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高官住宅分布变迁之初步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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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高官住宅分布变迁之初步研究
唐长安城高官住宅分布变迁之初步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余思彦
摘要：
本文对唐长安城内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分析表明：
静态的看，高官住宅呈现近似的圈层结构；动态的看，经历了单核心（高祖—睿宗）——扩大南移（玄宗）——去核心（肃宗—德宗）——双核心（宪宗－文宗）——去核心（武宗以后）的发展轨迹。
同居倾向、阳宅术的兴盛、宅子他用等是影响高官择宅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唐代长安高官住宅分布变迁择宅因素
自唐代韦述《两京新记》以来，按街道和里坊来组织描述住宅分布的类型化记载不绝如缕[1]，今人的增补考订专著亦有三种[2]，还有不少单篇论文的增补[3]和大量墓志材料[4]可资利用。
辛德勇先生的《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对隋唐两京里坊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清晰的考辨。
这些先行成果都为研究某类人物住宅分布变迁及成因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官员[5]、公主及王爷[6]、宦官[7]、胡人[8]等各式人物都进入了研究视野。
各类人物的住宅分布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横向研究，对于文献记载最多的官员住宅分布，却不能忽略了纵的方向，即官员品级的影响。
妹尾达彦先生在研究中注意到了官品对住宅分布之影响，但亦未将之细化分级讨论。
专以某一官品官员住宅分布为旨趣的研究始于史念海先生，他最早研究了朱雀大街两侧的三品以上高官宅第分布[9]，为进一步还原长安城的高官住宅分布提供了启示。
官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高官与律令的关系更密切，住宅形制要求也更高；又因高官地位崇高，史料记载较多，可以做到具体到人的考证。
故本文以三品以上官员为主要对象，无疑能得到更为充分的讨论。
官员作为国家的精英阶层，与政局变动密切相关。
理论上讲，每次政治斗争中都会产生得势者与失势者，高官则是其中反映最灵敏者。
本文试图通过对高官宅第兴替迁徙的分析，进一步探讨高官择宅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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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有宋敏求《长安志》，元代有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清代有徐松的集大成之作《唐两京城坊考》。
[2]阎文儒、阎万钧的《两京城坊考补》（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6年）；杨鸿年的《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可参见何海燕《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汉唐城市地理研究概述》一文介绍，收入辛德勇等：
《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8－83页。
[4]以周绍良等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1年）；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一至七辑（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4年－2000年）为大宗。
[5]以日人妹尾达彦之研究为代表，著有《唐代长安近郊の官人别庄》（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の历史的性格》，刀水书房1988年，第125－136页）；《唐长安城の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6年，第35－74页）；《唐长安城にぉける官人の居住环境》（《历史人类》第27期，筑波大学1999年，第1－37页）。
另王社教的《隋唐长安城的选址及其内部结构的形成与原因》（《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5－244页）和陈忠凯的《唐长安外郭城区域结构之研究》（《文博》2001年第2期，第70－76页）对官员住宅分布也做了讨论。
[6]日人布目潮沨较早就公主王爷宅第做了研究，著有《唐代长安における王府·王宅につぃこ》（《中国聚落史の研究》，刀水书房1980年，第115－124页），《唐代前半期长安にぉける公主宅の道观化（《中国の都市と农村》，汲古书院1992年，第203－234页）。
雷巧玲有《从居住方式的变迁看唐王子权利的消长》（《晋阳学刊》，1996年第3期，第92－97页）。
较近研究则有蒙曼的《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唐研究》第9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5－234页）和孙英刚的《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唐研究》第9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5－214页）。
[7]杜文玉：
《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茔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第79－94页。
[8]韩香：
《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63－72页。
[9]史念海：
《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辑，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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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是三品？
唐代职官有职事官、散官、勋官、封爵四种序列，本文所收录高官指三品以上官员，具体是：
职事官与散官有一者或两者其品级在三品或三品以上，不考虑勋官与封爵。
唐代的官僚体制中，官品的高下对应着官员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的具体规定和品级待遇，而三品又是其中相当重要的标志品级。
三品以上官员常有机会参与皇室组织的宴会、体育活动并接受赏赐[1]，平常“遇亲王于途”时可有不“降乘”的特殊待遇[2]，死后享有“录行状”以“佐史”、“申考功”以“拟谥”的荣耀[3]。
不仅上朝时穿的朝服，手持的笏有所规定[4]，下朝后的住所也如是。
因官品的高低，官员宅第有不同的架构要求。
早在唐初就有：
“诸营造舍宅、车服、器物及坟茔、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5]。
玄宗时的《唐六典》更明言“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并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
“王公、诸臣三品已上”的堂舍规格是“九架”，门舍规格是“五架三间”[6]。
德宗执政之初，一下子就处理了元载、马璘、刘忠翼等高官的宅第，因其“雄侈踰制”[7]。
文宗即位时又强调了三品官员的住宅形制是：
“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8]。
在他即位的第五年（太和五年831），官员中必须三品以上才可有“各逐便宜”，“向街开门”[9]的特权。
文献中常可看到用“戟门”形容权势家族，具体来说，唐长安城门列棨戟之家大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戟”也可看做是高官宅第的表征之一。
《旧唐书》中说到“唐制三品以上”方能“门列棨戟”[10]，但这种说法不甚准确，《新唐书》则更详细的描述了立戟的数目和官阶的关系，凡戟：
“一品之门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护之门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护、上州之门十二，下都督、下都护、中州、下州之门各十。
”[11]
中州、下州刺史为四品官阶，也可门庭列戟。
考察文献所列戟门之家，所在京城长安大体为三品以上则无疑。
如有两个“三戟张家”，一是太宗时安邑坊的张延师兄弟一家，“一宅之中，棨戟齐列”兄弟三人同时三品以上[12]；一是玄宗时安业坊的张去奢，与其弟“去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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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唐太宗贞观二年十二月乙未，“皇太子诞育，宴三品已上于临华殿，赐帛有差”（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卷80《帝王部·庆赐》，北京：
中华书局，1960年，第923页上）；唐中宗景龙四年二月庚戌“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诸学士等，自芳林门入集于梨园球场，分朋拔河，帝与皇后、公主亲往观之。
”（《旧唐书》卷7《中宗纪》，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149页）
[2]《唐会要》卷25《亲王及朝臣行立位》。
[3]《唐会要》卷79《谥法》。
[4]朝服“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唐会要》卷31《舆服上》），笏“三品已上，前屈后直；五品已上，前屈后挫，并用象。
九品已上，竹木，上挫下方。
”（《唐会要》卷32《舆服下》）
[5]《唐律疏议》卷26《杂律·舍宅车服器物违令》。
[6]《唐六典》卷23《左校署》。
[7]《旧唐书》卷12《德宗·大历十四年秋七月壬申》，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322页。
[8]《新唐书》卷24《车服》，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页。
[9]《唐会要》所载唐文宗太和五年七月巡使的奏文：
“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
[10]《旧唐书》卷83《张俭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2776页。
[11]《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武器署》，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
[12]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76页。
经辛德勇辨正，张氏“兄弟三人，同时三品以上”而非“同时二品”，见辛德勇：
《隋唐两京丛考》，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56－58页。
又，荣新江以墓志材料认为称“三戟张氏”更为原始，见《隋唐长安史地丛考》，《唐研究》第9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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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盈同时三品”，亦号“三戟张家”[1]。
另有“靖恭杨家”、“修行杨家”、“鸣珂里”、“薛曲”、“南郑相、北郑相”、长兴坊李家，兴宁坊崔家、光德坊崔家等著名家族，列表如下：
表1：
唐长安城著名家族住宅分布一览表
家族
说明
荣耀朝代
所居里坊
三戟张家
张延师、大师、俭兄弟，“俭兄弟三院门皆立戟，时人荣之，号为‘三戟张家’。
”（《旧唐书》卷83《张俭传》）
太宗
安邑坊（I7）
三戟张家
张去奢与“弟去逸、去盈同时三品，亦号‘三戟张家’。
”（徐著第94页）
玄宗
安业坊（E8）
三戟崔家[2]
崔琳，“参朝宴者数十人，鸣玉启道，自兴宁里谒大明宫，冠盖相望，一时瞩目。
”（徐著第82页）
玄宗
兴宁坊（J2）
鸣珂里
张嘉贞、嘉佑兄弟，“昆弟每上朝，轩盖驺导盈闾巷，时号所居坊曰‘鸣珂里’。
”（《旧唐书》卷127《张嘉贞传附嘉佑传》）
玄宗
安邑坊（I7）
光德裴家
指两家人，“光庭为中眷，裴垍为东眷”（徐著第108页），“肠断裴家光德宅，无人扫地戟门深”（元稹《西归绝句十二首》）
裴光庭在玄宗，裴垍在宪宗
光德坊（C6）
长兴李家
李峘、岘、峄兄弟，“同居长兴里第，门列三戟，两国公门十六戟，一三品门十二戟，荣耀冠时。
”（《旧唐书》卷112《李峘传附弟峄传》）
玄宗肃宗
长兴坊（G7）
南郑相、北郑相
“司徒郑贞公与其宗叔太子太傅絪居昭国坊，太傅第在南，司徒第在北，时人谓之南郑相、北郑相”（徐著第67页）
宪宗
昭国坊（H10）
光德崔家
崔邠、郾、鄯，“鄯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旧唐书卷155），“皆显贵，同居光德旧第。
”（徐著第108页）
宪宗
光德坊（C6）
靖恭杨家
杨汝士“与其弟虞卿、汉公、鲁士同居，号称靖恭杨家，为冠盖盛游。
”（徐著第87页）；“杨氏自汝士后，贵赫为冠族。
所居靖靖里，兄弟并列门戟。
咸通后，在台省方镇率十余人。
”（《新唐书》卷175《杨虞卿传附汝士弟鲁士传》）
文宗—懿宗
靖恭坊（J7）
修行杨家
杨收“兄发、假、弟严，皆显贵，号称修行杨家，与靖恭诸杨相比。
”（徐著第80页）
懿宗
修行坊（I10）
薛曲
薛绘“兄弟子侄数十人同居一曲，姻党清华，冠冕茂盛，坊人谓之‘薛曲’。
”（徐著第74页）
玄宗[3]
胜业坊（I4）
注：
表1中“徐著”指徐松所著《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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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第94页。
[2]崔家又有宅在洛阳，于“东都私第门，琳与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时号‘三戟崔家’。
”见《旧唐书》卷77《崔义玄传附子神庆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
[3]薛绘乃宝胤子，郁贤皓推测宝胤任邠州刺史当在高宗时（见氏著《唐刺史考全编》卷六，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
以此推之，则薛绘乃玄宗时人。
薛绘有兄弟纮、纯、缙、续等，纮子珏、孙存庆，《旧唐书》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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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这些著名的戟门之家，即便没有同居一宅，也有同居一坊的倾向。
且有子孙繁盛，以至绵延数代之后，仍能保有宅第者。
戟门之家宅第必有相当规模[1]，如若受宠，其宅第便可能愈加气势宏大、富丽堂皇。
如玄宗朝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在宣义坊“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其时“国忠山第在宫东门之南，与虢国相对，韩国、秦国甍栋相接”[2]连成一片，他们修建时“每构一堂，费踰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3]，真可谓一时豪宅之极。
二，唐长安城三品以上高官的住宅分布
妹尾达彦在《唐长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一文中，统计到唐代长安各级官员共1177名。
笔者统计到507名三品以上高级官员[4]。
所得高官分布在79个坊内，以朱雀大街为界，街东42坊共有高官宅第385所，占75.9%；街西37坊共有122所，占24.1%。
79坊中街东平均每坊高官密度比街西多6所/坊，街东高官住宅总数是街西的3.2倍。
79坊中每坊5所以上的有37坊，共有宅第409处，占所有高官住宅总数的80.7%（图1）。
37坊中街东有29坊，356处，占街东高官宅第的89.4%；街西只有8坊，53处，占街西高官宅第的35.8%。
37个每坊5所以上的里坊反映高官住宅分布变动的绝大部分信息，以下就此37坊进行分析。
若不考虑时间因素，则按数量可将这37坊分为三个等级（图1）：
一级区为15—28处/坊，有8坊；二级区为8—14处/坊，有18坊；三级区为5—7处/坊，有11坊。
宣阳坊（H6，28处）与长兴坊（G7，23处）、永宁坊（H8，22处）为唐长安城内三品以上高官住宅最集中的三坊，坊内高官住宅在20所以上。
平康（H5，15处）、亲仁（H7，16处）、安邑（I7，17处）、靖恭（J7，18处）、新昌（J8，16处）五坊紧随其后，与前三坊连成一片，成块状分布，是为一级区。
二级区主要分布在一级区以北的皇城、大明宫、兴庆宫之间及一级区周围。
值的注意的是在一级区以西，只扩展了一个坊，即到朱雀大街为止，但在I列安邑坊以南却扩展了三个坊。
三级区主要分布在朱雀大街以西、金光门以北B、C二列诸坊。
王社教对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居宅区的研究指出，“如作东西来划分，则以朱雀大街以东各坊最为集中，如作南北划分，则以通化门和开远门横街与兰陵坊北部横街之间的各坊最为密集”[5]；陈忠凯认为高官显爵、权贵豪门的住宅区是在朱雀门街以东、延平门－延兴门街以北的近北诸坊和邻近宫城、皇城西面、南面的诸坊[6]。
上述两种分布表述与本文基本契合，但结合各坊位置及高官宅第数，笔者进一步发现高官宅第分布具有近似的圈层结构，即有核心区（一级区）、过渡区（二级区）、边缘区（三级区），并画出了各区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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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尔琴从住宅面积、宅院形制、宅院设施说明了唐长安住宅规模的宏大，详见曹尔琴：
《唐代长安住宅的规模》，《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三辑，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2－225页。
另雷巧玲等归纳“第宅规模宏大”是权贵筑宅的特点之一，见雷巧玲等：
《唐长安筑宅趋势探析》，《文博》2001年第6期，第42页。
[2]《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3245页。
[3]《旧唐书》卷51《玄宗杨贵妃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9页。
[4]主要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和阎、李、杨三氏的增补可得官员住宅463处，参以墓志材料及新旧唐书、《唐会要》等又增补了44处。
[5]王社教：
《隋唐长安城的选址及其内部结构的形成与原因》，《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三辑，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
[6]陈忠凯：
《唐长安外郭城区域结构之研究》，《文博》2001年第2期，第71页。
这种静态的圈层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还需结合历时性的动态分析。
37坊内409名高官的居官年代绝大数可考，其年代分布如下：
表2：
37坊409名高官居官年代分布
序号
年代
高官人数/年数
比值
1
高祖（618－626）
14/9
1.6
2
太宗（627－649）
20/23
0.87
3
高宗（650－683）
29/34
0.85
4
武后中宗睿宗（684－712）
38/29
1.3
5
玄宗（712－756）
97/45
2.2
6
肃宗代宗（756－779）
39/30
1.3
7
德宗（780－805）
48/25
1.92
8
宪宗穆宗敬宗文宗（806－840）
86/35
2.5
9
武宗以后（841－904）
34/64
0.53
10
小计
405/286
1.4
11
暂无考者
4
表2显示在有唐286年中，高官住宅纪录的年平均量为1.4，按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准可分为以下八期：
高祖，太宗高宗，武后—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宪宗—文宗，武宗及以后。
从表3中可知各期高官宅第的分布及各坊的开发进程，以明某期高官择宅居住的总体趋向，并绘制图2以一目了然。
表3：
37坊八期住宅数分布
坊分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合计
安史乱前
安史乱后
宣阳坊（H6）
1
3
8
7
1
2
3
2
27
19
8
长兴坊（G7）
2
8
3
1
7
2
23
10
13
永宁坊（H8）
1
3
1
6
9
2
22
11
11
新昌坊（J8）
3
2
1
11
1
18
3
15
安邑坊（I7）
3
1
5
3
1
4
17
9
8
靖恭坊（J7）
1
2
2
4
4
3
16
3
13
平康坊（H5）
2
2
4
5
1
1
15
13
2
亲仁坊（H7）
1
3
6
3
1
1
15
10
5
永乐坊（G8）
1
4
1
1
3
4
14
6
8
修行坊（I10）
1
3
2
2
1
5
14
6
8
安兴坊（I3）
2
3
2
2
1
2
2
14
7
7
宣平坊（I8）
2
4
4
1
11
0
11
开化坊（F6）
1
3
1
2
1
3
1
12
5
7
永崇坊（H9）
1
3
1
5
2
12
4
8
大宁坊（I2）
7
1
1
2
1
12
8
4
崇仁坊（H4）
4
1
1
3
1
1
11
5
6
光德坊（C6）
1
1
1
1
4
2
10
3
7
兴宁坊（J2）
1
1
7
1
10
9
1
道政坊（J5）
3
4
1
1
1
10
7
3
胜业坊（I4）
1
1
5
1
1
1
10
7
3
升平坊（I9）
1
3
1
3
1
9
1
8
布政坊（C4）
1
2
4
1
8
7
1
安仁坊（F7）
1
1
1
3
2
8
3
5
光福坊（F8）
1
1
3
3
8
1
7
永兴坊（H3）
1
4
2
1
8
5
3
常乐坊（J6）
1
2
2
3
8
3
5
永嘉坊（J3）
1
2
2
2
7
5
2
金城坊（B3）
1
3
2
6
4
2
醴泉坊（B4）
1
2
2
1
6
5
1
修德坊（C1）
2
1
1
1
1
6
2
4
太平坊（D5）
1
3
1
1
6
4
2
靖安坊（G9）
1
2
3
6
1
5
翊善坊（H1b）
5
1
6
5
1
安定坊（B1）
1
1
2
1
5
2
3
辅兴坊（C2）
1
3
1
5
1
4
务本坊（G5）
1
2
1
1
5
1
4
崇义坊（G6）
1
1
1
1
1
5
3
2
共37坊
14
49
38
97
39
48
86
34
405
198
207
各坊的开发进程并不一致，按照各坊发展曲线，以一级区为例，可分为单峰型和双峰型。
单峰型中安史乱前开发为主（参见图2）的有宣阳（H6）、平康（H5）二坊，它们都以武后－中宗、玄宗两期最为繁盛（宣阳15处，平康9处），所不同的是宣阳坊在乱后仍续有入住高官，而平康坊则几乎没有。
亲仁坊（H7）亦以乱前为主，玄宗时到达顶峰。
以安史乱后为主的只有新昌坊（J8），玄宗期始有高官入住，但仍不受重视，至宪宗－文宗期才达到自身发展的顶点，一跃成为该期长安城内高官宅第之冠（11处）。
靖恭坊（J7）以德宗至文宗期为高峰（共8处）。
双峰型中的长兴坊（G7）至玄宗期突然兴勃，达到高峰（8处），之后肃代、德宗两期大为不如，直至宪宗至文宗期重又振起（7处），形成第二波峰，前峰高于后峰。
代表另一种趋向的是永宁坊（H8），发展最高峰出现安史乱后（玄宗6处，宪宗－文宗9处），后峰高于前峰。
安邑坊（I7）也属双峰型（玄宗5处，宪宗－文宗4处），但在乱前已得到较好的发展。
结合各坊所处位置（图1），可知一级区的形成是渐进的，高官宅第存在扩散效应。
安史乱前已形成了一级区的左翼部分，右翼则形成于乱后，这一变化最集中地表现在安史乱前的核心是宣阳坊（H6，19处），乱后则成了新昌坊（J8，15处）。
二级区诸坊安史乱后的发展也反映出这一扩散过程。
春明门与金光门大街以南，J列的道政（J5）、常乐（J6）、靖恭（J7）、新昌（J8）诸坊高官宅第，安史乱后愈南而愈增。
I列安邑（I7）以南的宣平（I8）、升平（I9）、修行（I10）三坊都以安史乱后为主，且宣平赫然全是乱后开发。
长兴（G7）、永宁（H8）以南以西的开化（F6）、安仁（F7）、光福（F8）、永乐（G8）、靖安（G9）、永崇（H9）诸坊亦是以乱后开发为主。
尤可注意的是朱雀大街的屏障作用，使得扩张至街而止，而安邑坊以南则向南拓展了有三坊之地。
皇城、大明宫、兴庆宫之间诸坊的开发，以安史乱前为主，单峰型的峰值主要出现在太宗高宗期和玄宗期，又以玄宗期为多。
大多数坊的峰值很高，常远超该坊其它各期的宅第数，甚至总和。
只有安兴坊（I3）较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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