去会丧失独立性。

陈独秀再次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

”陈独秀还提醒道：

“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担心如果处置不当的话，“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

马林后来承认在西湖会议上遇到了反对意见，说“反对最强烈的是张国焘”。

　　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向共产党人解释了加入国民党的必要，认为：

第一、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

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

李大钊也认为国民党是个松散的组织，中共加入其中不会受到约束，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是可行的。

　　通过马林的耐心解释与说服工作，同时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领导人最终接受了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

会议最后决定，在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及对孙中山个人宣誓的入党形式之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根据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所以说，此次会议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后的第四天，即9月4日，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就在孙中山主持下加入了国民党；9月6日，孙中山指派了包括共产党人陈独秀在内的9人国民党党务改组委员会，国共合作的序幕正式拉开。

　　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代表包惠僧认为，如果不是马林“四处奔走，国共联合战线可能推迟，或者搞不成。

国共联合战线虽以蒋介石背叛革命而告终，但是在五六年的国共联合中，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与斗争中学了不少的东西，锻炼了不少的人才。

”通过下表中实现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员数量的增加，我们可知包惠僧此言非虚。

　　“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政治主张和策略方针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革命的前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