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康霖教授讲座资料之欧阳理创编.docx
《曾康霖教授讲座资料之欧阳理创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曾康霖教授讲座资料之欧阳理创编.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曾康霖教授讲座资料之欧阳理创编
讲稿
时间：
2021.03.05
创作：
欧阳理
（一）怎样考察通货膨胀
近年来，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名为稳健，实则“紧缩”。
我国中央银行连续调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旨在控制住货币供给这道阀门，以调控宏观经济形势和导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
但现实的挑战不能是抽象的谈论“经济形势”和“心理预期”，而是如何既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又要遏制住物价上涨。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问题。
人们关心经济能否持续协调发展，物价能否不继续上涨，收入能否适度增加，生活水平能否继续提高。
学术界和个别专家提出“滞胀”问题。
在这里，仅就中国是否会出现以及如何看待“滞胀”问题发表意见。
1、目前我国通货膨胀是货币过多投放的结果，但不完全是货币现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2011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同比增长9.6%，本年度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速度分别为2.1%和2.2%。
上半年CPI同比增长5.4%，7月和8月的CPI分别为同比上涨6.5%和6.2%。
这种状况，能否说中国经济出现“滞胀”，我们姑且不论。
在这里，我们仅仅提出“滞胀”问题值得重视，是因为目前的经济状况发展下去将影响人们就业的增加，收入的分配，不利于改善民生，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
目前，我国经济的态势怎么评价？
有人说酷似2008年上半年；有人说比2008年还困难；也有人说经过过去多少年的高速增长，速度下来一点是正常的；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有“水分”，应当把“水分”挤掉，“水分”挤掉以后经济呈下滑趋势便呈现出来。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不论是何种情况，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是不争的事实。
2、我们认为，中国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不完全“纯粹”是货币现象。
通货膨胀“纯粹”是货币现象的观点始于货币主义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
通常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诠释是“更多的货币追逐更少的商品”，所以引起物价持续上涨。
这样诠释的假定前提是：
供给的货币人们都用来购买商品，形成购买力。
多少年来，不少人坚信这一观点，奉为经典，用来解释一切通货膨胀现象。
其实，在我们看来，有些因循袭旧，没有着力从实际上升到理性认识，而且没有完全准确地把握住弗里德曼的学术思想。
在这里，有必要梳理弗氏理论的来龙去脉。
弗里德曼是经济自由主义者。
他与他的夫人共同著述了《自由的选择》，指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有两大原则：
一是按指挥的原则；二是按自愿的原则，认为社会的一切秩序都是自愿合作交换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他们宣扬：
对内自由放任，对外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
弗氏的通货膨胀“纯粹”是货币现象，就是基于他的这一立场提出来的。
进一步说，他的这一理论发端于1963年出版的《通货膨胀：
原因与结果》一书中，其核心思想是强调：
通货膨胀只能由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引发，并非由于产出增长所致。
他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弗氏是学文学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先到纽约一家经济研究所工作，研究经济问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军费支出急剧增加，人们担心通货膨胀，于是他与同事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承担了一个课题：
通货膨胀与税收政策。
课题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提高收税——抑制需求——防止通胀。
而后，他们继续关注这一问题。
1963年，他与安娜·施瓦茨共同承担《美国货币史：
1867-1960》，课题整理了美国1775年以来的一百多年来的货币供给，发现货币供给增长——名义收入增加——价格上涨，表现为同向相关关系，而且这种相关关系有“时滞”。
时间间隔有长短，从长期看，货币供给是稳定的。
所以，他所谓“纯粹”是货币现象内含着货币供给对物价影响的传导过程，并非是较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这样简单。
1991年，弗氏在《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中对“纯粹”做了新的解释：
“在今天的世界里，通货膨胀就是一种印刷机现象”。
政府操控印刷机，因此他说的纯粹是货币现象，也可以理解为纯粹是政府行为。
弗氏还说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
这一结论是他考察了多国的实际得出的。
3、中国的现实是与弗氏考察和得出的结论有很大距离的：
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成熟，资源的分配相当大的不是通过市场实现的；尽管允许私有经济存在，鼓励私人经济发展，但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而公有制经济又以政府为依托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政府控制着重要资源；资源的配置主要由政府决定；中央银行实际上缺乏独立性，货币供给量的调控取决于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判断，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近期发生的通货膨胀，除了货币供给过多外，要结合现实做理性认识，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输入性通货膨胀。
一方面，外资的引进，热钱的流入，央行收购外汇增加，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量增加；另一方面，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口原材料价格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价格上涨。
这种状况显然不能包括在弗氏的通货膨胀是纯粹的货币现象的理论框架中。
因为他始终假定，增加货币供给的根源在于一国政府，并没有纳入国际因素。
第二，垄断性通货膨胀。
一方面，商品价格基本上不由市场自由竞争决定，而是有关部门和组织决定；另一方面，市场被少数有权势的企业垄断，无视政府法规，为所欲为，操纵市场。
这种状况与弗氏崇尚的理念相悖，自然排除在通货膨胀是纯粹的货币现象的理论框架之外。
在我国现阶段，这种状况最典型的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膨胀，它反映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
第三，传递性通货膨胀。
一方面，攀比、串通、搭车，某个行业商品的价格上涨，其他行业商品的价格也跟着上涨，一类商品的价格上涨，另一类商品的价格也上涨；另一方面，制造舆论推动，通过媒体传播，蛊惑人心，影响人们心理，躁动涨价气氛。
这种状况也与弗氏理论相悖。
在我国最典型的表现是第三产业各种服务项目收费趁机大大提高，或者缩短服务流程或者降低服务质量。
上述现象表明：
我国现阶段通货膨胀绝非纯粹的货币现象，它是国际现象、垄断现象和社会现象在金融领域的综合表现。
既然我国现阶段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货币现象，是各种现象在金融领域的综合表现，则治理通货膨胀就需要多种途径、多方配合。
比如增加政府补贴，调整税收政策，加强物价监管，正确舆论导向，改变结售汇制度，减少央行由于收购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等。
4、需要指出的是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能抑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难以抑制社会的流动性。
要抑制社会的流动性，必须把发放的贷款收回来。
在信用货币的条件下，货币都是银行供给的，供给货币形成资产负债，银行贷款形成银行的资产，向银行存款形成对银行的负债，银行的负债是社会成员的资产。
资产是货币，负债不是货币，怎么减少社会成员的货币资产？
那就是把货币收回来。
如果银行贷款形成不良资产，给予消除，即银行的资产较少了，负债依然存在，钱还在社会成员手中。
在这种条件下，资产负债关系怎么消除？
就要拿黄金、商品去换回。
有人说通货膨胀是投资缺乏效益，这是有道理的，没有效益怎么偿还借款！
拿黄金、商品去换回，流通中的货币，是否就一定会减少社会成员的货币资产持有，降低银行的负债呢？
那要看换回货币的归属，如果卖黄金、卖商品的企业仍然把货币存在银行，则这个货币仍然存在于银行体系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量没有减少，但能降低通胀压力。
（二）怎样认识金融风险
1、金融风险总是存在的
总体上，金融风险只能避免、转移，不能化解、消除（风险始终是存在的）；但局部来说，既能避免、转移，又能化解、消除。
现实的风险即已经造成的损失，未来的风险即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是化解、消除已经造成的损失，还是化解、消除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从总体上说不能把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化解、消除，只能把带来损失的可能性转移开来，或者说能够避免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市场竞争是个博弈的格局，博弈有得有失、有损有益。
信息掌握不对称是绝对的，信息掌握对称是相对的。
所谓“双赢”是有条件的，是从不同的角度作出的评价，是相对而言，他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损失。
2、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存在的风险有哪些？
（1）所谓当前的五大风险
有人说中国经济运行今年存在五大风险，简单地说就是：
外贸风险；消费不足；通货膨胀；房市泡沫；地方政府高负债。
外贸风险主要是国外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压人民币升值”；消费不足主要指采取补贴的办法鼓励农村消费，难以为继，加上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人们的消费心理在改变；通货膨胀主要指人们的心理预期，天灾人祸，农业欠收，进口产品上涨，生活成本增加了；房市泡沫主要指房市被权势左右，投机盛行，老百姓望而生畏，安居难以落实。
地方政府高负债主要是指地方财政、经济难以为继，陷入困境。
这五大风险，不是一个人提出来的，是媒体概括，它代表着一些人的认识倾向。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否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风险。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多少？
究竟融了多少资金？
审计署公布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约10.72万亿元实不实?
（2）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不存在风险，取决于多种因素。
主要是有没有好项目。
对政府融资平台怎么看，有没有偿债能力？
大体说来有乐观派和悲观派。
乐观派认为：
第一，政府举债大都进行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水电、垃圾排污处理、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等。
这些项目对安定民生，改善环境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后人作用逐渐显现。
这样，前人借债，后人偿还，理所当然。
不会赖账的。
第二，这些建设形成了相应的资产，这些资产有的有长期效益，有的有短期效益。
第三，总的来说，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负债仍在合理的范围内，没有超过GDP的50%，远远低于发生债务危机的欧美国家。
第四，财政收入连续20%几的增长，总体上说有较强的还债能力。
悲观派认为：
政府举债搞建设，有没有还债能力，主要看所形成的资产，有没有回报？
有没有现金流？
从搞基础建设来说，一般是数额大、期限长、回报低，甚至一运营，就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还款能力。
有些项目，尽管有回报，有流动性，但一面收入，一面支出，还本付息，没有纳入预算，工程建设好了，运营也有回报了，但欠银行的帐，仍然不还。
有的项目，本来应由中央承担部分投资，而中央的投资未到位，地方借债垫付，所以地方等中央投资到位才还。
这种状况，普遍存在。
政府负债，特别是地方政府负债，有没有偿债能力，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有没有钱;二是讲不讲信用。
钱从哪里来？
第一，允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十一五”期间发改委核准企业发债12970亿元，其中城投债3475亿元，占26.8%，如果允许发债还债，则是借新债，还旧债。
第二，投资项目的回报是不是“真金白银”，具有流动性，如果是，就有还款能力。
第三，政府掌握的其他国有资产的盈利状况，比如石油、电力、通讯、银行等的盈利状况。
如果盈利状况良好，也可以安排一部分还债。
第四，政府有没有土地出卖，过去出卖土地还债，甚至以土地还债，很普遍。
现在受制约的因素很多，可能性在缩小。
讲不讲信用取决于人。
前任负债，后上任的要不要承担，负不负责偿还。
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利划清楚没有？
政府预算收支通常要他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要不要还债，能不能还债？
要看人民代表大会通不通过？
此外，还有领导者的素质。
领导者诚心不还，有钱也不还，领导者诚心还，没有钱也千方百计想办法还。
有的地区，有的项目，在借钱时就设计了今后还款方案，这是诚心要还的。
相反，有的人从借钱的那天起，就没有打算还。
以上的分析，多是微观的角度。
从宏观角度认识，有没有偿债能力。
首先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
一般说来，经济发达的地区，偿债能力强；经济欠发达、不发达地区，偿债能力弱。
由此，我们能够说，东部地区偿债能力强，西部地区偿债能力弱。
一般说来，上级政府偿债能力强，下级政府偿债能力弱。
由此，我们能够说，中央、省市级的政府偿债能力强，县乡一级政府偿债能力弱。
一般说来，借钱搞建设的偿债能力强，借钱搞福利的偿债能力弱。
欧美政府存在主权债务危机，重要原因就是借钱搞福利。
我国政府不存在，至少目前不存在主权债务危机，重要原因是借钱搞建设。
从工作的角度考察偿债能力，要注意区分：
（1）中央政府负债与地方政府负债。
（2）借钱拿去建设什么项目，发展什么业务？
特别是要区分公益性与商业性的。
（3）建成的项目形成什么资产？
所拥有的资产有没有现金流，有多大的现金流？
（4）所得到回报、红利、怎么安排使用？
总的说来，政府融资平台，是不是存在金融风险主要有四条：
（1）由谁掌握，管理层素质高不高。
（2）有没有真实资本，特别是具有流动性资本。
（3）资产负债的比例关系。
现在有些“平台”是既有的公司。
已经拥有大量资产。
这些资产的质量？
负债状况？
（4）有没有好的项目？
着力于房地产和交通建设，科不科学？
合不合理？
现在各地都在陆续推出建高铁。
据报道：
2012年中国境内将修高铁36条，总长度达1.3万公里。
这样的建设需要多少投资，所投的资金要多少年才能收回来？
有没有回报？
据报道：
京津高铁投资130余亿元，运行一年就亏损了7亿。
据说，已经运营的高铁没有一条不亏损的。
从风险的角度说，投资——亏损，肯定存在风险。
这个问题的存在与政府推动发展经济相关。
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没有其他项目可供选择，只好去修路。
修路不讲成本，不计盈亏，不顾需求。
又据报道：
上海到杭州，先修动车，后修高铁，最近又规划投资350亿元准备修磁悬浮。
人们会提出疑问，有这个必要吗？
据测算，从上海到杭州，动车要78分钟，高铁要48分钟，据说磁悬浮只要38分钟。
为了快10分钟，就值得投资350亿元吗？
这里值得深思的问题是：
发展经济为了什么？
为了哪个阶层的人服务。
城市轨道交通，到2010年有25个城市，建了62条线，1800公里。
十二五期间，投资12700亿元，将新建扩建城市轨道交通。
北京将扩建6条地铁新线，投资1700亿元。
上海将开28条线，投资1280亿元。
广州将新建11条线，投资2003亿元。
这看来是需要的，但钱从哪里来？
财政拨款、民间投资、银行贷款、引进外资和发行债券。
为什么各地搞了不少政府融资平台？
因素是多方面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是重要的。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搭乘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刺激政策的便车，在2009年大举借贷，其中2009年上半年为举债高峰期。
而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融资平台日后还债的主要来源。
接受访问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认为，这种借债开发、卖地还债的城市建设模式将地方政府进一步捆绑在了“土地财政”上，会造成地价、房价居高不下，城市建设盲目求大。
为了偿还本息的继续获得贷款，地方政府必须保持较高的土地价格和土地的旺盛需求，否则，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破产”，地方金融也将因为巨额的呆坏账陷入困境。
这种状况是否一定导致主权债务危机？
不一定。
中国的情况特殊：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能办大事；能调动八方支援；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是自己的银行，财政能够以各种方式透支；必要时债务问题不作为经济问题处理，采取行政手段处理等。
3、风险怎么避免、转移，总体上来说：
（1）信誉上支撑
（2）货币与有价证券的相互替代
（3）契约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延续（在“化解金融风险的社会学分析”《经济金融分析导论》112-116页）一文中，我提出设计供给一种金融产品，缔结一种新的契约关系，有一种新的契约关系，给人们创造出一种新的预期，就能转移和避免风险。
4、关注和防范大国经济、金融互动带来的风险
众所周知，多年来，中美两大经济体是共生互补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美国消费，印钞购买；中国储蓄，美国投资；美国投资，掠取回报。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供应商，每年对美国的出口，在中国的总出口中占据首位。
这样的共生互补，从货币资金来说，产生了一个循环：
中国出口获取美元——买美债或投资——取得回报——又获得美元。
斯蒂格利茨认为是个怪圈，可是仔细一想，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它的合理成分。
用时髦的语言：
双赢。
当然这个双赢是有条件的。
怎么来摆脱这个怪圈，有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院长）提出建立和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把亚洲的美元用于亚洲，这不失为一种设想。
但根本的是要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藏富于民——实现人民币与美元自由兑换。
也有人（周其仁）指出，美元不由人民银行收购，而是由财政部拿钱来买，就能减少货币供给。
这是个老问题，俄罗斯、日本，我国的台湾都是这样做的。
这样的互补共生表面上看中国人赚了美元（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但赚的是美国人开的“欠条”，（美元是信用货币，是美元供给者对美元持有者的负债），一旦美元贬值，欠条的价值就要贬损。
货币的贬值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这个道理仍然反映在两国的债权债务关系上。
所以，中美两个经济体的共同利益都要着力稳定美元的对外价值，不使美元贬值。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后，美国把稳定美元的价值的任务落到各相关国家的中央银行头上。
但各相关国家有各自利益，各有算盘。
这样，美元不问不稳定，主要取决于美国货币当局对美元的供给和金融市场上美元的供求。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别国对美元的需求取决于美国对美元的供给。
美国供给别国的美元，大体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贸易，而是投资。
当美元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持逆差时，产生对这个国家的美元供给；当这些国家吸纳美元投资致使以美元为载体的资金流进大于流出时，也产生对这些国家的美元供给。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不断扩展和国际贸易需求的日益增加，美元对国外的供给将会不断的扩大。
如果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顺差，则美元的供给将减少，这样就难以满足国际需求；相反，如果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则又不利于美元的稳定。
这样，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就会陷入“两难困境”，即要满足国际货币的需要，保证国际货币的供给，美国的国际收支必须持续保持逆差，而国际收支持续保持逆差，又必然导致美元的贬值，这就是“特里芬难题”。
当前的问题是：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元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美元的扩张范围由原来的贸易赤字演变为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美元扩张的形式也从对外贸易逆差扩大到国内财政赤字猛增。
这样便产生了新的“特里芬难题”，这表现为：
美国在构建庞大的金融帝国的同时，也在筑起巨大金融泡沫和对内对外的债务；美国在为全球贸易和投资提供国际流动性的同时，也在提供隐藏的巨大货币和信用风险。
这对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承受着美元扩张带来的巨大风险。
这样的风险集中反映在：
美元贬值，持有美元价值减少；对外贸易结算，受到以美元为基础标价的汇率风险的影响；对外的金融投资受以美元标价的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威胁；对外的实物投资也受价格波动、开采阻力、运输条件等的制约。
还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元呈贬值趋势的同时，美国在海外的资产不断增值。
美国在海外的资产主要是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而美国对外的负债则主要是以美元计价的。
美元贬值会改变美国的债务负担，但美国的海外资产增值和投资收入的增加，却将大大增强美国的还债能力。
从理论上讲，即使美元充分贬值，美国在海外的资产和投资收入不断增长也能够完全抵消它的债务负担。
在一些年份，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相当大，但当年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不增反降就是这个道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经济、金融有些方面被外资控制，既涉及流通领域又涉及生产领域。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控制中国市场，掌握中国的商业信息，钻中国法制不健全、管理不到位的空隙，利用公开和隐形的手段损人利己。
比如全球有名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自1994年来在中国市场积极布局，控制中国的产业，误导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决策，危害中国的经济安全。
据报道，美国高盛等外资集团通过并购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入中国农产品市场，高盛拥有双汇和雨润两家巨型肉类加工企业，以及成熟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并向上游养殖进军。
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资本渗透的不仅是中国养殖业的整条产业链，更涉及中国农业上下游各个领域。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重中之重。
无粮不稳，无商不富。
粮价极大地影响到其他商品价格。
粮价除了受丰欠影响外，还受粮商的控制。
当今世界有四大跨国粮商：
美国ADM和邦吉（Bunge）、嘉吉（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他们左右着世界粮价。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几乎每隔六七年，全球就会产生一次粮荒，在四十年中，产生了六次。
世界粮价谁左右？
有人说，芝加哥粮食交易所，这需要考察。
中国粮食丰收是好事，但还不能左右世界粮价，对于世界粮价，不可掉以轻心。
为什么不可掉以轻心？
因为我国粮食相当大一部分要靠进出口。
世界粮食价格下跌，不利于出口，上涨不利于进口。
过去我国大豆、玉米出口，2010年反而进口。
2011年7月份，中国一次性向美国订购玉米53.34万吨。
现在粮食中最敏感最重要的就是玉米。
其价格不仅关系到饲料、医药用品和工业用品的价格，而且关系到能源、关系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不仅如此，高盛及其分析师针对中国宏微观经济不断发表报告与评论，影响相关部门的决策。
尤其是高盛的一些报告明显存在误导中国决策的嫌疑，如人民币应一次性大幅升值，资本项目应尽快开放，“港股直通车”有利于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热钱对中国不是大问题等。
高盛在华的行为，早已远远超过一个普通的商业机构的一般商业行为。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要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必须：
（1）要抑制美元的泛滥，稳定美元的价值。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金融危机之所以影响到全球在于美元的泛滥，而美元之所以泛滥主要在于美国的货币政策。
从道理上说，货币供给量的大增会导致通货膨胀，但在美国没有导致通货膨胀，而是导致经济泡沫。
而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从中国和其他国家大量进口廉价消费品。
所以中国的多储蓄、少消费、多出口，不仅不是刺激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反而缓解了美国过多的货币供给，避免了通货膨胀。
相反，美国制造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不仅向出口国输出通货膨胀，而且还达到稀释负债的目的。
格林斯潘称之为“将财富秘密充公的计划”。
因为货币贬值，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美元贬值了，持有的美元资产便贬值了。
此外，还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人怎么把多供给的货币收回去？
实际情况是美国大肆发债和推销金融衍生商品，外国人购买美国国债和金融衍生品，不仅使美国人把过多供给的货币收回去了，反而让债和金融衍生商品的风险由购买人承担，换句话说，就是把风险转嫁给了购买人。
所以，与其说境外的投资者把大量的资本投入美国，不如说美国人换了一种方式以另外一种符号（债和金融衍生品都是一种无价值的符号）去换取更多的美元供给。
美元本来也是一种价值符号，以供给美元去进口商品，是价值符号与实体经济的交换；以增加发债和创造金融衍生商品让外国人去买，是一种价值符号与另外一种价值符号的交换，两种交换的不同点是：
前一种交换，增加美国的进口，抑制了通货膨胀，解决了美国人负债消费的难题，而后一种交换收回了过多供给的美元，解决了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难题，缓解了“特里芬难题”。
但二者有个共同点，即使得你始终成为价值符号的债权人，捆绑在美国经济虚拟经济的“战车上”，所以，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要吸取经验教训，首先是反对美国经济霸权，而切入点是制约美元的供给，不能使美元泛滥。
（2）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继续保持出口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进口，改变进出口贸易结构；在关注出口质量的同时，也应该考虑适当的增加进口；鼓励企业引进适当的技术设备，加大石油和矿产等战略物资的进口；有选择地引进各种有效资源，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能源、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服务进口对国内发展的支撑，以物资技术储备替代外汇储备，减少贸易顺差。
（3）要转变“奖出限入”的出口导向政策，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大多数产品的出口退税，对部分消耗型产品征收出口税，改变和引导出口贸易，保护国内的资源和环境。
要形成内需与外需协调增长，拉动经济发展的新机制，改变经济增长对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过度依赖。
政策导向要转向构建公平竞争的机制，最终实现国际贸易的稳定增长，外汇储备安全合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4）应取消中央和地方有关规划中的进出口和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