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的文字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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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时期的文字狱
Abstract
"Lifeisprecious,freedomisworthevenmore."Freedomofspeechhasbeenthekeytoademocraticsystem.Today'snationalsinging"SongofDemocracy,"Chinainordertokeeppacewithinternationaltrends,ofcourse,isnoexception.Butbeforelong,theChinesecommunityforthefreedomofthoughtandfreedomofspeechisfullofrestrictions.Chinahasmorethan100yearsagothatsociety,people'swordsandactionswerefirmlyputontheshackles.ThisisthehistoryofChinawell-knownliteraryinquisition.TheauthornotonlybyeventsoftheMingandQingperiod,comparativeexplorationofliteraryinquisition,andthecontrastpresent-daysocietyadvocatedbytherighttofreedomofexpression,andperhapsmorecanbethought-provokingandimproveourrighttofreedomofexpression.MingandQingDynasties,"literaryinquisition"hasitscomplexsocialandhistoricalreasons,differentperiodsofthe"literaryinquisition"alsohavetheirowndifferentcharacteristics,butitssocialimpactisthesame.Therefore,toexplorethisfurtherreflectstheMingandQingDynasties,"literaryinquisition"significance.
Keywords:
wenziyu；Ethnic；Centralization；freedomofspeech
论明清时期的文字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是现今我国对中国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一个基本规定，这样的规定让我们不禁联想到我们的祖先，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人，身处在那样一个独断专权的时代，他们似乎不能够享有这样的权利。
“文字狱”这个名词顾名思义，是统治者故意从文字作品中摘取字句，断章取义，罗织成罪而对作者加以迫害的一种冤狱。
而在中国历史中，是文字狱以明清两代最烈。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来是被世人所称颂的，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也曾经被称作中华文明史，其实也算是当之无愧，毕竟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还是不可磨灭的。
但同时，在中国人民收益的同时也在受苦，只因封建独裁统治。
尤其是身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文人们，许许多多的身不由己，使得中国这一部“文明史”分出了一条岔路，一条叫做“文字狱史”的歪路。
几千年封建专制，密布之文网，无端之文祸，不知让多少知识分子成了刀下魂！
可惜的是，知识分子们却不知道反省，去寻求对权力的制约和对自身的保护，而是仍然心悦诚服地恭颂起“太平盛世”来。
为了加强皇权专制，中国的统治者对待读书人的手段极其残忍；从魏晋到明清，“文字狱”从诛杀一人逐渐发展为瓜蔓抄式的株连，动辄诛族、凌迟、分尸。
而且，在历朝历代的君主们似乎也十分热衷这样的行为。
也因为这样，他们把个中国搞得万马齐喑，满是奴才。
一个国家究竟归类于文明还是野蛮，从对待言论、文化、读书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
旧中国是文祸之国，文祸就是因思想、作品犯罪。
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思想、文化被摧残，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气节精神荡然无存，软骨病在中国人中蔓延开来。
由此，社会形成了汰优择劣的机制，精英被杀，小人得志。
读书人要么曲学阿世，要么钻到故纸堆里去。
乾嘉考据之学的兴盛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但其实“文字狱”绝非皇权时代所独有，它是人治社会共有的产物。
当代的“反右”、“文革”就将中华几千年的“文字狱”的“灿烂文明”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几百甚至上千万人罹难其中。
因而，我们现今再次探讨明清时期所发生的“文字狱”，似乎更显得意义非凡了。
一、“文字狱”的历史发展
（一）“文字狱”的产生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我们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禁锢人们的思想，往往借“疑似影响之词”，来网罗罪名。
据相关资料记载，最早的类似“文字狱”的案子就是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逢一案。
总所周知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
史书记载：
“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
关龙逢进谏曰：
‘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
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
君其革之。
立而不去朝。
’桀因而杀之。
”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也不可以说是“文字狱”，只能说是祸从口出。
夏桀不满关龙逢向其进谏君王即桀荒淫无道，因而将他杀害了。
但这确确实实显现出言论枷锁之牢固。
历史上有一个事件使我们十分熟识的，这也是封建社会前期比较大规模的一次文字狱惨案“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同一中国以后，对于他所听到的儒生们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危险的势力，因此为了巩固皇权统治，对儒生们予以严厉惩处，把除了《秦史》以外的史书统统焚毁，次年又以“妖言以乱黔首”把四百多名儒生坑杀在秦都咸阳。
“焚书”坑儒事件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大暴露，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
（二）“文字狱”的发展
然而确有史书明文记载的“文字狱”是始于汉朝的。
《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作道：
“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人生行乐也，须富贵何时？
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
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其腰斩，宣帝说他杨恽以“荒秽”等词诽谤朝廷，因而诛之。
这个应该可以说是“文字狱”的源头。
但无论是哪个案子引发起以后历代历朝的“文字狱”历史，“文字狱”的本质几乎都是一样的，以言论问罪，剥夺人权，其负面影响则是愚民政策，奴化教育，压制人的思想和品格的正常发展，导致民族的衰退。
有一必有二，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
因此在汉代经历了首次因文字而定罪之后，不断有人因文字而入狱，因文字而丧命。
要诬陷一个人总是可以有很多理由，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就曾因作诗《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
史称“乌台诗案”。
时光流逝，其中又发生了多少让无辜之人丧命的“文字狱”，因无从考证而被长埋于历史长河，无人知晓。
时至金朝，发生了金朝第一起有史可考的“文字狱”案，即张钧案。
因为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诏书，被萧肄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
之后在元朝紧接着又发生了宋恭帝的文字狱案。
公元1323年，身為高僧的前宋恭帝怀念宋朝，写了以下的詩句：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黃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触怒元廷，被赐死。
为了能够掌握政权，控制局势，“文字狱”变成了皇权统治者最好的工具。
而随着君主集权的程度的登峰造极，“文字狱”也越演越烈。
直至君主集权的最高峰，也就是明清两朝，不得不说，这两朝的“文字狱”所呈现出来的，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难以想象的，思想一致被人认为最难以被操控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思想计划可以说是漫无边界的，但是在封建社会，君主企图控制的正正是这些漫无边界的一块虚拟领土，即人们的思想，只因为他们都十分崇尚一句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二、明朝“文字狱”的研究
（一）明朝“文字狱”的要案
我国的文人曾经写过许许多多让人朗朗上口的诗词，即便已经有了前车之鉴，知道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是文人们依然会不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创意，写下千古传颂的诗词。
在明朝，僧人来复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明朝有一高僧名为来复，他作了一首诗：
“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
”这首诗本来应该是一首谢恩诗，朱元璋却将其诗中“殊”字拆解为“歹朱”，径自把它理解成为“朱”为“歹”，仅仅一个字，胡乱曲解一番，就要夺取一条人命，这不得不让人觉得可怖。
但因诗而被诛杀的又何止来复一人。
明初“四杰”之一的大才子高启（1336～1374），元末时曾隐居吴淞江畔，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为翰林院编修。
1370年，朱元璋想赐予他一个官位，但高启是个散漫惯了的文人，不想混迹于官场，就极力推辞，然后回家乡教私塾以为生计。
高启作了一首诗《题宫女图》：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
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朱元璋知道了以后，认为这是讽刺自己，因此在几年后的1374年，高启被假手于另一宗案子而腰斩于八段弃市。
其实也如我们所知道的，有的学者也许会认定朱元璋的无辜，但是毕竟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即便是虚构，或许也有一个原型，正如笔者前面所言，有一必有二，掌握皇权者对语言与思想的控制不会因为时间的前进而有所减弱。
相反，对于封建时期来说，在明清时期，君主对文人的控制达到最高峰。
从此以后，文人陷入左右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讥讽不可以，吹捧也不可以，只能着力于无伤大雅、相与一笑的市井、床第生活，政治话语已经被成功清除出书写范围。
表现在文体上，自先秦以来的“风”、“雅”、“颂”式贵族书写彻底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小说”这种“满纸浑话”书写方式。
知识分子也不再是社会的精神核心，而是一种职业。
剪除责任与担当，知识分子形同小丑，背负中国文化这口布袋，一步步迈向杂耍场。
朱主义文字狱更大的杀伤力在于，它绞杀了汉语的隐喻功能，使其朝着浅白表意的胡同里跌跌撞撞，一路奔走。
明以后的汉语，已经无法完整营造出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急遽过渡的准确意象。
在明朝曾经出现一个倍受后人称赞的“骨鲠之士”——方孝孺，他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
但是他也是文字狱历史中的牺牲者之一，而且是最令人悲痛最无辜的牺牲者。
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登上帝位之后，想请当时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写登位诏书，因而寻至方孝孺，但方孝孺十分倔强，他坚持朱棣的帝位来路不正，硬是不肯屈服。
因此朱棣一怒之下杀了方孝孺并灭了他十族。
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还是无可避免地才去武力镇压，但灭族一般而言都只是灭九族的，方孝孺是历史上第一个被灭十族的人，在当时第十族即系他的学生。
这样残酷的刑罚，至今想起仍让人觉悲痛。
同时也可以看见，明朝文字狱已经发展到即使不写也犯罪，很明显地抹杀了文人存在的价值。
（二）明代“文字狱”的影响
相对于前朝来说，明朝大兴“文字狱”的程度加深，明太祖朱元璋便是其中的罪魁祸首，朱元璋本是濠州贫民。
在十七岁时，因父母与哥哥相继去世，孤苦无依，被迫成为和尚在外乞食。
后来参加了农民军，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由于自己那段阴暗的过去，贫贱的出身，他总是猜疑，认为朝中的士大夫等大臣们会轻视以及讥讽自己，但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他也深深地体会到这些“尊贵”的士大夫们对于他治理天下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朱元璋对于这些士大夫们是又恨又怕。
朱元璋主义的文字狱，承袭了前朝的判断标准，但却更创新。
自他起，“因言获罪”中的“言”不再仅指思想，而是扩大到话语的各个层面；文字狱的惩治对象，也开始超出“不同政见者”的范畴。
这为以后威权式治理者所模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精微的外科手术一样，将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成狗儒主义的模样。
朱元璋跟张士诚一样，都是泥腿子出身。
这个发生在当年死对头身上的“屈辱”事，也许唤醒了朱元璋的自卑情结。
尽管在先秦，“小人”一词并不具有道德意味，但时过千余年，却早已被追加了诸多不洁的因子。
在朱皇帝看来，读书人巧断句读，活用词意，以达到“讥讪”目的，委实是一件可憎的事。
第一次，朱元璋认识到语言文字，不仅仅是表音、表意的工具，还是一座隐喻与象征的迷宫。
也或许是意识到这样的一点，他认为应该为了自己的权威除去扰乱其统治秩序的文人，这样方可稳定在他统治下的整个社会。
这样看来当权者似乎真的是需要“文字狱”这种行为，但是笔者认为这仅仅是从君主自身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是若是站在文人们的这边来看，这种“因文获罪”的现象只是让他们徒添恐惧而不敢写出真实意志。
三、清朝“文字狱”的研究
（一）清朝的“文字狱”要案
历史上记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史上也出现过不少的盛世，其中康乾盛世最为闻名。
但是在这样的盛世中，因文获罪的文人并没有因盛世而减少，相反各方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往前任一个朝代。
不得不说清朝“文字狱”的多发性和残酷性，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
在康熙皇帝朝的首个牵连最大的案件就是庄廷鑨明史案。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这么一个习惯，为前代即刚过去的朝代修史。
官方有史官平时做记录作《实录》，作为原始资料，然后经过节选，正式成史。
私人也有作史的，但自然难免偏重于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正如史官必依官方的角度一样。
明末，相国朱国桢著有《明史》，其中写的是主要事件，大经大法，已经刊行《皇明史概》，还有《列朝诸臣传》尚未刊行，就遭遇国家大变了。
朱氏家道中落，于是以稿本质给庄廷鑨，换得千金。
庄廷鑨系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富户，因病眼盲，因而想效法历史上同为盲人的著名史学家左丘明，著写一部史书。
但又匮于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明朝天启大学士朱国祯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对朱国祯的稿本加以编辑。
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的事，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而这些全都是清王朝所忌讳的。
该书定名为《明书》，书凡一百余卷，作为自己的著作，并请李令皙作序，题茅元铭、吴之铭、吴之熔、李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征、韦金佑、韦一围、张篙、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十八人于其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
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
”又说明此书是根据朱氏（即朱国祯）的原稿增删而成。
书成不久，庄廷鑨即病死了，其父庄允城想为其子扬名，因而将其书稿刊刻成书即《明史辑略》。
此书刻成之后颇为流行，但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被人告发，最后惊动了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因此鳌拜命人彻查涉案人等，庄允城被逮捕进京，后来不堪虐待死于狱中。
吴之荣对南浔富人朱佑明怀恨在心，诬告“朱氏原稿”即朱佑明本人。
到了康熙二年，庄允城、庄廷鑨父子被戮尸，庄廷鑨之胞弟庄廷钺及其子孙年在十五以上的均要斩，妻女则发配给披甲人为奴。
作序的李令皙及列名参阅的十四人均被凌迟（列名参阅工十八人，其中董二酉已病死，陆、查、范三人因在案发前向官府申明，免罪）。
朱佑明也无辜地被凌迟。
他们的子孙在十五以上的均斩，而妻、女、媳等都发边为奴。
不仅如此，刻字匠、印刷匠、卖过此书的书商、收藏过此书的人均被斩了。
还有一干与此书有关的人或者与庄家人有关的人均被推上了绞架。
此案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未知之数。
但据当时的浙江按察使法若真说，由于“庄史案”而被祸的有七百户，被杀害的人至少在一千左右，被发配的不计其数。
为了一部书牺牲了那么多人，实在让人无法想象。
只因为其中的某些言辞触碰到清朝统治者的禁忌，侵犯了清朝的权威。
清朝圣祖皇帝历来为世人所称颂，他继位是只有八岁，但十分聪明伶俐，在他十四岁那年即扳倒了手握大权的大臣鳌拜，亲自执政。
其后他撤三藩、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在位六十一年间成绩显赫。
但是皇帝即便他再圣明他还是君主，万人之上的天子，封建统治之下还是会有血腥镇压。
因此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案“南山集案”。
这次案件牺牲的是戴名世，他是康熙朝的翰林院编修。
戴名世他很羡慕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因此也想要效仿；而在专断独裁最严重的清朝，要想写一部具有重大影响、能够成为一代之著作的史书，唯一的出路就是编明史。
这在清代原就是遭忌的事，只要回想上述的“庄史案”就清楚了。
但是清圣祖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一度也表示对这类问题不应吹毛求疵。
戴名世也就信以为真，在《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中感慨：
“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
”很显然他认为这种“避忌讳者万端”的现象是不应该的，是由于之前的统治者太过禁锢文人们的思想导致而成，应该拨乱反正。
所以他就想带头不避忌讳，想要实事求是的编一部明史，以传于后世；并在《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中也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心愿。
而要完整地编撰明史，当然不能撇开南明。
他在他的书中又申述了南明的历史理由，并对南明史事的湮没深为感叹。
书中的意思大致为保存已亡国家的史实，察其成败，明其是非，作为历史的借鉴。
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南明与三国时的蜀汉是具有同样的价值的。
至于“孤忠效死”等词也不过是出于一种封建道德观念，而把南明“效死”人也看作值得尊敬的忠臣。
由此可见，他对清朝实在毫无恶意。
然而，当时南明虽然已经灭亡，作为对民族压迫政策的反拨，民间对明朝的怀念和眷恋却仍相当浓厚，并常常有以明室后裔为号召的小规模造反活动。
因此戴名世的这样一部明史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就是煽动人们造反，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容忍得了的。
此案最后看似只斩杀了戴名世一人，但由于戴名世在其书中提到过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因此已逝去的方孝标被牵连戮尸，其子等也被充军至黑龙江。
至于《南山集》和《滇黔纪闻》之遭到严禁，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由此可见这个案子的处理，虽比“庄史案”轻得多，但其性质还是一样的，都反映了清政府力图消灭汉族人民从民族意识出发的的对明朝的眷恋和对清政府的反感。
尽管戴名世和方孝标在主观上未必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客观上有可能产生这种效果，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也非严惩不可。
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远不如康熙皇帝，但发生在他朝中的案件并不轻于前述两个案件。
雍正继位之后，“文字狱”风波更加严重，可谓到了谈字色变的程度。
尤其是与“庄史案”相同性质的吕留良案。
吕留良曾参加抗清活动，兵败后隐居行医，评选时文。
著有《东庄诗村》、《晚村先生文集》等等。
呂留良一向是反对满清，其文有云：
“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
”，其著作的内容大多也对清王朝统治者有强烈的不满。
幸好他的书著成之后也没有流传，吕留良不久离开人世。
过不久有一个士人曾靜十分崇尚吕留良的学问，偶然见识他的著作，遂派遣其弟子张熙去购买吕留良的文集《吕用晦》，广为传播，后曾静、张熙策动岳钟琪反叛，被告发下狱，随即供出是他们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因而吕留良亦被剖棺戮尸，著作则被焚毁。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骂吕留良：
“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
雍正认为，曾静和张熙之所以“犯弥天大罪”皆是“因轻信吕留良邪说，被其蛊惑”，因此在处理此案时，坚持严惩吕氏之子及其门生，只有曾静、张熙师生被免罪开释。
而到了乾隆朝，无论是朝中大臣抑或者是普通文人，甚至是普通的老百姓们，人人自危，唯恐随口而出的某句话，某个字都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甚至是满门抄斩，九族尽灭。
可以这么说，在乾隆时期发生的“文字狱”比起其父其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高宗乾隆一即位，就将雍正时期策动岳钟琪谋反的曾静、张熙师生处死。
这可以视为他决意加强镇压的信号。
他在位六十年，根据现有的资料所记载，较严重的文字狱就有三十多起，平均两年不到就有一起，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的。
其所主要打击的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是事出有因的之外，其他的不过是对现实略有牢骚或是不识忌讳，有的甚至是神经不正常的，但却遭了大祸。
乾隆这么做的目的不难猜测，不过是想举国上下人人颂圣，家家感恩，不敢稍有不满。
这比起其父雍正来，委实又进了一步。
而在乾隆朝的七十多宗案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胡中藻在乾隆朝官至内阁学士，其所著《坚磨生诗钞》因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因而胡中藻想当然尔被处死了，就连附和胡中藻的鄂昌（已故大学士鄂尔泰之侄子）也被赐自尽。
乾隆朝“文字狱”迭起，数量之多空前绝后，诗中不慎有“明”、“清”、“南”、“北”、“壶”（与胡谐音）均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下，文网之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二）清朝“文字狱”的影响
清代“文字狱”对当时乃至后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深远而恶劣的。
第一，“文字狱”使中国的文化典籍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某程度上说，清代的焚书毁书规模甚至超过了秦始皇的焚书活动。
康熙、雍正时期，尽管“文字狱”一兴再兴但大规模的焚书毁书活动尚未发生。
到了乾隆22年（1757年），有人发现河南夏邑县生员段昌绪在家中私藏吴三桂檄文，并有圈点评赞。
又发现布政使彭家屏家中藏有明末野史数种，两人皆被处死。
乾隆帝为此大怒，下令“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悛改消灭，天道必不自容，令其败露,亦唯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
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毁反清书籍运动。
范围之广，来势之猛，都令人震骇。
“其搜采各书，并有来自挟种族之愧，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禁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砍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
”人才典籍的损失，可想而知。
乾隆39年（1774年），清政府曾下令全国让私家献书，以便“汇登册府”。
由于藏书者“惧涉干碍”，结果“应者寥寥”。
乾隆很恼火，命令各地官员:
“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发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明奏，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禁弃，将书名奏闻。
”结果各省进书“不下万余种”，凡有“诋触本朝之语”的书“尽行销毁”。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隐匿不报，乾隆在命令中警告说:
“若见有诋毁本朝之书，或系稗官私载，或系诗文专集，应无不共知切齿，岂有尚听其潜匿流传，贻惑后世者”，“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
经过如此大规模的搜查活动，无数珍贵的历史典籍被付之一炬，或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而乾隆帝亲自发起的修纂《四库全书》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无孔不入的查书禁书毁书运动。
据统计，10年间，共毁书24次，凡538种，计13862部之多。
本来编纂书籍是一种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的美举，但清代借编书活动，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破坏，实在是无法弥补的。
第二，“文字狱”严重箝制了人们的思想，在学术界造成了许多禁区。
学者们除了从事考古活动以外，其他学术问题大都不敢涉及了。
为了避开文字狱的陷害，清代学者们只好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考据学，并形成了以顾炎武为开山祖的“乾嘉学派”。
这个学派一开始还主张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以达“明道救世”之目的。
但是，随着文字狱的一兴再兴，大批文人学者遇害，从稍后的阎若璩等人开始，即将治学目的由“经世”转入“避世”，从“救世”转入“为考据而考据”。
清代学者的考据活动，虽然对我国古籍和史料的整理有一定的贡献，但因为远远地脱离了现实，导致了学术活动纯粹钻故纸堆的倾向。
在这一倾向的影响下，即使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如戴震等人，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也由于过分注重“由词以通道”，深受文字考据的束缚，其理论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其战斗性也就大大降低了。
所以著名明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批评“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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