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与反思对美国一流大学认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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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观与反思对美国一流大学认识
近观与反思
——美国一流大学初识
朱亚宗
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支撑其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而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则是其软实力的标志，是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源头，是造就世界一流专业人才的基地，也是培养竺可桢、钱学森、梁思成、陈寅恪、冯友兰等大批中国杰出学者的摇篮。
实地考察美国一流大学是我多年的心愿，中国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和国防科技大学创办我军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需求，使我的这一愿望更为强烈。
新年伊始，多年的期盼成为现实。
2007年1月14日至28日，我有幸作为国防科技大学委派的学术考察团成员，赴美考察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麻省理工学院。
这些久负盛名的世界一流大学在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世界大学排名中分列1、2、5、7位。
而不久前公布的2006年物理学、化学与医学三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5位获奖者中，有3位在上述大学任职，而所有5位获奖者均与这4所大学有学缘关系。
半个月的学术考察时间虽短，所见所闻，感触良多，启人心智。
以下仅就感触最深的研发模式、人才培养与校园文化等三方面作一汇报。
一、“三位一体”的研发模式
众所周知，大学不光是大楼集中的场所，更应是大师辈出的地方。
那么，大学的教师应该担当怎样的职责和具备怎样的才能？
更进一步说，大学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功能？
自1636年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成立以来的300余年间，除了培养人才的天然功能不变外，美国大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经历了模仿欧洲、创新发展、引领世界三个阶段。
哈佛大学是模仿欧洲大学并后来居上的成功典范，它吸收了德国洪堡强调科学研究的办学理念，加上二战中大批欧洲科学家迁移美国的历史机遇，在詹姆士·科南特任第23任校长时期（1933年－1953年）已有5人获得诺贝尔奖，表明此时的哈佛已成为基础科学研究领先世界的一流大学。
然而，哈佛仍是文理科主导的欧洲型传统大学，毕业生虽然可以在医疗、法律、宗教等领域直接为社会服务，但是难以深入和影响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物质生产领域和经济领域。
20世纪上半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创的理工结合的办学模式，使大学的办学方式同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相接轨，它确立起科学理论引导工程技术发展、没有一流理科便没有一流工科的学科发展理念。
麻省理工学院的先进办学模式，不仅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通过早年就读于此的钱学森等杰出科学家的倡导，对50年代后中国大学突破理工分割的苏联模式、创办理工结合型大学有重要的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理工结合的先进办学思想和模式的成功，是美国独立自主地创办有时代特征和美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
然而，时代在前进，科技进步影响经济社会的方式也在不断地变革。
理工结合的模式虽然使基础研究与工程技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仍有相当的隔阂。
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产生科学、技术、产品一体化的新型发展萌芽，并已产生集科学家、发明家与企业家于一身的西门子式的复合型人才。
西门子原是德国19世纪下半叶的电磁学理论家，因发明电机而成为著名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后又因组建至今不衰的著名的西门子公司而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三位一体”的科技模式和“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在19世纪只是极其罕见的偶然现象，但到二战以后，这一契合科技发展新潮流的研发模式及人才模式迅速扩展。
虽然集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仍不多见，但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产品开发于一体的高水平企业、研究机构与大学却大量涌现，甚至成为高端创新产品开发的必由之路。
如有100余年历史、拥有大批以诺贝尔奖得主为首的基础科学家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已成为美国硬件大公司朗讯公司的企业实验室。
在适应并促进科技进步与社会应用相结合的新浪潮中，美国一流大学又走在世界前列，而斯坦福大学则成为当代大学最成功的典范。
斯坦福大学真正将社会需求动力与学科专业内在动力等量齐观，充分利用社会需求对学校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使学校获得高速发展的机会。
与此相应，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参与社会大循环的人才流动机制，教师可以调离学校办公司，也可以既当教师又办公司，学校也可聘公司人才任教师。
现任斯坦福大学校长轩尼诗曾是一家微处理器公司的CEO，而计算机系的现任主任戴利同时还兼任一家新型微处理器公司的CEO。
这是与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及高水平大学相适应的人才机制。
这样的人才流动机制，虽然与中国国情尚有距离，但斯坦福大学因此而迅速崛起的事实则也应该纳入中国发展战略的视野。
在科学、技术、产品一体化或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一体化的浪潮中，斯坦福大学走在最前列，哈佛、伯克利和麻省也均向“三位一体”的模式靠拢。
就以向来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的哈佛大学为例，现在也设立了理工结合的机械与应用科学中心，据中心的锁志刚教授介绍，该研究中心很快会发展成一个学院。
而哈佛设计学院已有注重技术与工程的设计信息科学中心、技术与环境中心、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在拥有注重基础研究的生物学系、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的同时，也拥有哈佛医学院。
而哈佛医学院既设立多个医院，又设立多个研究机构，如临床研究所、血液研究中心、眼科研究所等。
哈佛大学一方面拥有像邱成桐等那样的世界顶尖纯粹数学家，另一方面又设立了注重数学的技术应用与社会应用的统计学系。
因此，目前的哈佛大学虽然仍是文理学院最强，但已经发展成一个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与社会应用于一体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麻省理工学院也与时俱进，在早已实现理工结合的基础上，科研模式向基础研究、技术发明、产品开发三位一体的方向快速发展。
有必要指出的是，与这一趋势相伴随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专业的重心正在从传统的数理化转向生命科学。
这次赴美学术考察为我提供了近观美国一流大学“三位一体”研发模式的极好机会。
首先，四所名校均有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创新与强大阵容，与各所学校有学缘关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均达数十名之多。
其次，每所学校均有无数重大的技术创新成果与推向市场的高技术产品，最出人意料的高技术产品即是哈佛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大学生比尔·盖茨的创新计算机软件程序。
虽然这次考察并未遇到像西门子、袁隆平、王选一样集科学家、技术专家与企业家于一身的超级大师，但是却见到了集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于一体的高水平科学家。
斯坦福大学航空航天系的杰姆森（A·Jameson）教授，是美国资深航空航天专家、美国工程院院士，在会议室与我们座谈以后，将我们带到一间普通的办公室。
我环顾四周，三面墙上有不同的三幅图，其中的一幅机翼剖面图是杰姆森教授刚刚介绍过的。
然而当我看到以前要在极不相同的场合才能见到的三幅图同时贴在这所一流大学航空航天系的办公室时，内心受到巨大的震撼。
一幅是波音747飞机机翼剖面的示意图，蓝色线条表示原有设计剖面外廓线，红色线条表示改进后的设计剖面外廓线；第二幅是美国F－16战斗机外形图；第三幅是美国方程式赛车图。
杰姆森教授热情洋溢、风趣横生地对墙上每一幅图发表精辟的专业性评述。
他告诉我们，对波音747机翼设计的改进工作是他指导的一位博士生的杰作，新的设计方案使机翼前沿变钝，机翼变厚，而机翼后沿变弯、变锐，从而可以更好消除飞行过程中的激波阻力，这一重大创新已被波音公司采纳而成为新的飞机机翼设计的理论依据。
看着眼前神采奕奕的杰姆森教授，我不禁想起70年前也在加州工作的另一位杰出的航空学大师冯·卡门。
杰姆森的指导工作与当年冯·卡门指导钱学森改造飞机表面阻力计算的创新工作，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令人钦佩的是，早年当过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现已年逾七旬的杰姆森教授仍坚持在科研第一线从事如此艰深的理论创新研究，还亲自编写程序并向我们演示了他亲手编写的快速优化设计软件。
更令人称奇的是，能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杰姆森教授，讲起F－16战斗机与方程式赛车来也眉飞色舞，并对如何改造赛车设计防止赛车高速行驶时的漂浮问题颇有心得。
还不止于此，杰姆森教授知道我们来自中国，便兴致勃勃地讲起在中国参观访问的经历，当讲到长江三峡的美景时，顺便对三峡大坝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并信手在纸上飞快地勾画出一幅草图。
人们可以怀疑航空航天专家是否能对水库大坝设计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但是专业思维与职业习惯能如此深刻而自然地渗透到业余生活之中，使人不能不钦佩他职业与事业融为一体、创新与休闲不可分割的科学家人生。
能将自己掌握的科学理论随时随地运用于实际，甚至是下意识地联系，是科学天才的一种表现，这也是在爱因斯坦、费米、钱学森等人身上常见的“顶天立地”的才华。
同时具备理论研究、技术设计、商品开发的研究视野与创新能力，这就是斯坦福等名校高水平研究群体的过人之处。
在科技创新领域，只知理论研究而不善于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只是书斋里的学者，而只能埋头实际工程技术问题而缺乏基础研究视野的人，也不可能出高水平的创新成果。
从科学理论到军事技术及市场产品的宽谱型科学研究，必然要求研究的交叉性与综合性，解决复杂性实际问题的研究更是如此。
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美国工程院院士摩因（P．Moin）教授的机械发动机研究便是以基础研究为支撑。
机械工程系下设一个流体力学领域的湍流研究中心，摩因教授兼任该研究中心主任。
湍流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流体力学领域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需要理论研究、实验试验与数值计算三种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在数值计算方面，摩因教授与本校的计算机专家有紧密的交叉合作。
斯坦福大学最近开发出的一种功能超强的新一代芯片，也是跨学科交叉合作的成果，参与研制的五位教授，有两位计算机专家，一位机械专家，一位航天专家，一位图像处理专家。
美国一流大学兼顾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的另一种普遍方式是，许多教授直接开办公司，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开发为市场创新产品。
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和市场产品转化，这是人类科技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高水平大学参与高端产品开发则是这一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这种参与又反过来促进高水平大学更好地发展。
这不仅是美国许多名校名列前茅、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敢于放弃大部分低端制造业，而抓住高端制造业并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
我们在斯坦福大学拜访过一位国际机械结构健康监测的权威、航空航天系结构与复合材料研究中心主任、华裔科学家张富科教授。
他除了与美国飞机公司、汽车公司以及世界和中国多家军工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外，还与夫人黎以玲女士组合成绝佳的事业伴侣。
由黎女士任经理开办了一家机械结构健康监测公司，业务遍及全世界，现已成为世界级高技术公司。
夫妇俩飞遍全球，珠联璧合，一位进行技术指导和合作研究，一位经营机械结构诊断业务。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戴利（B．Dally）也在硅谷开办了一家计算机公司。
人们都知道，在科技领域，没有不可替代的特色便没有地位，没有实际应用便造不成声势，而没有基础研究便上不了水平。
但是，一个大学里特色、应用与基础三者结合得如此和谐，许多大学教授在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方面都能如此得心应手，这是考察以前始料未及的，我想这是中外高水平大学应该追求的目标。
二、优选优教的人才培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钱学森同导师冯·卡门在力学与航空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及突出地位，使冯·卡门有底气傲视犹太人与中国人以外的其他学者。
钱学森也曾对笔者说过：
不要对西方学者那么敬畏。
确实，美国人也未必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的人，但诡谲的是从二战前开始，美国就成为世界上培养高层次人才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而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更是独占鳌头，有气魄和能力将异国的优秀学子培养成最杰出的专业人才。
杨振宁亲身体会到，自己成功的重要背景是，既得到了中国按部就班的知识教学的好处，又得到了美国不拘一格的创新教学的好处。
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高等专业教育体系，世界各地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年轻学子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的著名学府，各学科专业最有创造力的人才也往往在这些优秀学子中产生。
目前美国大学拥有全球大约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30％的科学、技术与工程论文，以及40％的高引用率论文。
这次赴美考察，使我对美国著名大学如何选拔和培养人才有不少深切的感受。
美国名校由于优秀生源充足，入学的竞争十分激烈。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博士生的录取率大约是1／10，其他名校也大致如此。
因此美国名校研究生生源的业务素质非常好。
我们在斯坦福访问的两位著名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姆森和摩因，各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
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胡睿，另一位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王棋淇，碰巧两人都是湖南株洲人。
二人都非常聪明能干，包括英语在内的交往能力也很强，并主动帮助我们的考察工作，杰姆森教授甚至称赞胡睿和王棋淇是天才学生。
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还遇到一位家住长沙四方坪的聪明姑娘周静，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目前已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作博士后。
在座谈会上周静告诉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不仅入学门槛很高，博士课程考试也极其严格，每门考试约有50％的淘汰率，同一门课程允许有两次考试机会，如果两次考试不及格，就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被淘汰，但可以拿硕士学位。
博士论文要求以高水平的研究工作为基础，博士论文答辩前一般要求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论文。
严格的入学遴选与考试淘汰制，是美国名校教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许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这种体制有利于排名前1／3的学生，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基本不淘汰的体制，虽然有利于排名后1／3的学生过关，却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一个真正合理与和谐的教学体制应该选拔出各领域的优秀人才，而淘汰掉不适合本行业的人，并提供条件让他们到能够发挥他们才能的领域去学习和参加选拔。
淘汰制固然是美国名校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但并非是其核心与关键所在。
美国名校能够层出不穷地培养出高水平专门人才的根本原因是高素质的导师队伍及其有效的教学模式。
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座谈会上，笔者详细询问了麻省研究生的教学情况，与会的陈志平教授与周静博士介绍说，麻省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没有指定的教材，导师即使介绍了某种教材，也绝不会按部就班地照本宣科。
作为研究性大学，导师的研究工作时间约为50％，教学工作时间约为30％，还有20％的时间是社会服务。
任课教师都有自己精深的研究方向，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的融合度很高，讲课内容结合教师的研究专长以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
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中，已成定论的知识传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要有基于丰富科研实践的切身体会，要有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案例示范，要有把握科学前沿问题的引导能力。
对于学生来说，听这种课的感受与阅读教材时刻板单调的感受完全不同，是充满个性化的生动活泼的启迪。
虽然两种感受需要互补，但是亲自聆听名师的讲授毕竟是名校求学生涯的精华所在。
鲁迅先生关于作家素质与作品水平有句名言：
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听起来或许有些绝对，但其基本精神适用于教师的教学工作，总体上应无疑义。
这里涉及到教材与教师在教学中何者更为关键的教学论问题，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决无简单的通用答案。
大致而言，年级越低，教材的作用就越大，至大学本科高年级以上，教师的素质则应起更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教师的素质越低，则教材的作用也越大。
对于基础理论扎实、科研实践丰富、科研成果卓著的教师而言，其教学的广度与深度怎么可能由一本教材包容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因国学研究院的成就而使人文社会科学早于自然科学率先跻身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有一门富于中国特色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由梁启超讲授，后由钱穆继任。
二者学术路径不同，一以视野广阔见长，一以条分缕析为本；一以宏观议论为主，一以史料考证为重。
二者不仅风格迥异，观点也有不同，但都受到学生的欢迎。
后来两本讲义公开出版，梁著仅20万字，钱著则达40余万字，但并不妨碍两本讲义都成为中国国学领域的学术名著。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冯端教授在《物理》杂志2006年第11期发表了《执教六十年回顾》一文。
冯先生在文章中回顾了他六十年教学生涯中参考与使用过的数十本物理学教材，如莫斯科大学的《电子》与《光学》、前苏联物理学大师朗道的理论物理讲义、美国物理学奇才费因曼的物理讲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讲义等。
他明确指出，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教材以及伯克利分校除《力学》与《电磁学》以外的物理教材，均平平而已。
对于获诺贝尔奖的天才物理学家费因曼的著名《费因曼物理讲义》，他认为启发性虽大，却并不适于实际教学。
冯端教授博采众长，取长补短，编写过高水平的《金属物理学》一书，虽超越美、俄、德同类教材，颇获学界好评，甚至成为日本相关专业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但他仍有未能立足材料科学高度来编写的遗憾。
可见，高水平教师的专业学识与实际讲授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被限制在一本固定的教材之内的，教材只能是大致的参考书。
笔者也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科技大学聆听严济慈先生的《普通物理》课时，严先生针对学生迷信教材而讲过的一番话：
我不给你们发完整的讲义，就迫使你们要去找很多不同的讲义，学问必须博采众长。
其实，严济慈先生编写的《普通物理学》是中国高校最早通行的两本物理教材之一（另一本为萨本栋所编），但严先生并不满意于自己的教材，更没有强求学生用自己的教材，只是断断续续地印发了补充修改后的部分讲义。
教材虽不完整，学生却从他旁征博引的讲授和广泛查阅参考书的经历中体会到，学习不仅需要模仿，更需要创新。
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关键作用，并不是否定教材的重要性。
问题在于优秀的教材太难得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名师常有，好教材难求。
优秀教材比优秀教师更为难得，优秀教材必须出于优秀教师之手，但优秀教师未必能写出优秀教材。
至少研究生优秀教材必须是精深的学识、丰富的经验、流畅的文笔、写作的意愿与充裕的时间五者合一的产物，有些综合性教材的编著还需加上有力的组织。
再加之，当代学科专业发展迅速，教材易于过时，优秀教材更显难求。
因此，教师不宜囿于一本教材照本宣科，学生课堂上切忌只听不记，因为优秀教师的讲解常常包含许多独到的见解。
学生课后还需搜罗百家，兼收并蓄。
由上可见，教学质量的提高与其强调教材建设，不如更多地强调教师素质的提高。
美国名校的人才培养，除了严厉的淘汰制和高水平个性化的创新教育外，也不乏润物细无声式的循循善诱的基本功训练。
哈佛大学统计学系孟晓犁主任、刘军教授及机械工程中心锁志刚教授在座谈中，都详细谈及如何训练研究生尤其是非英语国家的研究生撰写科学论文的问题。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聪明勤奋，基础扎实，为世所公认，但是创新意识弱与英文写作差也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大学一般都有针对研究生的科学论文写作课，教授们也十分有耐心帮助研究生掌握英文科学论文的写作。
哈佛大学的几位中国教授都明确指出，英文科学论文能否写好，不仅是英文水平问题，背后还潜藏着科学思想是否新颖、逻辑思维是否清楚、中文表达能力是否过硬等深层次问题，也就是说，英文科学论文写作上所暴露的问题，往往是基本素质问题。
刘军教授说，有的中国学生写的英文论文，谁也看不懂，根本不可能有效交流或公开发表。
他劝国内的学子要努力学好专业，学好逻辑和中文写作，再通过英文写作训练写好英文科学论文。
锁志刚教授向我们介绍说，哈佛大学的化学与生化系有一位怀特萨斯教授写了一篇专论《如何写论文》，目的是向研究生传授写作科学论文的基本知识，从科学论文的基本特征、写作的框架结构到文字表达的注意之点，都写得简明扼要而又适用于初学者。
锁志刚教授也按这篇专论训练自己研究生的科学论文写作，并热情地将此文发给了我们同团的胡茑庆教授。
回国后，胡教授专门打印了一份给我，拜读之余，不禁佩服美国名校对研究生基本功训练的用心与细致，也改变了我以前认为研究生入学即应有优良写作能力的先入之见。
科学论文包括英文科学论文的写作能力，目前在国内研究生素质的培养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由这次赴美学术考察的所见所闻，再联系到举世关注的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的比较，我们认识到必须从大国崛起和人才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中国高层次人才的科学论文写作问题。
中国确有载人航天等先进的科研成果与高技术产品，但就出口贸易层面而言，中国给世界的印象只是“世界工厂”，而印度给人的印象却是“世界办公室”。
印度每年出口的软件产品已达到200多亿美元，而中国的软件出口只有数十亿美元。
中国在普及教育方面远远走在印度前面，但中国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国际竞争力并不如印度，“印度大学教育比较重视创新教育，学生创新能力较强……印度高校学生能够顺利地获得世界科技发展的重要信息。
总的看来，印度的国际交流人才多于中国。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都可以看到较多的印度人。
”[1]中印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差距就在创新能力与英语能力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恰好会集中反映在英文科学论文水平上，美国一流大学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培养重点也集中在这两方面。
所以，应从提升人才核心竞争力和支撑大国崛起的战略高度来看待研究生的英文科学论文写作，应将其列为中国大学研究生优选优教的重点内容，要像美国大学一样普遍开设科学论文写作课程。
三、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
赴美学术考察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身临其境地体会了世界著名学府的校园文化。
这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和理解到，一定模式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需要一定的校园文化与之匹配，反之校园文化环境又将极大地影响学校的功能和魅力。
一个学校校园文化的品位，既决定于外在的物质景观，也决定于内在的规章制度，而更为核心的因素则是深藏不露而又无所不在的思想观念。
因为考察时间有限，我们对各校校园文化的了解只是“雪泥鸿爪”，即便如此，美国一流大学校园文化的某些侧面，已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和发人深省的思考。
斯坦福大学是我们考察的第一站。
凡到过斯坦福的人，无不欣赏这里优美的环境、适宜的气候、湛蓝的天空，这是一个可以与绝大多数园林式风景区相媲美的校园。
我们在校园里遇到多支来自世界各地的兴致勃勃的参观游览队伍，还碰到来自中国大连的两位退休老人正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在畅游校园。
我们虽在北半球最寒冷的月份来到斯坦福，但暖意融融，毫无冬天之感，并看到融长沙春秋两季景色于一体的奇妙现象：
挂满橙黄果实的加州柑子树和鲜红的枫叶树似乎是深秋的长沙，而含苞待放的玉兰和尽情开放的小花又仿佛是春天的长沙。
在白天的斯坦福可以欣赏到“水色天光共蔚蓝”的自然美景，而夜晚的斯坦福又有“星斗阑干分外明”的乡野风味。
但是如果以为如此美丽的校园景观仅仅来源于大自然的恩赐，那就太抬举这块地方了。
斯坦福在许多方面固然得天独厚，但造物主也并未一味偏袒。
旧金山虽然是依山傍水并以阳光著称，也以洁净的空气和湛蓝的天空吸引世人，然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大气环流却使这里雨水贫乏。
斯坦福一带天然的山坡只生野草而难长树木。
富有远见的创始人在19世纪买下斯坦福校园时，这里尚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瘠之地。
今日斯坦福大学的美丽，是斯坦福人一百余年与干旱荒瘠持续斗争的结果。
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由于干旱少雨，斯坦福几乎没有适于多雨地带的阔叶林，而只有适于少雨气候的叶片小而有腊的树种。
而为了阻碍地表水分的蒸发，校园里几乎没有一处直接裸露的土地，即使树林中的泥土也全部铺上木屑、树叶、树皮或碎枝条。
斯坦福要创造并维持一个绿色宜人的校园，无疑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
而且这一园艺技术的意义是深刻的，是一举三得的绿色文化：
阻遏蒸发、有机施肥和防止沙尘。
与此相比，国内环卫工人弯腰屈身到花卉丛下抠出残落枝叶焚烧的方法，是否需要改变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斯坦福大学一直在世界著名学府的排名中位列前茅。
学府研究与企业创新的互动、大学教授与公司老板的合一，是它众所周知的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
殊不知，极端重视校园景观的顶层规划设计和严格执行规划设计，亦是它最具特色的校园文化之一。
接待我们的校长助理介绍说，斯坦福大学为作未来10年的校园规划，竟发动全校有关人员研讨了4年，而作未来25年的校园规划讨论从开始至今已达10年之久。
学校规划设计如此谨慎和缓慢，绝非囿于经费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基金已达150亿美元，居美国大学前列。
其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研讨论证校园规划，是源于一种创世界一流环境的校园文化观念。
而这种校园文化观念又由一系列现代化的高品位科学、艺术、教育理念来支撑。
除了崇尚绿色的观念外，就艺术文化而言，西方盛行建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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