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对中国近代文学上下限分期的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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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对中国近代文学上下限分期的反思

谈对中国近代文学上下限、分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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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学科并列，直接受益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近代史的上下限与分期问题，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讨论，其中一些观点被近代文学史研究者所借鉴，形成了近代文学关于上下限、分期的几种观点。

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另一种弊端的产生，就是近代文学研究过分依赖近代史的研究，存在着本位缺失、独立性不够的问题。

　　文学史的分期是文学史观的反映，分期问题无论是在研究还是教学中都很重要，特别是对教学工作，教学讲层次，合理的分期，能帮助学生有系统合逻辑地建立知识体系。

近年来，近代文学受到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的双面夹击，或将古代文学下延，或将现代文学上溯，瓜分掉近代文学，使之没有存身之地。

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强势学科对近代文学弱势学科的蚕食，也与近代文学史边界研究与内在结构研究不足有关。

因此，有必要对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作一反思。

　　近代文学的上下限

　　不论是将古代文学下延还是将现代文学上溯，都不能不承认在古今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既与之有联系、又与之有区别的地带，而这个联系、区别正构成了近代文学的特性，或称之为“过渡”期文学，或称之为“转型”期文学。

关键是“过渡”“转型”始于何时，终于何时?

新出的文学史有的把古代文学下延到辛亥民国建立，有的把现代文学上探到20世纪初，显然这两种思路都是不认可1840年把清代文学断开。

1840年成为近代文学的上限是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的事情。

早在20世纪20年代，学人们就开始关注近代文学，但是并没有形成上下限的统一意见。

　　1922年胡适开始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1923年2月《申报》50周年纪念刊改名为《最近之五十年》（1924年3月《申报》馆出版单行本）。

从1922年上溯50年，是为同治十一年（1872）。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影响中国文化的大事，一是曾国藩去世，二是《申报》创刊。

胡适无意界定近代文学的时限，只是就50年间的文学现象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念进行评述，其中评述的有湘乡文派，太平天国时期南京诗人金和，翻译文学两巨子严复、林纾，梁启超的新文体、诗界革命和黄遵宪，章太炎的魏晋文，章士钊的论说文，清末白话小说、白话文。

由于这些现象都属于近代文学的范围，因此这篇文章历来被近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其中一些观点对后来近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胡适对金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评论一直被承袭阐述。

胡适之后，对近代文学进行专门讲述的是陈子展，陈子展是确定近代文学时限的学者。

陈子展（1898—1990），原名炳堃，字子展，湖南长沙县人。

1927年因涉嫌与共产党有连，被通缉逃到上海。

当时田汉在上海创办南国艺术学院，邀请其讲授文学史与戏剧史。

在此期间，陈子展写成了《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

前者的序言讲，他写《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是因为田汉嘱他开设文艺讲座，题目即是书名。

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的扩充与深入。

　　陈子展对近代文学上下限的理解是什么呢?

这两部书的起迄时间为1898—1928年。

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陈子展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也就是中国由旧时代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

而中国文学从此有了明显的变迁:

第一，废除八股文;第二，开始接受外来的影响;第三，文坛发生了变化，桐城文和江西诗由先前的权威成了残余，文学从重模仿古人和古文变为开始接受西洋影响，开始要求创造现代文学了，小说词曲歌谣有了一定的地位，文字开始平民化。

与陈子展两种著作出版的同时，钱基博开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1931年完成，1932年出版。

钱先生讲的“现代”，指1911—1930近20年的历史时段，上限着眼于历史更替，下限与陈子展近似。

内容分上下两编，上编讲“古文学”，主要是光绪、宣统、民初的文派（骈文、古文、汉魏文）、诗派（汉魏六朝派、中晚唐、宋诗）词、曲;下编为“新文学”，有“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

虽然撰者明确“现代”的起点为1911年，事实上文学史叙述上溯到整个光绪朝。

胡适、陈子展、钱基博的三种时间上限，都在当下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回应。

胡适的1872年说，正是目前三段分法“资产阶级改良文学”的上限;陈子展的1898年说，则是近代文学两段分法第二段的上限与“二十世纪文学”起点的界标;钱基博的1911年说是“民国文学史”思路的滥觞。

关于近代文学上下限的多元思路在1949年后没有继续讨论。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重视近代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后，又多次强调加强对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学术界有组织地展开研究，中国社科院成立近代史所，地方大学出现了近代史研究所或中心，而近代史的上下限也基本出自毛泽东的论述。

在这种背景下，近代文学作为文学史中独立的段落也成了题中之义，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基本承袭了近代史的上下限，即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近代文学史的上下限是否一定要与历史学科对应?

“近代”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概念，根据当代历史学科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方向与社会生活的差异而定名。

历史学科一般为了方便起见，或者以改朝换代为界，或者以历史大事件为界划分历史段落。

文学的段落是要与历史学科保持一致，还是应该区别对待?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

因此，中外文学史往往是按照历史阶段划分文学段落的。

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中国近代文学史就一定要与近代史的上限亦步亦趋。

首先，鸦片战争作为当时中国的局部战争，并没有对中国社会发生全面的影响，它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根本的不同。

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方面暴露__了清王朝面对新的挑战的无能颟顸，使独立自主的国家陷入了被盘剥、胁迫、控制的危局之中;另一方面则惊醒了朝野上下的天朝大梦，促进了已然流行了数十年改革思潮的发展。

　　其次，古代文学经历了清初、清中期的兴盛，伴随清王朝由盛转衰，文学的变迁也悄然开始，但是这种变迁不是始于鸦片战争，而是早在之前二三十年就已经出现。

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第一性的同时，也充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尊重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逻辑。

文学是一种艺术，它既是一种思想情感的表达，还是一种审美形式的创造，有很强的形式感，对传统有很深的依赖，发展步履蕴藏着丰富的学理性。

乾嘉时期，古代文学基本完成了自身的运动形态，一方面继续在传统文学系统中寻觅新的动力，另一方面文学与世运相通，它比历史的转折更敏感，其精神气质表现出相对的超前性。

古代诗歌、小说、戏剧在清中期兴盛之后，东南沿海的一场贸易之战，文学充其量是在少数作家笔下出现了反映外来经济、军事势力入侵的题材，除了这种势力来自中华民族以外，应该说对文学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如何确定近代文学的上限?

首先要考虑的是文学现象应该呈现相对完整统一的形态，文学流派、文学思潮、重要作家不至于由于分期导致割裂而无所适从。

近代前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宋诗派的崛起和桐城派的承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龚自珍，最突出的文学思潮是贯注着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激于内忧外患而产生的文学干预、批判精神。

诗歌宗宋是近代诗风中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作家较多的诗歌流派。

文学史称道咸年间的为宋诗派或宋诗运动。

宋诗派形成于道光前期，开创者是程恩泽、祁寯藻。

这一点前辈学人多有论述，我们略举数例。

陈衍《石遗室诗话》:

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礀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

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程恩泽开清代诗体变局”条:

有清一代诗体，自道咸而一大变，开山之功首推吾皖歙县程春海侍郎。

君以巍科官辇下，崇尚朴学，风采隐然，为一时重。

诗宗昌黎、双井，所诣亦可方驾箨石斋。

海内推儒林祭酒者，阮仪征外，辄首及侍郎。

年末中寿遽卒，然其流风余韵固已沾溉不少矣。

典黔试时，得人最盛。

郑子尹珍及其门，……何道州子贞亦侍郎门下士，光大师说，与有力焉。

先后其间者，则为祁寿阳、曾湘乡诸公，遂开有清诗体之变局。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

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

⑤前辈学人反复提到的道咸，不是指道光、咸丰之间，而是指完整的道光、咸丰时期。

陈衍的话比较强调“道咸以来”，王揖唐特别评论程恩泽，程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自然指道光前期。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开篇就界定“道咸”所指:

“晚清道咸以后，为世局转变一大关捩，史家有断为近代者。

本文论诗，标题曰近代诗者，非惟沿史家通例，亦以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故本题范畴，断自道光初元。

”明确指出“道咸”段自道光初元。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如果我们完整地叙述这一诗歌流派，就必须打破1840年的界限，上溯到程恩泽、祁寯藻活跃诗坛的道光初。

程恩泽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祁寯藻嘉庆十九年进士，他们的文学唱和活动发生在道光初年。

现在通行的多种近代文学史对这一情况，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

或者一笔带过，不作具体介绍;或者不顾上限，补充介绍。

桐城派在近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以梅曾亮为代表的道光时期;二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时期;三是曾门弟子活跃的光、宣、民初时期。

梅曾亮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比程恩泽小1岁，比祁寯藻长7岁，比龚自珍长6岁。

梅曾亮嘉庆八年（1803）谒见姚鼐，十年姚鼐遣其与管同相交，始肆力于古文。

道光元年（1821）中进士，以知县外放广西，不赴。

道光十二年以赀入郎中，以郎官居京师20年，经营号召，能文之士，趋从而问，创造了“嘉道之间又一奇”的景观。

文学史如果对桐城派由姚鼐到其弟子们的承续作完整而连续性的介绍，以1840年为上限显然是不够的。

龚自珍是近代文学具有标志性的人物。

作为近代文学的开山者，他最大的特点是“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但是，鸦片战争发生的第二年龚自珍就去世了，他的创作活动基本上发生于嘉庆末和道光前期。

张中先生曾对龚自珍的作品进行排比:

他（龚自珍）的重要论著《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尊隐》《东南罢番舶议》《西域置行省议》等，都作于鸦片战争前二十年的嘉道之际。

道光初年，他已经三十岁，已成为思想界和文学界的重要人物。

道光三年（1823年），他已自编前期文章为文集三卷、余集三卷，刊定《无箸词》《怀人馆词》《影事词》《小奢摩词》四种，都一百○三首，并写了《壬癸之际胎观九篇》。

道光五年（1825年），他已写了《能令公少年行》《古史钩沉论》《咏史》等代表作。

道光七年（1827年），龚自珍录辛巳（道光元年）以来七年之作一百二十八篇，为《破戒草》一卷，又存余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

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早在道光初年，龚自珍已经开始登上了他一生事业的峰巅。

……龚自珍所有的重要作品，包括著名的《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全部作于1840年以前。

　　由此可见，近代文学史关于龚自珍的论述基本是近代前的创作。

这也就不难理解结撰古代文学史的作者常把龚自珍作为清末作家的原因了。

近代文学史上限与叙述对象的扞格，正是其原因之一。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文学思潮和审美形态来实现的，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直接引入文学题材并表达态度固然不能忽视，但是文学的审美性决定了现实变迁主要还是通过诗人的情感体验后转变为一种艺术形式表现的。

近代前期干预现实、臧否政治、忧患感伤、焦虑疾呼形成的文学精神渗透到文学的各个层面，从而发生了审美的变化。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曾概论道咸时期诗歌精神面貌:

“夫文学转变，罔不与时代为因缘。

道咸之世，清道由盛而衰，外则有列强之窥伺，内则有朋党之叠起，诗人善感，颇有瞻乌谁屋之思，小雅念乱之意，变徵之音，于焉交作。

且世方多难，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及此意萧条，行歌甘隐，于是本其所学，一发于诗，而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

故同为山水游宴之诗，在前则极摹山范水之能，在此则有美非吾土之感;同为吊古咏史之作，在前则摅怀旧之蓄念，在此则皆抑扬有为之言，斯其显著者也。

”这样的文学风貌，背后是内忧外患的现实与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

嘉庆后期，人口、漕运、盐政、税收、币制、军备等弊政暴露了延续数千年的政体已进入衰朽阶段，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率领的天理教一支人马在太监的配合下轻而易举进入紫禁城，这件事情敲响了清王朝衰灭的丧钟，极大地震撼了士人的心灵。

梅曾亮撰写《士说》《韩非论》《民论》等文章，反思专制制度:

“今人君无贤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于人，测物而不为物所测。

”剖析民乱的原因，“毒官吏，迫饥寒，挺刃而卒起，索党与随和以自救”。

白莲教、天理教等内乱引发了作者对现行制度的批判，深入肯綮。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一》是现存龚文第一篇，也是在林清事件的震撼下所作，文中回忆嘉庆六年以来的水患、民乱、财空虚、民穷的问题，发耸人之论:

“币之金与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惧或烦兵事。

”楚金推究道光学术风气变迁甚有见地，云:

试闭目凝神设想嘉道间之社会生活，其时最显著之变化，在沿海一带，为洋货之流行，洋银之充斥，是为西洋经济侵略之见端。

而人民习俗，则吸食鸦片，尤为精神麻醉之始，淳朴勤俭之美德，先民所以诏示后昆者，自兹失其所守。

推而至于内外官历，或以因循畏葸，为守身之大经，或以骄奢淫逸，为遣日之良法。

读书士子，则埋首帖括，醉心科名，农商百工，则迫于官威，逃死无所，加之生齿日繁，生计渐蹙，不复能各安乡里，凡此种种，皆当时之乱征，虽一二忧时之士，见及之莫如何也。

循是而言，道光朝之人心风俗，敝坏极矣。

然而人心风俗愈敝坏，其贤俊之致力于学术，乃愈昌明伟大，此无他，先圣先贤之遗泽，至深极远，虽当末世，而其力犹足以发聋振聩也。

　　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的兴起，促使晚清政治改革拉开了序幕。

嘉庆二十四年（1819），从南方运往北京的粮队阻滞于高邮南部的洪水中，最后仅四分之一通过了黄河。

当时26岁的魏源受贺长龄之托，上书重提争论不下、搁置已久的海运建议;后他应贺长龄之请编写《皇朝经世文编》。

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进入陶澍幕府，筹划漕运、盐务、水利诸政改革。

京城中的文人诗酒雅集频繁，激扬文字，臧否政治，他们的诗歌相对于乾嘉时期的神韵、格调、性灵不能不是变徵之音。

汪辟疆评之曰:

“类皆思流虑远，骨力坚苍，每于咏叹之中，时寓忧勤之感，异时讽诵，动移人情。

”此变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古代文学的终结。

近代文学的上限由1840年上溯到嘉道之际的主张，除了上文提到的陈衍、王揖唐、汪辟疆等近现代学人外，当代的张中先生也曾撰文作过论述。

近代文学的下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五四”运动说。

八九十年代，近代史研究将近代史的下限延伸到1949年，主要依据是社会形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受其影响，1985年中山大学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特点、性质和分期”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围绕着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展开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呈现出多种意见，其中有人提出了近代文学的下限应延至1949年。

这次会议正如邓绍基所期待的那样:

“要通过分期讨论的实践，进一步从理论上把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的关系阐述清楚，至少是作出带理论色彩的说明。

”邓先生针对当时的研究现状特别强调要警惕把文学史研究变成史学研究的“附庸”。

下限的问题除了以上两种意见外，张中先生据近代作家的卒年，放在了1929年（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钱基博《现代文学史》的下限近似）。

笔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制度、教育体制、文化结构、学术观念、文学体系均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文学确立了新的方向，文学由之前的以传统文学为主流而变为新旧文学双水并流的局面，而且新文学势头壮旺，有取而代之的趋向。

尽管还有一大批作家延续古典文学的体制，但已经是明日黄花，他们的文学由主流文学变为边缘文学，因此，“五四”作为一个分界线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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