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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人领导艺术1

第一章繁荣时代:

我们的机会

 

  中国企业元年:

1990年。

  在这场竞争中我们终将赢得胜利,无论是日本、欧洲还是北美,在市场上他们都将毫无办法。

  “中国制造”不是今天的创造,而是始于一千年前的宋朝——以瓷器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产品让世界认识、记住了中国。

在英文中,“瓷器”与“中国”竟然为同一个词。

  “未来50年美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如果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它必须制造得更好。

”制造是需要通过管理来实现的。

∙一中国企业元年:

1990年前的企业与2000年后的企业

∙二中国制造

∙三文化的制造需要

 

一中国企业元年:

1990年前的企业与2000年后的企业

 

如果说经济科学是选择的科学,那么,管理科学就是选择之后关于效率的科学。

管理提高了两种效率:

第一,是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二,是生产效率。

中国企业已步入管理时代。

是中国企业应该出、能够出和已经出世界级企业的时代,时代给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这样的机会:

千年一遇,千载难逢。

  2003年,在一次企业高峰论坛上有个花絮:

大家谈到“20年前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

老板们开始忆苦思甜,有的说原来是架子工,有的说原来是摆小摊的,还有的开了个路边小饭馆。

最后,大家形成了共识:

是中国这二十年,给了我们机会。

  世界现代管理有一百年的历史,但中国真正的企业管理却是在这25年间才开始发生和实践的。

  企业管理是需要土壤的,企业的生存是需要条件的。

  从北京八达岭高速公路西出,沿途可以看到一辆辆满载货物的巨型载重汽车源源不断涌入北京这个大市场。

  1989年我第一次跑这条路,当时还没有高速。

从北京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500公里,整整跑了42小时。

但比起百年前“庚子”之变躲避八国联军追赶的慈禧太后,还是好了不知多少倍。

据史料记载,慈禧从这条路西逃陕西,尽管是逃命,但到达山西大同,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这条从呼和浩特到北京的路,只需6~8小时车程。

有位乳业公司老总曾这样豪爽地告诉媒体:

(他们)从草原深处一头乳牛身上挤出的新鲜牛奶,经过消毒、包装,12小时之内就可摆放到北京超市的货架上。

  路的变迁表明了时代的变化。

正是这条“6小时”路,成就了一批时代英雄和英雄们的作品:

企业。

  1998年,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伊利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主管销售的一位副总经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辞职:

他要办一家“自己的”乳品企业。

三年后,这个赤手空拳创办的“自己的企业”,已成为日处理鲜奶三千多吨、年销售额超过50亿元、位居中国乳品市场前三甲的企业(截止到2003年12月底统计)。

  这个时代英雄就是被业内称为奇迹的牛根生,这个企业就是牛根生创办的蒙牛乳业股份公司。

2002年,蒙牛乳业被北京一家著名财经媒体评为中国市场成长最快的企业,从4000万元到85个亿,用了不到24个月,财富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巨无霸的微软帝国。

在探究蒙牛乳业快速成长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企业家和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以及一个个神话般的财经故事。

当然,这些都没有什么错误。

但我们似乎更应该探究一下支撑这些的基础:

因为这是时代给予所有企业家和企业的馈赠。

  1990年,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阳至大连的高速公路建成。

到2002年,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9万公里,超过加拿大跃居世界第二。

发源于1992年的中国电信程控交换机的革命,到2000年基本完成了国内数字电信网络;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位的电信市场。

1991年,中国深圳证券交易市场开业,到2003年,中国证券市场市值已经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的建成,不仅是中国公路史上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此后,中国用十年时间走完了欧美国家40~50年的历程:

搭建了以“高速公路、电信通路(程控交换、因特网)和企业融资通路(融资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基础网络。

正是这个网络,使中国企业成长有了物质基础,为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条件。

  我们再看蒙牛乳业和牛根生:

正是中国公路交通的改善,才使一般定位为地区市场的鲜奶,可以迅速跨越千里之外的市场;正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观念的改变,才使他们能够在这样短时间内聚集起资金;正是中国电信大发展,才使他们能控制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发展的市场。

  从世界企业发展历史看,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是现代企业与古典企业的分水岭。

我们关注以泰勒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管理鼻祖们创建的管理理论对现代大型企业理论支撑的时候,很容易忽视一个问题:

技术与应用对现代企业的支撑与支持。

也可以这样说,人类这一百多年中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数千年生产力发展中所创造财富的总和的根本原因,是和蒸汽机、电报、电话、金融、铁路和公路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分不开的。

最直接的例子是,如果没有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我们不可能想像麦当劳能做成世界性的快餐店。

在世界各地有五千余家分店、120万员工,已经连续三年(2000~2003年)荣登世界企业500强榜首的沃尔玛产业帝国,如果没有现代“SAP”财务系统等在内的IT技术支持,怎么可以支撑?

  蒙牛乳业不是我们确定的案例企业,他的时间太短,但他成功的速度又太快了,成为我们案例企业的一个缩影。

  1990年以前的中国企业,缺少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支持,企业规模很难做大;从1990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基础建设之路,其意义远远大于“路”本身,在到2000年的十年中,中国许多企业完成了市场积累和市场竞争准备。

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企业走上锻造世界级企业之路。

2000年后的中国企业,进入了生存和成长的时代。

  我们不要忽视:

1990年,中国企业元年。

从此,中国企业用十年时间走完欧美企业几十年上百年的路,积累了经验、教训、市场和财富。

  1990年以后的十年,是中国企业在全世界做产品销售的时代;2000年后,则是中国企业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的时代。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划定企业的元年,是想表明中国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与条件的成熟的起始点。

而这个条件对于每个企业与企业家都是一样的。

  从世界范围看,企业产品的成功固然重要,但不如公司如何组织和管理更重要。

丰田的成功可归于他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戴尔的成功不在计算机,而是如何生产与交付。

沃尔玛的成功不在于卖什么,而在于他们是怎样卖的。

同样,联想集团的成功也不在于他们是做计算机,而在于他们独特的“搭班子、带队伍”的文化。

万向的成功更不在他们生产什么,而在于他们与社会、环境的融合。

而后一点,就是管理的贡献。

  万通董事长冯仑先生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得出的结果是:

1997年之前创办的企业,70%都失败了;1997年之后创办的企业,70%都成功了。

这从另一个方面注解了我们这个时代。

  从纯经济学意义上分析,中国企业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还得益于两个“效率”。

第一,是配置效率;第二,是生产的效率。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对中国整个经济配置效率的提高做出了历史贡献——通过经济利益这个看不见的手实现。

企业家们充分利用了计划经济下配置不合理的资源,利用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饥渴的短缺市场,利用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也利用了国际市场的空缺,通过利用、发掘、占领,使资源从效率低向高水平流动,在流动中,实现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有限度的。

在中国,几乎所有行业都进入了微利时代。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来实现。

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50年前在评价美国企业经济时曾说:

管理使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倍(与20世纪初比)。

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样需要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支撑。

二中国制造

 

2000年以后,与中国企业紧密相关的,是中国制造。

  记得有句曾每每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歌词:

“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这是几代中国人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也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

但进入新千年,让世界感到强大和强盛的中国新“长城”不是血肉筑就,而是环球市场遍布的“中国制造”。

  回溯上个千年,中国的宋朝用瓷器、活字印刷开始引领世界经济文化的潮流。

从我们的千年历史发展看,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是从“中国制造”——以瓷器为代表的产品开始的。

至今让我们耿耿于怀的,是在英文中“瓷器”与“中国”竟然为同一个词。

从两百年前开始的西方所谓工业文明对中华大地的挑战和冲击,掀去遮盖在上面的政治、军事面纱:

内里被包裹的都是“经济”。

近代以来,留在中国人心里的是“洋布”、“洋火”、“洋铁皮”等等这样的文字和文化。

  中国制造与“洋”制造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进入新的千年,世界终于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而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国家战略安全学家、《大棋局》作者布热津斯基先生曾于1999年感言,未来20年世界要生活得美好,主要取决于美国、欧洲和中国这三个政治体。

而另一位美国国际关系教授则于2002年著文称:

未来50年美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2003年7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在清华大学演讲时称:

“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3亿中国人如何发展经济和政治,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必须确保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和中国进行紧密的合作。

  摩根士丹利是世界著名投资银行。

2003年7月,总裁罗奇面对摩根士丹利年初低估中国经济,说:

我们错了。

  在这场跨越了百年的竞争中,经过痛苦和磨难,我们必将赢得最终的胜利。

无论是日本、欧洲还是北美,在市场上他们对此都将毫无办法。

当然,竞争对手在失去竞争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会从我们的胜利中分享到利益。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不是中国本国的事情,而是全世界各国关心的事情。

这是天下大势。

一个未来还有20年高速发展时空的市场,是个必然产生世界级企业、世界级企业家的市场——这就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

对企业家来说,是生正逢时;对中国人来说,确保企业生存,并打造世界级企业是我们的共同使命。

  谈今天的中国企业生存,我们很有必要回溯历史。

  有个存在了一百余年的问题:

为什么总是苦难的中国人挨打?

仅仅是因为我们穷、因为我们落后吗?

  不是。

  谈论我们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中国制造;谈论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企业,同样也回避不了中国制造的问题。

  “中国制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1766年,英国人亚当?

斯密出版了影响后世二百余年的《国富论》。

也在这一年,在北美大陆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发表了同样影响人类的《独立宣言》。

对自由市场经济来讲,这是两件划时代的大事。

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但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以中国这样一个处于世界富裕前列的国家,从此以往居然走向“挨打”的境地。

因为,中国当时也是最有条件闭关锁国的国家。

  强国成为中国人百年的梦想。

19世纪末,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喊出“变法图强”的口号,并为此于戊戌年喋血北京菜市口。

20世纪初,我们喊出“民族自立自强”的口号,中国经历了50年的战乱;从20世纪中叶开始,当我们喊了半个世纪“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我们喊了二十几年的“科教兴国”,当几亿中国人被体育金牌所激动而梦寐以求“体育强国”的时候,我们似乎是不经意间发现,真正使中国处于世界民族强盛之林的,是充斥世界市场的“中国制造”。

  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日本企业和日本产品对美国市场和美国经济的冲击,一个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为主组成的经济学家小组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调查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震惊美国朝野的调查报告:

《美国制造——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

报告开篇写道:

如果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它必须得制造得更好。

  中国制造,也在制造中国。

  

(一)规律1941年。

日本京都。

日本天皇裕仁以他那惯有的阴沉的脸色召开御前会议。

此次会议专为商讨进攻美国珍珠港事宜。

让裕仁以及内阁成员们没有想到的是,提出反对意见的竟是日后指挥了这次偷袭的山本五十六大将。

他说:

“像美国这样有强大制造工厂和制造能力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

”在场的内阁成员听了都哈哈大笑,嗤之以鼻。

他们认为山本的说法太荒唐。

如果提美国有多少飞机、多少大炮打不过还可以,而提美国有多少工厂简直太荒唐。

但后来发生的历史证明了山本五十六的话。

山本五十六曾留学美国,对美国企业力量的了解及对美国企业家精神的了解,成为他发动偷袭珍珠港战争的巨大心理障碍。

他说,在留学的时候曾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参观,美国企业的制造能力使他震惊。

也是在1943年。

在伊朗的德黑兰召开了一次具有创时代意义的会议:

德黑兰会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也是二战的转折。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元帅举起酒杯,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

“为美国的生产能力干杯。

没有美国的生产,这场战争我们就会失败。

”据战后统计,仅亨利?

凯泽所领导的企业,在1945年的头212天内,就生产制造了247艘战舰。

  实际上,在现代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二百年间,制造业是时代强国的伴随;而且强国地位的转移,必然伴随着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

  发于欧洲转道英国,20世纪初被美国接手的世界强国,无一不是世界的制造大国和制造强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日经济贸易争端,表现形式上是两国间贸易的不平衡,但归根结底,还是两国制造业的争端:

美国还是日本,究竟谁是制造强国?

  1990年,美国出版了《美国制造——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标志着日美经济争夺的转折。

日美的经济争夺,实际上集中在制造业上,他们在制造业上,谁也不肯放弃,拼命争夺霸主地位。

在他们的骨子里,根本就没有把传统制造业当成夕阳产业。

那么,为什么美国迅速地扭转了被动局面,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高科技实力远远高于日本,美国有不断的国家高科技战略计划。

正因为有这个支撑,日本实际上压根儿就没有真正赢过。

  综观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世界经济强国毫无例外都是制造强国,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

  2003年3月20日,美国对伊拉克开战。

支撑美国这个战争的依然是美国科技制造工业、军事制造工业。

事实也证明,这是一场一开始就知道了胜负的战争。

  美国制造业的巨大实力决定了它对国内外政治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当今的世界,一个国家的企业实力如何,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

一个国家企业实力雄厚,规模大,数量多,在全球竞争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个国家肯定会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占据同样的重要位置。

  大国的兴衰印证的是制造业的兴衰,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经济大国和强国。

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选择上,应当毫不犹豫地把振兴制造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采取多种措施,坚决把制造业做大做强,这是实现经济强国梦想的必由之路。

  今天,美国、日本、欧洲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依然是制造强盛的国家和地区。

从世界分工角度看,全球高端产品的制造在美国人手里,其次是日本和欧洲。

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制造,是在中低端产品之上。

由于产品的价值,使美国企业赚取高于我们企业五至八倍的利润。

从这一点看,中国制造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辉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无论是国家与国家,还是地区与地区,甚至个体与个体间,最直接的比较是贫富。

贫富间的差距,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引发战争、犯罪和革命的根源。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富裕就能避免上述问题吗?

  自由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从五百年前就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所以,三百年前中国的世界“首富”,中国的世界“第一”,只能是一种“落日的辉煌”。

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一些石油国家不可谓不富,但它们是个“泥足巨人”。

除了埋在地下的那么点儿“黑色的金子”外,除了那个地下可以一钻出钱的“银行”外,它们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得靠别国,靠向别人乞求。

  20世纪90年代初,科威特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富足国家,一夜间被人家占领。

  中国人认识到落后要挨打,同样也应当意识到,仅仅富裕不一定就不会挨打。

中华民族非常不幸地成为20世纪世界上被掠夺、被屠杀的苦难承受代表之一。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金辉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本《恸问苍冥》的书,曾引起极大反响。

他在书中用大量篇幅三问苍冥: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被杀?

  八年抗战,中国3000万人被杀;上溯100年,中国有5000万人被杀。

我们为什么被杀?

对此,有许多解释。

比较一致的答案是落后。

为什么落后?

进一步的答案是由于贫弱!

1840~1945年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共死亡上亿人,国家几乎被瓜分。

  但历史毕竟是历史。

  三百年前,中国GDP占世界的近40%,位居世界第一;到1840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依然占世界四分之一。

按这个比例,我们和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基本相当。

可以说,在财富上中国当时不仅不是穷国,而且是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在工业化前的两千年时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上的强势文化,中国的文明不愧为当时全世界的最高成就。

中国长期经济文化的发展成就,不仅让西方非常羡慕、崇拜,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著名的孝德维新,就是全面学习中国的唐文化。

  工业革命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恢复古典希腊传统,重读古希腊哲学,摆脱中世纪神学对思想的钳制;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以人为本的中国儒家思想。

  这样看,我们的落后只是在世界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才开始的。

从这个世界历史时期开始,当时世界第一(GDP值)的世界头号富国,一步步沦落到只有承受挨打,只有承受割地赔款的境地。

  被誉为清末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对此有过深刻探讨。

他认为:

“大抵在西洋的制造。

”在他的首倡下,中国近代出现了一个“洋务运动”。

  1843年香港“榄文”船舶修造厂设立,中国从此有了现代工厂。

自此,工业化先驱者“实业救国”的呐喊曾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囿于时代局限,这些声音或者被当时的社会制度所扼杀,或者为战争炮火所淹没。

  实业未必能够救国,但却是强国的必由之路。

从19世纪70年代初起李鸿章就争辩说:

“仅有枪炮和炮舰不能使一个国家强大,要使用它们和运行,还得靠制造业、现代运输业的支持。

”他说,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见《剑桥晚清史》P481)。

  但中国清末的工业发端,一开始就不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的,而是在“官办”和“官督商办”间来回打转转,并最后成为现代经济史上的一种畸形:

官僚资本主义。

  历经半世纪的梦想,“中国制造”再次站在巨大机会的门槛上。

中国人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这种局面和世界地位。

而这个局面的取得,在经济层面上,是由于世界市场上的“中国制造”。

  (三)富强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内地已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人,位居英国之前,日本之后。

而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主要是“中国制造”赚的钱。

  2003年世界5大外汇储备排名排名地区外汇储备(亿美元)1日本67352中国内地40333中国台湾17064韩国15005香港1184注:

中国内地外汇储备余额是扣除政府向四大国有银行注入资本金450亿美元后的余额。

我们说美国的强国地位从时间概念上讲,是历史幸运地给了他一百年时间;今天,历史已经给了我们25年时间,还有几十年需要我们努力争取。

  中国制造虽然不可治国,治国靠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但中国制造可以强国。

  30年前冷战时期,中国如果制造不出“两弹一星”,是不可能有当时的国际地位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制造也是中国的国策,是政治。

三文化的制造需要物质基础

文化的进步实际上比经济的进步需要的时间更长。

但文化的进步与经济进步比较,文化是根本的,是真正的基础。

在世界史上,欧洲曾是个愚昧之地,欧洲人甚至不懂得洗澡,中世纪的瘟疫曾使欧洲“十户五空”。

但四百年前的一场文艺复兴席卷欧洲,改变了一切。

欧洲文化从此有了包容性,这又导致了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

四百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四百年后,中国被欧洲大大超越,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现在文化的解放与文化的创建还远远不够。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建立新的工业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同样如此。

  文明是需要物质基础的,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政治文明,都需要物质文明这个基础。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从当期(而不是考古角度)来看,是希腊罗马人穿上中国制造的绫罗绸缎,使用上中国制造的瓷器开始的。

  上个世纪之初,可能没人会清醒地认识美国的“文化侵略”,但今天,就是在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欧洲,也开始惊呼:

注意来自美国的文化侵略。

这一切,其实都是基于物质文化制造的结果。

  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时间里,我以为,21世纪的经济发展,从生产力水平来看,至少未来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维持像过去20年8%以上的增长。

  这是个简单的类推:

日本从二战后到1980年代末,维持了40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1960年末一直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维持了40年的快速增长。

  我们不是说中国人比日本人、韩国人聪明,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开始以引进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是在1979年。

1979年初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日本在1950年初与亚洲四小龙在1960年代初期的差距大;而且推算一下,我们未来20年像过去改革25年的发展,整个经济规模将会赶上美国。

我们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况且,我们的市场,也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可比拟的:

中国庞大的市场腹地,与美国有相同的地方。

  什么叫天下大势,这就是天下大势。

一个有40年高速发展空间的市场,是个必然产生世界级企业的市场。

  正是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造就出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领袖,将是一个历史必然。

而打造出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和中国的企业领袖,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使命。

  尤其是对企业家来说,生正逢时,这是时代给予的机会。

  这就是2000年以后中国的企业时代——产生世界级企业的时代。

而造就一批世界级的企业,是历史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千年一遇的机会,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制造是需要经济组织来完成和实现的,而组织的运转需要管理。

人类自身的发展,就是一个组织的过程。

可以说,我们是继承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

但这个有组织的社会需要管理来使它们运转。

也可以说,正因为长于管理,人类才建立了很多组织,单个的人才生活、生存于不同的组织之中,从而实现了很多单个人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

如果没有这些组织,什么事都可能无法完成。

  要想生活得好,就得制造好。

制造好与坏,用经济学语言表述,就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与低。

一个国家生活质量的高低,差别就在劳动生产率上。

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技术革命等等途径,但归根结底,实现这种提高需要管理。

谁也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通过管理方式和管理思想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产率,提高了中国制造产品的竞争优势。

  主要工业化国家劳动生产率比较(平均每周工作小时)1990年1999年德国516290法国517317日本517383荷兰52308美国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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