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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兹堡微观史研究成果和主张阐释

　　金兹堡通过对小人物心智的微观考察向精英主义史观的理论预设发起挑战，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金兹堡微观史研究成果的，供大家阅读参考。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社会底层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微观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中，意大利家卡罗·金兹堡（CarloGinzburg,1939-）在该领域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和启示性。

60年代，金兹堡针对16世纪欧洲民间巫师复杂的信仰状况进行了一系列微观考察。

　　1976年，他的《奶酪与蛆虫》细致呈现了一个16世纪意大利普通村民的所思所想，使学者们认识到微观取径在大众史研究主题上的有效性。

　　不仅如此，金兹堡还基于微观史实践对既有的历史解释观念、研究取径及解释方式进行反思。

本文试图在分析金兹堡微观史研究成果和主张的基础上，对他的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做出诠释，讨论其史学的理论意义和价值，追问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通过“自下而上”的历史考察反拨精英史观的片面性

　　金兹堡通过对小人物心智的微观考察向精英主义史观的理论预设发起挑战。

在他看来，单以精英群体为视角的历史考察会造成认知上的偏差。

他说：

“接受通常的论证标准必然会夸大统治性的重要性……依此思路，我们不可避免地以证明传统论点的形式而告终，即认为思想总是且只能来自受过良好的群体。

”

　　金兹堡批评的是长期内化于史学认识论中的精英主义观念。

精英主义史观与那些以为主题的历史研究互为支撑，构成了兰克时代历史学的基本预设，即假设那些只有在政治上权力在握和在能力上本领杰出的人才会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与走向存在关联，因而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记载这些精英人物所策动的政治活动，及其提出的伟大思想的更替和发展。

意大利学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F.Pareto,1848-1923）的表述代表了那一时期史学家的精英主义倾向：

“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人类的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精英主义史观基于精英人物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并进而占有远胜于平民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事实，认定精英必然是历史进步的引领者。

这种观点固然有道理，事实也往往如此，但它的问题在于间接地制造一种“大众庸俗论”的误导，即在很有可能过分夸大了精英人物的历史影响力的情况下，过分低估、甚至完全忽视了大众群体的进步性，粗暴地将之理解为“乌合之众”,全然置之于人类思想发展的从属地位。

　　金兹堡的微观史考察证明小人物也可以自发地形成深邃的思想。

在《奶酪与蛆虫》中，他对一个外号叫“梅诺乔”（Menocchio,1532-1601）的16世纪意大利山民的世界观进行考察，发现这个小人物通过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反思，产生了一些令人意外的想法。

例如，他经营奶酪作坊，因而说“教会的清规戒律就是桩生意，他们就靠这个过日子”;他用一种社会底层特有的、朴素的物质主义思维质疑圣母和耶稣的神性，他说：

“她生下他却仍是一个处女，这不可能……”并怀疑道：

“如果耶稣真是不朽的上帝，他就不可能允许自己被抓起来并被钉上十字架……”;他从制作奶酪的过程中获得了关于宇宙起源形态的奇思妙想。

他说：

“在我眼中，一切都曾处于混沌状态，也就是说，土地、空气、水和火都混杂在一起;随后这团混沌凝固成块--就像将牛奶制成奶酪一样--奶酪上继而生出了蛆虫，这就是天使。

”

　　此外，他关于信仰虔诚的困惑折射出开放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

他说：

“我坚信每个人都认为他的信仰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确不知道哪一个信仰才是正确的：

只是因为我的祖父、父亲和我的家人都是基督徒，我也就想要作一个基督徒，并且相信这个信仰是对的……”金兹堡基于梅诺乔事件，突出平凡的小人物意识中也有比较深刻的洞见，从而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精英主义史观在进步性的阶级归属问题上过于简单的历史判断。

他谈道：

“在什么程度上，第一阶层是隶属于第二阶层的?

……历史学家最近仍对此说不准。

这应当归咎于对上层社会的文化观念的普遍坚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原始理念和信仰被认为是上层社会的产物，下层社会传播的观念则是不重要的无意识行为”.

　　不过，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判断梅诺乔的言论内容是否深刻，因为其言辞的犀利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在于，梅诺乔的一系列想法中有多少是主动且自觉的?

如果他是从精英人物那里分享了针砭时弊的见解，此事便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而如果梅诺乔是基于自己的实际生活经历和体会，自觉地出此言论，这个小人物的事迹才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从金兹堡呈现的梅诺乔事件的细节上看，梅诺乔以经营奶酪作坊为生，从未离开过意大利弗留里的山区。

唯一有可能认为他受到精英文化激省的根据，是他能读会写，读过一些非正规出版的小册子。

可是，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其意识中的时代进步性看作是对精英文化的附和。

通过阅读，梅诺乔最有可能了解到的是教会的虚伪和奢靡（金兹堡发现，梅诺乔读过方言版的《十日谈》，详见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从而使之产生了对教会的不满。

然而，他对神性的质疑，关于异教信仰的多元主义解释，特别是对世界起源的奇思妙想，则很有可能生发于他自己的意识。

因为从时间上看，米歇尔·蒙田（MicheldeMontaigne,1533-1592）在撰写他那本被视为文化多元主义启蒙着作的《随笔录》时（1572年），梅诺乔早就开始向身边人发表着其不合时宜的言论;在梅诺乔由于宣扬平等并抨击教会的清规戒律虚妄无实而被教皇下令处死（1600年）的117年后，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因遭到相似的指控而被投入巴士底狱。

当然，与思想家相比，梅诺乔思想的系统性要朴素许多，但这个小人物的发言在剥离表象看本质和追索客观世界本原方面的深刻程度堪比前者。

这是金兹堡揭示一个小人物事迹在历史进步性判断方面的特殊意义，即最大程度地为论证小人物也有大智慧的假设提供了依据。

如他所说：

“我们已经数次在语言的深刻差异下看见了在我们竭力重建的农民文化基质性潮流和16世纪最进步的文化圈层之间的惊人相似性……拒绝简单化的解释暗示了一种关于当时统治阶级文化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关系的更为复杂的假设。

”

　　金兹堡通过“自下而上”的历史考察，提供了一种比精英主义史观更为合理、开放的历史解释思路。

显然，金兹堡的批评重点不在于指出精英主义史观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历史的实际状况。

他着重强调的是，在解释历史进步和分析意识观念发展动因问题时，不应简单地将大众群体视为被动的附属者甚或是完全忽视其影响。

金兹堡的批评恰当且适度。

他并没有试图将梅诺乔事件与某种大众意识优于或先于精英群体的历史假设联系起来，也没有由此计划用一种同样片面的平民主义或大众主义的取向替换精英主义史观。

金兹堡意在突出的是大众视野或说是“自下而上”的史学视角在历史考察中的必要性。

因为如果一个土生土长的山民在宗教改革时期阐发了某种带有启蒙意味的意识观念的话，那么在着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类以社会观念变革为主题的研究时，研究者们就有必要考虑到大众群体的参与和影响，并进而考虑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是否有可能是社会各阶层意识共同进步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人物启蒙的产物。

这就使关于人民大众历史地位的判断超出了物质性建设的范畴，进入了其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观念的主体构建的领域。

　　不过，史料匮乏限制着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考察进一步发挥其在历史意识考察方面的特殊作用。

大众史长期处于历史学研究的边缘，其原因之一就在于：

能够展现大众群体实际生活状况的历史文字相比于精英群体的材料少得多。

就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1917-2012）指出的那样，“底层历史只是从普通人成为决定推翻王朝和构成事件的经常性因素开始，才与那种按传统来撰写的历史--关于重大政治决定和事件的历史，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发生了联系。

”

　　更大的限制在于，金兹堡试图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将大众史考察细致到小人物思想的深处。

如此一来，可供利用的历史材料少之又少。

金兹堡在《奶酪与蛆虫》前言的开头就谈道：

“关于过去底层阶级的行为与态度的史料匮乏虽然不是这类研究面临的唯一问题，却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障碍。

”

　　即便是对其关于磨坊主梅诺乔心智的成功考察，金兹堡也承认这项研究是十分有限的。

他说：

“虽然我们想知道更多与梅诺乔有关的事情，但我们确切所知的内容只允许我们重建所谓的底层文化（thecultureofthelowerclasses）乃至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的一块碎片。

”

　　在这种由精英和大众构成的二元模式下讨论社会思想进步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提供更多的在相当程度上是自发产生进步思想的大众人物的实例，或者说，需要从历史影响的层面证实梅诺乔式的、来自大众群体的深刻意识活动广泛存在，并证实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推动了人类思想意识的跃进。

然而在实践中，现有成功的针对小人物心智的微观考察为数尚且有限，那么若想将这种从个案中洞悉到的可能性认识转化为相对确定性的、普适性的判断就更难以完成了。

　　金兹堡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将过去的小人物状况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

以此为基点，精英主义史观中的一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盖棺定论的判断如今重又回到被追问的状态，关于大众阶级有可能凭着自发的进步性意识参与社会观念演进和变革的假设，也因此有了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

当然，新的想法从可能性到被证实仍需在史料上开发新的途径。

　　二、提倡大众意识研究从“心态”分析转向“文化”阐释

　　金兹堡在微观史实践过程中坚持认为，个体行为的“文化”阐释能比心态史的集体意识分析更真实且丰富地展现大众意识的内容。

他强调：

“我宁愿冒险陷入过分琐碎，也不愿每一步都运用诸如集体心态或集体心之类概括而模糊性的词汇。

”“心态史”（thehistoryofmentalités）是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意识史研究模式。

它的界定比较模糊。

雅克·勒·高夫（JacquesLeGoff,1924-）强调心态史不考虑各社会群体意识的阶级差异。

他说：

“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

这内容是凯撒及其古罗马军团中最低一等的成员所共有的，是圣路易及其土地上的农民所共同的，是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及其手下水手共有的。

”

　　米歇尔·伏维尔（MichelVovelle,1933-）指出：

“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

”

　　由此可见，心态史是一种研究意识活动共性的取径。

它对多种多样的人类主观意识表现不感兴趣，而是更注重发现某种人类心智构成中共有且固有的反应机制。

由于大众群体占有历史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实践中，注重共性的心态史逐渐成为大众意识研究最常见的形式。

　　金兹堡认为心态史忽视了社会意识的阶级性差异。

在他看来，至少在考察大众群体的意识活动时，用文化史的形式对大众意识进行具象化的考察是有必要的。

他指出：

“更多的针对心态史方法的争议是它那明确的无阶级差别的特征。

”

　　他提倡“借鉴文化人类学”,“用文化一词定义特定年代底层阶级的态度、信仰、行为规则”.文化人类学所谓的“文化”强调对地方性、特殊性或是日常性的社会行为的象征化理解，即不去关注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和思想，而是探查神话、传说、仪式、习俗等日常化、大众化活动的内在意识机制。

　　金兹堡强调：

“只有通过原生态的文化'观念，我们才能认识到那些曾经被强迫式地称为文明社会中的普通人实际上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

”

　　也就是说，金兹堡认为历史学家应像人类学家对待陌生的土着文化那样对特定历史群体的文化特性和差异保持敏感。

他解释道：

“这就是为什么并非尽如人意的大众文化,会比集体心态更可取。

阶级结构这个概念即使是在很笼统的情况下使用，仍然会比无阶级差别迈进一大步。

”

　　《奶酪与蛆虫》体现了金兹堡从文化取径考察大众意识史的研究思路。

他指出：

“梅诺乔的言论背后不是一种心态而是一种文化”.在他看来，相比于心态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