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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金融泡沫接近崩溃1
温州民间金融泡沫接近崩溃
2011年04月08日 中财网
民间金融正在进行最后的狂欢。
高利贷无孔不入，成为民间金融的常态，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中国的实体经济。
据媒体披露，温州民间高利贷月息最低4分，最高1毛5，是银行贷款利率的几十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疯狂的年景，除了贩毒、洗钱、赌博和在证券市场有特殊渠道的公司，没有任何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资金成本，这样的利率等于在逼实体企业自杀。
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不只是温州，其他各地的情况大同小异。
高利贷并非民间个体借贷者们的专利，散兵游勇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集团军作战。
其中穿针引线的是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地下钱庄等，这些公司或者通过与银行的关系，使银行既成为融资来源，也成为项目接盘者。
担保公司离开银行基本独木难支。
按照规定，担保公司必须和银行合作，向银行打入保证金获得银行认证后，才可以通过银行将保证金放大5倍，给相关方进行担保。
业内人士介绍，"相对于正规担保公司行业而言，'黑担保'的利润能多出起码30倍。
"
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发放高利贷，笔者曾经担心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难以为继，遭到了地方企业家的嘲笑。
如今，小额贷款公司的牌照就是进入高利贷市场的掩护，谁还会用4倍的利率规规矩矩地向实体企业贷款呢？
一些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异化为高利贷公司，成为附着在经济肌体上的吸血鬼。
根据2008年年中的数据，温州工商注册的担保公司有近200家，但各级经贸委备案的担保公司只有40余家，之所以不去经贸委备案，是怕被主管部门监管，无法进行暗箱操作。
在毒性土壤上，民间金融机构没有成为中国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催化剂，反而成为民间金融恶化的罪魁。
高利贷盛行之时，就是实体经济大规模倒闭之时。
以高利贷盛行的2008年为例，飞跃集团邱继宝、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都倒在高利贷之下。
当时台州市发改委紧急组织的一份民间融资情况调研显示，2008年一季度台州市规模以上企业亏损1111家，亏损面达到20%，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增长55.7%……
再看最新的数据：
2010年，温州市有2000多家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半数为制造业及关联企业；温州制鞋企业从2003年的4000多家下降到目前的3000多家；温州紧固件行业近几年已消失的企业超过1000家；温州金属打火机企业从鼎盛时期的500多家减少到100余家。
浙江的实体经济空心化十分严重，或许会造成失落的十年。
高利贷资金流向高赢利的特殊行业，比如地下赌场；而另一些则流向某些特殊目的公司，如一些企业要进行规模扩张进军资本市场，通过银行掩盖了真实负债率，企图争取一朝上市之后还清所有债务。
更有甚者，高利贷不是贷给谁的问题，不是投资到什么领域的问题，业已成为一场以较为廉价的资金追逐高价资金的钓鱼游戏，钱本身成为唯一的标的物。
高利贷已经成为经济鸦片，让陷入者不能自拔。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受调查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如果浙江富姐吴英因为非法集资被判死刑，不知道目前甚嚣尘上的高利贷风潮会使多少人身陷囹圄？
更可怕的是，黑社会化的趋势加重，笔者在一些县城看到当地人住高级宾馆，被告知是高利贷者豢养的护院家丁，一旦高利贷无法收回，就是家丁出门之时。
疯狂的民间地下金融已经有崩盘趋势。
在一篇题为《温州经济出大事了，几百亿高利贷跑了》的文章中，作者披露：
"随着今年金融资金的控制，在温州有资产抵押无绝对关系是贷不到钱的，大部分的钱都被银行信贷负责人勾结担保公司给贷走了，银行职工一年工资几十万，与担保公司合作，每年最少赚上千万。
所有在温州开设分行的各大银行，只要与信贷有关的员工，都与高利贷的担保公司有关。
在温州办企业必须保证每年30%的利润，否则利息付不出，只能跑路，所以今年跑了已知的7个企业，但产生了连锁反应，间接逃了70个，其中涉及多家银行的信贷负责人。
"
该文内容未经证实，但以利率之高、实体经济之低迷的景象来看，可以从侧面进行佐证，同时也证明温州等地通胀早已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
如今实体经济资金池紧缩得就像大旱期间的鳄鱼池一般，如果相关部门还不能建立公平的投资市场放宽资金投资渠道，如果还不能建立筛选出诚信高效企业聚拢资金，金融市场的崩溃将不可避免。
（每日经济新闻 叶檀）
担保弃公司融资性担保业务转做高利贷典当行高利贷盛行
“赎楼贷”、“过桥贷”，在银根收紧的压力下，记者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金融机构了解到，很多非正规的担保公司铤而走险，开始玩起了高利贷业务。
一位股份制银行北京分行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有些资质好的企业，可能只需要500万元的资金，担保公司就会劝他从银行贷1000万元。
银行贷款的年息大概在8%，多出来的500万担保公司以12%的年息、通过委托理财的形式放在自己那里，然后再以高利贷的形式放出去。
银行的低成本资金被套出来，企业坐享4%的收益，担保公司也有利可图。
事实上，这并不是个别案例。
在信贷收紧、银行贷款难求的环境下，担保公司的角色正在转变。
广州一位信用担保公司的财务人员向记者透露，他们一般从合作的银行那里获得一些企业急需的资金，然后主动提出借钱给对方。
“如果有抵押品，月利率普遍在4%以上，如果没有抵押的话，月利率可能达到10%。
”他表示。
所谓“过桥贷”，便是指银行贷款快到期时，企业无钱可还，于是会从上述担保公司手中获得短期借贷，先还上银行的贷款。
当银行的下一笔贷款批下来时，就迅速弥补窟窿、偿还担保公司的高息短贷。
“担保公司的嗅觉往往非常敏锐，他们知道哪些企业需要立刻用钱；而对这些企业，能够拿到钱解决燃眉之急已实属不易，利息高一点儿他们也并不在乎。
”一位深圳地区的银行人士说。
这位银行人士同时介绍另一种“赎楼贷”的做法，有些企业一两年前以房产抵押获得银行的贷款，现在房价涨了之后，就先通过担保公司高息借钱把房贷还清，然后再向银行抵押一次。
“这样一折腾，能多贷出来40%~50%。
”
融资性担保举步维艰
事实上，在市场上流动性趋紧的情况下，银监会对担保公司从事高利贷业务已有所警觉。
今年以来，银监会加强了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资格的准入审查，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纳入规范整顿范围的机构数量为9000多家，发放《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5800多张。
此前银监会融资性担保业务工作部副主任朱永杨就曾表示，根据银监会掌握的情况，目前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吸存、高利放贷的担保机构大部分是非融资性担保机构。
按照规定，担保公司最基本的盈利点在于对贷款企业进行担保，以便帮助企业通过银行授信获取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担保公司从中收取佣金获利。
融资性担保的利润微薄，平均水平是保额的1.5%~3%。
如帮助一家企业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能获得几十万的服务费。
但如果出现一单不良贷款，担保公司就要全额赔偿。
在浙江瑞安瑞信担保公司的网站上，其主营业务显示“企业信用贷款担保”、“汽车消费贷款担保”等诸多服务门类，但记者致电时，对方则无奈地称：
“所有业务都停掉了。
”因为银行信贷收紧，“我们的业务也得不到支持。
”据他表示，很多员工都在休息，或者在做一些客户维系、还款提醒之类的工作。
而一位民生银行从事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人士则对本报表示，现在很少会跟担保机构有合作，一方面银行自身开发小微客户的能力已较去年增强，另一方面因为银行利率的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一般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达到8%左右，如果再付2%给担保公司，资金成本达到10%。
“这时企业就会考虑还要不要做这个生意了，因为利润率也没有多少。
”上述人士称。
正是在融资性担保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很多担保公司做起了高利贷生意，即使在北京这类担保机构亦大有人在。
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介绍，以委托理财形式揽储然后再高息贷出去，或者将企业缴纳的保证金拿出去放贷，这些行为并不少见。
“担保公司一般会收保额的10%~15%作为保证金，但有些担保公司能收到30%，甚至40%的都有。
”
而在民间资金泛滥的温州，据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介绍，大大小小的担保公司有270多家，能得到融资性担保业务许可证的仅40多家，剩下的基本都是在从事高利贷业务。
“温州很多的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都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在做高利贷生意。
”周德文说。
典当行：
“第二银行”
在资金面紧张的情况下，典当行也逐渐明目张胆地开始了高利贷业务。
在湖南长沙，记者了解到，当地典当行汽车、古玩、珠宝等动产质押费用最高月息是4.2%，商铺、住宅、写字楼等不动产抵押费是2.7%，股份、债券等财产权利质押费是2.4%。
除此之外，还需向典当行支付一个基本利率，一般是根据银行6个月贷款利率和典当期限折算后执行。
这样估算下来，典当行的平均月息可以达到银行贷款的近10倍。
不过，由于手续简便，获取资金迅速，典当行成为许多房地产企业最常见的选择。
甚至有人形象地比喻，在湖南，典当行俨然成了一些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中小企业融资的“第二银行”。
正是如此，上市公司亦涉足典当生意并获利不菲。
以2006年3月成立的通程典当为例，注册资金仅1个亿，但其母公司通程控股（000419.SZ）2010年报显示：
典当业务虽然只占总营业收入的不到2%，却贡献了通程控股20%以上的净利润，典当也因此在去年被明确定为通程控股四大板块之一。
风险待解
在湖南的典当行业，因为最终还不起最初的贷款而变成“死当”的亦不少见。
业内人士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比如一个总价1亿元的房地产项目，典当公司可能仅仅按10%来估值，贷给你1000万元，如果不能按期赎回，那就成为了“死当”，“典当公司实际上非常乐意看到‘死当’的发生。
”他说。
就在今年6月份，湖南中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石罗其因资金链压力过大而出逃，在石的资金构成中，除了大量民间举债外，另外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典当行。
而在担保行业，记者了解，时常有担保公司员工亲自放贷，或者担当中介、向周围有“闲钱”的亲戚朋友推介，其风险亦不可小觑。
金融管制是导致高利贷根本原因
李俊
一直以来，高利贷总是被人们咒骂。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对放高利贷者夏洛克的描写，从而淋漓尽致地发挥了高利贷的控诉。
社会上一些所谓的正义人士，强烈要求政府打击高利贷。
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思考过，高利贷为何会存在？
难道仅仅是政府打击力度不够吗？
高利贷现象之所以存在，就是人们对高利贷产生需求。
高利贷的利率通常都是银行贷款利率的几倍，但是他们却不去银行借钱，而是选择民间高利贷，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他们不知道银行利率低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他们之所以选择高利贷，根本原因就是无法从银行那里借到钱。
银行贷款对这些人是没门，但是他们仍然需要资金来发展生产，所以只好付出高利率去借款，也就是所谓的高利贷。
很多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生产经营过程遇到资金困难。
有的企业因资金短缺，就要面临破产，要是再借不到钱，只好选择破产。
这些企业主多么渴望可以获得银行的贷款，但是这个愿望往往是无法实现。
要是选择高利贷，利息很高，对于企业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甚至赚的钱都不够利息。
可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高利贷成为最后的拼搏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利贷救活了一些企业，要是没有这些资金，或许这些企业破产得更快。
要是政府觉得高利贷加重了借款人的成本，从而选择对高利贷打击，这只能导致高利贷的利息变得更高。
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不管高利贷，就更多资金出来放贷，通常竞争而导致利率的降低。
其实，利率是资金价格的表现形式。
如果市场上资金供应得越充足，利率自然就会越低。
资本产品也是和普通产品一样，物以稀为贵。
银行之所以不愿意借钱给中小企业，这是银行从成本角度来考虑。
中小企业借款金额通常不多，但是对中小企业资产、借贷风险等方面评估而花费的成本并不低。
大企业贷款金额可能是中小企业的一百倍，几百倍，甚至千倍，但是办理贷款付出的费用顶多就是中小企业的几倍而已，甚至差不多。
因此，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扣掉相关费用，剩下已经没有什么利润了。
同时，还有不少中小企业财务报表不规范，银行对风险评估产生困难，所以银行也没愿意冒这个险。
现在政府对高利贷的看法也逐渐趋于宽松，只有利息超过正规利息率四倍的才纳入高利贷范畴，才会被禁止。
因此，要这些所谓的“高利贷”越来越少，政府就要尽快放开对金融管制，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
虽然现在政府同意私人资本进入金额业，但是门槛还是相当高，所以这个门槛要尽快降低。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但是社会上却有很多闲散资金却找不到投资渠道。
因此，金融改革的方向就是想办法让这些中小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这些游资，从而解决生产经营问题。
很多中小企业因无法融资困难而破产，这对社会是非常不利的，直接影响很多人就业问题。
中国金融必须要不断改革和创新，要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很多时候，人们只是看到金融改革带来风险，这个显性成本，但是却看不到不改革而带来巨大的隐性成本，这包括很多人就业无法解决。
因此，要消除所谓的“高利贷”，就必须放弃金融管制，尤其是一些多余的管制。
2011年7月16日
“高利贷”盛行——金融调控管制下的蛋
只要从事经济工作，就要遵循经济规律；说到经济规律，就一定绕不过“供求规律”。
贷款是一种商品，利率就是其价格。
市场上对贷款的需求特别旺盛，而供给又极其短缺，价格自然上去。
这是“高利贷”盛行的根本原因。
一
中国还是一个高管制的国度，特别是金融领域。
调控者、监管者眼里只有统计数据上的CPI，对于已经哀鸿遍野的民生金融，只能爱莫能助或者忍痛割爱。
他们不明白，其实只要挣得比CPI涨的快，天下也就没事了。
现在监管者是不让你挣、让你死，然后让CPI降下来。
本末倒置，中国的事情往往这样。
有意义吗？
从正规金融的角度来看，比如工农中建等银行，他们可用于发放的贷款额度实在太少了。
有些股份制银行甚至今年以来，就没开锅。
客户要贷款，利率自然上浮，原来是基准利率上浮10—30%，现在则60%、70%都很正常。
正规金融一方面既是宏观调控、监管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存款低息政策是确保银行利润的主要手段。
但急剧变化毫无预期的贷款政策却如同一剂苦药，让银行难以下咽。
2009年在监管部门的怂恿、支持下，银行天量放贷。
如今来个紧急刹车，惊天大逆转。
除了那些储蓄增长较快的银行还能支撑局面获得一些额度外，其他银行都要将以前的贷款额度吐出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银行也难。
额度有限，还要优先照顾央企、省市重点国企。
一路安排下来，能投放到中小企业头上的，微乎其微。
所以，中小企业实在太艰难了。
国企、重点项目没有资金也就算了，停工就停工，缓建就缓建，还不上银行现有贷款还有市长省长着急协调，让银行延长期限之类。
中小企业可不一样，他们一停，老板就受不了，该还不还、该付的不付，工人闹事，银行起诉、商家讨债，一点都不会含糊的。
所以，即使是饮鸩止渴，那也得饮。
二
其实中国并不缺资金。
只是资金都是死的，数十万亿存款趴在银行帐上享受年3.5%的存款利息，不能真正形成循环，投入到实体经济，投入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去。
当然，现在的情形有一点点改观，那就是准正规金融，或者说“影子银行”的出现。
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这些公司的利率那就更高了。
国家规定的很明确，不要超过四倍，超过四倍属于违法。
四倍是什么概念？
基准利率6.31%，四倍就是25.2%，借100万，一年得付25万利息，做什么生意能做到利润率达到25.2%？
更可惜的是，监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牌照仍然限制的很紧。
这部分资金仍然非常有限。
全国3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整个资金量无非三五千亿，最多相当于一家小型股份制银行规模。
能解决多少问题？
一来为自己寻租创造条件。
资金富裕的企业、个人想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就必须去政府公关、游说。
二来总担心出现金融风险。
这些小贷公司都是民营企业，拿的都是民营老板的钱。
每贷一笔款出去，他们比银行还慎重。
监管者只记得曾经痛过，而忘记了痛的原因。
其实，以往历次金融风波，让政府头疼的主要是国有银行的资金损失、非法揽储，导致民怨沸腾。
市场经济这么多年，小额贷款公司遵循市场原则自行放贷，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倒闭了也就是几个股东的事，与政府原本没有多大关系。
或许是因为设立过程中每一家小贷公司都与政府官员有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这么“谨慎”。
三
准正规金融因为政府限制，仍然无法有效地将闲余资金归集起来，通过合法渠道投入到实体经济，那必然会出现非正规金融，比如低下钱庄、少数地区“全民放贷”的情况出现。
对于这种情况，光靠一味的口诛笔伐是没用的。
市场上有那么多急需资金的人，而市场上明明又有那么多资金，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创新方式出来，这是市场规律。
既然是规律，就谁也无法阻止的，刘明康不行，周小川也不行。
现在急需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放贷行列，接受明示的监管，而不是将其挤压到地下，让其处于无人监管的状况。
我们的监管者也不要自欺欺人，好象没有纳入监管，这种地下放贷的情况就不存在。
“高利贷”是不根绝，但像我国这样情形严重的，非常罕见。
这肯定不是人民的错，而是人民公仆的错。
民间高利贷盛行背后的忧思
上海金融报 2011-07-15
媒体报道，江苏一贫困县全民放高利贷，如今好车云集，被戏称为“宝马乡”。
据记者调查，放高利贷在我国城市及农村普遍存在。
诚如专家所言，高利贷最大的风险，是不受法律保护。
一旦借钱人离家出走或者人死账坏，放贷人就可能血本无归。
由此引发的家庭悲剧、社会矛盾，不容忽视。
但要治理或者消除全民放高利贷现象，必须要找到原因。
笔者认为，放高利贷之所以在各地普遍存在，不应简单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和管制的松弛，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
其一，全民放高利贷现象之所以如此普遍乃至已经上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手中的钱多了。
而目前的社会经济现实是，通胀日趋严重，银行存款利息所得难敌通胀，股市不景气，楼市受调控，利润高的行业又多半被巨头垄断，老百姓手中的钱很难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知放高利贷风险极大，但还是有很多人选择了这条险途。
当中不乏想通过放高利贷发笔横财的人，但也有不少人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为自己的资金进行保值。
其二，有人放贷，就有人借贷。
是什么样的人敢于借高利贷呢？
据媒体报道，在民间借贷极为繁盛的温州，民间借贷已经达到1800亿元的规模，而借贷者多半是中小企业。
据统计，温州有36万家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能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占比不到10%。
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不得不借助于民间高利贷。
高利贷盛行的背后，其实是很多中小企业无奈的融资困境。
其三，中国金融的管制，一向以来都是非常严格的，对于非法金融机构、活动的查处，也是不遗余力。
但是，即使在这样严格的管制下，民间借贷活动从来都没有消停过。
这就引人深思：
现有的金融体系，是不是已经难以满足越来越多元化的经济活动需求？
如何改革和丰富现有的金融体系，适应人们的需求，适应时代的需求，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严峻课题。
知其所以然，才能对症下药。
要消除全民放高利贷的不正常现象，加强管制固然是一方面，但如何拓宽民众投资渠道、改善中小企融资现状，才是治本之道。
而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的民间借贷，任由其无序泛滥固然不行，但一味打压也非良策。
最好的办法，还是堵疏结合，一方面要严厉查处非法的高利贷活动；另一方面，也要适当引导这些资金浮出水面，给它们在法律上设定一个合理的框架，让他们在经济建设中合法流动，在国家主流金融机构之外，也能发挥应有的辅助作用。
民间借贷盛行：
高利贷的最大风险
2011年09月06日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长期以来，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渲染使我们普遍认为，高利贷是一个和‘剥削’相等同的概念，放贷者自然地就是剥削阶级或恶棍，心太黑。
于是，我们轻松地得出结论：
消灭高利贷的办法是打倒放贷者，是要关闭民间金融。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近日，一则“重庆市高院首次支持民间借贷按照利滚利收账”的报道，引起了强烈反响。
监管层及司法层面对民间借贷的态度，再次成为公众揣测的焦点。
重庆市高院出台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
出借人根据约定，将利息计入本金请求借款人支付复利（俗称“利滚利”，编者注）的，只要约定利率不超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截至发稿，记者未能与重庆市高院取得联系。
某省高院民事庭庭长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与最高法的规定相比，重庆高院的指导意见突破性较少，只是在民间借贷上肯定了复利的计算方式，但前提还是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
他认为，重庆市高院之所以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可能与当地的民间借贷规模扩大，且纠纷增多有关。
目前大多数地方还是根据最高法的规定，在民间借贷中，计算复利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严峻，央行在回收着流动性。
银根紧缩与民间借贷的跷跷板效应再次出现。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疯狂”。
不少受访专家、学者甚至用“全民放贷”来形容当下的形势。
“现在民间借贷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我预计今年年末，民间资本风险会出现大的爆发。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电话中忧虑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周德文并非杞人忧天。
不久前，江苏泗洪县即被爆出民间高利贷崩盘，村民活埋上线灌辣椒水讨债；福建厦门也接连爆出民间高利贷崩盘大案，并且有担保公司及银行高管涉嫌介入。
同时，在资本市场上，放贷现象也开始蔓延。
据资讯统计，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含有“委托贷款”字样的公告较去年同期增加32.3%。
记者发现，有的公司来自委托贷款的收益甚至超过主业，被指“不务正业”。
在放贷群体上，民间借贷已经由传统的专门从事放贷的噬利阶层进一步扩大化。
一些实业企业家因为企业利润低，人工及原料成本高，将手中的资本投入了借贷行列，追逐高利润，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正在传统的产业重镇蔓延（详见本刊2011年第27期《疯狂的高利贷》）。
在区域上，周德文告诉记者，以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规模汹涌。
但现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
“这种没有经济支撑的高利贷是很可怕的，是击鼓传花的游戏，最后倒霉的可能是大众。
”
民间借贷亟待规范化。
“民间借贷光想捂是捂不住的，它的大规模存在有其存在的道理，在银根紧缩的时候，它的规模肯定会随着需求而扩大，化解风险的根本方法，是将民间借贷这些地下金融阳光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徐滇庆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记者了解到，对于民间借贷的发展，银监会已经从试点民营银行开始破冰。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当前开展民营银行的最大障碍，是银行牌照的发放与退出问题及监管人才的匮乏。
同时，对于如何化解当前的高利贷困局，有学者建议，在金融体制改革与引导逐利资金投向上下工夫。
某证券研究所所长：
“高利贷不一定就是十恶不赦”
叶林：
根据我国金融法规规定，企业之间禁止私相借贷，公民参与的借款最高利率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者不予保护。
但是，对高利贷的认定标准，我国法律却从无规定，在其他国家法律中，至今也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法定标准。
高利贷的风险不言而喻，如果约定的贷款利率有效，借款方企业可能因此破产。
很多公司或企业是在管理者控制之下进行高利贷的，许多借款是管理层不顾股东利益而以极高利率借入款项。
徐滇庆：
高利贷没什么定义，所有的贷款都和它的成本相关，成本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叫风险。
我承受的风险越高，当然利率就收得越高。
不存在什么叫低利，什么叫高利，利益是在商业谈判之中构成的。
老百姓通常说的高利贷，是指比银行正常的利息高，甚至高一倍、两倍。
高利贷和风险是匹配的，并不是说高利贷一定就是十恶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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