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杨伯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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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前 言
（一）春秋名义
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国语晋语七说：
「羊舌肸习于春秋。
」楚语上也说：
「教之春秋。
」墨子明鬼篇也曾记各国鬼怪之事，一则说：
「着在周之春秋。
」二则说：
「着在燕之春秋。
」三则说：
「着在宋之春秋。
」四则说：
「着在齐之春秋。
」隋书李德林传载其答魏收书也说：
「墨子又云：
『吾见百国春秋。
』」（今本无此文，孙诒让闲诂辑入佚文中。
）
春秋之名，似乎其来已久。
据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说：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
按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
由此，刘知几论定：
「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但这种推理，很难使人信服。
汲冢璅语，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
刘知几看到其中有夏殷春秋之名，而记的是太丁时事，这个不必怀疑。
然夏殷春秋之名，是太丁时原有的呢，还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后加的呢？
则难以肯定。
据史记殷本纪，殷商有两个太丁，第一个是商汤的儿子，殷本纪说：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
这个太丁既未曾坐过朝廷，自无时事可记。
第二个太丁是纣的祖父。
殷本纪说：
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
帝太丁崩，子带乙立。
帝匕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两个太丁，后一个太丁，龟甲文实作文丁。
王国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未曾考及这个文丁。
据后汉书西羌传和注及通鉴外纪，都引有大丁，或太丁，可能沿袭史记殷本纪把文丁作太丁之误，唐刘知几史通也误把文丁作太丁，而其人为纣之祖则甚明。
但并无夏殷春秋之名。
徧考卜辞，确如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所言，「有春、秋而无冬、夏气更没有「春秋」这一双音名词，足见所谓夏殷春秋者，是汲冢璅语作者所加，并不是如刘知几所云「其先出于三代」。
据墨子，各国的史书都叫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传说：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孟子离娄下也说；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那么，「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
因为各国史书，有的各有专名，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它们和鲁国的春秋，是性质相同的书。
为什么叫「春秋」呢？
根据春秋经，一般在一年四季（古人叫四时）的第一个月，纵是无事可记，也写「春正月」或「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春、夏、秋、冬四时之名，至迟起于西周。
以诗而论，我认为豳风作于西周，七月有「春日载阳」；小雅出车也作于西周，有「春日迟迟」。
说文夂部说：
「夏，中国之人也。
」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却说：
「春、夏、秋、冬四时并本字本义。
」林义光文源征引这一说法，并引右戏鬲「夏」作「■」为证。
秋季本为谷熟季节，所以说文禾部说：
「秋，禾谷熟也。
」尚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秋」字正是这意义。
左传僖公十五年：
「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
」这个秋字，正是四时的秋。
古鈢（玺印之玺）文常见「千秋」字，「千秋」正如诗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三秋」。
古人每年庄稼只收一次，所以「千秋」犹如「千年」，「三秋」犹如「三年」。
冬，说文《（冰本字）部云：
「四时尽也。
」四季最末一季自是冬季。
金文有■字，卽冬字，却假借为终，如颂鼎「颂其万年眉寿，㽙臣天子霝冬」，「霝冬」卽「灵终」，和诗大雅既醉「高朗令终」的「令终」同。
井（邢）人安钟云「永冬于吉」，即「永终于吉」。
诗唐风葛生∶「夏之日，冬之夜。
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
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这「夏」和「冬」，才是四季的夏和冬。
古人记事，标明春夏秋冬的，据赵汸春秋属辞卷一说：
近代或有以书「王」为夫子（孔丘）特笔者，按殷人钟鼎日「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见时日称 「王」，乃三代恒辞。
赵汸说的重点在「王」字，我引他的文字重点在「春」字。
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也说：
商钟铭日「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
然而他们所举商钟，不曾传到今天。
而在传世彝器中，乐书缶有「正月季春」的纪载。
「正月」是晋用夏正的「正月」，对周正来说就是季春三月。
还有商鞅量标有「冬」字，这个商鞅量自己说作于秦孝公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便在春秋之后一百三十多年。
古本竹书纪年大半辑自前人所引，引文不但不完全，可能还有修改变动，然而原本既已丧失，现在不能不依靠辑本。
而辑本也绝大多数不标春夏秋冬四时。
唯初学记二、太平御览十四、北堂书钞一五二引西周时一条，说：
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
这一条不知道是否纪年作者钞自西周夷王原始纪载，还是他本人改写。
但这条的「冬」宇，依情理论，后人难以妄加或妄改。
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古代史书于每季的第一月或者最初记事之月，标明春、夏、秋、冬，从西周已是如此。
古人于四季中，较多的重视春、秋二季，所以经常把「春」「秋」一字连用。
如周礼天官宫正说：
「春秋以木铎修火禁。
」又地官州长说：
「春秋以礼会民。
」诗经鲁颂閟宫说：
「春秋匪解。
」（左传文公二年引有此语）礼记中庸说：
「春秋修其祖庙。
」其余如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之言「若节春秋来承王命」，周语上「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王者」，春秋二字连用的多得很。
这些辞语有些在春秋经文既成以前，而大多写于春秋经文既成之后，更是写在韩宣子所见的鲁春秋之后，但它反映春秋和春秋时代以前的现象，是不容置疑的。
无怪乎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说：
「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意思是史书之名为「春秋」，卽是节取「春夏秋冬」四字中「春秋」一字。
至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说孔丘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恐怕都不足信。
后来别的书也叫做「春秋」，现存的有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春秋」意义和史书的「春秋」不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春秋和孔丘
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绿等书，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
三种传授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汉书艺文志（以后简称汉志）春秋类列它于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他二种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口耳相传，到漠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汉志称之日「经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说：
「公羊、谷梁二家。
」详细情况，可以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
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
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所以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有三种讲解本。
漠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杀梁传十一卷」。
其余还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
邹氏传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传只见于刘向别绿、刘歆七略的著录，班固不曾见到书。
梁阮孝绪七录说：
「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公元二五——五六）中邹、夹氏皆绝。
」那么，更不必谈它了。
因为公羊和谷梁经、传是用汉代当时文字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并且「立于学官」，即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
左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却不得立于学官。
左氏传当西汉时，虽然未能在国立大学开科传授，却从战国直到后代，相当盛行。
卽在西汉，传授注解的很多，如汉书儒林传说：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
」
三种经文，大体相同。
自然也有差异很大的。
而最重要的差异，一是公羊经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写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榖梁经也写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
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
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手贡的评论。
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
僖公二十八年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
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日：
『天王狩于河阳。
』」
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既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
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卽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日：
『诸侯无召王。
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
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
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
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
君子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
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卽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
公羊庄公七年传说：
不修春秋曰：
「雨星不及地尺而复。
」君子修之日：
「星霣如雨。
」何以书？
记异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
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
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卽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卽公羊传所谓不修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
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修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秋。
孔丘曾经修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
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
「君子者，孔子。
」这是一语破的。
孟子滕文公下更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修」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
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
他也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周这裹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
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
「春秋以道名分。
」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卽有孔丘的笔墨。
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修或者作春秋呢？
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
子曰：
「弗乎弗乎！
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
」乃因史记，作春秋。
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
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
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
）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
同样是司马迁做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
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
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
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
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
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
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
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
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
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
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
这是一变。
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
这是后期形势。
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
现在我略举出几条：
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
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
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的开始。
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
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二注。
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
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实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
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
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鬬椒，却不写他的姓氏。
孔颖达疏说：
「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
」（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
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
）孔颖达说「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这是确有心得的话。
不但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看法。
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
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
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己鼎铭则「王九月」，敔𣪘铭则「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
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
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
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
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芈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芈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
『彔伯■！
𧪬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叔夷钟铭云「唯王五月，长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称𩍂堇命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
至于楚王熊章钟铭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
楚王頵钟铭云：
「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铃钟」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
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
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
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
铭有「勿废文侯頵（显）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
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
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芈伯敦、彔伯■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
晋器亦有称王的。
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
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约北燕伯于阳。
「伯于阳」者何?
公子阳生也。
子曰：
「我乃知之矣。
」在侧者日：
「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
「如尔所不知何？
」
何休注云：
「子谓孔子。
时孔于年二十三，具知其事。
」依孔子之意，「伯于阳」应作「公子阳生」。
姑不论这点的是非。
据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亲见其事，鲁史有误而不改。
那么，明知史文有误而不订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
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沿旧史文么？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不告不书义曾经问：
「策书参错，孔子何以不订正之？
」
壳梁传于僖公十九年云：
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
「我无加损焉」，这也是谷梁传作者伪托孔丘的话的自供状，说明孔丘对鲁春秋原文并没有增减。
至于「正名而已矣」，不过为孔子修春秋作一调停之笔罢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说，到西汉所谓经师之手，越说越神奇。
举一个例子为证。
僖公经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传说：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
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谷梁传也说：
先陨而后石，何也？
陨而后石也。
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
后数，散辞也。
耳治（犹言听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
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
故名「霣石」则后其五。
……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对子路说的话，见论语子路篇。
董仲舒就用来赞美春秋，以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后都有重大意义。
殊不知史通惑经篇引竹书纪年也作「陨石于宋五」。
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
无怪乎刘知几于惑经篇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问。
刘氏真有高见特识！
我还可以从春秋、左传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的证据，孔丘不曾修改。
左传文十五年说：
宋华耦来盟……公与之宴。
辞曰：
「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
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
宋华督杀宋殇公在鲁桓公二年，春秋说：
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华耦说「先臣督……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
至于宣公二年春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本于晋、齐两国太史的直笔，左传都有详细的纪述，孔丘何曾改动？
另外再提几个证据。
襄公二十年传说：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
「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
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
君入则掩之。
若能掩之，则吾子也。
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
」悼子许诺。
惠子遂卒。
由这段文字看，孙林父、宁殖当初逐出卫献公，诸侯史书都书「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宁殖自己也知道的。
他临死迫切期望他儿子替他洗刷、掩盖这一丑名，惟有把卫献公再送回国一法。
他以「不来食」（不享受祭祀）要挟儿子这样做，宁喜（卽悼子）果于鲁襄公二十六年杀掉卫殇公，复立卫献公。
现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经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改为「卫侯出奔齐」，不罪宁殖，而罪卫献公，就是宁殖的「掩之」。
这一定是宁殖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
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为什么不保留「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
足见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
礼记坊记曾两次引鲁春秋，一次说：
故鲁春秋记晋丧曰：
「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
」
这是坊记作者引两年之事并举，因而文有省略。
春秋僖公九年说：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十年又说：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苟息。
坊记作者所引为鲁春秋，卽是鲁史记，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
一称「杀其君之子奚齐」，一称「其君卓」，可见鲁史原文本来和今日春秋经文同。
坊记还引鲁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经文一样。
由此，更可见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
坊记还曾引论语，足见其作者在论语书名已定之后，他引春秋而称鲁春秋，一种可能是当时他还能看鲁史记，更可能是他不认为孔丘曾修春秋，当时所传的春秋就是鲁史本文。
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集传纂例一引刘贶书）和定公四年经「楚囊瓦出奔郑」，只少一「出」字，可说基本相同。
由此看来，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
后代学者也有不少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
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
今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几条：
郑樵曰：
「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
朱熹日：
「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
刘克庄曰：
「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
另外，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
春秋者，鲁史也。
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
吾则曰，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
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
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那磨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孔丘曾经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
论语述而曾经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鲁国历史文献，卽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
他必然看到鲁春秋有阙文，所以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春秋一定有阙文。
僖公十四年经「冬，蔡侯肸卒、无月无日，便是阙文。
顾栋高大事表列入阙文篇，便是一例。
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
仲尼弟子列传所谓「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几分可能。
第一，子夏是孔门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岁，晚年为魏文侯师，教授于西河。
第二，春秋之传又多出于子夏。
第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明文：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
」至于「孔丘生」「孔丘卒」，当为后人传春秋者所加，不是鲁春秋旧文。
加者不过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关系罢了。
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
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
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
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
（三）春秋评价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后人又续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间的不完备而可信的编年史。
第一，为什么说它可信呢？
以天象而论，春秋的纪载可信。
以近代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不但能推测未来的日蚀，遗可以追测古代的日蚀。
春秋纪载日蚀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连两次日食，又二十四年七月朔、八月朔的两次日蚀，相连两月初一而日蚀，前人叫做「比食」，虽然有这种可能，但在一地两次都能见到，可能性没有。
尤其在前一次是全蚀或环蚀之后，决不能于下一月又发生日蚀。
因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蚀可能是误认或者是误记；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蚀，可能是错简。
除此二次而外，实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
这是古人所不能伪造的。
又如春秋纪载有「星陨如两」（庄公七年经），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纪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纪载。
不是当时人看到，当时史官加以纪载，谁也不能假造。
还有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纪绿，也是无法假造的。
由于春秋有关天象的记载，根据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它基本上是真实的，也就证明春秋作为历史数据是可以相信的。
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断地发现，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证。
这在本书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复。
又其次，两晋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书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证的，本书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
为什么呢？
雷学淇于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一「八年晋文公卒」条说：
纪年为晋、魏之史记，其原本录晋、魏之事必详。
宋初传本止记其异于左氏经、传者，以备稽核；其同者则不录。
而唐以前诸书征引又皆取春秋经、传，而不引纪年。
故纪年之同于经、传者多不传于后。
如文公之霸业，纪年岂有不详记者，而今皆不见，卽此之故。
若史通惑经篇、唐书刘贶传所引，皆其仅存者矣。
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
也足以说明春秋之可信。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说：
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
……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
……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也说：
观汲冢所记（即竹书纪年）皆舆鲁史符同。
这些都是确凿证据。
一则证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则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为什么说它不完备呢？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古代史官纪事本来简略，宣公二年，晋灵公被赵穿所杀，其中有一段经过，而晋太史仅仅写「赵盾弑其君」五个字，鲁太史才根据通报写作「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弒其君夷皋」。
而于具体情况，一字不写。
而且实际杀晋灵公的是赵穿，为什么太史归罪于赵盾呢？
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
同样，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杀掉齐庄公，其中经过更为曲折，也有丑事，而齐国太史也仅仅写「崔杼弑其君」五个字。
鲁国史官才根据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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