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人的潜意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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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人的潜意识
探索中国人的潜意识
作者：
王宏铭著出版社：
中国工人出版社ISBN：
978-7-5008-6244-4内容简介本书以探索中国人行为的潜意识为切入点，按照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中国人的求实精神、中国人的求新精神、中国人的求变思想、中国人的和谐观、中国人的忠义观、中国人的性爱观、中国人的家庭观、中国人的生死观及外来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这十个角度，以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进行交叉观察与思考，探索中国人潜在意识中普遍存在和较为恒定的一些思想素质及文化来源，在中国人思想性格的起源与发展方面，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空白。
作者简介王宏铭，曾用名王洪明，高级编辑。
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后从事新闻工作。
历任工人日报社记者、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工会信息》杂志主编、工人日报社发行处处长、《新闻三昧》杂志主编。
新闻作品曾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奖、全国五一新闻奖和中国教育新闻奖等。
曾任中国教育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
曾出版《社会转型期的记录与思考》，与人合著《工会信息与写作80问》。
目录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第一节两股人潮说明了什么？
第二节祖先崇拜的表现形式第三节祖先崇拜的本质与根源第四节祖先崇拜与圣人崇拜以及英雄崇拜的异同第五节祖先崇拜与宗教崇拜的异同第六节祖先崇拜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第二章论中国人的求实精神第一节从一句问候语说起第二节求实精神的对立面之一：
鬼神信仰第三节求实精神的对立面之二：
文牍主义第四节求实精神的对立面之三：
面子主义第五节求实精神是否限制了想象力？
第六节永远高扬实事求是的旗帜第三章论中国人的求新精神第一节求新思想的历史沉淀第二节求新的本质第三节求新的对立面——守旧第四节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全新思想第五节创新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备品格第四章论中国人的求变思想第一节“变”与“新”的关联及“变”的三种含义第二节变通：
中国人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三节变通的意义第四节变化乃万物发展之根源第五章论中国人的和谐观第一节和谐是事物存在的常态第二节和谐观如何影响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第三节《易经》反映的和谐观第四节《中庸》体现的和谐观第五节第一次把创建和谐社会写在执政党的旗帜上第六章论中国人的忠义观第一节中国人的“忠”“义”表现第二节忠义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其本质第三节忠义思想的传播途径第七章论中国人的性爱观第一节性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第二节历史上中国人的性爱观第三节现代中国人性爱观的转变第四节性爱观：
由过去、现在看未来第八章论中国人的家庭观第一节家庭是乱伦禁忌的产物第二节中国人家庭观的独特性第三节中国家庭的性质和功能第四节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家庭观的转变第五节中国人的家庭观与公民意识第九章论中国人的生死观第一节生与死意味着什么？
第二节中国人怎样看待“生”第三节中国人怎样看待“死”第四节中国人的生死观是清醒的、现实的、可行的第十章论外来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第一节佛教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第二节基督教及其他宗教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第三节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第四节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附录一从儒家的“一卷石”和佛家的“邻虚尘”想开去——读《中庸》与《楞严经》的一点体会附录二从“亲情之爱”到“推己及人”——儒家“孝道”与“恕道”的现代解读附录三孟子的“四端说”与英雄主义——探讨儒家对利他行为的论述参考文献后记部分内容第二节中国人怎样看待“生”影响中国人几千年的儒家思想，表面上看是重死不重生，其实是重生不重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一般人看来，儒家主张厚葬，应该就是重死吧。
其实，它是重生的，在所有影响中国人思维的古代思想中，儒学是最有进取精神的，主张人生在世建功立业（或者说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入世。
这一思想为历代主流思想所接受，也被共产党人所接受。
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对内遵循自然规律，对外承认社会秩序。
所谓对内遵循自然规律，就是承认人的自然属性，因而人生也应遵循自然规律。
生，就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奉养老人，为了延续后代，就是享受人生各种快乐和幸福，包括痛苦。
这与那些信奉上帝或其他神明的人完全不同。
信奉上帝和其他神明的人，生不是为了自己和家庭，也不是为了延续后代（有些宗教是禁欲的，不主张生儿育女过世俗生活），而是为那个虚无缥缈的上帝或其他神明而生；自己，特别是自己的灵魂，不属于自己的肉体，而是属于那个上帝或其他神明的；自己一生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死后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从而进入神的行列。
这样比较，就可以看出大多数中国人对待生是现实的，是符合自然法则的。
所谓对外承认社会秩序，就是尊重人的社会属性。
人除了自然属性之外，还有社会属性，任何人都不能超越社会而生存。
可以说，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就已经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里了。
比如，封建社会出生在帝王家庭的婴儿和出生在寻常百姓家的婴儿，意义完全不同；出生在富豪家庭的婴儿和出生在贫民家庭的婴儿，境遇也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与动物相比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一种结果。
儒家思想是非常重视人的社会属性的。
甚至可以说，儒家思想主要是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与论述，真正对宇宙本源、事物本源的哲学思考并不多。
这正像岳楚渔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批判的：
“我们认为先秦时期当时没有产生科学和哲学的原因，是当时古中国人有过多的原始人的社会形态和原始思维。
罗素指出：
中国人过于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典型原始人留下的精神遗产。
”儒家论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的社会关系，有其鲜明特性，那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使人的自然属性更具人性化（明显区别于动物性），也使人的社会性具有更充足的自然依据。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它把个人的修养、家庭的管理和国家的治理、天下的平定，紧紧联系在一起。
《大学》的第一段就是这样讲的，《孟子》关于仁政的许多论述也是从人的自然属性来挖掘原因、阐释道理的。
因此，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意识，不像那些宗教思想教导人们出世，一味地修养自身而不管社会。
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对抗政治社会的腐化，出了一些清高的隐士，如嵇康、阮籍、山涛、刘玲等“竹林七贤”，包括后来的陶渊明，都应该另当别论。
因为这些人虽然出世，但并不信神佛，骨子里还是信奉儒学的。
这就是中国人对人生的一个较为基本的看法。
具体来讲大体有这样几种表现：
第一，求生存。
中国人求生存的愿望和能力还是很强的。
为了生存，近代中国人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不管多么恶劣的环境，中国人从不轻言放弃。
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历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几次濒临灭亡，但从未想过放弃，最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
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面对讨饭求生的境遇，几个村干部冒着坐牢的危险，召集全村百姓开会，作出了一个“捅破天”的大胆决定：
包产到户。
于是，18位农民在一张秘密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立下了“生死状”。
连夜，他们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
由此，他们改写了历史，包产到户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大包干”一年，小岗村村民年人均收入从22元上升为400元。
这就是中国人求生存的决心和能力。
第二，求发展。
所谓发展，就是变化和进步。
追求发展，是人的特性，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显著标志之一。
说到现代中国人追求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探讨：
从国家层面看，由于政治和战争以及一些“左”的思想影响，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发展问题上走过许多弯路。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陷入了战争和动乱中，国家想发展难上加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过一段较快的发展时期，但很快被“左”的思想所统治，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折。
改革开放后，发展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但初期仍然带有试验性、探索性，正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从理论的高度纠正了自“大跃进”以来发展重数量、轻质量的思维定式。
科学发展观概括来讲，“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有了科学发展观，发展就减少了盲目性，增加了自觉性。
从个人层面讲，发展是人生的重要内容，不管是出生在官宦之家、富豪之家，还是出生在百姓之家、贫民之家，人都有发展的需求。
奥地利心理学家Ａ阿德勒说：
“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以保证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
这是个向每个人索取答案的问题，没有人逃得了它的挑战。
”（A阿德勒著，黄国光译，《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6年9月，第9页）他还说：
“人类最常见的努力之一是超越家庭中的其他分子，尤其是比父亲或母亲更进一步，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努力；我们非常乐于看到孩子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同上书，第207页）个人为什么会有发展的需求？
因为，个体的发展是整体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个体的发展或者限制个体的发展，整体也就无法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孔夫子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话，但并没有阻碍中国人实现发展愿望的努力，特别是在近代，我们有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先进思想之后，儒家的保守一面得到了扬弃，中国人个体发展的愿望更为强烈，发展的方向也更为广阔。
第三，求幸福。
2012年，中央电视台曾搞过关于幸福的街头调查，结果大家的理解五花八门。
其实，这个问题跟上面说的发展问题直接相关。
如果我们承认发展的普遍性，那么每个人就都会有一个至若干个发展目标，而且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境遇会有不同的发展目标。
比如，上中学时你的发展目标是考个好大学，长远目标是当个科学家，那么第一阶段的目标实现了，你应该就是幸福的；大学毕业没有搞科研的机会，去做管理了，也不意味着不幸福，这需要重新调整发展目标，接近目标或实现了目标，就应该是幸福的。
如，一个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农民，发展目标是有吃、有穿、有住、有零用钱，这些实现了，就是幸福的，再往前发展，就需要调整目标，经过努力，新的更高的目标实现了，就得到了更大的幸福。
当然，有一批人，他们追求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人民的幸福。
正像歌曲《东方红》称赞毛泽东似的“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只有人民幸福了，他才会幸福。
邓小平晚年跟弟弟邓垦谈到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时说：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第1364页）言外之意，只要国家发展了，人民富裕了，他个人在位不在位无所谓。
这些人都是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自己幸福的指标的。
总之，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在追求幸福，但内容不一样。
追求幸福，是人的一个天性，也是中国人对待人生的态度。
第四，求平安。
这也是人的一个天性，恐怕连动物都知道避险趋安。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送亲人、朋友上战场，明知风险很大，仍不免道声平安；在中国民间，平时出门赶路，亲人朋友也要道平安；过春节贴对联，也有许多表达求平安内容的；结婚吃苹果表示平平安安；不小心把碗打碎，要说“岁岁（碎碎）平安”。
平安简直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潜意识，或者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在儒家学说里多有阐述。
比如，我们常说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四书章句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第439页）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
孟子讲平安，并不是一般的避险趋安，而是把保平安看作知命的表现，是人的一种修养。
通俗一点说，我们的生命是自然给的，那就要顺应自然，承受正常的命运。
也就是说，不要死于非命。
所以“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所谓“岩墙”就是要倒的危墙。
一个人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规范行事，最后寿终正寝，那才是“正命”；而犯罪被处死（所谓“桎梏死者”），就是“非正命”。
也就是说，要避免非正常死亡，需要遵守当时当地的社会规范，以免犯罪被处死。
当然，战争、见义勇为、不可避免的天灾人祸等，不在其列。
孟子的这个观点，与某些宗教的生死观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天主教、基督教就认为，人的死亡是由原罪造成的。
什么是原罪呢？
原罪就是从人类始祖那里带来的罪过。
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始祖亚当违背天主的命令偷吃禁果犯了罪，所以人类就天然地有罪了。
神学大师圣·保罗在罗马书上说：
“通过原祖，罪进入了世界；通过罪，死亡进入了世界；所有的人都将死去，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罪。
”（《中国五大宗教知识读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第309页）也就是说，人的死亡是由于有罪的缘故，不然就长生不死了。
然而，这位让教徒顶礼膜拜的神学大师就没有想过，如果每个人都长生不死，这世界还容纳得下吗？
按照孟子的说法，只要“尽其道而死”，死就是自然的、坦然的。
孟子还说过“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等候）之，所以立命也”。
（《四书章句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第438页）意思是说，不管命长命短都不能三心二意，修养自身等候上天安排，以此来安身立命。
说到平安、安全，上面说的只是一个方面，也就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热爱生命”。
在现代，包括古代的上层社会，中国人是很注意养生的。
这比“不立乎岩墙之下”又进了一步。
现代人对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异常注重，以期提高生命的质量，这些都属于自我保护。
但是现代社会中，威胁生命的因素越来越多，除了天灾人祸（如车祸、动乱、斗殴、自杀等）之外，平时如被污染的食物、空气、饮水等也都对生命造成了伤害和威胁。
这不仅仅是自我保护就能解决的问题，还需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治理。
可见，在现代，保平安不是简单说说就能奏效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理论、有制度、有机制。
尽管这样，生产事故、交通事故、飞行事故还屡屡发生。
人生在世，能够寿终正寝真的不容易，一生有多少坎坎坷坷，赶上一次重大事故就“非正命”了。
因此，要达到孟子说的“尽其道而死”，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但需要本人的修养，“不立乎岩墙之下”，还需要全社会把关爱生命提高到至关重要的位置。
第五，求进取。
这恐怕是中国人的一个主流思想。
进取心，过去被理解得过于狭窄，几乎成了功名心的同义语，甚至只等同于做官。
因此，几乎历朝历代都出了些蔑视世俗的清高之士，如前面说的“竹林七贤”、陶渊明之流。
中国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文学作品也比比皆是，陶渊明的诗文就是突出代表，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知醉倒了多少文人。
应该说，中国人一直存在“入世”“进取”或者“出世”“消极”两种人生态度，但是占主流的应属前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是在人数上，主张进取的肯定占多数，主张消极的一定是少数，尤其那些处于下层、没有解决温饱的人，他挣扎着也要进取，不然就无法生存。
二是历代的统治思想也是主张入世和进取的。
儒家学说充满进取思想，如孔子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就是进取心；孟子也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中国的文学作品反映入世思想的，也应该比反映出世思想的要多，从《诗经》开始的诗歌，特别是唐代的诗歌大都是积极进取、关注社会人生的，最有代表性的如李白、杜甫、白居易。
三是在认识上，我们应该拓宽思想，不应把入世、进取心，简单地跟当不当官画等号，而要跟生存、发展联系起来。
记得“文革”之后，人们为抢回被耽误的十年都拼命读书和工作，当时有一句非常豪迈的口号：
“活着干，死了算！
”这可不是官方的宣传，而是发自人们内心的要求。
起码我周围看得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干的，他们有的著书立说，有的积极进修，许多年轻学生或知识分子坐公共汽车都在背外语单词。
工人、农民也是这样，当时的深圳速度和“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鼓励人们奋力拼搏，农村的“万元户”引领农民积极向前。
这就是当代对进取心的最好注脚。
正是中国人的这种进取精神，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2010年，中国的GDP首次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
第六，适度享受。
当下中国老百姓已经开始学着享受人生了，这是件大好事。
旧中国的下层老百姓，恐怕是世界各民族中最能吃苦、最能节俭（以至于吝啬）、最能忍耐的人群，他们都不懂得如何去享受生活。
现在，许多人都开始学会适度享受。
我的不少同事退休后，就四处旅游，国内转遍了，就到国外转，活得很潇洒。
这些人都属工薪阶层，并非大富，但他们已经把享受生活融入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当中了。
不过，适度享受应当遵循这样几个原则：
一是量力而行。
我们讲享受，首先，要有经济基础。
要以收定支，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享超越自己经济实力的“福”。
那也许不是福，而是祸。
其次，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干超越自己身体允许的事，比如，低海拔地区的人去西藏旅游，就要看看自己的身体行不行。
二是远离奢靡。
有些人发了财就不知怎样“享受”。
他们买游轮、玩高档游戏，或者一掷千金，摆阔气，这跟另一个极端——吝啬一样，都属于一种不正常心理。
三是自娱自乐。
在中国民间能自己找乐的人一向不乏其例。
比如，我的家乡就有这样一个人，即使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他时常还有心思拉拉二胡。
真是饱吹饿唱。
现在，我们单位不少退休的老同志，有的学美术，有的练书法，有的参加歌唱队，有的外出旅游，还有的写作、玩游戏。
其实，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身心愉悦，就是在享受人生。
求生存、求发展、求幸福、求平安、求进取、适度享受，这是积极的人生，也应该是中国人对生的基本看法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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