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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策略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策略
一、引言
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未来或将陷人“中等收人陷阱”，并将2007年颁布和随后实施的《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与灵活性，导致工资增长开始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以至于很多投资人选择离开中国归咎为原因之一;相应地，学者们认为跨越这一陷阱的基本思路应是促进要素的流动和市场的开放，如放弃集体谈判的劳动关系改革，推行促进劳动力流动的租房落户的户籍改革和减少粮食补贴的农业改革，促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改革，等等。
这些观点和措施很大程度上都是新古典主义的，并且与欧美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提法一脉相承。
例如，更早时候，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
佐利克就宣称，中国已经走到了“中等收人陷阱”边缘，如果不接受世界银行开出的重大改革意见，经济将会长期停滞，乃至爆发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
问题是，遵循新古典主义而推进贸易开放和要素流动的政策能否摆脱“中等收人陷阱”?
进一步地，我们还要探究，“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基本命题?
回答这些提问需要分析以下一系列问题：
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经济高速增长一般会采取何种经济政策?
这些经济政策随着收入的提升将会遭遇什么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又应该采取哪些根本措施?
等等。
为此，本文尝试对“中等收人陷阱”的历史事实及其成因做逻辑化梳理，并对“中等收人陷阱”的内在机理做深入解析，由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做全面的审视。
二、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与发展战略选择
根本上，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及其在生产中的投人，这是分工深化和规模扩大的基础。
罗斯托认为，一个经济体要起飞必须将资金积累率从5%提高到10%以上。
11）正是基于依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演示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选择，这里逐一加以剖析。
1.如何才有较高的储蓄率以推动资本的积累
一般地，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主要取决于全民的储蓄倾向和收人分配状况：
前者涉及社会文化和风俗，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后者涉及国家的收人分配政策，是短期内可改变的。
显然，在消费倾向以及储蓄率相对稳定情况下，全社会储蓄率与收人差距密切相关，财富愈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储蓄率往往越高。
这在理论上可以由李嘉图模型加以解释：
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长期被压制在最低生计水平，而具有高储蓄和高投资取向的资本家则获得超出劳动力生计的剩余产品现实中，一个国家总收人中的资本利润（企业主所得）占有比重越高，劳动工资份额越低，往往会有越高的财富积累率。
2.—个社会的分配是如何导致收人差距不断拉大
这个问题主要起因于收人分配不公。
企业主的利润瓜分了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或财富，工人只能取得非常低微的工资。
这种情形充分体现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欧，也体现于当前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往往只能得到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
事实上，正是政府有意无意地实行收入分化政策，才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强制性储蓄”效应，从而形成非常高的资本积累率。
例如，为了借助收入分化而获得高水平的资本积累率，很多国家都曾对低收人群体征收高额税费，然后再以国家支出方式转移给私人并投资于生产，如19世纪的英国政府就利用间接累退税方式向大金融投资商支付高额利息。
3.巨大的收人差距下如何维系经济的持续发展
事实上，如果较高的储蓄率是源于较大的收人差距，那么，随着剩余产品的扩大和累积性生产的持续，国内消费会逐渐跟不上生产的步伐，从而必然出现相对生产过剩。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相应的需求作支撑，当其国内需求存在持续的严重不足时，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只能诉诸于外部需求，这已为历史实践所证实。
无论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实现第一代工业化的英国，还是在19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代工业化的法国、美国和德国，抑或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实现第三代工业化的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无不采用了商业和军事并行的方式，以致力于海外市场开拓，从而维系经济的高速增长。
4.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是如何开拓海外市场的
一般地，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武力胁迫打开外部市场，以国家力量为经济扩张服务，显然，这是霍布森所谓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并充分表现在重商主义时期;二是通过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开拓市场，以谈判和软实力打破贸易壁垒，显然，这有利于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倾销其廉价商品，并主要发生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事实上，在经济快速增长之际，英国就分别在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庞大的中国市场。
当然，随着工业经济和市场规模的发展，发达国家开拓海外市场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也逐渐由武力转向自由贸易。
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二：
一是武力开拓不仅引起发达国家和殖民地的对抗，也引发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冲突，从而造成极大破坏;二是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大公司逐渐摆脱对政府补贴、垄断特权及关税保护的依赖，并越来越多地依靠低价格和高质量取得竞争优势。
正是由于自由贸易符合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市场拓展需要，李斯特将崇尚自由贸易的古典经济学称为英国的国民经济学。
5.收人差距的扩大为何有助于该国拓展海外市场
在一个自由贸展水平，较大的收入差距也有助于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借助比较优势开拓海外市场。
这意味着，较大的收人差距会滋生两大效应：
一是高储蓄率造就了巨大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从而得以投人再生产活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二是低成本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和劳务，从而得以持续向国际市场倾销以至于出现大量国际盈余。
相应地，一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会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大量出超，这已经为各国经济发展史所证明：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如此，目前中国也是如此。
不过，这种现象显然无法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解释，因为根据后者，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机器和技术等，从而往往会是收支入超。
基于上述逻辑，经济快速增长与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为先发国家的历史实践所证实，对于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
20世纪下半叶成功实现第四代工业化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也是充分利用了特殊历史时期所滋生的市场空间，如二战后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共识降低了各国的贸易壁垒、西方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提髙了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冷战导致的发达国家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封锁，以及资本积累方式改变导致的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等，都是通过采取积极的制成品出口增长策略推动经济发展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开放后的20年间，中国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出口信贷、低息贷款、本币贬值以及外汇留存等方式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开拓国外市场，通过扩大出口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事实上，在拓展和争夺海外市场而采取的主要方式上，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同于率先工业化的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可以灵活运用自由贸易和武力胁迫两种方式开拓海外市场，军人和商人并肩作战，两种方式相辅相成，但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
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根据自身条件而兼顾两种发展战略：
要么利用主权保护本国市场不被严重侵占，这就是进口替代战略;要么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尽可能参与国际竞争，这便是出口替代战略，二者皆是发展中国家为推进经济快速增长所采取的战略选择，并已经为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刻画和总结。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与发展模式转换
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两条工业化道路都与市场的保护和开拓密切相关。
一方面，就进口替代战略而言，其核心思想在于为本国的工业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市场，体现为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国工业品替代原来需要进口的外国工业品。
这种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是李斯特倡导的生产力原则：
通过关税保护、进口配额、髙估本币等措施限制某些工业品的进口以保护本国刚刚起步的幼稚产业等。
另一方面，就出口替代战略而言，其核心思想是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体现为以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进而以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的出口。
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的比较优势原则：
通过扩大有比较利益的产品的出口，以改善本国资源的配置，从中获得贸易利益并积累发展资金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当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这两种发展战略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境。
首先，尽管在和平和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可以自然地拓展海外市场，进而通过交换价值的积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海外市场的规模拓展终究会受到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种种限制。
具体表现为：
第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升，从而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竞争优势;第二，不仅整个国际市场的扩张存在一定的限度，而且遭受产品倾销和市场挤压的国家也会采用各种措施保护其国内市场。
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曾经通过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政策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面临这样的问题，如西方各国因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制约了世界总需求的扩大，发达国家逐渐将削减贸易壁垒的锋芒指向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借助出口的持续增加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曾经获得极大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陷入危机，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这一点，需要分别对实行两类战略的国家进行分析。
一方面，就实施（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而言，在资本匮乏情况下实行的“举债增长”方式产生了两大问题：
一是“进口替代”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开拓海外市场，从而也就无法产生足够多的剩余产品;二是“举债式增长”会因还款付息陷人严重的债务危机，被迫为还债而髙估本币，这不仅会降低本国出口竞争力，而且有可能转变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
另一方面，就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而言，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国际市场需求，也会产生两大问题：
一是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冲击，从而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二是将生产集中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强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最终导致本国经济自我发展能力降低甚至丧失。
其次，如果对小国而言，外需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引擎，那么，对大国而言，其功效则会大打折扣。
根本上，大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是内需而非外需。
一方面，就小国情形而言，因为地狭人少市场容量不大，只有积极扩大外贸出口才能使其产品生产达到规模经济要求，进而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又因为经济总量也比较小，经济快速增长所需要的市场增量相对于全球市场规模不大，从而不会对全球市场扩张以及其他国家的市场需求构成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就大国情形而言，其本身所拥有的潜在的庞大国内市场足以支撑任何一种产品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无需过分依赖于国外的市场需求;同时依赖外需的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对全球市场扩展以及其他国家的需求空间构成极大压力，从而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抵制。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曾经遭遇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各种反倾销制裁。
也就是说，就大国而言，无论是庞大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巨额剩余产品的积累问题以及闲置生产资源的利用问题，都无法主要乃至仅仅求助于外需的推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一个国家越大，其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或内向性程度越大。
例如，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远高于19世纪末的美国，因而英国的经济外向型程度更高。
二是在人均收人相近的水平上，一个国家越小，其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
例如，尽管德国的对外贸易占GDP比例在50%以上，但其中一半是对欧盟国家的内部贸易;相反，如果以欧盟为计算单位，欧盟对非欧盟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20%多。
同样，尽管美国是一个推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但它仍是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目前，美国对外贸易额占GDP比率在25%左右，而中国则接近50%,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脆弱性”。
上述两方面的分析表明，依赖外需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并不能持久，甚至会逐渐走上“中等收人陷阱”。
显然，这就带来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问题，带来了需求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问题。
一般地，为了避免“中等收人陷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且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加以调整或转换。
1.提振内需
这涉及收入分配的重新调整等问题。
收入分配缩小有利于提升国内需求，缓和社会矛盾、冲突。
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比较来看，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是因为收入差距拉大无法有效地实现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所导致的。
例如，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代中期就达到0.45左右，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〇.5;到2007年阿根廷基尼系数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则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
相反，那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上都将收人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从而实现了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
例如，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19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
2.维持市场竞争能力
这有赖于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由于收入差距较小会导致资本积累率下降，因而需要通过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进入中等收人阶段意味着低工资成本优势的逐步丧失和出口竞争力减弱，因而需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利在高端市场与高收人国家展开竞争。
事实上，日本、韩国等成功摆脱“中等收人陷阱”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走上了自主创新道路，从而得以继续维持海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相反，那些陷人“中等收人陷阱”的拉美国家，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等条件制约无法进人中高端市场，从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四、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的战略选择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维系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措施是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这实质上是一个生产力的提升问题。
200年前李斯特就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在于财富的积累和交换价值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精神资本的蓄积。
李斯特认为，“创造财富的能力要比财富本身不知重要多少倍。
”~事实上，向别国购买廉价商品表面上看起来合算一些，但其后果将导致生产力处于从属地位;相反，生产力的提高不但可以使已有的财富获得保障，还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
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主要并不是决定于它所积蓄的财富（即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
问题是，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呢?
其基本路径无非两条：
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从外引进。
那么，究竟应该采用何种路径呢?
这就需要考虑时代特征。
1.早期社会的生产力培育
新古典主义支配的现代发展经济学倾向于回归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以确定产业结构，并实行与国际市场接轨和贸易一体化的经济政策。
但是，李斯特等人却反对这种自由主义主张，倡导保护和扩大某些生产部门，特别是那些生产力暂时落后于外国的幼稚工业部门。
李斯特认为“如果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必须采取保护制度，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手段。
在这个目标下实行这个制度有两个步骤：
首先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渐从我们的市场排除出去，这样工人、才能和资本在外国将发生过剩，它们必须寻找出路;其次，在我们的保护制度下，国外工人、才能和资本流人时应受到鼓励，获得出路，这样国外的剩余生产力才可以在这里获得出路”。
w李斯特认为，尽管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使后发国家的交换利益蒙受暂时的牺牲，但根本上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低偿损失而有余。
落后国家之所以需要实行保护政策，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从各国的竞争地位看，每个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同，在国际市场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在抽象的一般规则下不可能享有真正平等的经济自由;相反，只有当不同国家处于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取消保护制度才可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竞争，所有国家在自由贸易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共赢。
其逻辑如同处于自然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市场中无法拥有相等的权力，从而在纯粹市场竞争中不可能享有同等的自由。
从工业品的生产特性看，在现代科技作用下，现代制造业往往呈现出报酬递增的特性，因而自由贸易将使先发国家取得不断增长的规模报酬，获得不断增强的竞争优势，并滋生和强化整个世界市场的竞争不完全性;相反，发展中国家则只能收获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坏处，最终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赖纳特强调，制造业几乎都与技术变迁、规模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相联系，不受限制的市场开放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本国相应企业的成长，因而需要通过保护来发展本国制造业。
新古典经济学往往想当然地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视为自由贸易史，但实际上，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市场争夺史。
一方面对外进行市场扩张，另一方面对内实行市场保护。
为此，张夏准在《踢掉梯子：
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智力史如何被重写以合理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
》一文中，对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悖像作了揭露。
w从历史上来看，西方各国的制造业发展几乎都是在保护政策下实现的，从17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实行的基本上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中实行“自由贸易”的时间仅为6%;因此，即使被视为“自由贸易时代”的19世纪中期，也只不过是贸易保护主义原则的一个例外，而且这一阶段实际上实行的是温和的贸易保护主义。
例如，就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而言，在19世纪初，英国的棉纺织工业远远落后于印度和中国，为此，英国通过重商主义政策禁止东方棉纺织品进口，同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棉纺织品，进而在逐渐繁荣起来的棉纺织业生产中促生了“工业革命”。
不仅英国如此，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美国、德国，也都遵循贸易保护主义理论采用了进口替代政策。
按照刘易斯的估算，在1883年以后的30年间，德国制成品进口的增长慢于制造业的增长，从而整个这一时期都在搞进口替代。
美国在〖873-18"年的进口增长率一直远远低于其实际GDP增长率，总体关税率在30%-40%左右。
事实上，美国自独立之后实行了150多年的贸易保护政策，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全世界实施保护主义最积极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可见，目前对“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成因的流行认知是有片面性的，所推出的相应措施也容易治标不治本，即没有解决如何保障收入提升和经济增长同时进行这一根本课题，最终只能是推迟而无法从根本上跨越“中等收人陷阱”。
事实上，流行的学术认识和政策大多基于比较优势原理。
在认识上，中国的竞争优势就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中等收人陷阱”危机的成因是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人口红利消失;在政策上，跨越“中等收人陷阱”的根本思路是释放农业劳动力，从而继续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为经济增长补充人口红利。
然而，大量依靠人口红利促进增长的方式只能在收人水平低下的经济发展初期有效，这一阶段自然资源不足、资本匮乏的问题的确只能依靠劳动投人来替代和补充。
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将逐渐降低，资本的不断积累和丰富使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同时，劳动力丰富也并非支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反而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就如“荷兰病”一样，巨大的人口红利会使一个国家将大量资金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资金支持和物质激励，而根本上则无法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收人。
相反，只有及早地跳出对人口红利的依赖并釆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适当政策，才能有效地实现从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马克思增长类型转向以改进生产率为基础的库兹捏茨增长类型M，才能逐渐增加劳动所占的收人份额进而提高收入分配的均等性，才能实现需求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最终从根本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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