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学》的转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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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学》的转变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學》的轉變：
文化演化論的理解
黃春興*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台灣‧新竹
方壯志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武漢
2005/09/28
摘要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和政治事件息息相關，因為它是實踐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指導理論。
由於馬克思理論缺欠實踐部分，而1950年代作為經濟計畫指導綱領的蘇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宣告失敗，中國大陸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從試誤過程去尋找社會主義的實踐理論。
本文發現：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學在1979-2003年間的變革呈現出文化演化理論所闡釋的特徵，包括非預期的結果。
關鍵字：
政治經濟學、文化演化論、經濟轉型、蘇俄教科書
JEL分類：
A20,B53,P26,P30
1.前言
中國大陸在1979年經濟改革之前仿效蘇聯的計畫經濟體制，以《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以下簡稱SPE）為社會實踐理論和政策指導，藉著全面的經濟計畫嚴格控制社會。
隨著改革開放，私人企業活動逐漸取代經濟計畫，造成經濟活動和SPE的指導脫節。
之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大量引入和翻譯，SPE作為經濟學核心理論的傳統地位受到威脅。
SPE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理論為研究核心，強調從唯物論觀點看待社會，以社會結構的整體制約去分析個人行為。
其研究目的除了要發現社會經濟運動的規律和預測經濟制度的變遷外，也帶有改造社會和發展經濟的任務。
由於它是經濟學各分支科學的先修課程，故也就稱為「經濟學」。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第一次轉型到社會主義時是以SPE作為指導和實踐理論；那麼，在這次的經濟轉型中，SPE是否依然扮演著相同的角色？
我們也想知道：
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年代，西方經濟學是如何突破銅牆鐵壁並威脅到SPE的生存？
再者，中國大陸曾借重東歐諸國的修正經驗，為何卻走上「有中國特色」的道路？
簡單地說，由於蘇俄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以下簡稱RPE）在作為實踐理論上被證明失敗，中國大陸的實踐理論就和經濟改革一起展開「摸著石頭過河」的試誤（trial-and-error）過程。
在過程中，她先脫離RPE的影響重新「回到馬克思」。
1979年後，探討不同集體所有制的SPE教科書紛紛出攏，一方面爭奪教科書市場，另一方面也呼應著不同集體產權制度的改革嘗試。
由於SPE和政治之間的特殊關係，教科書市場和政治市場幾乎同步發展。
如果中國大陸的試誤過程不受外界影響，將如奧地利學派（AustrianEconomicSchool）所論述地，她的政治制度和教科書的發展模式將難以預測。
由於改革目標明確地設定在融入西方市場經濟，不同的產權制度便在試誤過程中逐漸朝向私有制發展和收斂，是故，在這演化過程出現的各種制度形式或教科書內容若說「有中國特色」，其意義就不能從字面去理解；相對地，我們發現「有中國特色」在政治操作上的意義是：
在轉型過程中允許一個形式上不違背社會主義的競爭市場。
只要該特色繼續維護，即使在當前政治市場仍封閉之際，西方新政治經濟學（以下簡稱WPE）的教科書也會在市場競爭中成長，其探討的民主與憲政不久也將反映到政治市場。
本文結構上，除第一節的前言外，第二節將討論RPE的失敗過程。
第三節和第四節將回顧RPE失敗後分別在東歐興起的政治市場和在中國大陸興起的SPE教科書市場，並討論中國大陸因為沒有蘇聯的直接壓力而發展出來的「有中國特色」的演化過程。
接著，第五節和第六節討論SPE在「有中國特色」下的演化過程：
先是夾帶凱因斯理論，接著是西方的經濟學原理教材，然後是WPE。
在這過程中，SPE逐漸失去作為核心理論的地位，甚至也可能失去其所冠戴的「政治經濟學」名稱。
在第七節，我們討論WPE是否可能取代SPE的問題。
第八節是本文的結論。
2.蘇聯教科書的失敗
1917年蘇俄發生十月革命，建立第一個共產黨政權。
由於人類社會未曾有過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列寧等人只得自行摸索。
其後史達林執政，於1928年展開社會經濟的五年計畫，推動公有制，「實現國有化的工業、國有化的信貸系統、國有化的土地」。
1952年，他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討論蘇聯在實踐過程中遭遇的問題和處理經驗。
在此基礎上，蘇聯學者集體編寫了《政治經濟學》一書，也就是通稱的「蘇聯教科書」（RPE）。
RPE分成三部分，前兩部分是對西方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理論，第三部分完全是蘇聯的實踐經驗。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以RPE為藍本重編成兩冊：
上冊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包括前兩部分，下冊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包括第三部分。
樊綱（1995:
226）認為兩冊間存在巨大的鴻溝：
「『利益矛盾』是馬克思經濟學（上冊）的基石，但蘇聯範式（下冊）卻否定『利益矛盾』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普遍存在並應在解釋各種經濟問題中起決定的作用」。
RPE為何否認「利益矛盾」的存在？
又代之以何者？
樊綱（1995:
215）認為RPE「從公有制條件下人人都是所有者這一前提出發，推論出人們具有共同的利益，能夠『同志式地協作』…因而在這一範式中不存在圍繞著資本而展開的利益衝突」。
馬恩思想批判地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然承襲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一書中要解決的私利和公益的衝突。
在亞當史密斯傳統下，以交易和貨幣為手段的市場機制能合諧地解決這衝突。
這個他稱之「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同時也扮演「看不見的仲裁者」。
遺憾地，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後，並未提出一套能替代市場機制去解決利益衝突的機制。
RPE提出的「國有化工業、國有化信貸系統、國有化土地」的協作機制，勉強還能扮演「看不見的手」，卻無法有效擔任「看不見的仲裁者」。
它強調人們在公有制下擁有的協作精神，卻無法保證這精神真能自發長成。
社會主義思想本來就存在一種重塑人性的期盼，期望人類從私有制走向公有制之後，其人性也會從自利轉變成利他。
當RPE改用利他心公設之後，利益衝突便從教材中消失了。
從自利到利他的轉變是人性轉軌。
如果人性內生於制度，那麼RPE並沒有背離馬恩思路，只是過早進行人性轉軌。
採用人性轉軌是可以的，但至少要在國有化落實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人民也切身感受到國有化的福祉之後。
然而，它卻在推動國有化策略之初，就迫不及待地改變人性公設。
這個過早的人性轉軌，使得RPE的前兩部分和第三部分格格不入。
在自利心公設下，經濟單位間的利益衝突可經由情願交易和貨幣轉移而獲得解決。
市場是情願交易發生的場所，也是一個允許自由進出、自由議價、轉移貨幣的空間。
市場、貨幣、交換這三詞彙是從不同角度描述同一制度的同義詞。
在進入社會主義之初，人性依舊自私，利益衝突必須繼續仰賴市場機制來解決。
這條「客觀規律」無法光靠RPE所宣示的人性轉換就能否定。
史達林晚年在《蘇聯社會主義問題》中便提到：
社會主義同時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而這兩種公有制之間必須以貨幣為媒介來聯繫。
于光遠在1957年也認為史達林的觀點和他發表的《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的內容是一致的，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商品關係之間的關係是應該肯定的」。
肯定市場經濟，也就是肯定交換關係。
孫冶方（1998）也說道：
「不重視交換，否認流通，帶來的後果很不好的。
…不建立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流通體制，就會出很多問題」。
他認為RPE提到的生產關係只有生產和分配，沒有交換，然而恩格斯講的生產關係包括生產、交換、分配三方面。
RPE是根據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問題》編寫，然而史達林在書中強調了貨幣，為何RPE卻不討論交換？
孫冶方的看法是：
「史達林說他把交換放進去了，我認為沒有放進去。
…他…把生產和交換乾脆攏統地稱作生產」。
雖然孫冶方沒從人性轉軌去看問題，但也看到問題的核心。
由於RPE不講交換關係，蘇聯的經濟計畫也就傾向於國有化和全民所有制，而不重視集體所有制。
丟棄交換關係的RPE就無法說是馬恩思想的實踐理論。
脫離理論的實踐策略就失去了科學性。
一旦失去科學性，RPE便只能靠實踐的成果去爭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信賴。
經過十多年的快速成長，蘇聯五年計畫於1960年代宣告失敗。
蘇聯的失敗等於宣告RPE無法作為社會主義的實踐理論，而這失敗也就開啟了東歐諸國和中國大陸接踵出現的各種改革嘗試。
3.東歐政治市場的侷限
東歐諸國和蘇聯對西方社會和古典政治經濟學有相同的歷史性瞭解和批判，但對於實踐社會主義的方法卻有不同的見解。
波蘭的經濟學家蘭格（OscarLange,1981）便說：
「（各國）管理社會主義的不同方法，隨歷史變化，並且這個國家與那個國家也不同，產生他們自己的特殊經濟規律」。
當RPE失去理論指導地位後，沒人敢誇言自己提出的實踐理論必然正確可行，試誤的行動也就成為尋找真理的唯一途徑；當不同的試誤行動同時出現並允許自由仿效時，一個具有競爭特性的擴充性市場也就出現。
但在蘇聯的軍事強權下，東歐諸國必須把試誤行動自我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這範圍是由底下的三條限制式所劃定。
首先、試誤的權力必須來自馬恩思想的默許。
還好，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序言中明白地說到：
「這些原則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其次、每項試誤行動都不能背離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
這終極目標就是在革命勝利後，應當通過一些措施強奪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然後讓國家在階級差別消失後自然滅亡。
在這限制下，私有制是不會被允許的，但國家所有制也不是終極目標。
第三，試誤過程必須符合科學精神。
這要求來自馬克思稱其思想乃是「科學社會主義」，其意義是：
所有的社會計畫必須建立在人類理性計算所及範圍之內。
雖然RPE做為指導理論業已失敗，但每項試誤行動仍必須先有指導理論，否則就違背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精神。
這項限制阻礙了東歐國家朝向市場機制發展的可能，因為市場機制的發現過程是朝向人類理性無法預期的方向。
上述三項限制雖然約束東歐諸國朝向市場機制發展，但也讓他們持有馬恩思想的「聖諭」以對抗蘇聯的國家所有制。
1950年代，南斯拉夫（前）就改變國家所有制為社會所有制。
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同時承認國家所有制與合作社所有制。
1966年，匈牙利明文確立國家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雙重基礎，並宣佈「在社會主義成分占絕對優勢的同時，作為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業、零售商業、自產自銷和非農業人口經營的輔助經濟仍有存在的必要」。
。
1970年代以後，其他的東歐國家也都紛紛仿效，從調整所有制的結構進行經濟改革。
「摸著石頭過河」的現象早已在東歐諸國進行，只是侷限在社會主義內。
他們一旦踩越社會主義的紅線，就會淪入1968年捷克反史達林運動那般的下場。
在蘇聯的監控下，東歐國家由政府出面進行的試誤行動很難有機會越過紅線。
越過紅線的理論無法找到實踐機會，也就難發展出市場。
這情勢使得原本應是指導政治市場的SPE，反而成了必須貼附政治市場發展的圖章。
當這兩市場的地位互換之後，政治市場的侷限也就成為SPE市場的侷限。
除非蘇聯自行拆除鐵絲網，否則東歐國家的政治市場和SPE市場都只能侷限在社會主義範圍內。
這情勢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
4.集體制教科書市場的出現
中共取得政權之初並未在意RPE的人性轉軌。
1957年，中共學習蘇俄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畫，進入社會主義的建設時期。
次年，中共黨大會通過大躍進運動，計畫在十五年內超英趕美；同年，決定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忽視和否定了客觀經濟規律」 的大躍進運動蔓延至交通、郵電、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造成事業受到重大損失，國民經濟嚴重失調。
1960年，中共中央開始遏止大躍進運動。
巧合地，蘇俄的五年計畫這時也陷入停滯。
這兩事實的同時出現，強化了學者對經濟規律的堅持並開始思考RPE以外的實踐理論。
蘇聯以顧問角色進入中國大陸，這不同於對東歐國家的實際操控。
兩國的關係更在1960年開始嚴重惡化。
因此，中國大陸在尋找社會主義實踐方式時，沒有外來勢力的壓制。
只要內部政治壓力不過於緊繃，政治試誤範圍便可以較東歐國家寬廣，這將帶動SPE的成長。
再者，相對於政治市場，SPE市場的政治成本較低。
故其發展反而容易凌駕於政治市場之上，也能在科學性的要求下推動政治市場的發展。
雖然沒有蘇聯的壓力，但內部的政治壓力卻也不小。
中國大陸的內部政治壓力來自於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
1966年到1976年間文革展開的批鬥整風令學者噤若寒蟬。
即使到了文革落幕之際，學者依然沒有獨立發言的空間。
董輔礽（1997）便說到：
「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連按勞分配都不能講，連獎金都不能講，那時的禁區太多了。
…當時連競爭都不敢提，市場經濟更不敢提了」。
直到1981年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中央檢討了大躍進和文革的過程，才公開承認：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
直到此時，試誤的政治壓力才正式解除。
這時的情境就如同RPE失敗後的東歐，人們獲得了試誤的空間。
在完全沒有實踐理論的指導下，試誤過程就必須遵守「謹慎原則」。
謹慎原則的意義是：
既然還不清楚如何將純粹理論展開到實踐過程，實踐中的各種策略都只是嘗試手段，必須保持虛心和謹慎，不能貿然幻想自己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更不能以為自己有能力巨細靡遺地計畫全國的經濟運作。
上段決議文提到的「調查研究」是依據理論的展開與實踐，但「試點」則允許理論之外的試誤行動。
試誤行動可以根據理論，但也可以在理論尚未完整之前先實踐。
這是一項制度性的突破，它允許人們在還不知道是否能抓到老鼠之前就先放貓去找老鼠。
SPE市場與政治市場都已躍躍欲試。
政治市場的改革提升SPE市場的需要面。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佈改革開放；次年，允許農民在國家統一計畫指導下因時因地制宜發揮生産積極性；1980年，肯定了「包産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1984年，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
不能忽略地，改革開放是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原則下推動，也就是在「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和「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這四項基本原則依然是：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政治市場的試誤都必須包裝在SPE理論下，而SPE的市場必須受限在四項原則之內。
換言之，由於存在這麼一個重寫教科書的利基，SPE市場也就繁榮起來。
根據周冰（2000）的研究，新編的教科書自1978年起大量出現，內容開始朝向集體所有制，有些則借鑑東歐的經驗。
在這個新的競爭市場裡，「形成了20多個不同的體系」。
其中主要的「北方版」、「南方版」、「上海高校版」、「北大版」、「人大版」等都列入經濟學科的政府規劃裡，甚至和中共中央教委組編的「教委版」競爭大學院校的市場。
就像西方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每個版本都列舉使用該教材的大學。
這些「知識企業家」並不藉著政府的權力去推廣他們的新體系，而是以市場佔有率去實現。
在這一波競爭中，新編教科書都出自中國大陸學者。
他們藉著新編的教材探索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較適宜的集體所有制，並不挑戰RPE中的人性公設。
但這已是正式脫離RPE的重大轉變。
1979年承認家庭承包制和1984年肯定社會主義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都是中共中央在不承認市場機制下對商品交換關係的承認。
這鼓舞了經濟學界，也引導學者進一步探索非農村部門的制度變革問題。
「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在這過程中受到其他國家經濟學者難以置信的歡迎，因為它提供了一套能分析從公共所有制走向集體所有制的工具。
同時，從社會主義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也提供了制度經濟學者「肥沃的研究素材」。
許多改革開放後出國留學的經濟學家，也紛紛加入制度改革的研究。
然而，隨著溫州模式逐漸取代蘇南模式，也隨著私營企業的快速成長，經濟學者逐漸了解私有產權制度畢竟優於各種集體所有制。
於是，他們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熱情開始冷卻，轉為重視市場機制和私有財產權的理論。
5.宏觀調控教科書的發展
市場競爭的創新過程常帶來無法預料的結果，這情形也出現在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市場。
1986年的SPE復旦版雖傳承RPE，但改以西方的經濟分析方法來解釋公有制問題。
這種在利他心公設下夾帶自利心公設的試誤行動，只可能在市場機制下出現。
任何社會都存在一些有能力預見新市場或開創新市場的企業家，只要當時背離主流或正統的主觀成本不是極大，其中有些新的嘗試就可能成功地發展成新主流。
1981年之後，這種夾帶式的試誤行動增多了，因為文革時期那種巨大的背離成本已不復存在。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論是包產到戶、蘇南模式、或溫州模式都是基層人民趁著政治運動激烈進行而中央不注意時從悄悄試行中發展出來的。
他們抱持著「天高皇帝遠」的理性計算，「摸著石頭過河」。
這群企業家在開始試行時，小規模的經營藍圖早已了然於心。
在第一步踏出成功之後，就接著繼續嘗試下一步。
基層的創造力便這樣發揮出來。
這樣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可簡單地這樣描述：
在不被政治力注意的地區中出現一群企業家，他們從事形式上不違背社會主義的試誤行動，在有限的市場競爭和調整中發展出新的模式。
明顯地，「有中國特色」的內容必須來自於官方對試誤行動的默許。
官員出於憐憫，但也考慮到執行成本。
當人們所得降低時，其違法程度和人數將增高，這將提高政府認真執行的成本；類似地，若創新的預期報酬相對於固定所得增高，勇於試誤的行動和人數也會增多。
人民公社帶來的經濟崩潰和文革導致中央無暇顧及地方的兩因素，誘使基層人民勇於在政治邊緣進行試誤行動。
當然，政治企業家敢於開創新局的保證和信守承諾，不僅能讓試誤成功的企業家成為眾人嚮往的楷模，也大幅降低人民進一步試誤的主觀成本。
另外，經濟快速成長也帶來預期不到的效果：
政府必須認真面對企業家追逐私利的行為。
當宣傳和教育部門仍堅守著傳統的思考模式時，實際負責經濟運行的政務和經貿部門則必須根據西方的經濟觀點來分析市場。
也因此，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不再提計畫經濟，改為強調「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機制，承認市場也是一個獨立於計畫機制之外的資源配置機制。
市場運作機制雖成為官方允許的試誤機制，仍並未獲得信任。
價格不靈敏、市場不完善、市場失靈、貧富差距等都成為政府調控市場的主要理由。
換言之，在官方允許後，SPE在集體制內容之外增加了宏觀調控理論。
凱因斯理論能順利地成為SPE的原因，除了它不是建基在方法論個人主義外，其視政府為最終調控機構的態度則是傳統官僚所能接受的權力底線。
由於RPE要求社會主義者對西方經濟理論採取批判性繼承的態度，這等於是在嚴格控制下開了一扇窗，讓經濟學者得以接觸西方的理論發展。
它引導SPE朝非預期方向發展，結果讓原本是批判對象的凱因斯理論成為指導宏觀調控的官方理論。
然而，凱因斯理論畢竟是西方經濟學的一支，其理論無法獨立於其他西方經濟學派的發展。
當凱因斯理論結合個體經濟學逐漸發展成「新古典-凱因斯綜合學派」後，SPE再度暴露出新的內部矛盾：
方法論集體主義和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矛盾。
在市場競爭下，兩者的分道揚鑣是遲早要發生的。
6.「第三條路」？
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重申鬆綁意識形態的決心，有效地穩住人民對改革開放的信心。
不久，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開始被大量翻譯，掀起經濟學教科書市場的新貌。
同時期，完全以西方經濟分析撰寫的中文版經濟學教科書也接連問市。
激烈的衝擊讓過去自居於《經濟學》地位的SPE感受到生存威脅。
SPE可以配給制度替代消費選擇而不必解釋個人偏好對消費的影響，也可以計畫生產替代廠商生產而不必解釋利潤對個別廠商的影響，但它則不能無視於國有企業相對於私有廠商的超低效率。
SPE的困境不在於內容是否要添加廠商理論或知識資本理論，而是如何調整原有的人性公設與方法論。
若要在實踐上解釋私有廠商的高效率，就必須接納經濟理性（economicrationality）的自利心和方法論個人主義；但若如此，SPE將無法與西方經濟學有所區隔。
新的困境觸動了SPE要何去何從的爭議？
我們根據實地訪談，將當前中國大陸SPE學者解決該困境的策略分為三類。
第一類堅決維護SPE在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地位，主張積極吸納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進行馬克思理論的數學化及去意識形態化。
既然要繼續作為核心理論，SPE就無法接受經濟理性。
由於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承載著凱因斯和舊制度學派對新古典學派的批評傳統，再加上近年來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economics）的快速發展，其對中國大陸經濟學者的影響日益提升。
由於行為經濟學尚未建立完整的體系，這條路不僅艱辛且不確定性也甚高。
如果接納有限理性，SPE要如何獨立於行為經濟學也將是另一個難題。
相對地，第二類主張放棄SPE作為經濟學核心理論的壟斷地位，但必須在與其他西方經濟學派並立下繼續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理論。
他們主張以批判西方經濟學為宗旨，繼續堅守《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原始目的。
在西方國家，已有不少學者發展出不同路線的新馬克斯經濟學，譬如JohnE.Roemer、SamuelBowles、HarbertGinitis等。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基本上抱持這態度，他們相信以中國學術市場的規模去維持一個這樣的學派不會是問題。
第三類主張將SPE的核心理論地位讓給西方經濟學，接受經濟理性並發展成一門當前西方經濟學下的新的專業學科。
盛洪（1996）從中國文化長期獨立於西方文化的觀點問道：
「會有一個經濟學的中國學派嗎？
」。
他想在繼承西方經濟學方法下，試圖從傳統文化中發展一套與蘇聯和西方國家不同的經濟學。
董輔礽（1997）則從經濟發展的階段來看這問題，指出這不同的經濟學應在於「研究（中國大陸）其經濟怎麼從一種不發達的狀態向發達的狀態轉變，或者說從二元經濟向現代的一元經濟轉變」。
他認為西方經濟學所研究的一元經濟是一個市場已經相當發達、個人行為也與市場運作相當和諧的經濟社會，而這些條件並不存在於正在從二元經濟過渡到一元經濟的中國大陸。
這態度也曾出現在蘇聯，如Alexeev,GaddyandLeitzel（1992）便曾建議蘇聯經濟學家嘗試發展一條不同於RPE和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第三條路」。
換言之，董輔礽所認為的第三條路，也就是如何從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經濟學」（economicsoftransition）。
7.「政治經濟學」的未來
西方經濟學不僅威脅SPE作為經濟學核心理論的地位，甚至威脅到其繼續保有「政治經濟學」名稱的可能。
改革開放後，WPE的教科書也隨著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進入中國大陸。
它是一門許多學派都有的學科，其研究內容包括政府組織、官僚行為、利益團體、民主票決制度、政黨競爭、憲制規則等。
由於該學科的議題涉及到較敏感的權力和政權，當前還不是官方正式開放的領域，我們預期短時間內也還不會開放。
然而，如上節所述，不論SPE是要讓出經濟學的地位或是朝向轉軌經濟學發展，它空缺出來的「政治經濟學」的地位是否會被WPE填補？
回顧過去SPE「回到馬克思」的經驗，它曾數度徹底改頭換面，先從國家所有制轉到各種的集體制，再夾帶凱因斯理論進入。
同樣地，SPE在面對WPE所強調的民主體制時，也可能再度模仿「回到馬克思」的道路。
這條路是可能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說過：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爲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當階級和國家都消滅、共產社會形成之後，那時的無產階級社會不也就是民主社會？
既然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終級目標，中國大陸在取得經濟發展初步成就之後，自然也得發展民主。
同樣地，我們也認為SPE在學習WPE的民主體制時，也會仿效1984年只承認商品交換卻不承認市場機制的模式發展。
2002年的宣示便同樣地在「建立民主文明」之前特別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邏輯上不難發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針下所存在的人性公設和方法論上的內部矛盾。
但是，存在矛盾並不等於無法實踐；相反地，在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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