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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为改革文学体裁的运动，主要目的在于改变当时习于使用骈文写作的风气。

发展至唐朝时期的骈文过度要求排偶用典以及相关格律，缺乏实用价值，于是唐初陈子昂开始提倡复古的言论，同时期的文人，如：

李华、萧颖士等也开始排斥骈俪浮华的风气，这段时期可以称为古文运动的先驱时期。

关于唐朝初期后的古文运动大致可分成四个发展时期：

（一）唐代韩柳的第一波古文运动、

（二）宋代欧阳修的第二波古文运动、（三）明代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的第三波古文运动、（四）清代桐城派的第四波古文运动。

然而，四波古文运动的时间并不是紧密连贯，因此古文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也并不是从古文运动推行起就屹立不摇的。

唐代韩愈及柳宗元提倡文以载道的思想确实使古文推行出现一道曙光，但是唐末与五代绮靡的骈文风气又再度复苏。

北宋初期盛行的西昆体又有使风气变本加厉的情况，这段期间古文几乎可说是消声匿迹的。

古文运动真正成功应该要追溯到北宋，欧阳修主张师经明道、力尊韩文的时期。

欧阳修可称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带领三苏、曾巩等人提倡平易近人的古文。

自此古文地位大致底定，日后变革的重点则在于师法典范与主张的不同。

TheClassicalProseMovement（Chinese古文運動pinyinguwenyundong）ofthelateTangdynastyandtheSongdynastyinChinaadvocatedclarityandprecisionratherthanthefloridpiantiwen（駢體文）orparallelprosestylethathadbeenpopularsincetheHandynasty.Parallelprosehadarigidstructureandcametobecriticizedforbeingoverlyornateattheexpenseofcontent.

Theaimoftheguwenstylistswastofollowthespiritofpre-Hanproseratherthantoimitateitdirectly.Theyusedelementsofcolloquiallanguagetomaketheirwritingsmoredirect.

Themovementalsohadpoliticalandreligiousaspects,asConfucianscholarstriedtocombattheinfluenceofTaoismandBuddhismontheemperors.Somealsosawitasaneffectivetooltoexposetherealityofcorruptionandweaknessinthecentralgovernment.

ThefirstgreatpromotersofthemovementwereHanYuandLiuZongyuanwhowerenotonlygreatwritersbutalsogreattheorists,providingthefoundationofthemovement.Bothwereenthusiastictopromotethemovementandwerekeentoteachyoungpeoplesothemovementcoulddevelop.

AfterthedeathsofHanYuandLiuZongyuan,themovementfellintosomethingofadecline,theirstudentswritingwithsuchancientcharactersastohinderunderstandingorneglectingtheimportanceofwritinggoodessays.Furthermore,thegovernmentonlyallowedtheuseofpingtiwenforofficialuse,sothosewhowanttobeofficialshadtolearnthatstyle.

OuyangXiuonceagainpromotedtheuseofclassicalproseintheSongdynasty.Asmanypeopleweredissatisfiedwiththefloridpingtiwenstyle,theClassicalProseMovementreachedanotherpeak.

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出现于明代，由李孟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为领袖，称为前后七子的十四人，标榜所谓的"复古"，并且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

这种复古，实为拟古。

这群作家凭著少年锐气，起身反抗八股文取士，导致箝制士人的思想，迂腐不通，以及台阁体作家的作品，雅正有余，生气缺乏。

从他们提倡的口号，可知他们推崇并模拟的对象是秦汉时代的古文与盛唐的诗歌。

然而，前后七子振兴散文诗歌的目的并未达成，其原因有二：

一是他们以模拟为创作法门，因此作品缺乏独创的精神与风格；一是前后七子或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挤，把持文坛，目空一切。

洁身自好的人士感到厌恶，无不望而却步。

公安派袁氏三兄弟对于前后七子复古所演变成因袭剽窃的流弊，提出反对复古拟古的作风。

三袁兄弟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有其独特的价值，所以不应该贵古贱今。

此外，三袁主张独抒性灵，以自我创造为可贵之处。

袁宏道更言：

大都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又言：

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所以，前后七子立意虽好，但是方法错误，又才学有限，导致模拟前人作品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力。

这股复古风潮演变成抄袭剽窃等低下行径时，公安三袁适时提出独抒性灵的口号，加以驳斥，为文坛注入一股清新的力量。

以创新为目标，以抒发自己情志为目的，不拘泥于格律与陈腔俗调，确立公安派的文学地位，胜于前后七子；更为后来的竟陵派与张岱发出先声。

公安派

公安派，明末文学流派。

代表人物是公安三袁：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

因三袁籍贯在湖北公安，故称公安派。

公安派重要成员尚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该派主张文章不可尽复古，也就是反对后七子王世贞、李攀龙等人之拟古、复古说法，主张是“学其意，不必拘泥字句”。

另，该派亦主张文学重性灵、贵独创，所作清新清俊、情趣盎然。

公安三袁

三袁（又称公安三袁）指明代晚期三位袁姓的散文家兄弟，他们分别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由于三袁是荆州公安县长安里（今中国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

明代自弘治到万历中期，“前后七子”相继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摹拟剽窃。

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学者，都曾不满“七子”派的文学主张和做法，但反对力度不足。

三袁均吸取了李贽、徐渭的见解，反对后七子首领──王（世贞）、李（攀龙）等人之拟古、复古，剽窃成风，主张文学重性灵、贵独创，所作一清新清俊、情趣盎然，不受任何规条束缚，是为“性灵说”。

他们另外亦重视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认为有可取之处，这是前人所不认同的。

袁宗道

袁宗道（1560年─1600年），字伯修，明朝万历十四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春坊右庶子等职。

他是反复古思维的发起人，他主张即使研究古文，也不可全部模仿，而是要“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

他除了具有“公安派”相同的性灵学说外，也对复古模拟的文章加以批判。

著有《白苏斋集》。

袁宗道（1560年－1600年），字伯修，中国湖北公安县人。

万历十七年（1589年）会试第一，殿试成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右庶子。

袁宗道是明朝“公安派”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与弟宏道、中道并称“三袁”。

他主张即使研究古文，也不可全部模仿，而是要“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

著有：

《白苏斋集》。

袁宏道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进士，历任吴县知县、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郎中等职、国子博士等职，世以为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少敏慧，善诗文，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

他是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主将，他既反对前后七子摹拟秦汉古文，亦反对唐顺之、归有光摹拟唐宋古文，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

他说过：

“世道既变，文亦因之。

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

”[1]他亦相信写文要真，认为“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今人称为文学进代论），说：

“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

”[2]著有《袁中郎集》。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号石公，明公安人。

少敏慧，善诗文，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

万历二十年登进士第，后为吴县知县，历任礼部主事、吏部验封主事、稽勋郎中等职。

著有袁中郎集。

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人称“三袁”。

在文学上，三袁反对王世贞、李攀龙等人之拟古、复古，主张文学重性灵、贵独创，所作一清新清俊、情趣盎然，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

宗道以右庶子任东宫讲官时，“省交游，简应酬”，办事“鸡鸣而入，寒暑不辍”，致积劳成疾。

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

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

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

宰相申时行赞叹说：

“二百年来，无此令矣！

”在吏部任职时，大胆革除弊政，惩治污吏，震动很大。

袁中道

袁中道（1575年─1630年），字小修，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徽州教授、南京吏部郎中等职。

他亦主张即使研究古文，也不可全部模仿，而是要有其变化。

他不但发扬“公安派”主力袁宏道的反复古理论，也将其理论详细补充论述。

著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

袁中道（1570年－1623年），字小修。

中国湖北公安县人，长兄袁宗道，次兄袁宏道，中道排行老三，史称“公安三袁”。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考中丙辰科进士。

他与公安派其余成员相同，主张即使研究古文，也不可全部模仿，而是要有其变化。

他不但发扬公安派主力袁宏道的反复古理论，也将其理论详细补充论述。

著有《珂雪斋集》。

明代后期文坛沉寂，三袁勇于革新文学，纠正过往“前后七子”盲目摹古之风，为文坛带来了生机，地位举足轻重。

三袁是同胞兄弟，并能同时在各学术领域，如哲学思想、政治倾向、文学观点、创作风格，以至性情、气质等方面，发挥相互影响。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甚至可谓文坛奇迹，因此有“一母三进士，南北两天官”一说。

值得一提的是，三人对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乃至近代的五四文化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袁氏兄弟不仅文名卓著，为官也清正廉洁，三人为官到头，只落得两袖清风。

桐城派

桐城派是一个清朝散文流派。

创始人方苞，继承者众，流传甚广，刘大櫆和姚鼐为集大成者，三人有“桐城三祖”之称。

后继者有方东树。

因方、刘、姚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

“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辗转传述，号曰“桐城派”。

桐城派的基本理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

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

“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

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

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

刘大櫆虽无重要的建树，但他是姚鼐的老师，所以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启后者。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词精美），三者不可偏废。

”[1][2]又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

“所以为文者八，曰：

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

”（《古文辞类纂序》）

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

“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

”梁启超说：

“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

“平心而论，‘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与抗，亦可谓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罪于作始。

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耳。

”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凡例》有曰：

“桐城派古文家多倡‘因文见道’之言，囿于宋儒义理，未通汉学家法，与朴学异趣，故不采录。

”

西昆体

西昆体是宋代初期的诗派，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

[1]

由一群馆阁学士领导，也就是杨亿、刘筠、钱惟演倡导学习李商隐，故文字较为华丽，擅用前人妙语及典故，音律优美。

可是，创作者位居高位，没有社会经验，诗中缺乏社会内容，成为华而不实的文字。

欧阳修等人于是发起了第二次古文运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