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二复习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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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二复习题
中国文学史
（二）复习提纲
一、名词解释：
1.门阀士族
为了压制贵族，造成绝对王权，先秦时期君主们都提拔了不少自由平民和低级贵族参加到官僚政府机构。
春秋、战国之际，“竹帛下庶人”（章太炎《检论订孔》上），列国诸侯更是大力提拔“士”作为官僚机构的骨干，世卿自此而坠。
两汉的所谓布衣卿相，也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致身通显。
他们不但授徒讲学，门生弟子千万，形成一种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而且子孙往往绍继家学，也必然造成累世公卿的情况。
大家族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在东汉时就已经逐渐出现了。
过去“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76）诏），自东汉后期开始“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仲长统《昌言》），“贡荐则必阀阅为前”（王符《潜夫论·交际篇》），“以族举德，以位为贤”（《潜夫论·论荣篇》）了。
曹魏初期，实行九品官人法，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著姓士族担任，九品的定评，自然操纵在他们的手中，于是官品的升降，大都凭借“世资”，久而久之，更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文苑王沈传》），“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卿，无仕进之路”（《二十二史札记》）的情况。
所以，曹魏以后，世族势力更加发展。
如颍川荀氏、颍川陈氏、东海王氏、河东裴氏均在魏晋南北朝为世“冠冕”。
后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俱为江左“盛门”。
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自北朝至隋唐，也是“衣冠”连绵不绝，累世富贵。
2.建安风骨
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先出现的是“风骨”这一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时的人物品评。
在《世说新语》中，即经常出现以“风神”、“风气”、“风骨”等来品评人物的术语，后来“风骨”的概念运用到了书法、绘画领域。
大致而言，在书法上字写得有神韵、有生趣，便属于“风”的范畴。
线条劲拔，有笔力，属于“骨”的范畴。
文学批评中运用“风骨”的概念，是从刘勰开始的。
他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指出：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
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
”刘勰所说的风骨，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时又通过刚健有力、明晰简炼、富有逻辑力量的言辞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学特征。
实际上，刘勰并未直接提出“建安风骨”这一概念。
到了唐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出“汉魏风骨”，而他的“汉魏”实指“建安”，于是“建安风骨”这一范畴便流行开来。
“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
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
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而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可说是对建安风骨成因及其内涵的精确概括。
3.正始之音
v恐怖残酷的政治环境
v放荡浮虚的人生态度
建安文士忧国忧民，积极用世，创作了一批“诗史”作品。
正始时期，玄学兴起，士子们生活态度和文化观念变化巨大。
他们“以无为本”（王弼《老子》第四十章注），强调自然之旨。
王弼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甚至“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所谓“以无为本”、“自然”，均与儒家重人事、重政教相反。
魏末直至两晋的社会风尚均为之大变：
“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
至王衍之徒，声誉大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
”（《晋书·裴頠传》）
士流所被，惟尚“放荡”、“浮虚”。
他们认为，“文学”不可能“经国”、“不朽”，文学的社会功用大大减弱。
另一方面，玄学又具有冲破传统思想道德禁锢、瓦解“独尊儒术”僵化文化格局的作用，体现了文化对政治权力的抗拒和自立要求，体现了文士们的人格独立和政治批判精神。
他们融玄学入文学，弘扬老庄，敷述玄理，同时对代表政权主流的“礼法之士”的伪善面目进行隐晦而激烈的批判，其中尤以阮籍、嵇康为甚。
这种批判性，为正始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v清虚旷远的审美追求
玄学的理论基础是老庄，玄学诗人们对清虚高旷、自然悠远的老庄文风亦景仰追慕。
与何晏、王弼注重哲学思辨不同，阮籍、嵇康等人则以诗人和艺术家的素质去领悟当时的玄学精神。
嵇康认为：
“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
”（《释私论》）嵇康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世俗、任心而行的自由精神和艺术人格。
对于艺术之大美，阮籍则继承了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下）的思想，认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清思赋》），最高的美，并非存于现实可感的事物中，而是在纯真自然、寂寞无为的心灵之中。
所以，应该鄙弃凡近，放弃具象，空其所有，精诚专注，方能洞察幽冥、神思浮涌：
“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摇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
”（《清思赋》）这种境界即为“玄”，没有具体的物质性内容，完全是一种心灵上的超越。
他们的诗歌创作，同样体现了这种玄学情趣。
如：
“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
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
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
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
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八）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飞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其十四）
诸篇皆有明确诗旨，既有现实生活感受，更含理想生命意识，无不寄意悠远，境界高旷。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飞鸿，手挥五弦”，写出了何等高致！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则道出了人生玄机。
这种清虚高远的诗风，流被后世文学悠远。
发展到东晋南朝，成为玄言诗、游仙诗、山水诗重要风格之一。
传唐代司空图所作《诗品》“冲淡”、“自然”、“飘逸”、“旷达”诸品，皆由此脱胎演化而出。
4.太康体
“彩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这是刘勰对“太康体”的评价，亦可代表西晋诗风。
西晋时期，社会暂时安定，诗人们多追求辞藻典雅和对仗工整，艺术形式更为精美，但是表现内容狭窄，独到的感情体验不多。
当时作家主要有陆机、潘岳和左思等。
5.游仙诗
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玄言诗风开始兴盛。
《文心雕龙·时序》云：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
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郭璞虽是玄言诗的倡导者，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分，但慷慨多气，文采华茂。
他的游仙诗把隐逸与游仙合为一体，抒发了乱世之中的痛苦，表达了对高蹈遗世的向往，却又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
故何焯云：
“盖自伤坎壈，不成匡济，寓旨怀生，用以写郁。
”（《义门读书记》）
6.“隐逸诗人之宗”
东晋诗坛，玄风炽盛，内容上，“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艺术上，“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
直到晋末宋初的陶渊明，才给枯燥沉闷的诗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把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提高到一个更为淳真、自然的境界。
他清高耿介的人格，恬淡玄远的志趣，连同其饮酒诗、田园诗，为后世文人士大夫筑起一个了纯洁、自由的精神家园。
7.吴歌西曲
南朝乐府歌辞多被宋人郭茂倩辑入《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还有一部分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
主要是晋宋时期长江流域汉族人民的民间歌谣，现存约500首，以“吴歌”、“西曲”为主。
其中“吴歌”326首，“西曲”142首。
大部分是商业发达的城市里的产物，主要反映了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感情，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及一般市民之口。
吴歌产生在长江下游，以当时首都建业（后称建康，即今江苏省南京市）为中心，以东晋和宋的作品居多，原为徒歌，采入乐府后才配乐演唱。
西曲产生在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时代较晚，以齐梁居多。
8.魏晋玄学
魏晋以来，玄学大盛，士人追求“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王弼《老子》第二十九章注）的人格美，故自然与人的关系更为亲近。
《世说新语·言语篇》云：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思也，觉鸟兽群鱼，自来亲人。
’”山水之美既与人格之美相关，因而能否领略自然之美，乃成为衡量人格境界的一项重要标准。
《世说新语·赏誉篇》即云：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
卫君长在坐。
孙曰：
‘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
’”谢灵运《名山序》亦云：
“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
”
老庄以道生万物，物乃成为达道之媒介。
而万物之中，惟有未受人世污染的自然山水最能体现道的内蕴与真美。
故在魏晋玄风大畅的时代，士人不仅以能否体会山水之美为人、道关系衡量标准，而且进一步把以我之自然，面对山水之自然，作为人、道关系的理想境界。
东晋以降，士人援佛入玄，自然山水亦成为体现玄学佛理的媒介。
佛学的兴盛与玄佛的合流，对山水文学的产生，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其意正如王瑶先生所云：
“‘老庄’其实并没有‘告退’，而是用山水乔装的姿态又出现了。
”（《玄言·山水·田园》）玄言真正从诗文中分离出来，则要到谢灵运之后。
9.二谢
谢脁（464－499），字玄晖。
晋宋大诗人谢灵运（385—433）的族侄。
后人以“二谢”并称。
谢灵运为“大谢”，谢脁为“小谢”。
10.四声八病
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代，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沈约、谢脁、王融等“竟陵八友”日相联句赠答，探讨诗艺。
周顒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已佚），沈约《四声谱》根据汉字四声和双声叠韵的特点，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弊病必须避免，称为“八病”。
他们将“四声八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
平上去入四种声调
近代有学者认为，上古汉语无四声，然而通过对先秦汉魏韵文的分析，发现南朝以前汉语确实存在声调之别。
周颙发现四声，沈约撰《四声谱》，将之用于诗歌创作之中，时人多不理解、反对者众，陆厥撰文反驳沈约，梁武帝萧衍曾问周舍：
“何谓四声？
”周舍回答：
“天子圣哲”，一说“天子万福”。
《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中说四声的音调特点：
“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
”《康熙字典》开篇载有一首四声歌诀：
“ 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
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
我们学古四声，可以从读、背古四声组词开始：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东董冻笃 钟肿种烛 江讲绛觉 知指志质 微尾未物
鱼语御月 枯苦库阔 梨礼利栗 佳解界黠 该改盖葛
真轸震质 文吻问物 昆捆困没 滩坦叹脱 间简涧吉
笺浅箭节 肖小笑削 交狡校脚 高稿诰阁 歌果个骨
麻马骂陌 阳养漾药 庚梗更隔 丁顶定滴 蒸拯证职
尤有又亦 侵寝沁缉 憨喊憾合 盐琰艳叶 缄减鉴甲
“八病”之一：
平头
五言诗第一字和第六字同声，第二字和第七字同声，尤其是后者，即为犯平头病。
犯平头病诗例：
1、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
（同平声）
2、朝云晦初景，丹池晚飞雪。
（同平声）
避此病诗例：
1、秋月照绿波，白云隐星汉。
（参差错杂用声）
“八病”之二：
上尾
五言诗中第五字，与第十字同声，为上尾。
此为诗中巨病，齐梁之前，时有犯此，齐梁之后，无有犯者。
犯“上尾”病诗例：
1、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同用平声）
2、荡子别倡楼，秋庭夜月华。
（同用平声，如果将“楼”改为“家”，则无嫌。
）
“八病”之三：
蜂腰
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言两头粗，中央细，似蜂腰。
沈约云：
“五言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
凡至句末，并须要杀。
”（《文镜秘府论》引）
犯此病诗例：
1、青轩明月时，紫殿秋风日。
（轩、时同平声）
2、徐步金门出，言寻上苑春。
（寻、春同平声）
“八病”之四：
鹤膝
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犯此即为鹤膝。
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
犯此病诗例：
陟野看阳春，登楼望初节。
绿池始沾裳，弱兰未央结。
（春、裳同平声）
11.永明体
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
由于这种新体诗产生于齐武帝萧赜的永明年间（483—493），故称永明体。
这是古体诗向近体律诗演变过程中一次关键性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代表作家有沈约、谢脁、王融、任昉、范云、陆倕等人。
12.宫体诗
从梁武帝普通（520—527）至陈代末年（589）近七十年中，以萧纲、徐摛、庾肩吾所提倡的宫体诗风开始兴起并逐渐占统治地位。
魏徵《隋书·经籍志》云：
“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
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内。
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
大致说来，宫体诗具有以下特点：
一、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要求更为精致；二、风格，由永明体的轻绮而变本加厉为秾丽，下者则流入淫靡；三、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也有不少吟风月、狎池苑的作品。
凡是梁普通以后的诗符合以上特点的，都可以归入宫体诗的范围；而从另一方面说，历来被目为宫体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全是宫体诗。
13.骈文·古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骈偶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人们在句法上，不仅讲求对偶，而且把偶句分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类型，加以探讨研究。
句的字数也渐渐趋向骈四俪六。
《文心雕龙·章句》云：
“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
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变也。
”在声律上，骈体辞赋虽然不像诗歌那样有“八病”的限制，但也要求平仄配合，“辘轳交往”。
其他如赋中用典、比喻、夸饰、物色等技巧，时人都有较为深入的讨论。
故而当时之辞赋，常常是“气转于潜，骨植于秀。
振采则清绮，陵节则纡徐。
缉类新奇，会比兴之义；穷形抒写，极绚染之能”（孙德谦《六朝丽指》），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
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小园赋》、《哀江南赋》等，则是其中情文并茂的名篇佳构，足以垂范后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用文的艺术化和形象性也颇为明显。
对于文体问题，时人有文笔之辨。
颜延之认为：
“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
”指出了“笔”与经典的区别，强调了“笔”的文学性。
刘勰则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文心雕龙·总术》）宋齐以后，文笔之别虽然存在，但对语言的音韵美、艺术性的追求确是共通的。
14.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按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
二、鬼神怪异，如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
三、佛法灵异，如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
其中今存最为完整和最具文学价值者，当属干宝的《搜神记》。
15.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以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为主，其产生与汉末以来清议品评人物的风习有关。
其内容亦可分为三类：
一、笑话，如邯郸淳的《笑林》。
二、野史，如葛洪伪托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
三、逸闻轶事。
如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
刘义庆《世说新语》是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
16.四唐说
唐代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的变迁，在唐代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很自然地形成了不同的段落，对此，前人早已有所认识。
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将唐诗的发展分成初、盛、中、晚四个阶段：
初唐：
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近百年。
盛唐：
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元年（766）约五十年。
中唐：
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开成元年（836）约七十年。
晚唐：
文宗开成元年（836）――哀帝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
17.贞观之治
贞观年间是唐王朝基业初创、力求巩固的时期，当时宫廷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应制颂圣、润色鸿业和以隋为鉴、谏议讽喻两个方面，诗风开始由六朝绮靡浮艳向典雅中和转变。
18.上官体
上官仪（616？
－664），字游韶。
贞观初进士，太宗时曾任秘书郎，高宗时官至东西台三品。
因建议高宗废武后，得罪武则天，被诬构参与梁王李忠谋反，下狱死。
太宗对其文才颇欣赏，《旧唐书·本传》云：
“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
”他的诗今存二十首，大都是奉和应诏之作。
他的诗以绮靡婉媚著称，时人多效仿，称为“上官体”。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诗的对偶进行了整理与归纳，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律诗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
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引李淑《诗苑类格》，所谓六对是：
一是正名对。
如天地对日月；二是同类对，花叶对草芽；三是连珠对，萧萧对赫赫；四是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五是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是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
所谓八对：
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五曰连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
19.初唐四杰
初唐宫廷文人大多功成名就，志得意满，自然对绮错婉媚之风乐此不疲，不思变革。
这时，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四杰”登上了文坛，他们怀着革新诗文的自觉意识，旗帜鲜明地反对“上官体”，希望用“高情壮思”、刚健骨气，来“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
四杰之号最早见于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一文：
“后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
王也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哀其栖山而卧疾，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
……人也不幸而则亡，名兮可大而不死。
”这个排名既非完全以诗文优劣而论，也不是序齿，后人虽有异说，但大多沿用不改。
20.文章四友
“文章四友”是指武后朝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四位诗人，都工于律诗。
杜审言（648？
—708）字必简，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人。
大诗人杜甫祖父，诗名甚盛。
杜审言恃才傲物、极为夸诞。
《新唐书·杜审言传》云：
“恃才高，以傲世见疾。
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
‘味道必死。
’人惊问其故，答曰：
‘彼见吾判，且羞死。
’又尝语人曰：
‘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
’”又载“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侯何如，答曰：
‘甚为造化儿相苦，尚何言？
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
可见其夸诞本色。
”其五言律诗《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最为著名：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虽写客居他乡思归之情，但三四两句景色清新明快，令人自愁中振起。
胡应麟《诗薮》评此诗：
“气象冠裳，句格鸿丽”，“初唐五言律，‘独有宦游人’第一”。
苏味道（648—705），赵州栾城（今属河北）人。
幼与同郡李嶠俱以文辞显，时称“苏李”。
味道久居相位，谙练官场故习，圆滑保身，人称“苏模棱”、“模棱宰相”，然一生三次遭贬，卒于眉州刺史任上。
其诗以《正月十五日夜》最为著名：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琐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此诗描摹初唐后期京城长安元宵节万家灯火、满街仕女狂歌酣舞的繁华景象，节日欢乐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瀛奎律髓汇评》本纪昀评语：
“三四自然有味，确是元夜真景，不可移作他处”，冯舒则谓“真正盛唐”。
21.沈宋体
沈佺期、宋之问成名于武则天圣历（698—700）年间，都参加了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的编撰，他们成为诗坛宗师，则是在中宗神龙、景龙（705—710）中。
沈宋二人不仅将元兢的“换头术”肯定下来，付诸实践，奉之为“律”，而且通过自己在诗坛上的号召力，影响朝野，使当时文士纷纷仿效，遵守此“律”，乃至于在中宗神龙、景龙中蔚然成风，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永明体”、“庾信体”、“上官体”的一种新诗体——“沈宋体”或“律体”。
当时人苏颋在《授沈佺期太子詹事等制》中称赞沈氏：
“早升多士之行，独擅词人之律。
”（《全唐文》卷二五二）杜甫《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奉寄此诗》中云沈氏“诗律群公问”。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亦云：
“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
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
”李商隐《漫成章》云：
“沈宋裁辞矜变律”、“当时自谓宗师妙”。
《新唐书·宋之问传》云：
“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
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都明确指出律诗正是在人们对“沈宋体”的推崇、仿效中，最后定型和普及的。
另外，武周、中宗朝，沈佺期曾三任考功员外郎，主持选举，这种地位是当时“学者宗之”，后进诗人纷纷推尊、争相学习“沈宋体”的重要原因。
22.兴象
“兴象”是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特有的美学境界，是汉魏与齐梁两个艺术传统辩证统一后所产生的新的艺术质素，也是唐诗在艺术上完全成熟的标志。
“兴象”之说，始见于殷璠《河岳英灵集》，他在序文中批评南朝以来诗作“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在评语中说陶翰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说孟浩然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
对于“兴象”的含义，有学者理解为情景交融，也有学者理解为“具有兴发感动力量之形象”，都不十分准确。
陈伯海认为，“象”就是物象，“兴”应该是从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诗品序》）而来。
二者合为一体，是要求诗歌形象除了外形的鲜明生动，还需具备内在的兴味神韵，要能透过外表事象的描绘，导引和展示出内部蕴含丰富、包孕宏深的艺术境界，也即“兴在象外”。
所以，兴象不光要求抒情与写景的高度融合，还要求这种综合不单纯停留在“象内”世界这一平面，而是要能形成“象”与“兴”、“象内”和“象外”的深层组合——一个“形象的二重世界”，这就和一般的情景相生或情景交融有了区别。
（《唐诗学引论》，第25、26页）如：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
（谢脁《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
（李白《玉阶怨》）
二诗题目、体式相同，写法、主题均相近。
谢诗是齐梁小诗中情景交融的代表作，但人、物、情、景均平列于画面，基本停留在“象内”世界，明显传达出对爱人的思情。
李诗则无一字触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她在等什么，心中何想，要我们从形象本身的细节和动作，去揣摩、玩味乃至用自身的体验去补充、发挥抒情主人公的情思。
这就是兴象的二重结构，是“兴在象外”，是兴象区别于一般情景相生之所在。
明代人胡应麟认为“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求。
”（《诗薮·内编》卷六）他还把体格声调比为水之与镜，把兴象风神比为月之与花，要求达到水澄镜朗，花月宛然；提出了兴象高远、不可执著的观点。
清人方东树也把兴象这个概念的内涵阐释得十分完整，明确反对取象无兴，要求象中有兴，兴在象外。
盛唐诗人追求情景交融、兴在象外的诗歌意境，并且在意境的创造中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而这又是和初唐中后期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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