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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小学语文教材四大缺失

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比较优秀的文章,还有不少名家名篇。

如果有选择循序渐进地让学生背诵一些优秀篇目、精彩段落,对提高学生的水平会大有裨益。

现在,不少语文教师在分析课文时,把文章解体的支离破碎,总在文章的技巧方面下功夫。

结果教师费劲,学生头疼。

分析完之后,学生收效甚微,没过几天便忘的一干二净。

造成这种事倍功半的尴尬局面的关键就是对文章读的不熟。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或细读、默读、跳读,或听读、范读、轮读、分角色朗读,学生便可以在读中自然领悟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可以在读中自然加强语感,增强语言的感受力。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内容、写作技巧和语感就会自然渗透到学生的语言意识之中,就会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创造和发展。

　　前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

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是我的教育信仰的真谛之一。

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作为教育过程当中最为基础和最为重要的书籍，当它发生错漏、失实、偏差时又会产生何种后果?

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种舛错?

这恐怕不仅仅是教育行业一己之事

要练说，先练胆。

说话胆小是幼儿语言发展的障碍。

不少幼儿当众说话时显得胆怯：

有的结巴重复，面红耳赤；有的声音极低，自讲自听；有的低头不语，扯衣服，扭身子。

总之，说话时外部表现不自然。

我抓住练胆这个关键，面向全体，偏向差生。

一是和幼儿建立和谐的语言交流关系。

每当和幼儿讲话时，我总是笑脸相迎，声音亲切，动作亲昵，消除幼儿畏惧心理，让他能主动的、无拘无束地和我交谈。

二是注重培养幼儿敢于当众说话的习惯。

或在课堂教学中，改变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取消了先举手后发言的约束，多采取自由讨论和谈话的形式，给每个幼儿较多的当众说话的机会，培养幼儿爱说话敢说话的兴趣，对一些说话有困难的幼儿，我总是认真地耐心地听，热情地帮助和鼓励他把话说完、说好，增强其说话的勇气和把话说好的信心。

三是要提明确的说话要求，在说话训练中不断提高，我要求每个幼儿在说话时要仪态大方，口齿清楚，声音响亮，学会用眼神。

对说得好的幼儿，即使是某一方面，我都抓住教育，提出表扬，并要其他幼儿模仿。

长期坚持，不断训练，幼儿说话胆量也在不断提高。

李郁

单靠“死”记还不行,还得“活”用,姑且称之为“先死后活”吧。

让学生把一周看到或听到的新鲜事记下来,摒弃那些假话套话空话,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篇幅可长可短,并要求运用积累的成语、名言警句等,定期检查点评,选择优秀篇目在班里朗读或展出。

这样,即巩固了所学的材料,又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等等,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中小学是人生教育的最重要阶段，中小学的教材也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料，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但最近曝出有心人和民间团体发现现在的中小学的语文教材存在内容上较大的不足和技术上明显的舛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对教育、对中小学教材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

那么，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这问题有多大，应该如何弥补呢?

对这样一些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相同。

新中国61年出版10套教材

2018年1月，全国的基础教育开始实行“课程改革”。

此后，国家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各出版社都可以编写教材，各地也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教学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一成立，中央政府出版总署就设立了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的部分编辑开始编审文史教材，编选新中国的中小学教材。

1951年秋，教材出版，在全国正式使用。

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人们常简称为“人教版”）第一套全国通用的小学教材。

1956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第二套小学课本出版，但这套教材只使用了两年。

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这套教材被停止使用。

1961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开始向全国供应。

这是人教版第三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此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进行十二年制教材的研究、准备工作。

1963年秋，新编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在全国正式供应。

这是人教版第四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接下来是10年“文革”，国内的中小学教材使用极为混乱。

粉碎“四人帮”之后，教育部决定以十年制为中小学的基本学制。

1978年秋，中小学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同时在全国供应。

这是人教版第五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此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教材使用也相对稳定。

其中有些小学语文教材的使用年限超过10年。

1982年秋以后的5年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了十二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后又对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修订、改编，这就是第六套和第七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88年国家教委制定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各科教学大纲初审稿。

1990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实验教材出版。

这是人教版第八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92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共24科教学大纲（试用）。

1993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纲重新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开始供应全国。

这是人教版第九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一气使用了十多年。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这也是人教社编辑出版的第十套教材。

该教材根据2018年5月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和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编订。

2018年开始使用，并由一年级开始，逐年级推广。

2018年1月，全国的基础教育开始实行“课程改革”。

此后，国家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各出版社都可以编写教材，各地也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教学。

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

教师挑出教材多处硬伤

我们现在就是把教材的地位放得太高了，“权威”、“统一”、不容置疑。

从现在教材的编写质量来看，到了把教材也从“神坛”上拉下来的时候了

中小学语文教材出版发行60年来，除教育系统内部，甚至只是专家自己进行品评外，社会上很少有人直接发表批评意见。

但是最近，一些个人和民间团体开始评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比如，课文的真实性问题，错别字及标点符号的排版问题等。

有的人自发组成检查教材的工作小组。

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于爱群也当起了核查义工。

于编导说，此前她没有太关注过孩子的教材，“因为我有一种心理，认为这教材是集中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专家、最优秀的教师，经过多年实践，去粗取精，打磨出来的一套教材，又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的。

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相信权威，服从权威;而且那里面图文并茂，色彩绚丽，比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不知道好多少”。

但当这位电视编导发现孩子的小学语文教材里有好些课文存在常识性错误时，她开始重视起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把教材的地位放得太高了，‘权威’、‘统一’、不容置疑。

从现在教材的编写质量来看，到了把教材也从‘神坛’上拉下来的时候了。

”于爱群说。

事实有的人正在这样做。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某写作培训学校的校长彭帮怀发现，目前使用最广的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俗称“苏版”）的小学语文课本有68处错误，这些错误均来自三年级至六年级共8册，大部分是标点符号排版格式错误。

比如标点都应该和汉字一样单独占一格，但在教材中却和汉字同占一格，有的标点甚至用在一行文字的开头处。

这都不符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

另外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上还有明显的错别字，如“片断”误为“片段”，“腊梅”误为“蜡梅”。

这些错误连续出现多次，累加共68处。

彭帮怀从2018年10月发现这些错误后，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都没有得到重视。

他希望有关专家尽快进行鉴定，如果确实有误，更希望能对出错的书籍进行召回。

近期，彭帮怀接到了教育部行政复议办公室对他反映的情况答复说，他反映的问题，已转请有关审定机构研究处理。

江苏教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出版社将会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如果真是出版社的责任会进行纠正。

“但标点符号的用法，在很多地方是有争议的。

”

民间团体质疑教材四大缺失

事实的缺失，是最严重的，也是最不可原谅的。

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捏造事实就显得居心叵测了

2018年，浙江杭州市优秀语文教师郭初阳发现，小学语文教材选用的一些文章所塑造的母亲形象和反映的母爱是“病态”的。

他与《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执行主编李玉龙策划，组织了一个团队，对眼下广泛使用的中小学教材进行系统专项研究，参加者有浙江绍兴稽山中学蔡朝阳等教师。

研究团队把全国使用最为广泛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师大版”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对里面关于母亲、母爱的课文进行梳理，用现代公民的视角重新审视。

研究后他们发现，小学语文教材的母爱题材课文存在“四大缺失”：

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

三套教材中有关母亲和母爱的文章，来自经典的文本并不多，并且时有篡改。

苏教版一共17课，只有4篇可称经典。

《少年王冕》一文节选自《儒林外史》，但几乎每一句话都作了改动，面目全非。

教材的课文有赞美母亲的，有提倡发明的，有呼吁保护环境的，有歌颂伟人的……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

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处处都是教育与禁止：

“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

”如北师大版《流动的画》：

“哦，妈妈，我知道啦!

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

”

这种说教缺乏儿童灵性的奇思妙想，既非童谣，也非诗歌，只能算打油之作，成人读来都觉得干瘪乏味，孩子们哪会喜欢?

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

“只要看到谁买小汽车，他就马上跟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上跑动的小汽车。

”可是他得不到他心爱的玩具，他还必须懂事，必须分担父母的生活之重。

有什么能够安慰，这位貌似坚强的孩子孤独的心灵呢?

事实的缺失，是最严重的，也是最不可原谅的。

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捏造事实就显得居心叵测了。

比如《爱迪生救妈妈》一文，是多年保留课文，但这是篇假故事。

这篇课文的大意是，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刚满7岁时，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决定在他家里做手术，但房间里光线太暗。

爱迪生找了几个小男孩，每个人都捧着一面大镜子站在油灯旁边，镜子把光聚在一起，就能手术了，妈妈因此得救了。

然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易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

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39岁的已婚男人了。

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

同样虚构的故事在三套教材中并不少见，如《陈毅探母》等。

此外，还有许多课文没有作者，是“三无”产品。

虚假故事到底有害无害

三聚氰胺牛奶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

这么多有缺陷的教材对孩子的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

和许多问题一样，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竟然截然相反，针锋相对。

“教材作假是忽悠孩子。

”近日，听闻小学语文教材“造假”，不少人在网上发帖“炮轰”，表示不能容忍。

一位家长说，国庆长假旅游时他还跟自己的孩子讲起爱迪生救妈妈的故事，孩子听了很受感动。

不想现在被告知是虚构的故事，他有点哭笑不得，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

“教科书就是一个标杆，标杆怎么能够出错误呢?

”他问道。

一位网友称，看新闻方得知《爱迪生救妈妈》有失实之处，他质疑道，教科书居然用一个假故事来教育孩子该如何如何做，怎能让人信服呢?

一些网友毫不留情地痛批道：

“真名人、假故事的教材是个坏榜样!

这样的教育效果将令人堪忧。

”

不少人认为，教材教材，教人成才。

虚假的内容充斥在教材之中，其危害不难想象，它不但扭曲误导了学生，还教会了学生说谎。

《收获》杂志社副编审、作家叶开在博客上说，他发现小学教材里的课文很多都极其糟糕，充满了干瘪的说教和假大空的情感。

他尖锐地说：

“三聚氰胺牛奶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

”

不过，持相反观点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假故事”也能揭示有益的道理，用不着“无限上纲”。

语文教学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信服”课文内容，而是让他们提高语文鉴赏能力，以及通过讨论分析文章主题等，来锻炼思维和表达能力。

有人附和这样的观点，说爱迪生究竟有没有救过妈妈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课文的语言好不好，内容是否值得学生思考讨论。

他们还举出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名言：

“教材不过是个例子。

”意思是，例子嘛，不妨假设。

有的人以本身体会为论据，说他的许多人生理念和认识世界的窗口都是通过语文教材打开的。

《曹冲称象》、《小蝌蚪找妈妈》至今让他难忘。

如果现在告诉他《曹冲称象》的历史时间有误，他也不会介意，因为最重要的是他已从课文中学到了一种思考方式。

一些网友还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小时候都习惯了听妈妈讲故事，也从来不会追问真假。

故事的魅力不仅在于情节，更在于其阐释的道理，传递的价值观。

那些或真或假的故事，更多的是一个符号，指引着人生努力的方向。

一位叫“雪峰”的网友说，教材中的“事实缺失”是全世界教材的问题。

比如华盛顿砍樱桃树，牛顿被苹果树掉下的苹果砸到，都是经典而美丽的谎言，但并不有损教育儿童的积极意义。

还有一些网友认为语文教材不是历史、生物等科学教科书，它除了教会孩子学会字词、语法外，本身还有思想性、文学性和教育性，否则，《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历史名著也会被打入另册。

教材编写何处是方向

对教材的批评最应该关注的是一线老师，但他们基本不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历史网上有位署名qqbily的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晚清的小学课本比现在强百倍》。

他在文章里说，他发现了一本编于1914年（即“民国三年”）的《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教材编写之好，让他颇感“震惊”。

这套教材共6册，供高小三年6个学期使用。

作者认为此书有三大优点：

一是课文内容极为丰富;二是编撰理念十分先进;三是文字深度远胜今天。

这套书传统文化占有重要比例，但也还较多地编选了一些涉及西方历史文化的篇目，如《亚衣丹》、《鲁滨孙》、《海伦》、《盲女》等。

其中《盲女》讲述美国“丧明失聪”的残疾妇女海伦·凯勒自强自立、学有所成的感人故事。

作者说，他读海伦事迹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当时已30岁了。

此外，还有不少课文讲伦理、说审美，倡导良好生活习惯，又有大量课文广泛介绍各类知识，以扩展学生眼界。

还有一些介绍社会学常识的课文，比如《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4篇课文，每篇不过二三百字，简要介绍每一个宗教的创始者、教义、传播、影响等。

这些常识，就是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也不见得人人了解。

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国文教材也以生动文字做了初步介绍，目的自然是启发蒙昧，诱导学生的求知欲望。

其中《利用废物》等题目已触及今天的热门话题：

绿色环保、低碳生活。

理念上已走在时代的前头。

作者指出，这套课本为中华书局所编，主持及编撰者张元济、陆费逵、范源廉、沈颐诸先生都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

其实这可能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

央视编导于爱群说，她小时候从没想过跳出教材发现问题，或者对教材本身产生质疑。

现在，她对女儿说，这课本编得有问题，孩子还很不高兴，质问她，你难道比老师知道得还多吗?

“你看，我们的孩子对老师，对课本有一种天然的信任。

”于爱群说，“真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要辜负这种信任。

”

话说得诚恳感人，但问题是编教材的人不一定是没感到自己的责任，也可能是缺乏能力。

还有，人们发现，对教材的批评最应该关注的是一线老师，但他们基本不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教育圈外的媒体在关注。

由此可见，目前问题的讨论是否能推动语文教材的改革，远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