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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2010-03-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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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作者：
顾茫
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
“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
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尽管七十多年过去了，若要选一个词来概括对于当代生活的感受，我却还是觉得这个“大时代”最为贴切。
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剧烈动荡，又经历了二十年“改革”的曲折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在向人们提出一系列堪称重大的疑问：
“如何认识今日中国的巨大变化？
”“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
”“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
发生了什么变化？
”
“社会是否存在危机？
倘若是，那是什么样的危机？
它又是如何形成的？
”“究竟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促成或加剧这危机？
在今天的社会中，又有哪些良性的因素，是可以激发起来削弱甚至消灭这危机的？
”……
在今天，任何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现实睁着眼睛的人，大概都会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疑问，甚至感觉到它们的迫人的份量吧。
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有责任给出对这些疑问的清楚的回答。
这并不容易。
最近二十多年的持续变化，极大地改换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差不多是变得面目全非。
比方说吧，今天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不要说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之间，就是城市之间，比如东北那些寂静、萧条的老工业城市和杭州、温州那样夜夜笙歌的消费城市之间，甚至是大城市之间，比如广州和天津、上海和北京之间，差别都非常之大。
而且，这差别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仅是经济的、生态的，更是文化的，甚至政治的。
太原的歌舞厅里依然弥漫着邓丽君的柔媚的歌声，上海的中学生却差不多人手一盘West
Life的新专辑。
从西北出游的一群县长还在为参观蒋介石故居是不是犯错误争论不休，南方某特区的官员早已经与黑社会联手，创造出了走私牟利数百亿元的“
业绩”。
而一本在此地被禁止出售的书，也很可能会在彼地的某个私人书店里，依旧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上，直到无人问津为止……在这样的情形下，几乎每一种对中国的整体判断：
说它依旧是社会主义社会，说它差不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说它完全是消费社会，甚至说它是“后现代”……
都能搜集到许多例证，而那些与它针锋相对的判断，手里也同样握着一大把例证。
这就使人不得不反省了：
莫非这种“中国如何如何”的概括性的思维习惯，已经不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复杂情形了？
也许我们现在能有效概括的，只是实际存在着的许多不同的“中国”之中的某一些，甚至某一个？
当然了，任何一个幅员广大、历史又很长久的国家，内部一定会有许多差异，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社会就没有普遍的方面和整体性的特点，以至我们就只能描述它的某个侧面。
你甚至还可以说，惟其有差异，才更需要从大处着眼，概括出社会的整体特征。
但是，就当代中国——包括思想界——的实际情形来说，我却更愿意强调对社会内部差异的充分注意。
这不止是说，在现实的几乎所有的层面上，这个社会已经分裂为明显不同的许多部分，而更是说，当那些笼统的概念和理论无法融汇具体的生活实感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仔细地倾听后者的提示。
在充分意识到社会内部差异的前提下，如何重建对当代中国的整体认识，这可以说是今天思想界的最重大的使命，而有效地履行这使命的第一步，正是从这样的自觉开始：
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的整体性正在不断崩塌，再要像过去那样笼统地谈论“中国如何如何”，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像我这样从小见惯了“阶级”、“剥削”和“经济结构”一类字眼的人，一说起社会内部的新的差异，首先就会想到最近十多年来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动。
的确，“市场经济改革”的最触目的结果，就是完全打乱了已经持续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阶层结构。
一方面，像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些原有的阶层，虽然各有变化，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它们都还继续存在；可另一方面，在譬如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又冒出了一系列新的阶层，它们的形成和扩展是如此迅速，以至其中的某个阶层差不多快要凌驾于社会之上了，社会还没有形成对它的统一的称呼。
即以我居住的上海为例，经过十五年左右的“市场经济改革”，从原有的阶层中间，至少已经产生了四个新的阶层：
拥有上千万或更多的个人资产的“新富人”，在整洁狭小的现代化办公室里辛苦工作的“白领”，以“下岗”、“停工
”和“待退休”之类名义失业在家的工人，和来自农村、承担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男女“民工”。
这些新阶层的不断扩大，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
比如“白领”，这些经常是疲惫不堪的青年和中年男女，虽然总数远未达到欧美“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占到的那种比例，却已经被许多传媒和广告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新的巨大购买力的代表，以至今日上海的消费品生产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都把大部分眼光牢牢地盯向他们，全不顾这个阶层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与“白领”阶层的这种吹气泡式的社会影响力相比，“民工”阶层的情况正好相反。
“民工”没有上海的城市户口，因此不算是“上海人
”，在统计报表上，在一些讨论上海现状和“发展”规划的会议上，他们经常会被忽略，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
可是，这个总数量已经超过二百万的“民工”阶层，分明已经成为上海录像厅和电影院里的最热忱的观众，书摊上的武侠、言情和低价通俗杂志的主要的读者群，他们的文化趣味，正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录像厅和电影院的排片表，影响着许多出版社和通俗杂志的选题目录。
在某种程度上，“民工”阶层正悄悄引导着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生产，当然，也决不仅仅是文化的生产。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
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们的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
面对这样的奇特景观，我想谁都会强烈地感觉到，即便同一块弹丸之地里，也早已经并存着多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秩序、规则、伦理乃至趣味吧。
就拿社会的经济分配制度来说吧，倘若单看那些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你会觉得“社会主义”的“二次分配”制度依然在平稳运行。
至少，当一位“下岗”工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救济，理直气壮地抱怨说：
“共产党总要给我一口饭吃嘛！
”的时候，他是相信自己依然有权力享受那“第二次分配”的。
但是，一旦把视线转向另一些方面，比如公共服务价格（交通、能源、医疗、通讯、住房……）的持续上涨，比如初中以上的教育的逐渐“市场化”，更不要说一些国有企业的相继关闭了，你不由得要认定，那“二次分配”式的经济制度，是正在被另一些完全不同的分配制度所取代。
如果再走进譬如淮海路、衡山路一带的一些会员制俱乐部，目睹其中的浩大气派和奢华场面，看那些“新富人”如何兼营数“道”（所谓“红”、“黄”、“黑”道），一掷千金，你就更会坚信，若干以巧取豪夺为特色的经济新秩序，事实上已经运作得相当有效，你也因此能明白，那本该属于“第二次分配”的巨大的财富，是如何经由这些新的秩序和渠道，转入了“新富人”的口袋的。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几乎任何一种出于特定目的而展开的政治路线、理论主张乃至行政措施，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被利用、被扭曲，严重地偏离初衷，甚至发生相反的效用。
大至国营企业的“制度改革”，在许多地方演变为侵吞国有资产的新一轮狂潮，小到教育部号召“减轻”学生“负担”，却反助长了许多教师滥行
“私人家教”这一堪称行业性的糜烂现象，类似的事情俯拾皆是。
但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席卷全国的“现代化”吁求。
今天三十岁以上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当时的知识界是如何热烈地呼吁经济“现代化”：
“政企分家”、“价格闯关”、“打破大锅饭”、“砸碎铁饭碗”，大街上悬挂出“效率就是金钱”的标语，学者们更一个劲地鼓吹“转变所有制”……
效益至上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欧美化，这些似乎不言自明、说者和听众都心照不宣的鼓噪和吁求，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从“大跃进”以来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实在把人们压抑得太久了；也有其鲜明的具体内涵：
要革除臃肿、颟顸的计划管理体制，要解放久遭束缚的社会生产力，甚至要以此为先导，一步步改革整个社会！
可是，谁能想到，还不到十年，这些响亮的吁求和口号都纷纷褪色，甚至严重变质了，非但丧失了当初大部分的正面意义，有的反成为某些垄断势力侵蚀社会的堂皇借口：
若干行政部门用它们来推卸自己实行“第二次分配”的责任，一些腐败官员更以它们的名义侵吞国有资产！
目睹这样荒谬的现实，再回想八十年代知识界的热烈鼓噪，我实在是感到羞愧。
怎么会那样一厢情愿，竟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市场化”，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市场化”，整个社会就能够逐步获得全面的解放？
为什么就想不到，某些垄断和腐败的权力完全可能制造出别样的“市场化”，并以此展开更堂皇的欺瞒和更多样的侵吞？
我甚至忍不住设想，如果当初知识界不那么幼稚，一面鼓吹“效率”和“竞争”，一面也强调“公正”和“民主”，在呼吁“富裕”和物质进步的同时，不忘记高举另一些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社会指标：
比如自然，比如伦理，比如艺术和想象力，比如生活质量的整体提高、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
如果在八十年代是那样做了，也许，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就不至于这么缺乏抵抗力，这么容易被耍弄？
当然，这是太夸张知识分子的力量了。
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知识界的思想能力确实显得孱弱，但是，造成上述现实的主要原因，却绝不在知识界的天真和糊涂。
在这里，我想特别来说说“新富人”，在今天的中国，这个新崛起的阶层越来越像是一把开启扑朔迷离的现实之锁的“金钥匙”了。
它的形成历史非常短，至今也不到二十年。
可是，就在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新富人”从无到有，迅速壮大，从八十年代初仅以“万元”为身份标志，一路暴发至九十年代末个人资产以千万元计，甚至以亿元计。
如今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你到处都能看到“新富人”的踪影，不但是各种名牌轿车、四星和五星级酒店，也不仅是高尔夫球场、各种会员制的健身房和俱乐部，在许多地方（譬如上海），甚至已经出现了一系列非他们难以入居的住宅区，其门禁之森严，与普通社会之隔绝，都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
他们的总数还不到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却差不多占有了全民总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
随着个人资产由数万元向数亿元迅速膨胀，“新富人”的基本成份也明显变化了：
最初那一些遭受社会排斥、缺乏“背景”、不得不冒险从商的边缘人，很快就被淘汰，而来自社会中上阶层、拥有各种社会资源，甚至干脆就是身居官位的人，逐渐取而代之。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更替还越来越迅速。
虽然还有一些昔日的边缘人幸存下来，他们却已不可能继续远离权势。
虽然也还有一些年轻的“知识经济”的弄潮儿，凭借智力和锐气不断加入“新富人”的行列，但就总体而言，这个新阶层与那些腐败的权力的密切关系，已经暴露得越来越清楚。
在一些较小的城市和乡村，“新富人”与那些腐败的官员的互相支持和融合，更往往达到毫不掩饰的地步。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智力和学识都并不特别优异的人，竟能如此迅速地聚敛巨额资产，倘若没有腐败的权力在背后撑腰，他们又怎能这样呼风唤雨，一夜暴富！
在“新富人”阶层的身上，正汇聚着九十年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秘密，一旦破解了这些秘密，也许就能准确地掌握住最近二十年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
从1976年
10月，人们涌上大街欢庆“四人帮”覆灭的那一天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就感觉到，社会在变了，这变化还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差不多搅动了每一个人的生活。
也就从那时候起，如何判断这个变化，如何把握这越来越新鲜，或者说越来越陌生的现实，逐渐成为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
在我的印象里，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吧，随着“现代化”的风声的扩散，知识界对现实的一种非常乐观的判断，在社会上迅速流传开来：
“封建专制”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中国正在从“保守”走向“
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虽然有那么漫长而特别的历史，毕竟拗不过人类进步的普遍规律，即便还有人想开倒车，“现代化”的趋势到底不可阻挡，我们终将跨入彩电、冰箱、轿车和摩天大楼的新世界……类似这样的判断是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无论眼中的现实是如何异样，许多人都可以视而不见。
甚至无论发生怎样巨大的事变，人们也很快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不过是一些短暂的插曲。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重新激扬起来的那一股“现代化”的声浪是多么浩大，它盖过所有其他的声音，把这斩钉截铁的判断送入人们的耳朵：
“这就是现代化！
快跟上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
这个声音并非全无说服力。
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的确是逐步在向外开放，经济的确是空前地活跃起来，即以上海来说吧，耸起了那么多高楼，开张了那么多商店，还来了那么多金发碧眼的洋人，你走在淮海中路上，真会觉得上海和东京、香港也差不了多少。
与七十年代相比，今天的个人空间似乎也明显扩大了，居委会大妈不再上门来盘问你家客人的姓名，你也尽可在与友朋喝茶时乱发牢骚。
户口、国家编制、鲜红的公章，这些昔日牢牢箍住你、使你不敢须臾脱离的东西，现在似乎都有点贬值，即便少了一两样，人也照样能够生活。
政府已经签署了世界人权公约，现在又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那个流行的“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似乎确实可以解释当代中国——至少是一部分——的社会现实。
但是，这个声音却无法解释“新富人”的崛起。
一旦你把眼光转向这个新阶层的逼人的气焰，一旦你同时注意到那些与“新富人”一同产生的贫穷、迷惘和愤懑的人群，你就立刻会看出那一套“现代化”的解释的破绽，而且会进一步怀疑，这破绽可能非常巨大。
一个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原有的阶层等级当然会发生变化，财富、利益也势必要重新分配，但是，像中国这样几乎完全是在腐败的权力网络中骤然斜生出一个新的暴富阶层，总不免让人觉得惊诧。
一个在“现代化”转型中得势的新阶级，总该是最渴望继续变革的吧，可在今天的中国，“新富人”却并非如此，他们甚至不愿意看到社会真正向纵深改革，而最好一切都维持现状。
他们是不是对前途最有信心呢？
恰恰相反，许多“新富人”都很悲观，他们并不看好中国的将来，这些人口袋里几乎都有一本外国护照，仿佛随时准备逃离险境一样。
为什么这个“改革”的最大的受益阶层，却对“改革”的前景如此悲观？
与那些坐在书房里吟唱“现代化”高调的文化人不同，“新富人”是真正了解现实的，他们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也知道这些事会埋下什么后果，更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那样干。
因此，这些人的悲观就格外意味深长。
在我看来，正是这个“新富人”阶层的奇特的存在状况——它的天方夜谭式的崛起，它与其他新、旧阶层的触目的对照，它的普遍的“短期意识”，等等，迫使我们改换思路，先放开那一套流行的“现代化
”阐释，重新来审视最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仔细说起来，中国社会的改革的动力，其实是来自许多方面，有对于“文革”式的动荡和混乱的不满，有对于民主、精神自由和文化开放的渴望，有执政党重建政治威信的需要，更有公众摆脱贫困、改善物质生活的普遍的冲动。
当这些不同的诉求在七十年代末汇集到一起的时候，“改革”的大幕就拉开了。
目睹那大幕徐徐拉开的情形，你真是会相信，这是一场上下同心、举国参与的全民改革运动。
可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里，各种要求改革的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的目标经常并不一致，它们对改革的方向的影响和导引力量，也因此而完全不同。
到九十年代初，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随着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文化理念之间的冲突的相继爆发，也由于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重大的政策性调整，八十年代初的那种过于模糊、也过于天真的改革热情，已经被更为现实，往往也更为保守的社会态度所取代。
很自然地，经济生活逐渐上升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他都是空的，多挣几个钱要紧！
”类似这样的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疏远、冷淡甚至嘲弄态度，在人们中间日益扩散。
到九十年代中期，公众的注意力已经明显朝改革社会经济，甚至仅仅是改善个人物质生活的方向偏斜了。
而一种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标的狭隘的功利意识，也就在社会各阶层顺理成章地蔓延开来。
在这个全社会的转变过程中，1992年政府再次发动的“市场经济改革”，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它不但使整个行政和管理系统依照功利原则迅速地重新统一起来，而且赢得了差不多全社会的热烈响应。
当然，九十年代的新一轮“改革”已经不再是八十年代从“联产承包”开始的经济改革的自然延续了，它更与八十年代从
“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政治和文化改革完全不同。
改革的指向明显转移，它所遭遇的社会条件更是大变样了。
在九十年代，“改革”的目标相对单一，它是要创造一个以效率为基本准则的新的经济秩序。
因此，它推崇的首先是利润、财富和经济的竞争力，它关心的也主要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至于其他的许多事情，它都暂时推出了自己的视野。
在九十年代，这新一轮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阻力也明显减少了许多：
经历过八十年代晚期的社会动荡，那种从精神、文化和政治方面期盼或质疑“改革”的公众热情，已经大为涣散；当人们卷起横幅、拉开麻将桌，纷纷将视线转向个人的衣食住行的时候，当对眼前的物质生活的关注异乎寻常地在人心中膨胀开来的时候，新“
改革”的浓郁的经济主义气息自然能够获得相当广泛的欢迎；一旦看清楚“改革”只是要创造“市场经济”，自己手中的权力正可以转换成巨大的资本，那些经不起诱惑的官员更立刻换去了在八十年代中期还颇明显的疑虑神色，水声喧天地跃入“市场经济”的大海。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市场经济改革”会怎样一路铺开、迅猛推进，你就可想而知；那个“新富人”阶层的快速崛起、如日中天，就更是毫不奇怪了。
一旦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之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
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八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逐渐遭人冷落，人心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
既然一切都是根据眼前的利益来结算，集体也罢，个人也罢，都很难再继续维持对于长远事物的关心。
“效益”本来是有长远与眼前之分的，可一旦意识不到“效益”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人们对“效益”的关注就必然是直趋“眼前”。
从若干行政部门对一座城市、一片乡村乃至更大范围的地区的发展规划，到平民百姓对家庭、子女和个人生活的具体安排，从大多数商人和实业家的投资计划，到成千上万被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例：
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你都会看到“短期目标”的膨胀，看到这类目标如何一步步压倒和毁坏一个人、一个集体甚至一个地区的长远的生活。
不只是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教育败坏、生态恶化，是一部分执法机构的逐渐流氓化、社会的信用体系日趋瓦解，是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
……
一旦这些因素汇聚起来、交叉感染，社会整体性的破产也就为期不远。
令人担忧的是，在今日中国的若干地区——决不仅是乡村，你确实能看到上述那些因素正在蜿蜒交颈、互相激发，而且，这一类地区的数量还在与日俱增。
不仅如此。
二十世纪是人类各部分之间的交往急剧密切，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生活的“全球化”大获全胜的时代。
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崩溃，这“全球化”的内容还更趋单一，资本主义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向全世界扩展。
中国早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旋涡，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旋涡的吸力愈益增大：
一方面是国际资本急欲彻底打开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是国内社会的“现代化”冲动持续不退，再加上确实需要外来资金维持经济的“增长”，无论愿不愿意，中国社会都只能加快“与世界接轨”
的步伐。
因此，九十年代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必然与“开放”相伴随。
从深圳特区到浦东特区，从各种服务业纷纷引入西方式的管理制度，到各级政府竞相以
Microsoft装备自己的办公室，甚至人民解放军的军帽也越来越西方化了：
倘说九十年代有哪一件事情是从八十年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那大概就是这个经济上的“开放”吧。
不用说，也正是这“开放”造就的日常生活的显著变化，有力地支撑着那种“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感觉。
在东南沿海和广州、上海这样的城市里，这样的感觉还相当普遍。
如果不把“开放”看作是“进天堂”的同义词，如果视“现代化”为一种不得不追求、很可能利弊参半的社会状态，我想就可以说，今日中国确实正在经历某种趋向“现代化”的转变，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半个身子，似乎都已经伸进“全球化”的轨道了。
我不禁想起克雷洛夫寓言中的那一辆倒霉的车子，它同时被天鹅、梭子鱼和兔子拉向三个不同的方向。
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它正同时经历着好几个完全不同的变化：
新崛起的“权力—资本”势力日甚一日地蚕食社会财富，使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沦为牺牲品；“全球化”的压力有增无减，经济“开放”和“现代化”转型依然持续；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另一部分地区的状况却完全不同……这些变化自然是互相关联的，有时候甚至互为因果，但其趋向却并不完全相同，有的互相交叉，有的却彼此冲突。
是否也还有别样的较令人乐观的变化呢？
当然是有的，我也愿意在这里仔细地描述它们，但就大体而言，目前似乎还看不到别的什么力量，能显示比上述变化更大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可以看得见的将来，实际上是取决于上述这些变化的彼此消长、交汇和冲突的。
越是无法判断其中的哪一个将会压倒其他的变化，社会的前景就越显得模糊而不确定。
今日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茫然的情绪，正是对这个现实的自然反应。
而在这样复杂的现实的映衬下，那些在九十年代的知识界中非常流行——现在也还是相当流行——的思路就显得太简单了：
“传统/现代”、“封闭/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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