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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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教学目的：
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特点、发展轨迹
教学重、难点：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标志
课时安排：
两课时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现象。
大致说来，魏晋南北朝文学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魏晋时期，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的大一统。
文人从僵化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开始以进取、务实的姿态建功立业，拯济天下，赢得人生的不朽。
汉代经明修行的选士标准，因而失去存在的价值。
在此过程中，文人又有感于社会的离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兴衰荣辱的难以把握，思想更脱出汉人“天人合一”理论的规范，在奋取乐观的同时，不免对人生悲剧有更深刻的思索，老庄思想由此抬头。
其时，文人感慨良多，文学的功利束缚相对松弛，诗歌抒情言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兼之汉末以来，文章渐趋华丽，文学的美学特征开始受到自觉的重视，文学因此获得独立于经学的地位。
而魏晋玄学的兴起，进一步动摇了两汉以来经学独尊地位，淡化了文人以从政为人生归宿的意识，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古代文人地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地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乃至文学的风格都产生了重大地影响。
因此，魏晋南北朝文学开始走上独立自觉的发展阶段。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如：
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尤其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较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各自的特点。
陆机《文赋》、虞执的《文章流别论》则对文体的划分和各类文体特征更加详细。
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更深入。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有了自觉的追求。
如“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
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第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的《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正是其时文学自觉的又一个标志。
二、文学主题与题材的变化
（一） 文学风尚与主题
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汉文学史纲要》以及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有关章目，对中古文学风尚作了深入的阐释和准确的概括。
他用“药、酒、女、佛”四个字来概括魏晋六朝文学现象。
药与酒同文学的关系，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中作了精湛的阐述，而“女”与“佛”当然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
虽然鲁迅先生没有展开讨论，却为后来的研究指点了方向。
（王瑶《文人与酒》、《文人与药》）而用这四个字，是可以反映和概括魏晋六朝文学的历史特征的。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
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福祸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了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和隐逸主题。
（二） 文学题材的新变。
1．玄学与玄言诗
魏晋时期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玄学。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
这是一种思辩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玄学对文学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使玄言诗的产生。
西晋末叶，玄风已吹进诗坛，至东晋，孙绰、王羲之、许询等推波助澜，致使玄言诗风盛极一时，统治诗坛达百年之久。
2．山水田园文学的兴起
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
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山水田园文学继玄言诗而兴起，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从题材到风格都有了重大的突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此外，咏怀诗、咏史诗、边塞诗、游仙诗、宫体诗等诗歌题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学的士族化、家族化和宫廷化
（一） 文学的士族化
东汉后期，铨选官吏，已重门第。
三国时期，曹丕为争取士族支持，施行九品中正制，士族地位愈亦巩固。
魏晋之际，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均极力笼络士族，士族身价骤然倍增。
两晋建国后，为巩固政权，中正取士，于当朝显贵而外，颇依门第，“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士族因之拥有世袭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因而，自然造成了士族对文化的特权。
魏晋南北朝的大多数作家都出生于世家大族。
士族社会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必然造成士庶的矛盾，在逐渐形成的士族文化环境中，庶族的文学虽不是主流，但因为它们以激越悲怆的笔调，表达了近乎绝望的挣扎与控诉，实则兼具了建安与正始文学的精神，西晋的左思和此后东晋的郭璞、刘宋时的鲍照，是魏晋南北朝庶族文学的卓越代表。
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
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
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
在汉代，已经日益明显地形成许多世代官宦的豪门大族，他们的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权力。
经过汉末大乱，这些豪门大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
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和大量的依附农民，使任何统治者都不敢忽视。
一代雄豪的曹操，也未能在根本上摆脱对豪族的依赖。
后来曹丕为了做皇帝，更采用“九品官人”的制度，承认士族（即豪门大族）有政治上的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所谓“九品官人”，是一种选用官员的方法。
由各州郡的士族人士担任大中正、中正，对本籍士人的品行加以鉴定，分为九等，由朝廷依次录用。
但实际品第人物的标准主要是门第的高下，因而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士族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特权，又通过婚姻相互联结。
除了特殊的例外，士族与庶族之间是不通婚的。
门阀制度的存在，加强了士族的地位和独立性。
政权有兴替，朝代有更迭，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地位却很少受影响。
他们在客观上也给这个动乱的时代带来某种稳定因素。
但在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
皇权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包括任用庶族人士。
庶族在政治上出路艰难，但并非毫无机会（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室，都出自寒门）。
他们对士族控制政治权力的现象，常常提出强烈的抗争。
（二） 文学的家族化倾向
文学的家族化与当时的门阀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与政治权利一起世代相传。
文学家族在魏晋两代犹盛，南朝以后逐渐减少。
文学家族主要有：
三曹、阮瑀与阮藉、嵇康与其子嵇绍、三张（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子潘尼）、傅玄及其从子傅咸、谢氏家族（谢安、谢混、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惠连、谢眺）、萧衍及其子萧纲、萧绎。
（三）文学的宫廷化
晋宋以后，文学的士族化，更兼有了宫廷化的特色。
南朝四代，政权交替更加频繁。
在这样一个篡乱相替、毫无希望的时代，南朝君主不再奢望永葆社稷，而唯以苟且度日为务，士族们更彻底抛弃传统道德，而唯以保族全身为念。
他们从广阔的社会生活退缩回贵族的、宫廷的狭小圈子，放纵感观于世俗的享乐，又陶醉于家族门第的光环，迷恋于个人情感的玩味，沉溺于贵族文化的雕琢。
当时作家的吟咏性情，侧重于月露风云、闺房衽席，“宫体”之号，由斯而起。
四、文学样式的丰富多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也进一步丰富发展起来。
五言古诗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骈文在这一时期开始兴盛；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而为抒情小赋；七言古诗在这时也确立起来；齐梁“永明体”的出现又为唐代近体诗的成熟、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
尽管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有很多缺陷，许多新的东西还没有发展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开辟了各种新的道路，提供了多样的发展可能性。
没有这么一个基础，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进一步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建安、正始文学
建安风骨的美学特征 代表作家：
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
正始之音 代表作家：
竹林七贤
二、两晋文学
西晋，太康诗坛：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左思）
东晋玄言诗，孙绰、许询、王羲之
晋宋之际的大诗人陶渊明及其田园诗
三、南朝文学
宋初：
谢灵运及其田园诗，鲍照的诗歌创作（七言歌行、边塞诗）
齐梁时期：
“永明体”的产生，沈约、谢眺、王融等
梁陈两代：
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
南朝乐府民歌：
《西州曲》
四、北朝文学
北朝乐府民歌：
《木兰诗》
散文：
《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
第一章 建安文学
教学目的：
了解和掌握建安文学尤其是建安诗歌的总体特征以及重要作家的创作风格
教学重、难点：
建安风骨的美学内涵、三曹各自的诗歌风格以及三者风格的差异
课时安排：
四课时
第一节 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
一、“建安风骨”范畴的生成：
“风骨”一词，刘勰最先提出并给以正面阐述，见《文心雕龙》“风骨篇”。
钟嵘《诗品·总论》则提出“建安风力”的说法。
后来，初唐陈子昂在其《修竹篇序》中也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话。
自此，这一称谓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受到普遍推崇，并开始流行。
但最早完整提出“建安风骨”一语的则是宋代的严羽，语出《沧浪诗话》。
二、建安风骨的内涵与特征：
（一）功业意识与慷慨文风。
建安文人“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
概多气”。
（《文心雕龙·时序》）
（二） 生命意识与悲凉文风。
例如，锺嵘曾说：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
（《诗品》）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把建安文学的特征概括为：
清峻、通脱、骋词、华靡
1．清峻：
指文章的风格而言，所谓清峻就是文章“简约严明”的意思。
汉末政治、军事的割据和异端思想的崛起，扫荡了经学牵强附会、烦琐求证的作风，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于鞍马间为文，用语简捷，词风峭厉，不容斟酌。
即一般文人所作，指事写意，皆不傍经典，直抒胸怀。
2．通脱：
汉代末年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已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道德与礼教的重压，重新发现自我，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真实情感。
兼之战乱频仍、瘟疫流行，命运难料、事功难成，转而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
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人生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
3．、骋词：
汉末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战国之世，仿佛再现。
为文人实现抱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遇和选择机会。
文人议论时事、抒写情志，都力求表现自我，气盛词壮。
4．华靡：
两汉文学由质转文，已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建安时期，曹操虽为文质朴，但因文学已经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其独特的个性开始受到文人自觉的重视，文学之渐趋华丽，成为时代风气。
第三节 三曹
一、曹操
（一）生平、思想：
1．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郡（安徽亳县）人，父亲曹嵩是得宠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
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为郎，后在汉末大乱中聚集兵马，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武装。
建安元年，受封为丞相，官渡一战击败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逐步统一了北方，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丕称帝建魏后，追尊他为武帝，史称魏武帝。
2．儒法兼取、礼刑互用的思想
曹操出身微贱，对两汉以来重视家世、经术的传统，并不一味默守。
于政教军事，颇杂刑名；取用人才，不拘资限，甚至不拘品行。
史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可参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举贤勿拘品行令》。
但另一方面，曹操亦不愿以汉相之尊，承担篡逆的罪名。
为制约诸侯，协调本集团内部的等级关系，曹操更无法全然否定儒家的伦理纲常与道德规范。
因此，他对儒学、礼志又有一定的认同。
在进取天下的同时，曹操目睹汉室的倾颓、生民的不幸、命运的无常、人生的短促，又常怀感慨与惆怅。
因此，王霸并用、思接庄玄，也构成曹操思想矛盾的一个方面。
3．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
一方面，曹操在经学方面有较深造诣。
另一方面，对书法、音乐、围棋等都相当精通，可谓多才多艺。
王沈《魏书》云其“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
而影响最大的，是开一代文风，鲁迅先生称他“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诗、文都能突破前人的思想传统，放言而无所顾忌，形式亦自由随便，具有清峻通脱的风格。
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延揽天下文士于其幕下。
（二）曹操的诗
1．曹操乐府诗概述
曹操诗今存22首，包括作者存疑的3首。
全部是乐府诗。
乐府诗进入到文人乐府诗的阶段，曹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曹操诗歌的题材内容
（1）纪事：
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
“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锺惺《古诗归》卷七），代表作为：
《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
《苦寒行》写东征高干之役，既自比周公东征，志在必胜，又极写其苦寒之状与内心的进退犹豫，并不故作豪语惊人。
（2）述志：
政治主张、社会道德理念和统一天下的雄心。
《对酒》、《度关山》、《短歌行》等。
如《对酒》，描绘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图景。
（3）游仙：
曹操又有游仙诗《秋胡行》、《精列》、《气出唱》。
学界对它们的理解颇多歧见。
一种观点认为，抒写人生苦闷，却并不流于消极。
有的意见说，寄寓诗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追求。
但或许并无太多寄托，只是其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
（4）咏史：
《善哉行》、《短歌行》（之二）等，吟咏史实、人物，结合个人现实体验。
3．曹操诗歌的风格特色
（1）主体风格：
慷慨悲凉，气韵沉雄。
钟嵘《诗品》：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敖陶孙《诗评》：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
（2）开创了四言诗的新境界。
《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全篇以比兴手法，反复申说诗人时不我待的焦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曲折抑扬，感人至深。
（三）曹操的文
1．文章雅化、骈化过程中的异响。
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
《让县自明本志令》：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自述生平之志，毫无掩饰造作之笔。
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
《祭故太尉桥玄文》、《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
2．清峻、通脱的风格
二、曹丕
（一）曹丕诗的题材内容：
曹丕诗现存约40首，可分三类：
纪事抒情、游宴、游子行役与思妇别愁。
《黎阳作》、《陌上桑》写征伐之事，既有克敌制胜的豪情，也有征人行军之苦。
述宴，如《芙蓉池作诗》、《于玄武陂作诗》等，描摹细致，文词富丽，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游子行役与思妇别愁一类成就最大，属代人立言的拟作体。
《燕歌行》抒写思妇之情，音节和婉，修辞精美，是曹丕的代表作。
《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言离别之苦，凄婉动人。
可见诗人生逢乱世，对人间别情，是有切身体验的。
（二）曹丕诗的风格
曹丕诗有文士气，以文人深婉细腻的笔触，写出乱世中人的内心世界，因而颇得《古诗十九首》的风致。
沈得潜《古诗源》：
“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
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此语概括较为准确。
（三）曹丕的文与赋
辞赋现存26篇，建安文人中仅次于曹植。
可分两类：
述军国大事；记个人情怀。
文章的成就不在诗赋之下，代表作《典论》、《与吴质书》、《答繁钦书》等。
《典论·自叙》叙写生平，通脱而生动。
《与吴质书》叙朋友间生死离合之情，兼有随感式的文学评论，是过去的书信之文所没有的；《答繁钦书》描写美人舞乐，辞极绮丽，近于辞赋，即在曹丕文章中，也是别具一格的。
（四）曹丕的文学地位与影响
诗体方面，曹丕《燕歌行》首创七言歌行体，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诗韵方面，曹丕不独已认识到诗歌当有音韵之美，而且在实践中还进行了多种有益的尝试。
《典论·论文》，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
三、曹植
（一）曹植生平简介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同母弟。
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
在建安文人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最大。
后人评价也最高。
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早年即有“绣虎”雅号。
深得曹操赏爱，几被立为太子。
终因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传》），令曹操很失望，终于失宠。
曹操立曹丕为嗣，诛杨修，曹植荣宠日衰，曹丕即位，对他压抑迫害，屡改封地，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
曹丕死，明帝曹睿即位之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变，他一度焕发希望，上表请求自试，终不为所用，年仅四十一岁便郁郁而终。
（二）曹植的诗文创作
今存诗歌约90首。
以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故、曹丕继任魏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
1．前期创作
主要抒发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和奋发进取得精神，对前途充满信心。
以诗歌成就为大。
（1）功业精神与报国信念；《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游宴、唱和之作；《名都篇》
（3）抒写友情之作。
《赠丁仪》、《赠王粲》、《送应氏》
2．后期创作
（1）诗歌创作：
曹丕以魏代汉，对曹植的猜忌与迫害日益加剧，无可奈何的愁苦之外，更加上一分罹害的恐惧，这使得他后期的诗歌形成了悲愤哀怨的基调。
A、在政治迫害之下，曹植诗歌更多有离别之悲、忧生之嗟、悼亡之恨。
《赠白马王彪》、《三良诗》、《远游篇》、《朔风歌》、《野田黄雀行》。
“此诗（《赠白马王彪》）景中有情，甚佳。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
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B、又有一类闺怨诗，抒写女性的相思与隐忧，其间颇寓自己遭忌被弃的感慨。
《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怨诗行》、《杂诗》
C．游仙诗
《五游》、《升天》、《仙人篇》、《苦思行》
（2）辞赋创作
代表作《洛神赋》，作于黄初三年。
或以为“感甄”之作（尤袤《李注文选》刻本），或以为“托词宓妃，以寄文帝”（何焯《义门读书记》）。
按其序云：
“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赋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
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后说为是。
（三）曹植的文学成就
1．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
钟嵘《诗品》评价为：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把五言诗的艺术提高到更高的地步。
2．曹植兼擅各类文体、诗体，尤其长于五言，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
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
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通音律，一些诗句平仄调协，音节铿锵，可见从五古到五律的音律规范痕迹。
此外，曹植已不同于《十九首》诗人的无意为诗，而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显示出他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与选择词藻、精心修辞相结合的用心。
第三节 建安七子和蔡琰
一、建安七子概说
七子之称，始出曹丕《典论·论文》。
计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人。
其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实际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文学活动。
七子效命于邺下，于其文学创作，实有幸与不幸。
曹操罗织文人于邺下，政治上的考虑大于文学。
“诸子在魏，犹孟子在齐，不治事而议论。
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5）七子依附曹氏于乱世，虽然有了安定的创作环境，但个性不免受到压抑，无聊的应酬之作亦相应增多。
二、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
（一）王粲
七子之中，王粲（177-217）成就最高，刘勰《文心雕龙》称其为“七子之冠冕。
”
王粲，字仲宣，存诗２３首。
王粲之诗，四、五言诗兼善，其依荆州刘表时所作四言《赠蔡子笃》、五言《七哀诗》三首等，体兼《诗》、《骚》，颇得《十九首》韵致，是建安诗人的上乘之作。
《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依附曹操后，尝随军出征，作《从军行》五首，既写书生抱负，也抒发乱世悲慨，兼有对曹操的颂美之词。
全诗气象壮阔，格调苍劲，为杜甫的前后《出塞》开辟了先路。
因侍从文人的地位，王粲后期也有应酬之作：
《公宴》。
王粲《登楼赋》抒写去国怀乡，壮志未酬的心境，在建安抒情小赋中，与曹植《洛神赋》并为双美，其《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难钟荀太平论》、《安身论》等文，或直陈利害，词义恳切，或义近名法，长于辨难。
（二）刘桢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
刘桢当时甚有诗名。
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
贞骨凌霜，高风跨俗。
”（《诗品》上）
成就主要在诗，可分两类，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
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为喻，抒写坚贞高洁的性格。
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
钟嵘《诗品》说：
“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
（三）其他文士
陈琳、阮瑀、徐干、应瑒。
陈琳的生平。
陈琳作品选讲。
《饮马长城窟行》。
阮瑀生平。
《驾出北郭门行》。
《文质论》。
三、蔡琰
（一）蔡琰的身世、生平
汉代末年著名学者、诗人蔡邕的女儿，“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
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
董卓之乱中，被掳至南匈奴，嫁左贤王，生二子，生活了十二年，生了一双儿女。
后来汉朝与南匈奴矛盾缓和，曹操遣使用金璧赎回，重嫁陈留董祀，整理父亲遗文。
（二） 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
其诗今存三首，五言体《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
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比较可信。
苏轼《仇池笔记·拟作》以为非出自蔡琰之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以为是蔡琰所作，以史证诗，当为蔡琰作无疑。
（参看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
骚体的《悲愤诗》所述情节与蔡琰生平不合之处，许多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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