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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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

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

毛丹

提要：

用角色概念分析农民市民化特别是城郊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是这个提议不能被主要用来指责农民担当新角色的能力低下。

角色视角所能发挥的重要提示是：

社会身份完整、角色期待明确、互动环境良好，以及新旧角色间的转换通道顺畅等，都是顺利实现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前提或条件；目前城郊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农民受到了赋权不足与身份缺损、新老市民互动不良、农民特殊认同策略三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些问题表明现行的直接影响城郊农民市民化的政府政策还存有很大疑问。

　　关键词：

角色理论；城郊农民；撤村建居；市民化

   一、引论

　　通过征用土地、撤村建居，加速城市化和城郊农民市民化，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着力推动的一项社会工程。

从直觉上说，农民市民化当指农民从里到外都变成市民，不光转变户籍、工作、住地，而且转变心理、行为、文化，它关乎8-9亿中国小农"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郑杭生，2005）。

然而，农民市民化在实践上的复杂性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在知识和理论上也还谈不上清晰。

　　2005年以前，经济学（特别是农业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社会学在讨论大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农转非的农民为什么还不能顺利转变为市民时，曾各自论及市民化的命题，包括其内涵、意义、困难、解决途径和政策选择等等，并对目前城市化与市民化进程的不均衡或不同步（即市民化落后于城市化）提出了批评（"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2003；田珍，2006；黄祖辉、毛迎春，2004；林拓，2004；朱信凯，2005；唐根年等，2006；课题组，2003；朱力，2001，2002；王进、侯远志，2008）。

这些意见触及很多具体问题，但是常识化议论居多，同时对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复杂问题与意外问题似缺乏细致观察（毛丹等，2008）。

2005年以来，一些社会学学者强调农民市民化虽然内容广泛，涉及农民在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等各个方面实现向市民转变，但它不同于经济学讨论的非农化、地理学讨论的城市化、人口学讨论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陈映芳等，2003；陈映芳，2005；王道勇，2005；谢建社，2006）。

它的独特内涵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or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身份的农民（peasant）转变为市民（citizen），在获得市民资格的同时发展出相应的能力、素质、认同。

这个过程既包含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还标示着社会资源在各阶层的重新配置、社会认同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与整合。

因此，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郑杭生，2005）。

①[郑杭生（2005）甚至认为，在实践上，农民市民化更难、更复杂，它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他为此企望：

"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转变表明一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农民市民化作为社会变迁的复杂性。

　　但是，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仍然面临很大困难或陷阱。

在实践上，农民市民化目前主要涉及城郊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如何转变为市民，以及大批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生活两个方面，经验研究虽已兴起（李培林，2004；周大鸣，2001；折晓叶，2007；陆学艺，2001；陈映芳等，2003），但仍显薄弱。

另一方面，社会学界在发现和运用恰当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去分析、整理农民市民化的经验，超越过于直观的政策研究方面，工作刚刚起步。

现有进展主要表现在：

郑杭生等试图界定农民市民化一般涵义、发生基础，以及一般的研究进路（郑杭生、吴力子，2004；郑杭生，2005）；王颉等（2007）综合使用历史、结构与关系等一般尺度分析农民及其发展问题；毛丹从农民的选择逻辑角度提出农民安全经济学的概念，提示农民、城郊农民可能有一套城市化政策推行者不很清楚的需求系统与权衡方式（毛丹、王燕锋，2006）；张汝立（2006）尝试运用边缘化与社会排斥概念分析失地农民的劳动与生活；文军（2004）提出把农民到市民视为角色转型问题。

　　应该说，用角色理论分析农民市民化特别是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至少，角色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可能有助于解释许多城郊失地农民由撤村建居等政策性力量而转变职业、身份之后仍不能很好扮演市民的问题，而且还为这种解释提示了一个相对规整的社会学形式化视角。

但是，这个提议包含的问题或陷阱也最大。

例如，文军（2004）虽提出"'市民化'概念主要是指社会成员角色的转型"，但是对角色和角色转变并无严格界定，只是一般性强调：

"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的一种转变（非农化），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这样使用角色视角分析农民市民化问题，表述有些似是而非；它甚至具有一种危险性，即有可能含混地把角色问题引向角色认同、思想观念等主观性问题（角色认同其实也并非只是主观性问题）。

①[谢建社（2006）提出：

"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应该包括以下六个含义：

一是人口城镇化，二是职业非农化，三是居住城镇化，四是观念市民化，五是生活消费方式城市化，六是行动参与社区化。

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

"王道勇（2005）则提出：

.一般而言，市民化是指农民、尤其是在城里做工的农民适应城市并具备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

这些分类、讨论无关角色理解，但是也表明研究者们目前显然较多地从主观、观念方面理解市民化]一些学者和地方官员显然也很愿意按这个逻辑方向，去强调许多已经撤村建居的农民不能扮演好市民角色，主要问题不在社会地位与物质条件方面（因为身份、住地、工作都已经转变了），而是在于农民的行为与心理、文化没有相应转变，甚至不肯变。

在本文看来，这不是对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恰当解释；甚至，这与角色理论的基本立场也不一致，后者在基本倾向上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决定论，认为角色扮演是一种受规则控制的行为，角色转变并非只是，甚至并非主要是行为个体的意识与认同问题。

　　本文集中讨论城郊失地农民特别是撤村建居农民的市民化问题。

　　本文欲阐明，角色视角固然可以被用来分析城郊农民市民化，但是它所能发挥的重要提示却是：

社会身份完整、角色期待明确、互动环境良好，以及新旧角色间转换通道顺畅、新角色固化健全等，都是顺利实现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前提或条件；目前城郊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农民对新角色认同困难、担当能力低下，而是农民受到了赋权不足与身份缺损、新老市民互动不良、农民认同条件这三方面的限制；这些问题对目前直接影响城郊农民市民化的政府政策提出了考验。

　　二、角色"理论"：

效度与限度

　　首先要承认，尽管角色在每本社会学教科书里都是一个清楚的概念（诸如角色是与社会结构中给定的地位相联系的一套行为期待），但它一直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并不苛严对待却又频繁使用的术语。

一方面，角色概念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成为英语学术界的一个有效载体，把三个核心社会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整合到一个原则上，即研究人类行为（Biddle，1979：

11），并且被大量运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的临床治疗心理紧张、个人困窘；另一方面，论述角色的文献虽多，但角色仍然难以称得上"理论"，其比喻、隐喻多于定义，外延不清晰，术语不完整，应用强于知识体系（BiddleThomas，1966：

9-14）。

近30年来，关于角色的次级概念、理论虽有诸多新论著，但是情况并未真正改观（Lynch，2007）。

这表明，角色或角色转变的视角也许可以被用来观察、解释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提供有效的社会学知识以及政策应用支持，但是运用者有必要首先检点角色理论的立场、效度与限度。

本文认为，角色理论发生与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以下特征值得注意。

（一）角色理论的基本立场：

行为的有节制的社会决定论

　　一些社会学家乐于像戈夫曼那样（Goffman，1959）使用"戏剧类比"（theatricalanalogy）说明角色理论或观察的基本观点，即，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刻画人物时，其表演是由剧本、导演指示、其他演员的表演、观众的反应，以及演出者的才干所共同决定的。

演员对角色的诠释有所不同，但是不管谁演同一个角色，表演都很相似。

与此类似，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也并非随意的，而是与人们的社会位置、身份有关，其行为是在扮演一种社会角色，既由社会对这个身份、位置提出的规范和要求所决定，同时也由其他人的角色扮演所决定，由人们对扮演者的观察与互动所决定，还由扮演者的独特能力和个性所决定。

社会"剧本"也如戏剧脚本那样发生约束，只是经常允许有更多的选项；"导演"经常由上司、父母、老师或者教练担任；"观众"则由那些观察角色扮演的人组成；而社会角色的扮演者的表现如何，与他对"角色"的熟悉程度、个性与个人历程，还有其他人对"脚本"的多样化定义有关（BiddleThomas，1966：

4）。

在本质上，角色扮演是社会规定、其他人的行为，以及个人扮演变化的结果，并且是以这些因素创造的框架去衡量角色扮演的程度。

　　拟剧论虽显形象化有余而严谨性不足，但大致表明了角色理论的基本假设：

人的绝大多数行为不是任意的，而是可依据其社会身份和地位而预期。

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模式化的社会行为（role），社会成员的身份或位置（socialposition），行为的预期（expectation）及呈现（presentation）。

模式化的社会行为被定义成"为达致某种功能而组织起来的一套特殊规范"（Bates，1975：

106），或一套"可理解的行为和态度的模式"（Turner，1979：

124），以及由此形成的一套应对社会环境的策略，或被视为"社会系统中与一定社会地位相联系的规范预期的行为"（AllendeVliert，1984：

3）。

期待被认为是角色的首要因素，它在实践中习得，即人们通过实践逐渐清楚自己所背负的期待，它主要表现为规范（norms）、信仰（beliefs）和偏好（preferences）等等（Biddle，1986）。

　　一般而言，人们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角色"概念，①[例如，角色在一些人是指模式化行为（Biddle，1979；Burt，1982），在另一些人是指扮演社会指派的角色（Winship，1983），还有些人则是指关于社会行为的"剧本"（BatesHarvey，1975；Zurcher，1983）]但共同特征是关注人的模式化行为，并强调人的大部分行为不是任意的，而是受社会环境控制，因而角色理论总体上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决定论。

（二）社会身份、规范或期待、互动与认同等是基本分析工具

　　角色理论大致经历三个发展与分化的阶段，不仅贯穿了（有节制的）社会决定论，还形成了一些基本分析工具。

　　1.角色理论的成型期：

通常认为20世纪30年代，米德（G.H.Mead）、莫利诺（J.L.Moreno）、林顿（R.Linton）构筑了角色理论的框架和术语（BiddleThomes，1966：

5）。

1934年，米德的遗著《心灵、自我与社会》，以及他的其他未出版作品和学生课堂笔记，站在明确的社会心理学立场——个体心理对社会群体的依赖，从两个方面提出了与角色理论直接相关的论述。

他的"复杂社会行为的产生与功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组织中的秩序保持问题"的命题，涉及到灵活的社会控制问题；而在研究互动、自我与社会化的过程中，他反复使用了角色借用（roletaking）概念，提出人们是在日常生活互动中学会理解社会，角色扮演始于对他人角色的模仿（takingtheroleofother'），通过模仿他人角色，他人和社会进入个体并使个体能够指导自己，这种交流对于合作活动是必需的（米德，1992：

135-145、223-224、316-318）。

因此，角色是一种个体间自然而然发生的、谈判式的理解，即具有主观理解和偏好的个体，在彼此的日常互动中试图协调自己行为，渐至于一齐定义制度所赋予角色的东西。

米德由此确立了互动论在角色理论上的基本立场——一种有节制的外部（直接社会环境）决定论。

　　人类学家林顿则在1936年对身份（位置）和角色作了经典区分：

身份（status）简指人们可以拥有的权利与义务的合集，而角色表示身份的动态面貌。

人们被社会指派一个身份并占据它，它与其他身份相关联。

　　当他使组成身份的权利与义务生效时，他是在扮演一个角色。

角色与身份是可相当分离的，但区分两者仅仅是出于学术兴趣。

不存在没有身份的角色，或没有角色的身份。

而在身份范畴上使用角色术语具有双重意义，即个体有一系列的角色，得自于他参与的各种模式；个体同时又作为一个角色，是这些角色的总和（Linton，1936：

113-114）。

就是说，林顿把角色看成是：

每个人占据某个社会位置时，社会对他该做什么、怎么做抱有一整套期待，要求他按这种期待行为；角色扮演被理解为权利义务与身份相一致的结果。

这一界定几乎影响到后来所有的角色定义（Hilbert，1981），并被功能主义者用于解释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即，林顿在帕森斯的文化整合论之外，暗示了一种新的分析可能性：

角色构成个人行为与社会结构的一种联结，即存在着一个与给定社会地位或身份相适应的行为网络；各人大体会扮演各自的社会角色、形成互补，就意味着稳定的社会秩序。

　　以上两种角色范畴是竞争性的。

互动论者会认为林顿的定义太简单化：

其一，功能主义的角色模式应该，但是实际上不能清晰地列出社会期望有哪些规则可以被据以规定和准确地预期可观察的行为。

其二，角色扮演远不是被动服从与给定身份相联的规定。

特纳为此使用角色构造（role2making）概念，提出行动者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根据他人的行为、根据他人对处于某个社会地位的人所抱的期待，做出推断并相应行动，即时创造出角色（Tuner，1962）。

这种对功能论静态角色原型的基础性改造仍面临两个难题：

其一，为了强调互动，特纳注意到了但是很难面对各种组织中的正式角色刚性规定、限制角色自由创造的现象。

其二，角色制造概念实际上预设了一个角色符合与否的正式标准——不管角色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还是谈判出来的，否则无法判断人们制造的角色的适当性，行动者的行为也就变得任意。

①[特纳提到"连贯的民间（或民俗，folk）判断"——它"更要求某些通行的原则而不是从特别的偶发情况中引出原则"，这个定义意味着存在一个贯穿互动的规范——行动者用于识别适当的角色行为。

确认这个规范，才可以使人们确定地、准确地去规定和预期什么行为符合或不符合他们应该承担的角色期待]

　　于是，互动论只能与功能论者共同面对一个基本问题：

正式的角色规定的可能性。

所以，诚如赫伯特断言，这两个竞争性的角色范畴在至关紧要处又是相似的：

除了共同承认行为受社会环境控制、受过去和现在社会因素的影响外，多少都承认角色行为依赖于正式的角色规定的可能性，争议主要集中在规范的形态、获知方式。

同时，都需假设有一个有思想、又有社会意识的行为者，争议主要发生在认知与认同的解释方式上（Hilbert，1981）。

结果，林顿的概念虽然备受争议，但现在大多数教科书仍强调角色是社会期待社会身份占有者遵守的行为模式，社会身份、社会期待或规范大体上仍然被视为角色扮演的条件。

　　2.二战以后至80、90年代。

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以及工业界、教育界、社会工作领域中出现大量与角色相关的实验研究和拓展的角色术语，同时，研究者们不只盯住单一的社会位置，而是更多使用地位丛、地位系统、关系性位置、焦点与相反的位置、位置间与位置内角色冲突等等。

角色成为行为科学的通用性词汇；角色的次级概念、理论都有诸多论著。

　　彼多曾概括说，这些研究分为五大流派：

（1）功能主义的角色理论——通常聚焦于一个稳定社会系统中社会位置占据者的模式化行为，对于社会系统稳定的原因及社会一致性的实现等问题具有解释力。

它受到的主要批评是：

许多角色并不与社会位置相伴生，或不与一定的功能相联系；社会结构远不是稳定的；在社会系统中未必总有共享的规范，也不一定能形成一致性；角色可能反映"标准化预期"也可能反映别的认知。

（2）符号互动论者的角色理论——一贯强调个体行动者的角色、社会互动中的角色演变，虽然也假设存在着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可分享的规范，但是认为这些规范只是提供一套宽泛的要求以便确认角色细节，使实际的角色可能被预期去反映规范、态度、情景化要求、协商。

它所提供的诸多概念和研究有利于理解日常互动中的角色，受到的主要批评是：

定义模糊而不适用，几乎不正式关注行动者对他人的期望以及结构对期望和角色的强制等等。

（3）结构的角色理论——有些人类学家和社会结构论者发展了关于结构化角色关系的数学表达、公理理论。

它理论明了、逻辑清楚，但数学表达方式似乎严重限制了其影响力。

（4）组织角色理论——集中于正式组织角色，特别集中地解释了正式组织角色引起的个体紧张，影响行为者的环境应对策略选择的变量等等。

它在商学院、工业心理学界和社会学界都有可观的影响，受到的批评主要是：

假设有局限，排除了角色演变研究或非规范期待所产生的角色；暗示组织是理性的、稳定的，组织内所有冲突只是角色冲突，一旦角色冲突被解决，参与者必定是快乐和高效的。

这些结论是可疑的。

（5）认知的角色理论——大部分与认知社会心理学有关，聚焦于角色期待与行为间的关系，研究引起期待的社会条件，测量期待的技术，以及期待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等。

此类研究常常被批评为过于依赖当代美国文化，并且忽略人类互动的动力与变化特点（Biddle，1986：

70-76）。

　　可见，这一时期的角色理论虽然分化繁复，但是并未改变社会决定论；即使在角色认知、认同研究中大量的个体心理因素被注意和强调，但是仍然立足于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立场，承认个体受社会群体的规制。

　　同时，社会身份、期待与规范、互动与认同等，仍然是角色理论使用的基本分析工具或视角。

　　3.90年代以降的重要变化：

除了大量应用研究、临床治疗仍使用角色理论或视角，角色转变、组织角色成为较突出的角色研究领域。

①[彼多认为主要有四个趋向：

第一，"角色"术语虽继续出现在大多数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基础教程中，但它本身并没被当作一个主要概念，倒是各种讨论团体机制的高级教程中有关于角色及相关概念的广泛讨论，而且惯常认为"角色"主要指与个体或已有认同相关联的行为模式，"规范"是指团体内所有成员可以分享的行为期待，或只对特定认同起作用（如"领导者"），"社会化"与"角色冲突"等相关概念也常出现。

第二，许多作者继续运用角色概念讨论特定制度中的社会关系，或描绘共享职业认同者的生活，诸如"学校负责人的角色"、"教师的角色"等。

第三，用角色去解释不同行为、问题的兴趣仍在继续，例如以"性角色"解释性别及其问题。

第四，每隔几年就有一些能够在同个领域中激发洞察或解决问题的角色理论著作出版，但是一些作者并不愿意去熟悉这个领域中早已解决这些问题的旧著。

彼多认为，由于术语与概念上的混乱、散漫努力，以及支持与反对者的偏狭，角色理论正在弱化，但是角色理论涉及到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中心问题，它所涉及的社会位置、角色行为、行为期待等，仍然广泛出现于现在的社会思想中，角色理论应该成为清晰、连贯、视野宽广地讨论这些问题的方法（Biddle，2004：

2418-2419）]

　　研究者们强调个人经常处在日常互动性社会和组织社会这两种类型之中，并且较为关注社会组织对于个人以及群体的强烈的角色化力量，强调所谓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经常是通过组织中的角色化来实现的。

其基本依据是：

其一、工业社会的一大趋势是以组织为基础的角色越来越繁复，并且制度化。

私人生活领域被组织所殖民化，从而创造了很多角色（Ritzer，1996）；个人为满足需要和期望，必须进入组织，或多或少担当组织中的角色。

组织对其成员影响巨大，角色则是被制度化的，个人或自我的概念完全不同于20世纪之前（Oatley，1990）。

由于个人的经验被组织结构所约束和过滤，在很多情况下，成员的自我意识大量得自于他所担当的角色。

另一方面，组织中的角色占有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替换的甚至是可互换的，但角色一直存在。

这也强化了组织及其结构的弹性，但是潜在抑制了个体表达（后者鼓励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

其二、影响人们与组织的关系的第二个趋势是角色变化速度在加快。

由经济全球化及竞争压力等因素推动，关于稳定工作与事业的传统假设不断被阶段性变化所打断、废弃，代之而来的是以阶段性稳定为标识的不稳定的工作与事业。

个体经常处在"成为"（becoming）什么的状态中，在各种角色及其所附属的认同与关系之中或之间流动。

这种趋势不但压迫性地改变了传统角色理论讨论的角色间、角色与自我、角色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加剧了角色间、角色与自我、角色与社会的紧张（Ashforth，2000：

1-3）。

　　三、理论相关性与一般观察

　　根据以上检视，本文首先要消极地说，角色理论作为分析视角是有限度的，特别是：

第一，角色理论分歧严重。

当然，没有任何流派认为角色承担者能够任意行动，也不认为角色问题主要是承担者的主观抉择问题。

如果说角色理论还有什么传统或主流可言，那么大概就是它赞成行为的（有节制的）社会决定论。

第二，诚如彼多所言：

"角色理论看上去像大海一样宽阔，又像泥坑般浅显，能够用来粗浅分析任何个人和社会制度".角色理论如果有什么普遍共识，大致是：

1.有些行为被类型化，又具有情形化特点。

2.角色常常与一群共享认同的人相关。

3.人们常常意识到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由他们的意识所决定（通过期待）。

4.角色可以持续存在，是由于行为后果（功能），并且由于人们常常嵌入更大社会系统。

5.人们必须被教予角色，即必须被社会化（Biddle，1979：

8）。

在本文看来，这些共识对于解释和解决具体社会问题并不能提供很大、很直接的帮助。

但是，从积极的意义看，本文认为角色视角与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至少有如下相关性。

　　1.农民与市民在中国目前仍是两种很不相同的社会角色。

就社会地位和身份而言，改革30年来还未根本改变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市民依据其城市居民的户籍身份，享有农民所没有的相对清晰而充分的财产权（包括房地产增值收益）、受教育权（特别是初中以下在住地所在学区的上学权）、社会福利权（养老、失业、医疗以及其他市政服务），以及更多的城市工作机会。

跟市民拥有这种社会地位和权利相应，一般城市大抵通过市民守则、媒体，以及民间不成文看法，也希望市民有相应的有益于城市社会生活有序、文明的行为。

例如，礼貌卫生、遵守城市规则（例如交通规则）、重视教育和知识、有较高的工作素养、生育一胎等等，大体上被视为市民区别于农民的一般行为特征。

①[宏观的角色转变（macroroletransition）指在连续持有的角色间的心理、（如果相关，则）身体的移动。

最常见的宏观转移是进入或重新进入一个组织、机构内转移、组织间转移、职业间转移，以及退出一个组织。

经常，一个简单变化会涉及多种转移。

宏观的角色转变通常包括了社会工作组织范围内罕见的、或多或少是永久性的变化。

微观的角色转变（microroletransition）被视为在同时持有的角色间的心理、身体（如果相关）的移动——人称角色交替（或轮流rolealternations），例如一个人在家庭和工作角色间轮流。

它通常包括在社会范围内或社会范围间的经常性的、重复发生的移动（Ashforth，2000：

7）]就此而言，从农民到市民，无论就社会身份还是就一般行为期待而言，都是相当跨度的角色转移，或者说是一种宏观角色转变，困难与复杂度远甚于日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