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雠通义内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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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雠通义内篇

章学诚《校讎通义》

自序

叙曰：

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后世部次甲乙，记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亥豕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讎，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

顾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己远，刘氏所谓《七略》、《别录》之书，久己失传，《寓志》尚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复见矣。

用f可推者，彳虫班固《艺文》一志。

而樵书首讥班固，凡所推论，有涉于班氏之业者，皆过为贬驳之辞。

盖樵为通史而固则断代为书，两家宗旨，自昔殊异，所谓道不同而不相为谋，无足怪也。

独《艺文》为校讎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则于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

又其议论过于骏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阐向、歆术业，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

故其自为《通志》，《艺文》、《金石》、《图谱》诸略，牴耦错出，与其所讥前人著录之谬，未始径庭，此不揣本而齐末者之效也。

又其论求书之法，校书之业，既详且备，然亦未究求书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书以后，图籍如何法守。

凡此皆郑氏所未遑暇。

盖其涉猎者傅，又非专门之精，钳编鸿制，不能无所疏漏，亦其势也。

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讎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

于学术渊源，有所釐别，知言君子，或有取于斯焉。

卷一

原道第一

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己矣。

理大物博，不可歹单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

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右一之一

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

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

《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

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

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

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

颜师古曰：

“《辑略》谓诸书之总要。

”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

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

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

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

何则？

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

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

由刘氏之旨，以傅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己明矣。

宗刘第二

《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

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

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

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

钞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

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

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今日之文章乎？

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H散也。

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隋唐以来之编次皆非也。

然类书之体亦有二：

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

或择其近似者，附其说于杂家之后可矣。

右二之五

钞书始于葛稚川。

然其体未杂，后人易识别也。

唐后史家无专门别识，钞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艺文》史部，创为史钞一条，亦不得己也。

嗣后学术日趋苟简，无论治经业史，皆有简约钞撮之工。

其始不过便一时之记忆，初非有意留青。

后乃父子授受,师弟传习，流别既广，巧法滋多。

其书既不能畀丙丁，惟有强编甲乙，弊至近日流传之残本《说郛》而极矣。

其书有经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还其部次，则篇目不全；若自为一书，则义类难附。

凡若此者，当自立书钞名目，附之史钞之后可矣。

右二之六

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

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

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

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编于揣摩诵习。

而后人嗣起，囿于见闻，不能自具心裁，深窥古人全体、作者精微，以致相习成风，几忘其为尚有本书者，末流之弊，至此极矣！

然其书具在，亦不得而尽废之也。

且如《史记》百三十篇，正史己登于录矣；明茅坤、归有光辈，复加点识批评，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点识批评矣，岂可复归于正史类乎？

谢桁得之《檀弓》，苏洵之《孟子》，孙鑛之《毛诗》，岂可复归于经部乎？

凡若此者，皆是论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岂复有通经习史之意乎？

编书至此，不必更问经史部次，子集编全，约略篇章，附于文史评之下，庶乎不失论辩流别之义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复《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

《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

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乌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

如徒为甲乙部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

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己。

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

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

右三之一

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己。

班固自注，非颜注也。

《七略》于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汉书》作孙卿子。

鹃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鹃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

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于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

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

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

郑樵能讥班固之胸无伦次，而不能申明刘氏之家法，以故《校讎》一略，工诃古人而拙于自用，即矛陷盾，樵又无词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录之创为《金石》、《图谱》二略，与《艺文》并列而为三，自郑樵始也。

就三略而论之，如《艺文》经部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易篆》、《石经郑玄尚书》之属，凡若干种，而《金石略》中无石经，岂可特著《金石》一略而无石经乎？

诸经史部内所收图谱，与《图谱略》中互相出入，全无伦次，以为柜编鸿制，不免牴悟，抑亦可矣；如《艺文传记》中之祥异一条，所有《地动图》、《瑞应翎毛图》之类，名士一条之《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之《忠烈图》等类，俱详载《艺文》而不入《图谱》，此何说也？

盖不知重复互注之法，则遇两歧牵掣之处，自不觉其牴悟错杂，百弊丛生，非特不能希踪古人，即仅求寡过，亦已难矣！

右三之三

若就书之易淆者言之：

经部易家与子部之五行阴阳家相出入；乐家与集部之乐府、子部之艺术相初入；小学家之书法与金石之法帖相初入；史部之职官与故事相出入；谱牒与传记相出入；故事与集部之诏诰奏议相出入；集部之词曲与史部之小说相出入；子部之儒家与经部之经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货与子部之农家相出入；非特如郑樵之所谓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五类，与诗话、文史之二类易相紊乱己也。

若就书之相资者而论：

《尔雅》与本草之书相资为用；地理与兵家之书相资为用；谱牒与历律之书相资为用；不特如郑樵之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于卜筮，《洪范》藏于五行已也。

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牴悟;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

一隅三反，其类盖亦广矣。

右三之四

别类叙书，如列人为传，重在义类，不重名目也。

班、马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

如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货值》则互见也；《儒林传》之董仲舒、王吉、韦贤，既次于经师之篇，而别有专传，盖以事义标篇，人名离合其间，取其发明而己。

部次群书，标目之下，亦不可使其类有所阙，故详略互载，使后人溯家学者可以求无弗得，以是为著录之义而己。

自列传互详之旨不显,而著录亦无复有互注之条，以至《元史》之一人两传，诸史《艺文志》之一书两出，则弊固有所开也。

右三之五

别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

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

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

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

盖权于宾主轻重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记》之先，而《大戴记》收之，则时令而入于《礼》矣；《小尔雅》在《孔丛子》之外，而《孔丛子》合之，则小学而入于子矣。

然《隋书》未尝不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未尝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而《孔丛子》、《大戴记》之书，又未尝不兼收而并录也。

然此特后人之幸而偶中，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岀行世之本，故亦从而别载之尔，非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也。

不然，何以木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当重复者，有不当重复者。

《汉志》以后，既无互注之例，则著录之重复，大都不关义类，全是编次之错谬尔。

篇次错谬之弊有二：

一则门类疑似，一书两入也；一则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也。

欲免一书两人之弊，但须先作长编，取著书之人与书之标名，按韵编之,详注一书源委于其韵下，至分部别类之时，但须按韵稽之，虽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书一无犯复矣。

至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之弊，则当深究载籍，详考史传，并当历究著录之家，求其所以同异两称之故而笔之于书，然后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来学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长语》，《老子》之称《道德经》，《庄子》之称《南华经》，《屈原赋》之称《楚词》，盖古人称名朴而后人入于华也。

自汉以后，异名同实，文人称引，相为诡吊者，盖不少矣。

《白虎通德论》删去“德论”二字，《风俗通义》删去“义”字，《世说新语》删去“新语”二字，《淮南鸿烈解》删去“鸿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不称《吕春秋》而但曰《吕览》，盖书名木全而援引者从简略也。

此亦足以疑惧后学者己。

郑樵精于校讎，然《艺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复有《曹大家集》，则一人而误为二人矣；晁公武善于考据，然《郡斋》一志，张君房《膛说》而题为张唐英，则二人而懊为一人矣。

此则人名字号之不一，亦开歧惧之端也。

然则校书著录，其一书数名者，必当历注互名于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于姓名之下，庶乎无嫌名岐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补郑第六

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

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

又曰《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考《艺文》所载《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谏及殷仲茂两家,宗谏之书凡十卷，仲茂之书止三卷，详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说,岂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

其余所论，多不出此。

若求之于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旁求于今有之书，则可矣。

如云古书虽亡而实不亡，谈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于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求之于今有之书，则又有采辑补缀之成法，不特如郑樵所论己也。

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者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

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

今按纬侯之书，往往见于《毛诗》、《礼记》注疏及《后汉书注》；汉魏杂史，往往见于《三国志注》；挚虞《流别》及《文章志》，往往见于《文选注》；六朝诗文集，多见采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唐人载籍，多见采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

一隅三反，充类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矣。

右六之二

郑樵论“书有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者”，以为《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于隋，谓唐人能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以求之之功，是则然矣。

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书之全阙，则恐不可尽信也。

且如应劭《风俗通义》，劭自序实止十卷，《隋书》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为之离析篇第，其书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

然今世所传《风俗通义》，乃属不全之书，岂可遽以卷帙之多寡定书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讎条理第七

郑樵论“求书遣官、校书久任”之说，真得校傩之要义矣。

顾求书出于一时，而求之之法亦有善与不善，徒曰遣官而己，未见奇书秘策之必无遗逸也。

夫求书在一时，而治书在平日。

求书之要，即郑樵所谓其道有八，无遗议矣；治书之法，则郑樵所未及议也。

古者同文称治，汉制：

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民，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容有与中书不合者矣。

然此特就小学字体言之也。

若纪载传闻、诗说杂志，真讹舛错，疑似两淆；又书肆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偏长，稗官腔说，其隐显出没，大抵非一时征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

凡若此者，并当于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尸之有版图。

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托于官者听之。

如是则书掌于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

事有稽检，则奇邪之说，淫破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

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

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

此为治书之要，当议于求书之前者也。

书掌于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

然数千年无行之者，一旦为之，亦自不易。

学官难得通人，馆阁校讎未必尽是，向、歆一流，不得英人，则窒碍难行，甚或渐启挟持讹诈骚扰多事之渐，则不但无益而有损矣。

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时难行而不存英说也。

右七之一

校书宜广储副木，刘向校讎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

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

夫博求诸本，乃得讐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

夫太常领博士，今之国子监也；太史掌图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书，不特中秘之谓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讎书，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而其校讎之法，则心领神会，无可传也。

近代校书，不立专官，众手为之，限以程课，画以部次，盖亦势之不得己也。

校书者既非专门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则校讎之法不可不立也。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究悉无遗，况其下乎！

以谓校讎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木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

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木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

此则渊t専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歹单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讎之良法歟？

右七之三

古人校讎，于书有讹懊，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也。

班固并省刘歆《七略》，遂使著录互见之法不传于后世；然亦幸而尚注并省之说于本文之下，故今犹得从而考正也。

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顾刘氏之原文，今日虽欲复刘歆之旧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于诸子之外者，诸子立言以明道，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以传艺，虚理实事，义不同科故也。

至四部而皆列子类矣。

南宋郑寅《七录》犹以艺、方技为三

（二）门，盖亦《七略》之遗法。

然列其书于子部可也，校书之人，则不可

书之旧典者，抑亦可以补中秘之所不逮欤!

卷一

补校汉艺文志第十

郑樵《校讎》诸篇，于《汉志》尤所疏略，盖樵不取班氏之学故也。

然班、刘异同，樵亦未尝深考，但讥班固续入扬雄一家，不分伦类而己。

其刘氏遗法，樵固未尝讨论，而班氏得失，樵议亦未得其平允。

夫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而樵著《校讎》之略，不免疏忽如是，盖创始者难为功尔。

今欲较正诸家著录，当自刘《略》、班《志》为权舆也。

右十之一

郑樵以萧何《律令》，张苍《章程》，刘《略》班《志》不收，以为刘、班之过。

此刘氏之过，非班氏之过也。

刘向校书之时，自领六艺、诸子、诗赋三略，盖出中秘所藏也。

至于兵法、术数、方技，皆分领于专官，则兵、术、技之三略不尽出于中秘之藏，其书各存专官典守，是以刘氏无从而部录之也。

惟是申韩家言，次于诸子，《仲舒治狱》附于春秋，不知《律令》藏于理官，《章程》存于掌故，而当时不责成于专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遗憾也。

班氏谨守刘《略》遗法，惟出刘氏之后者间为补缀一二，其余刘氏所不著录者,东京未必尽存，《艺文》佚而不载，何足病哉？

右十之二

《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韩婴《诗传》引荀卿《非十子》，并无讥子思、孟子之文。

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

然立法创始不免于疏，亦其势耳。

如《封禅群祀》入礼经，《太史公书》入春秋，较之后世别立仪注、正史专门者，为知本矣。

诗赋篇帙繁多，不入诗经而自为一略，则叙例尚少发明其故，亦一病也。

诸子推本古人官守，当矣；六艺各有专官而不与发明，岂为博士之业所误耶？

右十之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徒善徒法，皆一偏也。

木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则任宏之校兵书，李柱国之校方技，庶几近之。

其他四略，未能称是。

故刘《略》班《志》不免贻人以口实也。

夫兵书略中孙吴诸书，与方技略中《内外》诸经，即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谓形而上之道也；兵书略中之形势、阴阳、技巧三条，与方技略中经方、房中、神仙三条，皆著法术名数，所谓形而下之器也。

任、李二家,部次先后，体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学者，观其部录，亦可了然而窥其统要，此专官守书之明效也。

充类求之，则后世之仪注当附礼经为部次，《史记》当附春秋为部次，纵使篇帙繁多，别出门类，亦当申明叙例，俾承学之士得考源流，庶几无憾。

而刘、班承用未精，后世著录又未尝探索其意，此部录之所以多舛也。

右十之四

或曰：

兵书、方技之部次，既以专官而能精矣；术数亦领于专官，而谓不如彼二略，岂太史尹咸之学术，不逮任宏、李柱国耶？

答曰:

此为刘氏所误也。

术数一略，分统七条，则天文、历谱、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是也。

以道器合一求之：

则阴阳、蓍龟、杂占三条，当附易经为部次；历谱当附春秋为部次；五行当附尚书为部次。

纵使书部浩繁，或如诗赋浩繁，离诗经而别自为略，亦当申明源委于叙录之后也。

乃刘氏既校六艺，不复谋之数术诸家，故尹咸无从溯源流也。

至于天文、形法，则后世天文、地理之专门书也，自立门类，别分道法，大纲既立，细目标分，岂不整齐而有当乎？

右十之五

天文则《宣夜》、《周髀》、《浑天》诸家，下逮《安天》之论，《谈天》之说，或正或奇，条而列之，辨明识职，所谓道也；《汉志》所录《泰一》、《五残星变》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

地理则形家之言，专门立说，所谓道也；《汉志》所录《山海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

以此二类，专门部勒，自有经纬，而尹咸概收《数术》之篇，贝IJ条理不审之咎也。

《山海经》与《相人》书为类，《汉志》之授人口实处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主山川险易，关塞边防，则与兵书形势之条相出入矣；若主阴阳虚旺，宅墓休咎，则与尚书五行相出入矣。

部次门类，既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务要于全，则又重复互注之条，不可不讲者也。

任宏兵书一略，郑樵称其最优，今观刘《略》重复之书仅止十家，皆岀兵略，他部绝无其例，是则互注之法，刘氏具未能深究,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

班氏不知而删并之，可胜惜哉！

右十之七

后世法律之书甚多，不特萧何所次《律令》而已也。

就诸子中掇取申韩议法家言，部于首条，所谓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

后世故事之书甚多，不特张苍所次《章程》而己也；就诸子中掇取论治之书，若《吕氏春秋》，《汉志》入于杂家，非也。

英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后世会典、会要之属。

贾谊、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论治体，《汉志》入于儒家，泛矣。

诸家之言，部于首条，莎"胃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

例以义起，斟酌损益,惟用所宜。

岂有读著录部次而不能考索学术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

《汉志》失载律令、《章程》，固无论矣；假令当日必载《律令》、《章程》，就刘、班之《七略》类例，宜如何归附欤？

答曰：

《太史公书》之附春秋，《封禅群祀》之附礼经，其遗法也。

《律令》自可附于法家之后；《章程》木当别立政治一门，《汉志》无其门类，然《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H^一篇，班固自注：

髙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

皆属故事之书，而刘、班次于诸子儒家，则《章程》亦必附于此矣。

大抵《汉志》疏略，由于书类不全，勉强依附，至于虚论其理与实纪其迹者，不使体用相资，则是《汉志》偶疏之处，礼经、春秋、兵书、方技,便无此病。

而后世之言著录者，不复知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郑樵议《章程》、《律令》之不载《汉志》，以为刘、班之疏漏；然班氏不必遽见西京之全书，或可委过于刘《略》也。

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则班氏方据以为《艺文》之要删，岂得谓之不见其书耶？

此乃后世目录之鼻祖，当时更无其门类，独不可附于诸子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