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docx
《抗战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抗战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抗战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
抗战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
作者:
zhuhua148朱华发表于：
2009-11-2508:
20:
29
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于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规定:
“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通过该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1937年11月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
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先后来华的苏联志愿人员约2000名,其中约200名志愿人员在中国战场牺牲。
苏联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与中国空军一起投入到各地的空中战场。
由于苏制飞机的先进性及苏联空战战术的正确运用,中日空战中中国的失利局面一度得到扭转,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日机1049架。
日本人因为美国志愿航空队作战方法不正规而称其为“美国亡命徒”,苏联第二批志愿飞行员也由于战斗作风强硬而被中国飞行员戏称为“暴徒”。
一
1938年以前,来华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抗日战场基本上是驾机单独作战,后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中苏飞行员混编。
到1939年夏,国民党空军已拥有经过苏联教练训练过的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人,及各种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苏〕A·M·杜宾斯基:
《1937一1945年的苏中关系》,莫斯科,1980年,第100页）,已经具备驾驶苏制飞机与苏联飞行员一起作战的能力。
战前的中国空军集各地方航空力量而组成,机种繁,人员参差不齐。
1936年7月18日广东地方空军80余架飞机由南京改编后,国民政府才基本统一了全国空军力量,拥有各种型号的作战飞机600余架,其中能使用于轰炸、侦察、战斗兼轰炸的作战飞机仅305架。
这些飞机都购自欧美国家,机种性能各异。
中国空军能使用空中格斗、拦截的飞机不过100余架,战时能执行轰炸、战斗兼轰炸等作战任务的飞行员约为620人,其中能在空中格斗的驾驶歼击飞机的飞行员不及半数。
相比较而言,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使用于侵华的海军航空队、陆军航空队的各式飞机共约有800多架。
当时,日本已经基本上建立了自己能生产各式驱逐（歼击）、轰炸、侦察、空运、教练等飞机和供应空军技术装备、军需物资的工业基础。
其空勤军官和军士都受过严格的养成教育和专业训练,空中指挥能力和战斗力都较强。
淞沪战役（1937年8月13日—11月12日）后,中国空军主要依靠苏联政府提供的作战飞机和军需物资、技术装备等,购进一定数量的用于空中拦截的И-16式单翼歼击机、用于空中格斗的И-15式双翼歼击机,以及性能较好的SB-2型单翼轻轰炸机和TB-3型重轰炸机等。
这些飞机从1937年11月下旬开始分批使用到战场上。
苏联派出以库里申科为联队长的苏联志愿援华抗日飞行联队,辖有两个轰炸机中队和4个歼击（驱逐）机中队,进驻兰州,训练中国空军空、地勤人员使用苏式作战飞机。
中国空军战机逐渐从欧美制过渡到苏制为主。
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由阿拉木图转到中国兰州随后到达南京。
他们抵达南京前线机场时,空战正在进行。
11月21日,日机来犯,苏联志愿航空队第一大队7架И-16歼击机升空同20架日机交战。
战斗中苏联飞行员击落日本96式歼击机两架、轰炸机一架,苏联飞行员单独作战,首战告捷。
11月22日的战斗中,第一大队6架И-16对日军的A5M飞机6架。
苏联歼击机在战场上的突然出现,使日本飞行员有些慌乱。
连日本人也承认:
“仓促参战的苏联И-16和И-15歼击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夺取了局部制空权。
”11月下旬,日本舰载航空兵的强劲势头得到遏止。
苏联志愿飞行员在没有中国空军协同、没有与日军交战经验的情况下,凭借苏制歼击机的技术优势,取得南京空战中的初次胜利。
但是日本飞行员在总结空战经验之后,很快了解到苏联歼击机的性能,而且也很快发现苏联飞行员不熟悉战术的弱点。
而仓促参加空战的苏联志愿飞行员不了解日本96式歼击机的性能,来华之前只是简单地了解了95式歼击机的性能。
日军频繁对南京进行空袭,强度也逐渐增大,持续紧张的战斗使苏联飞行员疲惫不堪,他们每天要出动五六次,每个编队5-6架飞机,几个编队一起飞,迎击日军庞大的机群。
加上当时南京防空的空中观察和通报工作组织得不协调,空袭警报发出的很晚,大多时候是在敌人的飞机已经到了南京的上空,甚至是到了机场上空,苏联飞行员才听到警报起飞。
而И-16起落架的结构使飞行员必须要用手将轮毂转40圈才能收起起落架,一边转轮毂,一边还要注意观察,以免转过了头,丧失备战的时间。
12月13日南京沦陷。
幸存的中、苏飞机被迫撤离。
中国空军撤至汉口、南昌等地。
苏联志愿军空军转至汉口、南昌和兰州等地。
与此同时,苏联志愿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也投入战斗。
1937年12月初,9架SB型轰炸机对上海进行了空袭,炸毁上海机场停放的许多飞机,并炸沉日军在上海停泊的巡洋舰,炸伤6艘其他军舰。
1938年1月2日,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大队在波雷宁大队长的率领下,从汉口出发袭击被日军占领的南京机场,炸毁日机20多架。
1月26日,苏联空军志愿队的12架轰炸机巧妙躲开日军的防空监视,突然出现在南京上空,将停在机场的多架日机炸毁。
1938年2月,日本航空部队为配合陆上进攻,对武汉进行轰炸,中苏空军奋起反击。
2月23日,中苏空军混合编队使用SB-2型轻轰炸机首次出击台湾日军松山机场。
从苏联志愿飞行员南京首次参加对日空战开始,直到1938年初,苏联志愿飞行员都是独立作战的。
中国飞行员在设于新疆伊犁艾林巴克航校,兰州、成都和另外的飞行学校中受到培训后,中苏军方开始尝试混编作战。
1938年2月第一批接收苏联歼击机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完成И-15和И-16的改装任务。
2月下旬到3月中旬,新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来到中国,在南昌接受任务。
大尉科兹洛夫和轰炸队,同И-15型、И-16型战斗机组一起,在A·C·勃拉戈维申斯基的总指挥下,以南昌机场为根据地,组成一个战略轰炸大队。
为了能有效地对抗日机轰炸,国民政府决定中国飞行员加入苏联志愿飞行大队一同作战,主要是将中苏飞行员混合编队进行协同作战;同时也有中国指挥员领导苏中混合轰炸机飞行员编组的意图。
从这时起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开始驾驶苏制歼击机并肩战斗。
这不仅为中国空军的迅速成长创造了条件和锻炼和学习的机会,同时也为扩大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增加了有生力量。
在南昌建立了由30架各型机组成的中苏歼击机联合大队。
这个大队中既有苏联的И-15和И-16,也有美国的“鹰”、意大利的“黄莺”、英国的“斗士”等。
苏联的歼击机上都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中、苏双方飞行员语言不通,在协同作战中,空中指挥和联络只有用晃动机翼的方式进行,所有事项事先在地面都要明确规定。
最突出的空袭战例之一,是1938年5月20日中国SB型航空轰炸机队由徐焕升领导,在日本九州半岛上空的空袭,投下了100万份反战传单。
武汉空战是中苏混编作战后的第一次空战尝试。
1938年2月18日早晨10点左右,日本第十二航空队和十三航空队的12架G3M2重型轰炸机在26架A5M歼击机的掩护下,空袭武汉。
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飞行员联合抗击,第四大队装备的26架И-16全部起飞迎战。
起飞后,苏联飞行员看到地面的箭头指出的日军来袭击的方向,飞了10分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很快就发现在低于自己1500-2000米的高度上有3个日本轰炸机密集编队。
几乎同时在云上的日本歼击机也出现了。
发现苏联飞机后,日本歼击机向苏联歼击机俯冲下来。
此时日本人居高临下,掌握了主动权。
苏联飞行员杜申遭到3架日本A5M歼击机的攻击。
但他并不示弱,轮番向3架日本飞机射击,打穿了一架敌机。
但飞机并没有起火。
两架日本歼击机夹击杜申。
危急之时,布拉戈维申斯基驾驶的И-16赶来救助,两人将И-15和И-16机配合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2月18日的空战中,杜申击落一架日本的A5M;后来这架飞机修好后,运到莫斯科苏联空军研究院。
此战共击落日机12架,中方损失5架。
二
苏联方面非常重视选派志愿飞行员援华抗战一事。
苏联空军的领导人拉克杰诺夫和斯木什盖维奇,直接领导了志愿人员的挑选和编组工作。
他们从志愿者中挑选了有经验、英勇善战的共产党员飞行员,组成了第一批两个航空大队——SB型轰炸机和И-16型战斗机大队,共254人。
到1937年10月21日前,在阿拉木图为续派人员去中国,集合了447人。
他们中有飞行员、航空机械师、航空机械士、无线电报务员、气象工作者、飞机场长、密码译员、司机、工程师、飞机装配工作队、医生等。
1937年11月,在队长帕雷宁指挥下,第二批SB型轰炸机队被派到中国,这队官兵有150人左右。
1937年底1938年初,在A·C·布拉格约申斯基率领下,3个И-15型战斗机航空大队被派到中国。
1938年7-10月间,一批新的苏联志愿兵到达中国。
其中包括以特浩尔为首的SB型轰炸机航空大队,由66人组成。
苏联志愿飞行员和飞机起初集中肃州和兰州机场,被临时编成空军作战小组,随后被派往中国东部和中部前线。
苏联政府委任驻中国空军首席军事顾问,专门领导苏联援华飞行员等事宜,他们分别是日加列夫、特霍尔、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罗加乔夫、赫留金等。
执行作战任务的苏联飞行员被编入中国军官指挥的航空队,但都一般由在国民政府空军司令部的苏联军事顾问指挥,通过航空队的中国军官来下达命令。
援华空军志愿队领队是雷恰戈夫,政治委员是雷托夫。
来华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内建立有苏联共产党的组织,都要定期召开党的会议。
为了掩盖部队中政委的身份,都给他们冠以各种头衔,如党委书记Rytov就是“首席领航员”。
开党组织会议时要对中国人保密,任何局外人闯入,会议就会马上变成“技术性讨论”。
苏联志愿飞行员的战斗飞行任务都是经过周密准备的,每次起飞——不论是战斗或是训练飞行,或是飞到别的机场,都要当天在机群内仔细分析有利和不利的方面。
假如发现在起飞、编队飞行、目测和降落时有错误,立即指定该飞行员、该机组联系飞行。
对轰炸的结果也是这样严格评价的,当时苏联的飞机上装有长焦距照相机,它能够检查高空轰炸时杀伤目标的情况。
在战斗中,要求苏联飞行员严格遵循每架飞机单独瞄准目标的原则。
中苏混编空军每个兵种只建立了由2-3个大队组成的机群。
机群指挥员一般从有经验和受过良好训练的飞行员中任命。
战斗起飞前,机群指挥员从比较灵活的飞行员中任命一个领队长机和两个副领队。
领队长机和两个副领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机群的成功与否。
例如,1938年7月27日,6架SB型飞机编成两个中队（领队长机是谢利万诺夫）,任务是轰炸长江湖口地带的日军军舰编队。
机群编成右梯队队形（飞机向右边一架挨一架的编队）,中队则成“楔”形队形。
在目标上空7500米的高度上,长机发现约20艘军舰停在湖口附近的停泊场上。
谢利万诺夫决定进入轰炸航路,这时遇到了厚云层,他降低高度至6500米,但是还是没能穿出云层,于是又爬高,向东飞行,航向80度,很快就发现了由8艘军舰组成的另一个目标。
第二中队的长机断然行事,180度大转弯,把自己的中队引向第一个目标,从7500米的高度下降进入云层,在大约3500米的高度上穿出云层,突然出现在目标上空,关闭发动机下降投弹。
空袭十分突然,日本军舰上的高射炮都没来得及向飞机开火,只是在飞机离开时,岸防炮打了一个齐射。
空袭结果是3艘日本军舰被击沉,两艘起火。
与此同时,第一中队向第二个目标投了弹,1艘日军军舰被击沉,1艘被击毁,中方飞机全部安全返回机场。
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的库里申科大队,在3次空袭汉口的日军大型军事基地期间,共击毁了136架敌机。
苏联飞行员每天如果不准备战斗起飞,纪律要求他们一般不能远离自己的飞机,以防止日本航空兵的空袭。
苏联飞行员、领航员、射击通信员和机械师住在市里,离机场3-5公里。
由于机场没有夜航设备,中国的飞机只能在白天飞行。
不论天气如何,天亮前1小时飞行员必须到机场,机械师和其他专家去机场还要早。
到达机场后,开始进入二级战备。
如果得到情报说空中有日本轰炸机,并正在向机场飞来,那么就要进入一级战备。
此时,全体的空勤人员（飞行员、领航员、射击通信员等）都进入飞机,发动机已经试车完毕并准备启动。
指挥所发出信号（一发红色信号弹）,之后,飞机就一架接一架地起飞,摆脱敌人的攻击,飞向机场40、50公里远的待机空域。
在空域飞行40至50分钟后,机群领队长机或大队长用超低空飞行侦察自己的机场,如果完好无损,并且摆好了“T”字形大块白布,长机就飞回机群,并带领机群着陆。
如果机场上摆上“十”字信号,飞机则视储油量多少而定,或者继续在空域飞行或者飞向备用机场。
但是,也曾发生过由于长机的疏忽,把整个机群带进云层,结果使队形大乱,失去指挥,每架飞机只好单独行动的事,特别是在南京、武汉等长江流域的飞行作战中更考验了长机对地形和飞行方位的判断。
6月到9月的华中酷暑,经常有暴雨,有时候连续20至25天,江河湖泊泛滥,淹没洼地和平原。
由于湿度大、气温高,形成多层云,有时候则形成浓积云,覆盖广大的地区。
华中黏质的红土壤,河流在雨后也呈现暗黄色,这给判断方位造成困难,因而要求飞行人员,特别是机群领队长机要有盲目飞行的经验和准确地判定方位的能力。
1938年8月4日,由8架飞机组成的一个机群飞入云中,失去了方位,不得不在指定机场以南150公里处进行迫降,每架飞机迫降地点相隔三四十公里。
1938年9月2日,6机编队的大队受领任务,在天黑前从汉阳基地向汉口转场,以便在3日拂晓作战斗起飞。
由于一个中国飞行大队长的迷航失误,迫使队中的第二中队降落在汉口机场东南180公里的南昌机场,第一中队油料用完后,在南昌以东120至150公里处进行迫降。
作战中也暴露出苏军的指挥协调问题,苏机虽然装备了电台,但并不先进,飞行员也不喜欢用,为了减轻重量往往被拆除;另一方面日军可以截获苏机的无线电通信,并实施干扰或者欺骗。
苏机编队全靠视觉接触,如果领队机被击落,编队中的其他飞机就群龙无首,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作战。
援华苏联空军首席军事顾问的打破传统的战术观念,为粉碎日军夺取台儿庄的计划,日加列夫组织志愿航空队对敌人进行了大规模的空中打击,轰炸机既对地面进行轰炸,又用机枪对地面进行扫射,歼击机也用于对地面的攻击。
三
苏联志愿飞行员来到异国他乡,在不熟悉的环境和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作战。
当时在中国只拥有很少的机场,而且各项设施还不太完备和先进,再加上中国防空力量的薄弱,通信工具、修理基地、服务人员的缺乏,更加重了空战任务的艰巨性。
针对日机的特点,中苏混编空军采用不同的战术。
日军96式单翼歼击机是一种固定式起落架飞机,在速度上比不上苏联И-16圆头单翼歼击机,“И-16”是较为现代的收放式起落架飞机。
针对日军的96式,苏联飞机采用的是双机空战战术:
用И-15追击和拦截敌机,并同其展开战斗。
接着动作敏捷的“И-16”即时赶到,发挥其机动性能牵制住敌机,进行攻击。
当时的航空条件中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无线电通信,特别是飞机与飞机间的无线电通信,使用的是各种信号进行指挥,队形的协调、飞机内乘员之间的联系,都是事先约好,并熟练掌握。
没有使用无线电通信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有先进的窃听设备。
日军新式的歼击机“97式”的出现,使中国空军增大飞行高度达到7500米至8500米,并使用氧气供氧。
但是当时苏联空军只有个别飞行员进行过练习,中国空军到私人工厂去买氧气,氧气中含有大量杂质,在高空中曾经发生过乘员昏厥的情况。
1938年8月8日,5架全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SB型飞机组成的飞机群,受领轰炸在长江马台地区的日军舰队编队。
僚机飞行员科托夫转弯飞向目标时掉了队,飞入云中,与机群失去联系。
他决定继续飞行,并单独投弹。
靠近目标时,领航员感到注意力减退,昏昏欲睡,在勉强瞄准并投了弹,指给飞行员返回机场的航向之后失去知觉。
1小时后,在下到5000米的高度时,领航员恢复知觉。
领航员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在高空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中脱落了一只手套,冻坏了一只手,从此长期不能参加飞行。
在检查事故时,发现氧气瓶质量不好。
1938年8月18日,也是因为氧气供应问题而发生苏联飞机迫降野地事件。
前线战场中,有时候也需要地面军队与航空兵,首先是轰炸航空兵协同作战。
1938年9月,日军指挥部决定进攻武汉,计划从3个方向实施进攻:
南路经南昌;中路沿长江;北路沿郑州——汉口铁路。
航空兵对日军运输船的轰炸阻止了日军沿长江推进,日军在中部和南部战场上损失惨重,于是把大量兵力调到北部战场,9月下旬,占领武汉以北的罗山。
中国指挥部准备反突击,在该地段集中了军队,并决定让航空兵压制罗山北郊和西北郊的日军炮兵和军队。
空军部队的代表有苏联机群领航主任维克托·捷尔列茨基、大队领航主任塞罗巴巴和斯柳萨列夫,在中国步兵师的指挥部制定了协同计划。
按照计划,罗山地区的地面军队于9月27日晨6时发起进攻,航空兵对日军阵地的空袭在晨7时开始。
此次飞行任务是中苏飞行员一同行动的。
9月27日晨5时55分,飞机起飞,1小时后,开始轰炸日军的阵地。
正在反攻的日军计划破产,开始退却。
中国歼击机的两个机群飞近目标,第一机群掩护轰炸机,第二机群进入俯冲,用机枪扫射从东面接近罗山的日军纵队。
当第二机群返航时,发现罗山西郊还有一个日军纵队,对之进行攻击,完成任务后全部顺利返回基地,无一损失。
9月27日的成功行动以后,指挥部决定今后将使用空军去支援陆军作战。
1938年10月2日,在研究了与陆军以及为轰炸机作掩护的歼击机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之后,苏联轰炸机从武汉机场起飞,在实现约好的空域同中国歼击机会合后,中国歼击机以两个6机编队将苏联轰炸机护送到目的地。
在苏联轰炸机投弹结束后,歼击机攻击地面目标,使罗山郊区的日军纵队及其辎重损失惨重。
后来的10月4日、5日的空袭也取得成功,这迫使日军指挥部为其陆军紧急组织对空防御,调来高射炮,日军歼击机开始在空中巡逻。
10月6日,在例行的空袭之后,苏联轰炸机同日军的歼击机遭遇,日机开始攻击。
但是由于苏联轰炸机武器的准确射击和密集的云层,使苏联轰炸机顺利摆脱。
四
苏联志愿飞行员都有丰富的经验,并受过充分的训练,平均飞行8年至10年,许多人从前是航校的教员（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所以能够在拂晓前的黑暗中起飞。
航线通常是先进入到日军后方,再从那里飞向目标,投弹后取最近的路线返回机场。
1938年8月11日,5机编队在黑暗中从汉口起飞,爬高到5000米,进入山区,沿长江平行飞行,距离长江120到150公里。
进入敌人后方50至60公里时,发现一个约由25艘军舰组成的大编队停在九江。
飞机进入战斗,在清晨6时从7500米的高度投弹,有3颗炸弹直接命中军舰起火,其余炸弹有的落在军舰附近,有的落在长江南岸码头。
由于袭击突然,日军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开火,直到苏联轰炸机脱离目标后,日军的歼击机才起飞,中方的飞机全部安全返回汉口。
当时在九江市集结了日军大量的军舰和运输船,其中包括清除长江布雷水域的扫雷艇。
11日黄昏,又有7架SB型飞机组成的机群去轰炸。
这两次空袭的结果,击沉了5艘敌舰,击伤7艘。
这些成功的袭击,长时间地阻止了日军在华中战场上的推进。
中国空军最初在高空的飞行,是出乎日军意料的。
日军赶制了一批专门用于高空飞行的歼击机,以便保卫后方机场和长江上的运输队。
1938年8月3日,苏联飞行员科托夫、阿尼西莫夫和斯柳萨列夫分别驾驶3架SB型飞机,对安庆机场进行轰炸和战斗侦察,那里有装备日军轰炸机的基地。
为了准确地消灭目标,3人决定采用单枚投弹的方法,每架飞机从7200米的高度对停机坪、机场设施、飞机和安庆码头上已经卸过货物的船只单独投弹。
由于3架飞机在目标上空时间过长,使日军高射炮可以瞄准射击。
在最后一次进入目标时,一个在附近爆炸的炮弹的弹片打坏了长机右发动机的增压装置。
此时空中也出现日军歼击机,18架“96式”编成两队从两边接近苏联飞行员,而后面则有7架“95式”的,一共有25架日军围攻。
在随后持续50多分钟的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共击落和击中起火4架日军歼击机,而日军的“96式”和“95式”始终不能伤及苏机。
苏机回到机场后检查,每架飞机上都有20至70个机枪弹孔,苏机组人员中仅有一名射击通信员腿部受伤。
但是苏联轰炸机也有挫折的时候。
在1938年8月12日的空战中,日机曾击落苏联由5架SB型飞机组成的机群。
后来苏联飞行员采取在歼击机的掩护下进行作战,在高空以大机群活动,中国飞行员也和他们共同行动。
最初的时候,中国轰炸机执行中国空军司令部的命令,而苏联飞行员则执行苏联指挥部的命令,彼此的目标也不同。
后来,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中方决定把所有中国飞行员编入苏联机群。
在轰炸编队中,苏联飞行员在左边,中国飞行员在右边,驻扎在一个机场上,生活也在一起,经常一起会餐,建立起生活和战斗的友谊。
1938年8月19日上午9时,27架日军轰炸机编成两个机群飞到武汉机场上空,遭到高射炮的射击和12架中国歼击机的攻击,日机从3000至4000米的高度轰炸了一个空机场。
苏联飞行员在前一天对长江上的日本军舰编队进行成功的空袭之后,降落在距岸180公里的“前进”机场。
日机在高射炮射击和歼击机的攻击下,损失两架轰炸机。
1939年2月20日,日军空袭兰州空军基地,11时30分观察站报告,在基地以南180至200公里发现日军轰炸机30架。
在离目标60至70公里时日机开始转圈。
中国空军司令部根据苏联顾问和飞行员的建议,没有命令歼击机起飞,而是继续观察敌人的行动。
1时10分,由8架飞机组成的第一个歼击机群起飞了,过了5分钟,又有11架飞机起飞,而后又起飞了两个机群,共起飞了40架歼击机。
当日军3个轰炸机群出现在兰州上空时,遭到我歼击机的迎击。
在这次空战中击落9架日军轰炸机,击毙63名机组人员,而中方仅有一名苏联飞行员负伤,也安全着陆。
日军没有能够到达空军基地,而把炸弹投在兰州市,炸毁一些民房。
1939年2月23日,日机再次空袭兰州,出动由57架双发动机的轰炸机,部分飞机把炸弹投到预备目标就返航了,部分继续前行。
中方歼击机还没有等敌机飞到机场上空就对它进行攻击,结果击落6架敌机。
在华苏联飞行员在同日机的空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善于识破敌人的战术企图,在空中攻击中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巧妙地利用敌方的轰炸机的防御薄弱处和死角。
后来日军不在白天对有高射炮和歼击机掩护的空军基地进行空袭,而主要转入夜间作战。
夜间袭击通常是在月夜和无云的夜间进行的,在晚5点和8点之间,日军对目标进行单机侦察,日本特务经常在地面上指示目标,方法是放火烧目标附近的民房或点燃篝火,以及用手电筒发信号。
1938年10月8日夜至9日凌晨,日军对苏联驻扎的武汉机场进行的空袭就是如此。
当日军轰炸机接近时,特务分子放火烧了军需库,军需库靠近机场,因而是轰炸机最适合的地标。
大火从夜间11时一致延续到凌晨3时,使日军3个轰炸机群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瞄准投弹。
五
空战举例:
1937年12月2日,由队长科兹洛夫率领的9架SB型轰炸机（各小组组长分别是涅斯麦洛夫、斯克克罗尼科夫和瑟索耶夫,机长是阿诺索夫、多贝什、纽希申、尼基金、涅莫什卡尔和萨若宁）,猛烈轰炸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港,击沉击伤了日本许多运输船只和巡洋舰。
为了避开日机攻击和炮火袭击,苏联飞行员运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把日机搞得晕头转向。
1938年4月29日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在武汉上空爆发。
中国和苏联志愿飞行员开始秘密向汉口集中部队,而且要以中队为单位超低空进行,集中了100多架歼击机。
14时,日本飞机接近武汉时,中国空军部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19架И-15和45架И-16已占领有利高度,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И-15编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歼击机,И-16编队负责攻击敌人的轰炸机。
此次战斗中共击落11架日本歼击机和10架轰炸机,击毙50名机组成员,2名跳伞被俘。
中、苏方面损失飞机12架,5名飞行员牺牲。
随着战线的转移,后来从苏联运来的SB型轰炸机到达武汉地区的机场,日军知道了此事,准备对武汉空军基地进行猛烈的轰炸。
而当时苏联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