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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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
燕歌行
高適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燕歌行》不仅是高適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727),高適曾北上蓟门。
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
“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
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
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
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
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
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
“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
高適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的主旨是谴责在皇帝鼓励下的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败,使广大兵士受到极大的痛苦和牺牲。
诗人写的是边塞战争,但重点不在于民族矛盾,而是同情广大兵士,讽刺和愤恨不恤兵士的将军。
全诗以非常浓缩的笔墨,写了一个战役的全过程:
第一段八句写出师,第二段八句写战败,第三段八句写被围,第四段四句写死斗的结局。
各段之间,脉理绵密。
诗的发端两句便指明了战争的方位和性质,见得是指陈时事,有感而发。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貌似揄扬汉将去国时的威武荣耀,实则已隐含讥讽,预伏不文。
樊哙在吕后面前说:
“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便斥责他当面欺君该斩。
(见《史记·季布传》)所以,这“横行”的由来,就意味着恃勇轻敌。
唐汝询说:
“言烟尘在东北,原非犯我内地,汉将所破特余寇耳。
盖此辈本重横行,天子乃厚加礼貌,能不生边衅乎?
”(《唐诗解》卷十六)这样理解是正确的。
紧接着描写行军: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透过这金鼓震天、大摇大摆前进的场面,可以揣知将军临战前不可一世的骄态,也为下文反衬。
战端一启,“校尉羽书飞瀚海”,一个“飞”字警告了军情危急:
“单于猎火照狼山”,犹如“看明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张孝祥《六州歌头》)不意“残贼”乃有如此威势。
从辞家去国到榆关、碣石,更到瀚海、狼山,八句诗概括了出征的历程,逐步推进,气氛也从宽缓渐入紧张。
第二段写战斗危急而失利。
落笔便是“山川萧条极边土”,展现开阔而无险可凭的地带,带出一片肃杀的气氛。
“胡骑”迅急剽悍,象狂风暴雨,卷地而来。
汉军奋力迎敌,杀得昏天黑地,不辨死生。
然而,就在此时此刻,那些将军们却远离阵地寻欢作乐:
“美人帐下犹歌舞!
”这样严酷的事实对比,有力地揭露了汉军中将军和兵士的矛盾,暗示了必败的原因。
所以紧接着就写力竭兵稀,重围难解,孤城落日,衰草连天,有着鲜明的边塞特点的阴惨景色,烘托出残兵败卒心境的凄凉。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回应上文,汉将“横行”的豪气业已灰飞烟灭,他的罪责也确定无疑了。
第三段写士兵的痛苦,实是对汉将更深的谴责。
应该看到,这里并不是游离战争进程的泛写,而是处在被围困的险境中的士兵心情的写照。
“铁衣远戍辛勤久”以下三联,一句征夫,一句征夫悬念中的思妇,错综相对,离别之苦,逐步加深。
城南少妇,日夜悲愁,但是“边庭飘飖那可度?
”蓟北征人,徒然回首,毕竟“绝域苍茫更何有!
”相去万里,永无见期,“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更那堪白天所见,只是“杀气三时作阵云”;晚上所闻,惟有“寒声一夜传刁斗”,如此危急的绝境,真是死在眉睫之间,不由人不想到把他们推到这绝境的究竟是谁呢?
这是深化主题的不可缺少的一段。
最后四句总束全篇,淋漓悲壮,感慨无穷。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最后士兵们与敌人短兵相接,浴血奋战,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岂是为了取得个人的功勋!
他们是何等质朴、善良,何等勇敢,然而又是何等可悲呵!
诗人的感情包含着悲悯和礼赞,而“岂顾勋”则是有力地讥刺了轻开边衅,冒进贪功的汉将。
最末二句,诗人深为感慨道: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八九百年前威镇北边的飞将军李广,处处爱护士卒,使士卒“咸乐为之死”。
这与那些骄横的将军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
诗人提出李将军,意义尤为深广。
从汉到唐,悠悠千载,边塞战争何计其数,驱士兵如鸡犬的将帅数不胜数,备历艰苦而埋尸异域的士兵,更何止千千万万!
可是,千百年来只有一个李广,怎不教人苦苦地追念他呢?
杜甫赞美高適、岑参的诗:
“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寄高使君、岑长史三十韵》)此诗以李广终篇,意境更为雄浑而深远。
全诗气势畅达,笔力矫健,经过惨淡经营而至于浑化无迹。
气氛悲壮淋漓,主意深刻含蓄。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诗人着意暗示和渲染悲剧的场面,以凄凉的惨状,揭露好大喜功的将军们的罪责。
尤可注意的是,诗人在激烈的战争进程中,描写了士兵们复杂变化的内心活动,凄恻动人,深化了主题。
全诗处处隐伏着鲜明的对比。
从贯串全篇的描写来看,士兵的效命死节与汉将的怙宠贪功,士兵辛苦久战、室家分离与汉将临战失职,纵情声色,都是鲜明的对比。
而结尾提出李广,则又是古今对比。
全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二句最为沈至”(《唐宋诗举要》引吴汝纶评语),这种对比,矛头所指十分明显,因而大大加强了讽刺的力量。
《燕歌行》是唐人七言歌行中运用律句很典型的一篇。
全诗用韵依次为入声“职”部、平声“删”部、上声“麌”部、平声“微”部、上声“有”部、平声“文”部,恰好是平仄相间,抑扬有节。
除结尾两句外,押平韵的句子,对偶句自不待言,非对偶句也符合律句的平仄,如“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碍石间”;押仄韵的句子,对偶的上下句平仄相对也是很严整的,如“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这样的音调之美,正是“金戈铁马之声,有玉磐鸣球之节”(《唐风定》卷九邢昉评语)。
(徐永年)
人日寄杜二拾遗
高適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这是高適晚年诗作中最动人的一篇。
杜甫接到这首诗时,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
这首怀友思乡的诗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它饱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把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紧密连结起来了。
高適和杜甫早在开元末年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又同样落魄不偶。
安史乱起,高適在玄宗、肃宗面前参预重要谋略,被赏识,境遇比杜甫好得多,曾任淮南节度使,平定永王璘的叛乱。
由于“负气敢言”,遭到内臣李辅国等的谗毁,被解除兵权,留守东京。
乾元二年(759),出为彭州刺史。
同年年底,杜甫流离转徙,到达成都,高適写立即从彭州寄诗问讯,馈赠粮食。
上元元年(760),高適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庆)刺史,杜甫从成都赶去看望。
这时,高適年将六十,杜甫也将五十,他乡遇故知,短暂的聚会,更加深了别后的相思。
到了上元二年人日这天,高適了这诗,寄到成都草堂。
全诗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
每段换韵,开头是平声阳韵,中间是仄声御韵,末段是平声真韵。
“人日题诗寄草堂”,起句便单刀直入点题。
“遥怜故人思故乡”,“遥怜”的“怜”,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围绕这“怜”字生发展开。
“思故乡”,既是从自己说,也是从杜甫说,满目疮痍的中原,同是他们的故乡。
紧接着“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便是这思乡情绪的具体形容。
春天到时,柳叶萌芽,梅花盛开,应该是令人愉悦的,但在飘泊异地的游子心中,总是容易撩动乡愁,而使人“不忍见”,一见就“断肠”,感情不能自己了。
中间四句是诗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忧郁,又有如大海行舟、随波飘转、不能自主的渺茫与怅惘,感情是复杂的。
换用仄声韵,正与内容十分协调。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预”是参预朝政之意。
当时国家多难,干戈未息,以高適的文才武略,本应参预朝廷大政,建树功业,可是偏偏远离京国,身在南蕃。
尽管如此,诗人的爱国热忱却未衰减,面对动荡不已的时局,自然是“心怀百忧复千虑”了。
当时,不仅安史叛军在中原还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势而言,也并不平静,此诗写后的两三个月,便发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乱。
这“百忧千虑”,也正是时局艰难的反映。
杜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
“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是很深刻地领会到高適这种复杂情思的。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这意思正承百忧千虑而来,身当乱世,作客他乡,今年此时,已是相思不见,明年又在何处,哪能预料呢?
此忧之深,虑之远,更说明国步艰难,有志莫申。
深沉的感喟中,隐藏了内心多少的哀痛!
瞻望未来,深感渺茫,回顾往昔,又何尝事皆前定呢?
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诗人早年曾隐身“渔樵”(《封丘作》),生活虽困顿,却也闲散自适,哪会知道今天竟辜负了随身的书剑,老于宦途风尘之中呢?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这是说自己老迈疲癃之身,辱居刺史之位,国家多事而无所作为,内心有愧于到处飘泊流离的友人。
这“愧”的内涵是丰富的,它蕴含着自己匡时无计的孤愤,和对友人处境深挚的关切。
这种“愧”,更见得两人交谊之厚,相知之深。
这首诗,没有华丽夺目的词藻,也没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浑朴自然的语言,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
那抑扬变换的音调,很好地传达了起伏跌宕的感情。
象这种“直举胸情,匪傍书史”的佳作,可算是汉魏风骨的嗣响。
(徐永年)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高適早年闲散困顿,直到天宝八载(749),将近五十岁时,才因宋州刺史张九皋的推荐,中“有道科”。
中第后,却只得了个封丘县尉的小官,大失所望。
这首诗就作于封丘任上,这是诗人发自肺腑的自白,揭示了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出仕之后又强烈希望归隐的衷曲。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
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
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怎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呢!
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
“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
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
诗人素怀鸿鹄之志: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
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
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適是莫大的屈辱,安得不“心欲碎”、“令人悲”呢?
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
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岂不是更可悲吗?
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
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
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
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
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的陶潜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適的诗:
“多胸臆语,兼有气骨”。
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
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
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
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
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
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
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
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
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
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
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
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
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
(徐永年)
别韦参军
高適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高適二十岁入京,是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13),正是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表面上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实际上皇帝已开始倦于政事,统治集团日见腐化,诗人凭“书剑”本领入仕已不可能,不得不离京自谋出路,客游梁宋。
开元二十三年,宋州刺史张九皋荐举诗人就试于“有道科”,这诗便是诗人离梁宋而就试于京师时写的。
韦参军是宋州刺史下属官员,与诗人交往很深。
诗的前八句,写诗人闯荡京师、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实经历。
那时他年纪轻轻,自负文才武略,以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
三言两语,写出了诗人聪明、天真、自负的性格特征。
但现实遭遇又是怎样呢?
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乐窝里。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说国家风教鼎盛,超过了三皇五帝,朝廷礼乐遍及四海之内。
这两句,貌似颂扬,实含讽意;下两句“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实贬的注脚。
干谒“明主”不成,只好离开京师。
但到什么地方去呢?
回家吧,“归来洛阳无负郭”,家中根本没有多少产业。
故诗人不得不带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带谋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汉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带筑兔苑,开雁池,作为歌舞游冶之所,诗中借古迹代地名,是说自己在这里种田捕鱼,生计艰难。
不说“捕鱼”而说“垂钓”,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钓”故事,说明自己苦闷地等待着朝廷的任用。
后十句是写与韦参军的离别,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和难舍之情。
“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看似寻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对韦参军的感激之情。
“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说他们的友谊经过长期考验,韦参军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辞借口推却过。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白日晚”见其日夕相处;“杨柳春”见其既游且歌。
这样的友情,怎么能舍得分开呢?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
”“惊心神”三字,写出了与朋友相别时的痛楚之状。
但为事业、前程计,又不得不别,因而劝慰朋友: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
这首诗写得肝胆刻露,字字情真。
一般写诗要求语忌直出,脉忌外露。
但这绝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
“忌直”是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为了将实情写得更“真”,二者似迥异而实相通。
高適此作直吐深情,写苦不见颓靡之态,惜别仍发豪放之情,快人快语,肝胆相照,表现出主人公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能以情动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此诗基本上采取了长篇独白的方式,“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
诗中又多用偶句和对比,讲究音韵,读来音情顿挫,雄浑奔放,具有流美婉转的韵致。
(傅经顺)
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
高適
还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还山识君心。
人生老大须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
山间偃仰无不至,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常满地。
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
白云劝尽杯中物,明月相随何处眠?
眠时忆问醒时事,梦魂可以相周旋。
当时名士沈千运,吴兴(今属江苏)人,排行第四,时称“沈四山人”、“沈四逸人”。
天宝年间,屡试不中,曾干谒名公(见《唐才子传》),历尽沉浮,饱尝炎凉,看破人生和仕途,约五十岁左右隐居濮上(今河南濮阳南濮水边),躬耕田园。
他明白说道:
“栖隐非别事,所愿离风尘。
……何者为形骸?
谁是智与仁?
寂寞了闲事,而后知天真。
”(《山中作》)在“终南捷径”通达的唐代,他倒是一位知世独行的真隐士。
约于天宝六载(747)秋,高適游历淇水时,曾到濮上访问沈千运,结为知交,有《赠沈四逸人》叙其事(见刘开扬《高適诗集编年笺注》)。
这首送沈还山的赠别诗,以知交的情谊,豪宕的胸襟,洒脱的风度,真实描绘沈千运自食其力、清贫孤苦的深山隐居生活,亲切赞美他的清高情怀和隐逸志趣。
诗的兴象高华,声韵悠扬,更增添了它的艺术美感。
诗以时令即景起兴,蕴含深沉复杂的感慨。
秋日黄昏,天高地远,沈千运返还气候已寒的深山,走向清苦的隐逸的归宿。
知友分别,不免情伤,而诗人却坦诚地表示对沈的志趣充分理解和尊重。
所以接着用含蓄巧妙、多种多样的手法予以比较描述。
在封建时代,仕途通达者往往也到老大致仕退隐,那是一种富贵荣禄后称心自在的享乐生活。
沈千运仕途穷塞而老大归隐,则别是一番意趣了。
诗人赞赏他是懂得了人生一世的情事,能够把俗士视为畏途的深山隐居生活,怡适自如,习以为常。
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曾把深山隐居描写得相当可怕: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
山气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层波。
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以为那是不可久留的。
而沈千运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游息,无所不到,显得十分自在。
山石流泉淙淙作响,恰同风吹雨降一般,是大自然悦耳的清音;桂花缤纷,松子满地,是山里寻常景象,显出大自然令人心醉的生气。
这正是世俗之士不能理解的情趣和境界,而为“遁世无闷”的隐士所乐于久留的归宿。
深山隐居,确实清贫而孤独。
然而诗人风趣地一转,将沈比美于汉代真隐士韩康,调侃地说,在山里采药,既可卖钱,不愁穷困,又能服食滋补,延年益寿。
言外之意,深山隐逸却也自有得益。
而且在远避尘嚣的深山,又可自怀怡悦,以白云为友,相邀共饮;有明月作伴,到处可眠。
可谓尽得隐逸风流之致,何有孤独之感呢?
最后,诗人出奇地用身、魂在梦中夜谈的想象,形容沈的隐逸已臻化境。
这里用了一个典故。
《世说新语·品藻》载,东晋名士殷浩和桓温齐名,而桓温“常有竞心”,曾要与殷浩比较彼此的高下,殷浩说: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表示毫无竞心,因而传为美谈。
显然,较之名士的“我与我周旋”,沈独居深山,隔绝人事,于世无名,才是真正的毫无竞心。
他只在睡梦中跟自己的灵魂反复交谈自己觉醒时的行为。
诗人用这样浪漫的想象,暗寓比托,以结束全诗,正是含蓄地表明,沈的隐逸是志行一致的,远非那些言行不一的名士可比。
综上可见,由于诗旨在赞美沈的清贫高尚、可敬可贵的隐逸道路,因此对送别事只一笔带过,主要着力于描写沈的志趣、环境、生计、日常生活情景,同时在描写中寓以古今世俗、真假隐士的种种比较,从而完整、突出地表现出沈的真隐士的形象。
诗的情调浪漫洒脱,富有生活气息。
加之采用与内容相适宜的七言古体形式,不受拘束,表达自如,转韵自由,语言明快流畅,声调悠扬和谐。
它取事用比,多以暗喻溶化于描写隐居生活的美妙情景之中,天衣无缝,使比兴形象鲜明,而又意蕴丰腴,神韵维妙,呈现着一种饱满协调的艺术美感。
大概由于这样的艺术特点,因而这诗尤为神韵派所推崇。
(倪其心)
营州歌
高適
营州少年厌原野,孤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唐代东北边塞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原野丛林,水草丰盛,各族杂居,牧猎为生,习尚崇武,风俗犷放。
高適这首绝句有似风情速写,富有边塞生活情趣。
从中原的文化观念看,穿着毛茸茸的狐皮袍子在城镇附近的原野上打猎,似乎简直是粗野的儿戏,而在营州,这些却是日常生活,反映了地方风尚。
生活在这里的汉、胡各族少年,自幼熏陶于牧猎骑射之风,养就了好酒豪饮的习惯,练成了驭马驰骋的本领。
即使是边塞城镇的少年,也浸沉于这样的习尚,培育了这样的性情,不禁要在城镇附近就犷放地打起猎来。
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似属儿戏的城下打猎活动的特殊现象,看到了边塞少年神往原野的天真可爱的心灵,粗犷豪放的性情,勇敢崇武的精神,感到新鲜,令人兴奋,十分欣赏。
诗中少年形象生动鲜明。
“狐裘蒙茸”,见其可爱之态;“千钟不醉”,见其豪放之性;“十岁骑马”,见其勇悍之状。
这一切又都展示了典型的边塞生活。
构思上即兴寄情,直抒胸臆;表现上白描直抒,笔墨粗放,是这首绝句的艺术特点。
诗人仿佛一下子就被那城下少年打猎活动吸引住,好象出口成章地赞扬他们生龙活虎的行为和性格,一气呵成,不假思索。
它的细节描写如实而有夸张,少年性格典型而有特点。
诗人善于抓住生活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并能准确而简炼地表现出来,洋溢着生活气息和浓郁的边塞情调。
在唐人边塞诗中,这样热情赞美各族人民生活习尚的作品,实在不多,因而这首绝句显得可贵。
(倪其心)
别董大二首(其一)
高適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
高適的《别董大》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关于董大,各家注解,都认为可能是唐玄宗时代著名的琴客,是一位“高才脱略名与利”的音乐圣手。
高適在写此诗时,应在不得意的浪游时期。
他的《别董大》之二说: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
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
这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前两句,直写目前景物,纯用白描。
以其内心之真,写别离心绪,故能深挚;以胸襟之阔,叙眼前景色,故能悲壮。
曛,即曛黄,指夕阳西沉时的昏黄景色。
落日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