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和亲比较研究论文.docx
《汉唐和亲比较研究论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唐和亲比较研究论文.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汉唐和亲比较研究论文
汉唐和亲比较研究
男
摘要：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和同化、融合活动的历史。
而各民族之间的和亲史，也是历来最引人注目的篇章。
“昭君出塞”、“文成入藏”这些重大的和亲事件，不仅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吟咏，而且成为在民间广泛流传、历久不衰的佳话。
和亲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封建社会激烈冲突、中原封建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缓和矛盾、求得生存发展机遇的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和亲史上，尤以汉唐两个朝代的和亲颇具特色。
始于汉而盛于唐的“和亲”，不仅对这两个封建王朝的发展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汉唐；和亲；背景；作用；和亲公主
和亲究竟始于何时？
按班固的看法，“和亲之论，发于敬”，[1]即始于汉初；按司马光的看法，“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
”[2]也就是说在司马光看来，西汉以前并没有和亲。
历代学者受班固、司马光的影响，大都认为和亲始于西汉，终于清代。
史载：
高祖七年（前200年），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击匈奴，被围困在白登七天七夜。
邦和将士们都无计可施，最后邦采纳平的妙计才得以脱身，关于平的计策，《桓子新论》载:
“高帝见围七日，而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
彼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单于。
单于见此人比大好爱好，爱则阏氏日益疏远，不如其未到，令汉得脱之，去亦不持女来矣。
阏氏妇女有妒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
”据应劭说，平让画工画一美女，先送于阏氏过目，并说，邦困急，想把美女送与单于。
阏氏害怕美丽的汉女会与她争宠，遂劝说冒顿撤兵。
[3]此外还有雕木之工“状佳人之美云云”。
[4]这些记载虽略有差异，但有一共同点，即平用美人计使得邦得以解围。
“白登之围”虽然解除了，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并未减轻。
邦对此十分担心，向大臣询问安边之策。
敬鉴于美人计的效用，便向邦提出了和亲主：
把公主嫁与冒顿单于，多多陪送。
“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
”“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为单于。
其尝闻外敢于大父抗礼者哉？
”[5]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亲是在美人计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说平的美人计是为了解围的话，那么，源于美人计的和亲则纯系“以美女作苟安的城堡”。
[6]而唐代的和亲则始于唐高祖渊，渊在起兵时，曾经想以和亲为手段向突厥借兵。
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资治通鉴》卷184记载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六月:
文静劝渊与突厥结交，资其士马以益兵势。
“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词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始。
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库，亦唯可汗所择。
”[7]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化，和亲则成了结交军事同盟，分化、瓦解、削弱和控制少数民族政权或少数民族部不同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
正是因为这样，和亲政策被后世王朝纷纷效仿。
在诸多王朝的和亲中，以汉唐和亲最具特色。
从西汉到唐末一千多年丰富多彩的和亲历史向我们表明不同时期的和亲有着不同的目的，起着不同的作用。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比较汉唐的和亲，会对历史上的和亲制度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一、历史背景的不同是造成汉唐和亲差异的关键
由于汉唐和亲历史背景的不同和汉唐统治阶级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汉唐和亲具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汉唐两朝的和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处的和亲地位不同。
西汉王朝前期处于屈辱的主动求婚地位，而唐王朝前期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为什么两个盛朝的前期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和亲地位，这应当从两个王朝的和亲背景去探讨。
首先，社会经济状况是首要原因。
我们知道，西汉刚建立时，到处是一片荒凉凋破的景象。
由于王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的战火，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凋敝，人口大量逃亡。
汉初的人口，较代大大的减少，大城市的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也无法搜刮更多的财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
[8]这样的烂摊子怎能与控弦三十万的匈奴争斗呢？
比较聪明的汉王朝君臣便用和亲来代替干戈。
其次，当时的黄老思想要求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解决生计。
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陆贾就明确提出，君子治国应当“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
[9]一句话，就是顺应人民厌战的情绪，让人们安定下来。
汉初的几任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
最后，再来看看匈奴的状况，我们知道西汉初期，匈奴正处于上升时期，冒顿单于（前209年-前174年）是一位机智勇敢的首领，他在很短的时间攻灭东胡，赶跑月氏，兼并楼烦、白羊王，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族；随后匈奴有攻灭月氏，平定楼兰、乌、乌揭及其周围二十六族，此时匈奴单于已被接连不断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其进攻目标很容易指向汉王朝。
同时，这时匈奴的地域虽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极为辽阔，但这一带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茫茫的沙漠石碛，土地贫瘠，物产稀少，许多东西需仰给于人，而中原地区肥沃的土地、高度的物质文明则成了他们虎视眈眈的对象。
还有，游牧民族的特点之一，是东侵西略，通过发动战争，掠夺奴隶和财物。
这些决定了西汉前期接二连三的主动地与匈奴和亲。
唐王朝刚建立时，比较强盛并且使唐皇帝深感不安的少数民族政权唯有突厥。
颉利可汗（620-630年）每年发兵侵扰唐的边境，甚至使渊产生了迁都的念头。
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突厥已开始走下坡路。
突厥部矛盾的加深以及与突厥相邻的回纥、薛延陀的兴起，为唐朝消灭东突厥提供了有利条件。
史称：
“贞观元年（627年），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相率叛之，击走其欲郤设。
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轻骑奔还。
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撼，欲背之。
二年（628年），突利遣使奏言，与颉利有隙，奏请击之。
诏武通以并州兵马随便应接。
三年（629年），薛延陀自称可汗于漠北，遣使来贡方物，颉利称臣，求尚公主。
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
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馁。
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外多叛之。
”[10]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邻近十余部落对颉利可汗的背叛，使突厥失去了称雄的基础；突利与颉利的关系紧，使突厥部矛盾加深；颉利所用非人，导致部下对他的不满；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得突厥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这些就决定了唐对突厥要求和亲所采取的强硬态度。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赐给薛延陀首领夷男（628-645年）一把宝刀、一支宝鞭，“夷男甚喜，突厥颉利可汗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婚礼”。
[11]唐不但没有答应他的求婚，相反，却于同年冬命令大将率师出击，次年初大破突厥，突利可汗来降，颉利遁走铁山。
唐乘胜追击，生擒颉利可汗，俘其众十万余，东突厥遂亡。
而在这时西突厥统叶护可汗（619-630年）“控弦数十万”，强盛起来。
但到他死后，王位屡更，乱不已，新立可汗相继向唐求婚，唐一个没有答应。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永徽三年（652年）、龙朔三年（663年）与吐谷浑的三次和亲都是在唐王朝已经完全控制吐谷浑的情况下，抱着操纵吐谷浑的目的而进行的。
唐太宗与吐蕃的和亲则是满足松赞干布（617-650年）效法吐谷浑心理的结果。
所以，唐前期的和亲，从唐这方面来看，根本不夹杂着屈服武力，换句话说，有企图弥补武力的因素。
汉唐和亲史上十分有趣的是，到了这两个王朝的后期，和亲都出现了逆转现象，即西汉由主动变为被动，唐由被动变为主动。
汉武帝后，匈奴为了能够与汉结成和亲关系，曾三番五次地派人到西汉求婚，屡次遭到拒绝后，便改变了直接求婚的方式，采取迂回战术，竭力贿赂汉朝出使匈奴的使臣，求他们在汉天子面前为他们说情，“欲以渐致和亲”。
[12]匈奴单于的威风一扫而光。
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匈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表面看，西汉与匈奴在这时都在走下坡路，但是他们所滑行的速度是不一致的：
匈奴快，西汉慢。
匈奴的部矛盾和自然灾害的事实使匈奴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如不迅速和亲，不仅会失去经济上的所得，而且还会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和亲就成了匈奴的迫切任务。
唐后期的和亲，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是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向回纥借兵创造了唐与回纥和亲的契机，而回纥与唐的和亲及其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则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会和条件。
具体说来，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逃到，肃宗在灵武即位时，处境十分困难，只好不惜一切代价向回纥借兵，和亲则成了借兵的先声和桥梁。
回纥通过和亲及平定安史之乱，按照约定，既得到了十分可观的财物，也趁平乱之机，直接掠夺了不少财物，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回纥自恃助唐平乱之功，一再向唐要挟索取。
唐王朝面对回纥无止境的贪欲和盛气凌人的架势，只好忍气吞声的答应回纥的一次次求婚，将皇帝的女儿出嫁回纥可汗。
因此，唐后期的和亲无论从数量上讲还是从出嫁者的身份地位讲都不比唐前期、中期逊色。
其次，唐王朝的和亲目的较之西汉更具多样性。
从和亲史实来看，西汉与匈奴、乌的和亲，其目的比较单一。
汉与匈奴的和亲，主要目的是为了安边，汉与乌的和亲，主要为了结交乌，夹击匈奴，减少边患，说到底仍是为了安边。
与西汉时期和亲相对单一目的相比，唐王朝的和亲目的就突出显现了其复杂与多样性的特点。
纵观这一时期的和亲目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分化、瓦解、削弱和控制少数民族政权。
这一目的，贯穿于大部分和亲当中。
如唐太宗利用许婚夷男使其二子争斗，削弱薛延陀，唐太宗将宗室女弘化公主出嫁于吐谷浑是为了操纵对方、巩固边防等等。
第二，借兵。
如渊在起兵时曾以和亲为手段向突厥借兵，唐肃宗和唐代宗以和亲为手段多次向回纥借兵是大家所熟知的史实。
第三，奖赏战功。
唐太宗时期与契苾何力和执思失力的和亲就是如此。
第四，利用和亲公主左右少数民族首领。
尽管和亲公主的身份不尽相同，但她们到了少数民族后大都被立为可敦，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因此，唐王朝有和亲公主左右可汗，使其不侵扰中原王朝的意图。
会昌二年（842年），唐武宗令德裕起草的责备太和公主的诏令中就坦率地道出了这一目的：
“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
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理，每马首南向，始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灵！
欲侵扰边疆，岂不思太皇太后之慈爱！
为其国母，足得指挥；若回鹘不能禀命，则是弃绝姻好，今日已后，不得以姑为词！
”[13]第四，结交军事同盟。
唐王朝时期，“夷狄”之患从未间断。
作为中央王朝君臣来说，在谋划消除边患的众多方式中，始终没有忘记结交军事同盟、“以夷攻夷”或“以夷制夷”。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尽管结交军事同盟的手段不尽一致，但在唐王朝君臣的心目中，和亲无疑是重要手段之一。
如，回纥骨咄禄可汗“得唐许婚，甚喜”。
主动向唐德宗表示“‘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
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
’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14]。
第三，唐朝的和亲对象及地域围较之西汉更具开放性。
随着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性，这一时期的和亲也具有了较强的开放性。
我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和亲始于西汉，盛于隋唐，终于清代。
现在我们不妨将西汉时期的和亲和唐王朝时期的和亲做一些比较。
从和亲对象上看,西汉仅有匈奴与乌，而唐王朝时期，中原王朝与吐蕃、吐谷浑、突厥、契丹、奚、回纥、于阗、宁远、南诏等九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均有和亲关系。
从地域围来看，西汉把和亲的目光仅盯在西北和西部地区，而唐代统治阶者的视野比较开阔，把和亲政策渗透到东北（契丹和奚）、西北（突厥和回纥）、西部（于阗和宁远）、西南（吐蕃和南诏）等地区。
不仅如此，还有从和亲的次数看，西汉与少数民族有十四次和亲，唐朝正式和亲有二十三次。
另外，还有四次具有和亲性质的婚媾。
[15]西汉立国共231年，唐朝立国共289年。
如果按照平均时间计算，西汉和亲少于唐朝。
从出嫁者的身份地位看，西汉的十四次和亲唯景帝和武帝出嫁亲生女儿，其余十一次系宗室之女，王昭君则系“良家子”；而唐代有四位公主是皇帝的亲生女儿，有两位是唐玄宗的外女，其余皆系宗室及大臣的女儿。
我们知道，唐统治者是经过晋南北朝近300年的民族大融合潮流涤荡后所形成的新汉族的代表,其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典型,在一半血统是鲜卑族的唐统治者头脑中,开拓进取意识增强的同时,“贵夏贱夷”的观念已相当淡薄。
唐太宗常以己推人之心对待少数民族,如“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
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16]；“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17]诸如此类的言论开卷可见,充分表达了唐太宗较为宽容、平等的民族观,正是这种较开明的心态和“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民族观念使得唐代的和亲政策比汉代更具有主动性、开放性和进步性。
总上所述，由于汉唐和亲背景不同，致使汉唐和亲出现了很多差异，而这些差异的出现，主要是和亲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
二、和亲目的的不同是造成汉唐和亲作用差异的必然
由于汉唐和亲双方的最高统治者都把和亲当作有利于自己的工具，所以，汉唐和亲的作用具有相同的一面，但由于和亲的目的不同，不言而喻，其作用的大小也是有差异的。
汉唐和亲最主要的作用无疑是减少了和亲双方的战争。
前文提到，敬向邦提出的和亲基础是以冒顿单于为女婿，生子是外，外即位乃是单于，女婿、外不会侵犯岳父、外祖父这样一种关系。
而实际上和亲也多少起到了这种作用。
如邦时，匈奴经常侵扰代地，敬前去和亲，“冒顿乃少止”。
[18]文帝与匈奴和亲，双方约定匈奴不入塞，汉不出塞；景帝仍与匈奴和亲，终孝景之世，匈奴从“无大寇”[19]直到汉武帝即位，仍“明和亲约束”，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20]100年后的昭君出塞，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传为佳话。
唐朝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把和亲和安边联系在一起。
唐太宗认为，“北狄风俗，多由政。
”与他们和亲后，公主“亦既生子，则我外，不侵中国，断可知矣”。
[21]这和敬的认识完全一致。
宪宗时的礼部尚书绛说：
“和亲则烽燧不惊，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积粟以固军。
”[22]吐蕃在贞观十四年（740年）曾与唐发生过战事，但从文成公主入藏到松赞干布死共十年的时间里，吐蕃和唐从未发生过纠纷。
出嫁吐蕃的金城公主也竭力调节唐和吐蕃的关系。
唐在开元二年（714年）大败吐蕃后，借安慰金城公主的名义遣使到吐蕃和好。
金城公主也上书要求双方修好，“自是岁朝贡不犯边”。
[23]直到开元十二年（724年）双方没有发生直接冲突。
西汉及唐的和亲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可以从汉元帝改建昭六年（前33年）为竟宁六年、匈奴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和唐对出嫁者的封号中得到印证。
汉元帝在出嫁昭君时改元为竟宁，应邵对“竟宁”的含义作了解释：
“虖（呼，邪单于愿保塞，边竟（境）得以安宁，冠元也。
”[24]昭君出塞后，单于号其为“宁胡阏氏”，颜师古对“宁胡”的含义注释为“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
[25]唐代则把和亲公主明确称为“永乐公主”、“静乐公主”、“宁国公主”和“咸安公主”等等。
其用意昭然，勿需多论.
和亲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加强了双方经济联系。
明代兵部员外郎继盛曾说：
“互市者，和亲之别名也。
”[26]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即和亲与互市是同义语。
历史事实也确是如此。
汉匈和亲的开始就每年给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以后成了定例，每年都得给匈奴送去大批财物。
文帝时期投降匈奴的中行说就曾对汉使者要挟：
“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
且所给备善则已。
”[27]汉武帝刚即位，仍开遍关市，饶给匈奴。
唐代也是如此。
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中原的芜菁种子与其它谷物种子，以及珠宝、绫罗等一起到了。
宁国公主出嫁回纥时，唐“送国信缯彩衣服金银器皿”[28]给回纥；咸安公主出嫁时，回纥派一千多人来迎公主，唐对他们赏赐甚多；长庆二年（822年），唐派品官田务丰“领国信十二车使回纥，赐可汗及太和公主”。
[29]
西汉及唐的和亲，不仅使中原封建王朝的大量财物流向少数民族，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随着和亲，大量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也开始传到边疆，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的提高。
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和汉唐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观原因，汉唐和亲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西汉的和亲对制止战争的作用不及唐朝大。
既然西汉是主动地屈辱地与匈奴和亲，那么，匈奴当然会傲慢无礼，甚至还时常侵边。
从“白登之围”到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事件的六十多年时间里，匈奴每年侵边，战火甚至烧到甘泉、长安。
汉武帝初期与匈奴的和亲所起的作用也不大。
汉武帝曾说：
“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幔，侵盗亡已，边境被害。
”[30]唐代的和亲在这方面作用较大。
如，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娶唐高祖女长公主，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屡立战功。
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对唐十分关注。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以和亲为手段向回纥借兵，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
在贝州和临清的两次战役中，回纥骑兵为唐军壮胆，补充兵力，终于全歼叛军。
西域的于阗和宁远听说安史之乱爆发，积极行动，出兵助唐平乱。
时任华州司功参军的大诗人杜甫，目睹了这些军队在平乱中的作用，留下了光辉诗篇：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
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
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
谈笑无，心肝奉至尊。
孤云随杀气，气鸟避辕门。
竞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31]包括于阗、宁远在的西域军的兵强马壮、摧锋绝伦以及迅速消灭安史乱军的作用在诗人的笔下十分清楚，此外，金城公主上书请求汉藏修好及请求树碑立界，以避免争端，促进双方友好的桥梁作用都很突出。
其次，西汉出嫁西域和亲公主的影响比唐朝大。
汉与乌和亲的目的是切断匈奴右臂，“欲与乌共灭胡”。
[32]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就是肩负这样重大使命而出嫁乌的。
由于乌始终处于汉匈争守的地位，因此乌以及西域的政局始终动荡不稳，和亲公主在这种特殊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艰难，而且也容易引起西域的关注和重视。
她们既与乌、西域的政局联系在一起，又与汉乌关系、汉匈关系联系在一起。
由此，她们在多角的外交关系上显示了才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时西域的政治局面与此完全不同，这时西域由于种种原因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
唐与西域的和亲主要是满足他们对唐的企慕心理和奖赏他们对唐的一直友好而进行的。
如宁远从显庆初（656-660年）到天宝三年（744年）共一百八九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遣使朝贡”，“事唐最馑”，[33]唐便与其和亲。
宁远终唐政治较稳定，和亲公主也没多大影响。
天宝中（742-755年），唐以宗室女出嫁于阗王尉迟胜，影响也不大，唯有这次和亲宗室女没有被封为公主就是证明。
交河公主在开元五年（717年）出嫁突厥首领禄，在此仅是进行了诸如派牙官带着一千匹马的商队到安西互市的经济交往，对当时的政治影响也不大。
综上所述，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用和亲这种独特的和平方式来处理民族关系，既避免了双方的军事冲突，得以“息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使“天下大安”、“两国之民若一家子。
”又实现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即“以汉所余，易彼所鲜。
”[34],这样无疑是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的。
和亲政策促成了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统一，它维系着两个民族世世代代的友好团结，推动着两个民族社会文化生产和生活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与融合，它是民族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当然，和亲政策并不限于汉代的昭君出塞和唐代的文成进藏,它是汉初和亲开始一直承继到近代的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一项传统习俗和政策,不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从汉高祖和亲到昭君出塞，从文成进藏到满蒙联姻，以及古代后期和近代通过和亲通婚形成新的少数民族,各民族间的和亲通婚都对加强民族间的联合和团结,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发展社会和经济文化,巩固祖国的安全统一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珍贵的优秀民俗和传统政策。
同时研究我国各民族几千年来的和亲通婚习俗和政策,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民族联合团结,巩固国家统一,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5]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M].：
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版，第3830,3807页.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M].：
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83页.
[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M].：
中华书局，1956年版.
[4]王先谦《汉书补注》卷64[M].：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76页.
[5]司马迁《史记》卷99《敬传》[M].：
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版，第2719页.
[6]鲁迅《坟·灯下漫笔》[M].：
人民文学,1973年版,第178页.
[7][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M].：
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47页.
[8]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M].：
中华书局，1959年版.
[9]陆贾《新语·至得篇》[M].：
教育,1998年版,第12页.
[10]杜佑《通典》卷197《边防典》《突厥条》上[M].：
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11页.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M].：
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65页.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M].：
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66页.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6，[M].：
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968页.
[1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3[M].：
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515页.
[15]明德《对唐朝和亲的一些考察》[G].《历史教学》1983年第12期.
[1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M].：
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6页.
[18][19][20][27][34]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M].：
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版，第2895，2904,2901页.
[21]吴兢《贞观政要》卷9《征伐第三十五》[M].：
书社，2002年版,第174页.
[22][23]欧阳修《新唐书》卷216《吐蕃传》[M].：
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第6127,6100页.
[24]班固《汉书》卷9《元帝传》[M].：
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版，第1135页.
[26]廷玉等《明史》卷209《继盛传》[M].：
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5536页.
[28][29]昫《旧唐书》卷195《回纥传》[M].：
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第5201、5212页.
[30]班固《汉书》卷6《武帝传》[M].：
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版.
[31]《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全唐诗》卷225[M].：
中华书局，1960年版.
[32]班固《汉书》卷96《西域卷》[M].：
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版，第3904页.
[33]欧阳修《新唐书》卷221《西域传》[M].：
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第6230页.
ChineseTangHekissesthecomparisonresearch
WANGZhong–feng
（DepartmentofHistoryandCulturalCommunication,WeinanTeachersUniversity,714000Weinan,Shanxi）
Abstract:
Ourcountryissincetheancienttimesmorethananationality'scountry.Chinesenation'shistory,isbetweenvariousnationalitiesp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