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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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周扬: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人民日报>>【日期】19830316【版号】4【作者】周扬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已经逝世一百年了。
在这一个多世纪中，人类历史发生了前所末有的大变化。
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无影无踪地消逝了。
许多曾经名震遐迩的学说已经失去它的光泽，不再能唤起人们的最初热情，而变得越来越暗淡了。
可是作为推翻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形象却永远放射着光芒，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却象常青树那样永远保持着青春的活力。
它迎接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克服了重重险阻，始终胜利地前进。
我们用不着讳言，在这一百多年中，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
它曾受到严峻的考验。
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出现过停滞、倒退、甚至质变。
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说明这种情况的历史事实。
我国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十年内乱，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
在这种时刻，往往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了信心，产生了怀疑。
可是无论经过什么惊风恶浪，马克思主义总是显示了永不衰竭的战斗力，在曲折的道路上不屈不挠地向前挺进。
这是什么缘故？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什么终极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不仅运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自身的缺点，纠正自身的错误，并且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
这样就防止了停滞和僵化。
列宁曾经在《国家与革命》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所写的著作，指出他们如何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恩格斯于１８９２年为自己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说明他早年所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及某些分析和论断，由于情况的改变而过时了。
这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一切论断和观点都是臻于至善的永恒真理。
相反，他们批判了杜林对于“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玩弄。
他们以三大革命实践作为发展自己理论的主要依据。
马克思尤其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认为科学能转化为生产力。
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根据恩格斯的回忆，马克思对于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种新的发现都是感到欢欣鼓舞的。
这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新突破，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可以促使马克思重新检验自己的学说，发展自己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发展的，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没有固定的模式。
列宁并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原来关于革命的设想作为固定的模式，去制定十月革命的理论的。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曾经根据俄国的城市武装暴动的模式去进行，结果遭到失败。
后来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才取得了胜利。
实际上，倘使不抛弃固定的模式，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我们的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当是同样的。
我们党中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的。
无论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上，或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每个民族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自己的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既不应强人从己，也不应强己从人。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和实际相结合，所以必然要形成各自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特色。
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各个民族的走法却不一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列宁这个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多样性的、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异彩纷呈，终归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促进它的发展。
就世界的范围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
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目前我国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完全照搬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理论，纵使这些经验和理论曾经是正确的，在当时条件下起过积极良好的作用，但在目前也要根据新情况加以重新检验和估计，需要发展的就应加以发展，需要改造的就应加以改造，而不能墨守成规。
我们不应被习惯的惰性作用所左右，必须克服穿新鞋走老路的倾向。
在不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不同时期革命任务的需要，和不同学派结成一定的同盟，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要寻找、争取、扩大同盟军。
马克思主义不能没有同盟军。
恩格斯曾嘱咐过德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人，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
列宁也着重谈到这个问题。
他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使千百万人民群众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最坏的错误。
他甚至说：
如果不敢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同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
我们应该重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要有同盟军的思想。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些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
但是，他们可以和我们合作。
我们也应尽力争取和他们合作，在某一特定时期，在某一特定问题上和他们合作。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就是通过民族解放的要求和爱国主义思想情绪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不应该轻视和排斥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者。
要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和他们一道努力实现祖国的统一和繁荣的大业。
在一定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结成同盟。
法国的杰出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同时也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战士，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真诚朋友。
他在三十年代访问苏联后所写的书简和别的文稿中，一再表示，世界进步和人类的幸福是和社会主义休戚相关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结成同盟军，要注意自身体系的独立性，要有团结和批评的两手，要力争马克思主义在同盟中处于主动地位，不使自己成为别人的附庸。
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 要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个重要问题。
恩格斯说：
“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
（《反杜林论》）这种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就是自由。
在认识论问题上，有哪些方面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也就是科学的认识论的轨道前进了？
有哪些背离了？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要求解答的问题。
认识论问题取得进展，我们的思想就可以大大提高一步，我们的实践就可以更有成效，就可以少犯错误。
我们在这方面有弱点。
我们党在建党前没有这一方面的理论准备，不象俄国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和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就发表了不少文章。
中国的情况不同。
陈独秀虽然是中国党的创建人，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李大钊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是最早的建党人之一，并且是我党的第一个勇敢的殉道者，不过他的著作并不多。
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中国党在理论上才成熟起来。
经过七大，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不过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又面临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５７年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需要积累经验。
这个思想，他在１９６２年又提了一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认识它。
因此，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可以说是这三个发达国家的革命斗争和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理论成果的总结。
马克思大半生在英国度过，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英国写成的。
英国不仅产生了出色的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
《资本论》就是取它作为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范例。
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最彻底，经历了十分复杂而又曲折的政治变革，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都取材于法国。
同时，在空想社会主义方面，法国又有象圣西门、傅立叶这样卓越的人物。
我国从向西方寻找真理时期起，就已经对英法这两个国家的学术文化开始介绍。
严复曾译出不少这两国的名著。
唯独对于德国的古典哲学接触得最少，也最不熟悉。
王国维只是了解一些尼采和叔本华的哲学观点。
那时的人物都不熟悉德国思想家的著作。
但是德国古典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
德国古典哲学经过马克思的批判，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被继承、被改造，成为他据以剖析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则。
列宁晚年曾研究了黑格尔哲学，虽然也批评了黑格尔的思辨观点，但总的说来对黑格尔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不懂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
他还曾经给当时苏联党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撰文，倡议组织“黑格尔辩证唯物主义之友协会”。
列宁去世后，由于斯大林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蔑视，苏联哲学界并没有认真执行列宁的上述指示。
在中国，尽管毛泽东同志对于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哲学视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这种错误观点表示了反对，可是上述否定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潮仍冲击了我们思想界，使我们无形之中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这就不能不给我们在认识论研究方面带来偏差。
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自然要算是毛泽东同志的两论。
尽管两论发表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前，但是比起斯大林这部著作来，它自有其优点。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它的优点，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有缺点错误。
比如，他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区别归结为方法和理论的区别，并把两者割裂开来。
他对辩证法的解释是不完整的。
在概括唯物主义三个基本特征时，他把世界及其规律是可认识的作为其中一项。
这等于说唯心主义者都是不可知论者。
其实不少唯心主义者也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如黑格尔、贝克莱。
斯大林的著作一发表，整个苏联哲学界都按斯大林的体系讲，哲学停滞了。
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
他说，斯大林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这一批评十分中肯，也很重要。
斯大林只讲斗争，这是他那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政治观点在哲学中的反映。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斯大林的这一错误观点，坚持了矛盾的同一性，坚持了从马恩到列宁所阐述的对立统一律的原旨。
毛泽东同志以此为基础，并根据他在《矛盾论》中所提出的不同矛盾应用不同方法去解决的原则，建立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和党在文化上的双百方针。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
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
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不仅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且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由此阐发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人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实践观点。
不过在实践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值得我们总结经验引为教训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
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
例如，对于理论联系实际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把基础理论的研究当作脱离实际来批判，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十年内乱时期形而上学猖獗，实用主义横行一时。
林彪提出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一度成为指导思想。
实用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便是抛弃系统知识和基础理论，否认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扬言只要背诵一小本语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用主义受到了批评。
但我们在划分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区别上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又必须划清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界线，以防止实用主义所起的以紫夺朱混淆是非的作用。
我觉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举的一个例证很值得我们思考。
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扩大耕地，砍光了森林，虽然当时收到了效益，可是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以致使这些地方后来竟成了荒芜不毛之地。
这个例证告诫我们在坚持实践观点的时候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必须把眼光放远，不能只顾眼前之效。
正如列宁所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
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列宁全集》第１４卷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认识论中的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探讨，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一问题，目前理论界已有所涉及，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一旦形成概念、判断就进入理性认识，就反映了本质。
这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有大量的概念、判断只反映了现象，并未反映本质。
另外，说感性认识只是感觉、印象，这也不妥。
概念也有发展过程，就是由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或由知性到理性。
因此，不能说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
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起采用了三范畴，即：
感性、知性、理性。
后来黑格尔也承袭了这一用法，只是赋予了不同的涵义。
我认为在认识论中可以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两范畴，这样就可避免前面所说的那种缺陷。
划分知性和理性的区别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辨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
按照黑格尔的解释，知性的特点是坚执固定的特性和各种特性间的区别，凭借理智的区别作用对具体的对象持分离的观点。
它把我们知觉中的多样性内容进行分解，使它们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
所以，知性所达到的只是抽象概念或抽象的普遍性。
它不能反映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
这种抽象的普遍性不是把个体性和特殊性统摄于自身之内。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它拆散了事物的多样性统一，使本来具有内在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各种特性变成只有松散的外在关系。
黑格尔所解释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是恩格斯所肯定的。
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黑格尔所规定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是有意思的。
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把知性这一概念完全摒弃，以致常常使它和理性的概念混淆起来。
从而知性的分析方法也就往往被视为正确的方法而通行无阻，以致成为简单化、概念化的思想根源之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由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出发，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作出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是十七世纪古典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即知性分析法）。
另一种是由上面的行程再回过头来，达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这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且断言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方法（即辩证的方法）。
后一种方法才达到具体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才反映了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
不过，我们同时也要注意马克思并不是全盘否定知性的分析方法。
照他看来，知性分析方法出现在认识过程的一定阶段，它只在一定范围内方有效准，一旦越出这个范围就会变为谬误。
知性分析方法是有片面性的。
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往往以为抓住了事物的某个主导方面，即所谓抓要害，就算抓住了事物的整体和本质。
事实上事物的主导方面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和这一事物的其他方面紧密相关，彼此相涵，有着不可拆散开来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多样性统一的总体。
因此，我们要记住列宁的话：
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才可以防止错误，防止僵化。
我国历史上一些尊重事实治学严谨的学者也说过一些值得注意的话。
比如，戴震所提出的“巨细必究，本末兼察”，我觉得就可以参考。
在认识论方面象这类问题还有不少，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
倘使我们在认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前进，那么就可以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得以提高。
我觉得这在我们的理论建设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 继承过去的遗产，吸取外国的东西，必须有批判，不批判就无法继承和吸取。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
要在各个学术领域中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
他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后来，批判的名声被搞坏了。
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所谓大批判已经变质为恫吓诬陷的手段，这就需要拨乱反正，为批判恢复名誉。
批判一词原是德国古典哲学使用的术语。
康德的哲学就称为批判哲学。
按其本义，所谓批判指的是对旧形而上学的各个范畴加以重新的衡量和估价。
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从未经过追究的既成范畴去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究竟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和效用。
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
就这一点来说，批判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积极意义。
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可以说是开创了批判精神的先河。
恩格斯说：
“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
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自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以思维着的知性为依据，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一切放在实践的法庭上去衡量、去再估价。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科学精神，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理论，它本身也是在不断经受实践的验证的。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能用原则去剪裁事实，而只能从事实中把原则抽绎出来。
在封建时期，我国的经生讲究家法，师之所传，句句都是真理，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
但是清代也有一些具有胆识的学者，不为这种僵硬刻板的法度所拘。
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就不乏这种具有卓见的人物，戴震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一本精湛之作。
难道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不更应以这些前人作为光辉榜样并力求超过他们吗？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并建立他们的伟大学说的。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写的《手稿》中就已指摘了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的错误。
他还说他们就如神学家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那样，把应当加以推演的东西当作历史的事实了。
马克思主义和这种独断论的态度相反，它接受实践的检验，自觉地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
就包含着这种意思在内。
在我们党内有两次都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一次是在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
第二次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为目标的解放思想。
马克思主义具有生命力，因为它是革命的，而不是僵化的，所以它不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在实验的检验下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我们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上，曾经产生过偏差和错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大批判”就是开国后历次思想批判运动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和恶性膨胀，它为少数野心家利用，以致造成一场全民大灾难。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曾警惕过“无产阶级文化派”所犯的错误，对我国文化遗产，特别是对戏剧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因而所犯错误较少，成绩也较显著。
这和我们如何认识并掌握作为文化批判依据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是主张批判继承的，这就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克服，又有保存。
这就是“扬弃”。
过去我们很少谈否定之否定律，这对批判继承问题有一定影响。
否定之否定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条规律，同时又是他构成自己哲学体系的主要原则。
他的体系毫无例外地都是按照自在——自为——自在自为即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构成的。
黑格尔为了使自己的哲学纳入这个整齐划一的三段式的结构，往往采取了人工强制性手段，特别是在由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过渡时就显得十分晦涩，甚至神秘。
但是，唯物主义者是完全可以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并运用它来观察历史的。
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发展不外是一种哲学体系推翻另一种哲学体系，但尽管如此，哲学史却并不是错误陈迹的展览。
他认为每一种被推翻的哲学都作为一个低级阶段保存下来了。
比如辩证法就超越了同时也包括了诡辩论、怀疑论、相对主义。
这种历史发展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
但在我国理论界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大概是受到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律当作黑格尔的遗迹力加摈斥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也没有纠正这一偏颇，他对否定之否定律也有意见。
他的文章中从未提过这一规律。
听说，他以为生活中有些例子很难用否定之否定规律去说明。
比如封建社会否定奴隶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又否定封建社会，就没有包括低级形态在高级形态上的复归现象。
但这是由于某些规律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只在更宽广的时空领域内才有效准。
正如恩格斯在《致苻·博尔吉乌斯》中说的：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
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比如，私有制否定原始共产社会后，共产主义社会又否定私有制社会，这就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
固然，象黑格尔那样采用人工强制手段运用否定之否定律建立整齐划一的三段式的体系结构是牵强附会的，但我认为也不可由于他机械运用的缺陷就否定这一规律。
否定这一规律就会把文化发展的曲线进程看作简单化的直线进程，并且还会产生更严重的恶果。
我以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所谓“彻底决裂”以及把过去文化一概斥为封资修加以消灭，是和长期以来不讲否定之否定律，歪曲科学的批判精神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而是含有前面所说的那种扬弃的意义。
我们曾对批判继承文化遗产问题做过一些探讨，这几年更有突破。
例如，以唯物唯心或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划线去评价文化艺术遗产，就是曾经引起过讨论的问题。
我们坚持唯物主义，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把过去思想的发展史概括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认定只有唯物的才是好的，值得继承的，而一切唯心的都是坏的，必须抛弃，这就有些简单化了。
列宁曾经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哲学笔记》第３０５页）黑格尔哲学就是聪明的唯心主义，它比那些被恩格斯称为江河日下和叫卖小贩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即愚蠢的唯物主义者）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即聪明的唯物主义）。
（⑷⑸）现实主义原则也是我们要坚持的，但如果把千百年来的文艺史一律归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也失之简单化。
根据这种观点就无法解释许多文化、文艺历史事实。
难道文学史上许多伟大作家、诗人不是不仅是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浪漫主义者吗？
我想，在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遵循恩格斯在通信中所提出的原则，那就是思想家是以前人所留下的思想资料为前提来建立自己的新学说的，因此，任何一种新学说都不能超越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
我们不要把思想资料这句话理解得过于狭窄，它包括思想形式，也包括思想内容，同时也往往越出国界，涉及到外来的影响。
我们在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成就时一定要从世界的眼光看。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文学正突破民族和地域的狭隘性而成为“世界文学”。
歌德比这更早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并对中国文学加以称赞。
早在中世纪以前，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已开始。
最早，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就有了文化来往，印度佛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比如，魏晋时期出现了带有思辨色彩的玄学，除了以老庄周易为骨干外，主要是受到流入中土的佛书影响。
当时的名士名僧多由玄入佛，形成玄佛并用的一代学风。
在传译佛典方面，最初是采用汉化方式，多以固有的老庄术语去代替具有自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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