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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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关系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一度中断。
但从1979年起，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推动，两岸就开始了有规模的经贸往来，截至目前，两岸经贸关系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1979～1986年的试探阶段、1987～1994年的高速发展阶段和1995年至今的稳定增长阶段。
应该说，经过20多年的时间，两岸的经贸关系极大加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贸易方面，截至2005年底，两岸间接贸易总额累计4958.05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817.28亿美元，台湾向大陆出口4140.77亿美元。
从2003年起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则是大陆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市场。
截至2005年底，大陆累计逆差达3323.9亿美元。
根据中国大陆方面统计，截至2005年底，大陆累计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68095项，合同金额896.95亿美元，实际投资417.6美元。
台湾上市公司中已经有超过50%在大陆有投资，40%以上的投资项目已经赢利。
目前为大陆的第六大投资来源地，次于香港特区、维尔京群岛、韩国、日本和美国。
同时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地域已经由东南沿海向内地和中西部不断扩展，投资的领域则由轻纺制造业向技术型产业、农业、加工业及服务业扩大；投资主体由从事下游工业生产的中小企业向从事上游工业为主的大企业和集团扩展，形成了大、中、小企业并重发展，上、中、下游产业相互关联投资的局面；投资类型则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发展。
尽管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台湾当局设置了种种限制，使两岸经贸活动和人员往来呈现出明显的间接性、单向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两岸间的投资、贸易和人员往来都是经由第三地间接进行的，从而带来了距离远、耗时多、成本高、手续繁杂等许多不良后果。
在投资上，台湾对大陆的实际到位投资已超过400亿美元，而大陆在台湾则基本没有投资（由于台湾当局限制大陆资本进入台湾岛内，目前大陆资本不能进入台湾的土地和不动产领域）。
在人员往来上，台胞来大陆超过2600万人次，而大陆同胞赴台只有约70万人次。
由于台湾不允许雇用大陆劳工，所以长期以来两岸经济合作仅仅限于对台渔工劳务合作。
截至2001年底对台渔工劳务合作全面暂停，两岸累计完成渔工劳务合作金额11亿美元。
[1]
第一节两岸贸易关系
一两岸贸易关系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发展起来的，贸易规模由1991年的42.34亿美元扩大至2005年的912.3亿美元，规模扩张了20倍。
台湾的统计口径略有不同，但是也体现了两岸经贸关系增强的趋势。
按照其数据，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占台湾对外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9.1%上升至2002年的25.3%。
同期，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出口规模则由1991年的11.26亿美元扩大至79.47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7.61%，台湾自中国大陆的进口额占台湾全部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991年的1.8%上升至2003年7月的8.3%。
不过贸易不平衡现象已经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这一逆差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纠正，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按照台湾统计口径，1991～2003年7月，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累计达1936亿美元（参见10-1），尽管这个数字低于同期中国大陆统计。
导致两岸贸易快速扩张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两岸贸易政策的调整，中国大陆不断调低产品进口关税，取消部分产品进口管制，台湾当局也在开放大陆产品尤其是消费品进口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调整。
至少从表面上看，大陆消费品进入台湾市场的一些政策性障碍在逐渐减少。
二是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厂商在大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两岸之间在电子资讯和机械产品的生产方面，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因此有关电子资讯和机械产品及其零部件的贸易额，在两岸的贸易关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998年在台湾地区出口中国大陆的贸易总额中，这两类产品的贸易额所占比重为36.4%，2002年这两类产品的比重则为54.61%。
[2]同样，在大陆出口台湾的产品中，此两类产品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37.4%提升至2002年的53.49%，同期比重增加16个百分点（参见表10-2）。
表10-1两岸贸易统计（1991～2003）
表10-2是大陆对台湾出口贸易总体情况的基本反映。
在中国大陆出口台湾的前10项产品中，除了“电机设备及零件”和“机械产品及零件”这两类产品的贸易额占大陆出口台湾贸易总额的比重基本保持上升势头外，其余类别产品的绝对金额或相对比重，均处于起伏波动的态势中。
若按产品加工程度或附加价值高低划分，在大陆出口台湾的前10项主要产品中，至少有5种类别的产品基本属于初级加工产品。
按HS六位码检索，即使是钢铁、铝及其制品、锌及其制品，也基本属于原料或初级加工产品。
而基本属于消费品的寝具、灯具及零件、玩具、运动用品的绝对金额和相对比重，在经过一个时期（1998～2001）的小幅波动之后，则在2002年从台湾自中国大陆进口的前10项主要产品的行列中消失了。
看来中国大陆消费品在进入台湾市场的进程中，仍存在着一些实际的阻碍因素。
表10-2中国大陆出口台湾地区的前10项产品及其占中国大陆出口台湾地区总额的比重（1998～2003）
由于近些年来台湾出口中国大陆的前10项主要产品在同期台湾对大陆出口贸易总额中占有绝对的比重（最低为1998年的69.8%，最高年份为2002年的97.8%），[3]所以这10项产品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情况，可基本反映近年来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贸易的总体情况。
而这10项主要产品大致可以被划分为3种类型：
持续扩张型。
自1998年以来，台湾电子资讯产品对大陆的出口规模持续扩张，尤其是在2000～2002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近20%，其占台湾出口中国大陆贸易总额的比重，年均增加超过5个百分点。
同属于持续扩张型的“机械用具及零件”虽不如“电机设备及零件”那样显著，但该类产品占台湾出口中国大陆总额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12.63%上升至19.33%，同期比重增加近7个百分点；[4]新兴成长型。
同属于这一类型的为“光学照相器材”和“有机化学品”。
2000年以来，台湾光学产品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规模呈现比较明显的增长态势，其占台湾出口大陆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1.98%快速上升至2003年7月的9.25%。
同样有机化学品的出口比重也在逐渐上升，由2.23%提高至3.73%；[4]保持不变或逐渐下降型。
“工业纺织品”、“针织和钩针制品”已经在2000年后退出了前10项主要产品行列，“人造纤维丝”、“人造纤维棉”、“生皮与皮革”“塑胶及其制品”、“铜及其制品”这5类产品，虽然在大陆进口市场的竞争中均有不俗的表现（在大陆该类产品的进口总额中，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比较，按比重大小排序，此5类产品的比重一般均占据第一、第二的位置），但在台湾出口中国大陆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总体上看，两岸之间的贸易属于投资推动型，且具有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征。
从上面的分析看，在台湾输往中国大陆或者大陆出口台湾的前10项主要产品中，属于制造业的原料、中间产品或零部件产品类，占有绝对的比重；而电子资讯和机械产品及零部件在两岸之间各自出口或进口的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一直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两岸在此两类产品的生产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紧密且相对稳定的分工关系。
另外在光学产品、有机化学品的生产上，也已经呈现出产业分工的初始态势。
二两岸贸易关系与产业结构的联系
不过认真考量起来，对于贸易双方而言，两岸贸易所形成的产业联系还是有所区别的。
尽管与中国大陆各个产业之间联系的具体实现形式不同，但是总体来看，台湾通过向中国大陆的出口，已经与大陆之间形成了“出口中间产品或零部件——在大陆组装、生产和销售或转向第三国或地区销售”，或者“进口大陆的原料、初级加工产品或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在台湾加工生产或组装——出口大陆或转向第三地销售”的产业分工和循环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得以将自身的制造技术优势与大陆的包括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等在内的资源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
而实现和推进这个循环过程乃至推动两岸贸易快速发展的主导力量，正是在大陆不断扩张投资规模的台商。
同样，由于台商依据两岸之间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体系的布局和运作，在两岸之间现有的产业联系中，从制造业生产技术的层面考察，中国大陆仍处于垂直分工的下端；而由于中国大陆厂商对台湾的投资活动不能正常地开展，由投资推动的大陆对台湾的贸易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对完整的产业分工和循环体系，至今尚未建立起来。
具体表现为：
中国大陆出口台湾的贸易总额的绝对量增长不大；在中国大陆输往台湾的前10项主要产品中，某些大类产品的相对比重上下波动，起伏不定。
而由台商投资大陆所推动的两岸贸易，尤其是台湾出口中国大陆的贸易规模的快速发展，也正逐步成为拉动台湾经济及其结构变动的主导力量。
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台商向大陆的投资转移，对台湾岛内的产业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拉动作用。
从结构演变和调整的角度看，在两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产业梯度的现实背景下，由台商对大陆投资所拉动的台湾出口中国大陆的贸易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产业分工和循环关系，使得一些在台湾岛内难以为继的“夕阳产业”获得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同时台湾厂商投资大陆，也使得台湾岛内的重化工业得以进一步发展。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进入第三阶段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以及向第四阶段进口替代的过渡之中。
[5]在这样一个阶段，外部市场对于处于饱和期产业的产品如家电、机械、金属制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台湾厂商投资所开拓的大陆市场，成为台湾饱和期产业进一步扩张的基本条件，并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动台湾重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
统计资料显示：
台商对大陆的实际投资占台商对外投资总额的五成以上；台商在大陆投资的10个主要行业——电子电器、化学品、塑胶制品、食品饮料、纺织、非金属及矿产物制造、运输工具、机械、精密器械等的金额占台商在大陆投资总额的80%以上；除2001年之外，在1993～2002年期间，台湾重工业的年增长率一直为正值，且大多为两位数，而同期，除了个别年份如1994（1.4%）、1999年（0.4%），台湾轻工业的年均增长率均为负数。
这充分表明，拉动台湾重工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中国大陆。
大陆市场对于初入新市场的成长期产品如电子资讯产品、精密仪器和精密机械、个人电脑、合成化学或石化产品等，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是台湾第三阶段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向第四阶段进口替代平稳过渡并快速转向出口替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作为台湾实现由第三阶段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向第四阶段进口替代的平稳过渡，并基本完成第四阶段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快速转变的具体标志，电子资讯行业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内迅速成长，除了因为具备相对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之外，中国大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也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电子资讯行业内的台商通过台湾接单——中国大陆出货、台湾管理——中国大陆生产、台湾生产——中国大陆组装或台湾研发——中国大陆生产的运作模式，有效地实现了两岸之间的优势互补。
可以说，大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对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台商在大陆投资的行业构成中，电子资讯行业的投资比重一直独占鳌头，两岸贸易关系中电子资讯产品的贸易比重一直稳居首位，以及台湾电子资讯行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尽管在技术层面上，两岸之间目前依旧显现“垂直分工”的态势，但是台湾制造业，包括它的新兴产业都已经逐步“嵌入”了大陆制造业体系之中。
因此即使在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投资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两岸制造业体系之间的分工关系仍然在向着纵深层次发展。
作为一个经济体，台湾制造业体系所需的相对完备性，正是通过与大陆之间的贸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过与大陆制造业体系之间的分工关系予以实现的。
关于台湾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以及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分工走向问题，有的学者研究认为，21世纪初期，台湾制造业的对外循环结构，已经由过去传统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即自“日本进口机械设备与零部件——在台湾加工、制造、生产——再对美国出口销售”，转变为目前的“四角贸易循环模式”，即“日本进口——台湾设计——中国大陆加工——美国出口”。
[6]在未来的几年内，则可能会出现“新三环经济结构”，即“台湾利用日本技术——在中国大陆加工——在中国大陆销售”，替代现有的“四环经济结构”。
而从发展的角度看，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将由“新三环结构”最终走向“二环结构”，即直接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直接循环关系”。
那么台湾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制造业的发展与演变关系上，就表现为：
依据两岸贸易发展趋势及其产业分工的基本走向，在优先发展新兴制造行业如电子资讯、生物工程的同时，通过对重化工业的整合，以保持台湾制造业体系的相对完备性。
而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尽快实现两岸“三通”，以修复和稳定大陆台商与岛内厂商之间的产业关联关系；其次要尽快对大陆资本开放。
因为大陆资本进入台湾，无论对于台湾新兴制造行业的发展，还是对重化工业的整合，都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两岸的贸易主要是投资拉动型，因此其发展态势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两岸投资关系的发展态势和两岸投资政策的变化调整。
下面将对两岸投资关系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展望。
第二节两岸投资关系
两岸投资关系在性质上是属于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的投资交流与合作的范畴，是中国主体同其尚待统一的特殊地区——单独关税区之间的投资关系。
但是由于政治上两岸还处于分离状态，所以两岸投资在运作方式上基本上是按照国际资本的运行模式和国际经济惯例进行。
正因为如此，两岸投资关系的发展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一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发展阶段
两岸的投资迄今已经经历了20多个春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如表10-3）。
表10-3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情况（1991～2005）
这20多年的投资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
1.尝试阶段（1981～1987）
二战后，两岸在1949～1978年之间一直处于政治、军事的尖锐对峙阶段，因此两岸间的一般贸易大多是通过香港等地以间接贸易的形式实现。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大陆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两岸关系的措施，两岸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
在其后的几年中，又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两岸交流的方针政策，从民间开始，使两岸之间民众可以相互了解。
这一阶段的台湾当局对两岸的交流持消极态度，直到1985年才采取“不接触、不鼓励、不干涉”的原则，默许两岸的经贸交流。
因此这一时期，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多是中小企业“投石问路”的形式，投资的特点则是投资少、见效快、撤资快、放弃成本小的小型项目，而且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
2.扩张阶段（1985～1993）
随着台商对祖国大陆的了解，台湾对大陆的投资也不断增多。
台湾当局也意识到对于台商的利益追求禁是禁不住的，遂转向采取放松管制的政策。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1991年5月又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而大陆在此时期则继续采取各种促进两岸经贸交流的政策。
而台湾在这一时期正值汇率升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阶段，于是台商更多地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外移。
这一时期的投资特点是：
投资行为趋向长期化。
许多台商把大陆沿海地区作为加工出口基地，形成“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资本运转方式；投资的深度与广度也有新变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由加工出口产业初步扩展到房地产、园区建设等方面。
3.调整时期（1994～2000）
有专家把1994年以后这一阶段称为台资投资的衰退期。
在这一时期中发生了两件对台商投资影响重大的事件，一是台湾接二连三出台的一系列不利于两岸经济往来的政策，二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岸经济关系的高速发展，使得台湾当局担心大陆由经济渗透到政治渗透，会威胁其安全与政治利益。
因此从1994年起大力推行“南向政策”，极力分散台商对大陆的投资。
由此台商对大陆投资增长减缓，而这一时期台资则大量进入东南亚。
1996年8～9月间台湾当局更是提出了“戒急用忍，行稳致远”的主张，使得1996年以来，两岸经贸交流再次出现低落现象。
1997年5月28日台湾公布新版《企业对大陆地区投资审查方法》，对台商赴大陆投资办厂开始采用“准许”、“禁止”、“专案审查”3类标准进行规范和审查。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对台商的投资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年亚洲国家如泰国、印尼等国货币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汇率相对坚挺，这使大陆部分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从而影响了在大陆投资这类产业台商的积极性。
东南亚国家恰恰利用本国货币贬值使生产成本投资成本降低的优势，重新发展制鞋、体育用品、纺织等夕阳工业，扩大与中国的竞争范围，同时又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措施竞相吸引台资等外资，这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互补性程度下降，从而使得同层次台资更多流入东盟国家与地区。
虽然一系列不利于两岸经济往来的政策的出台及同时期东南亚国家投资成本的降低对于台商投资大陆产生了影响，但并没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两岸经贸交流日益紧密的趋势。
东亚金融危机后的泰国、印尼等国因经济衰退、政局动荡导致国内投资前景不明，国内居民购买力不足也使得市场狭小，因此仅仅依靠货币贬值引起的投资成本下降以及台湾当局的“南向政策”还不足以吸引台商弃西南进。
所以，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大趋势并未改变。
不过因为台湾长期以来奉行“不准中国大陆资金进入台湾”的政策，对中国大陆入台资金加以严格控制，多年来形成了台湾对中国大陆单向投资的格局，所以以上3个阶段中两岸之间一直是单向投资格局。
4.后世贸组织阶段（2001年至今）
伴随着两岸先后加入世贸组织，两岸的经贸关系呈现新的格局，两岸的投资关系也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当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岸投资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波动，而且这种波动在未来还会持续出现，但是总的趋势将使两岸的投资关系日益紧密。
这期间，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台商对大陆投资快速扩张，呈现规模大型化与投资产业层次高级化趋势，成为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投资取代两岸贸易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主流。
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对外投资地区，而台商在大陆的发展已进入本土化经营的高级阶段。
二台商对大陆投资的主要特征
1.台资加速流向长江三角洲的同时，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
考虑经济腹地大小、市场辐射能力及产业结构的配套等因素，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重心转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
2000年台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金额就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此后一直保持这一态势，近几年台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比重都接近50%，上海、昆山、苏州、南京、宁波等一带成为台商投资密集地区。
在台湾电子资讯厂商巨头如中芯国际、宏力半导体等加速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的趋势下，其他电子资讯厂商纷纷跟进，长江三角洲逐渐成为以IT行业为主的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中心。
这其中的缘由主要在于因为特定产业的成品装配厂商到大陆投资后，上游的零件供应商为了维持彼此间的网络关系，也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与关税，随之前往投资，形成显著的群聚效应。
而这种群聚效应所产生的台商投资“区域性自我积累机制”，将使得台商投资的地域模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因此，目前台商对大陆投资主要仍将在东部地区内进行合理化调整。
台商对大陆投资尽管在地域上主要分布在以江苏与广东为核心的沿海地区，但在空间上也开始出现分散化趋势，开始向北部和中西部转移扩散。
特别是受近年来大陆内需市场逐渐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带来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北京申奥的成功以及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影响，台商也明显加快了对环渤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投资步伐，投资地区辐射发展，空间分布呈现分散化趋势，如环渤海地区的山东、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湖北、四川，东北地区的辽宁，在此期间的投资金额都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见表10-4）。
表10-4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地域变化（2000～2003）
可以说，目前台商对大陆投资逐渐走向成熟，台商的投资战略与目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已进入以开拓与占领市场为目标的市场导向型投资阶段。
2.台商大陆投资产业层次趋向高级化
传统意义上，台商对大陆投资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与农业较少，即投资格局是由两岸的竞争优势与产业分工模式决定的。
但2001年后，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产业的单纯转移，而是包含了高技术产品在内的新兴制造业在大陆的急剧扩张，已经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电子电器、化学品、基本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精密器械制造、机械制造、运输工具制造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所占比重已达70%以上。
以电子资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台商投资的主流，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重逐年下降，台商大陆投资的产业层次趋向高级化（见表10-5）。
值得注意的是，电子电器制造业比重在2000年达56.2%之后，开始逐年下降，2003年时已经下降为27.3%，显示台湾电子业在大陆的投资布局已经接近完成。
而服务业等其他投资开始增多，从投资金额看，2000～2003年台商投资服务业由2.98亿美元增长至12.95亿美元，这种趋势与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开放程度提高直接相关，并将随大陆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而日趋明显。
表10-5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的产业变化（1991～2003）
3.大陆台资企业呈现本土化趋势
进入后世贸组织时代，大陆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成长，扩大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但两岸不能全面“三通”，台资企业所需的原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运输成本削弱了其产品的竞争力。
台资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不得不在大陆对其所需的原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就地取材”，台资企业在大陆进入了本土化经营的新阶段。
这主要表现在：
采购与生产本土化。
台商在祖国大陆不断增资扩产，扩大当地采购比重，以建立庞大的生产基地；研发本土化。
台商增资扩产在祖国大陆建立起庞大的生产基地后，许多商家又在大陆建立研发中心、IC设计中心及软件开发基地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包括宏电、神达等一批台资企业都已在祖国大陆设立了颇具规模的大型研发中心，台商大陆投资已转向生产、研发与行销并重的新模式；人才本土化。
在增资扩产和建立研发中心的同时，有些台商还与祖国大陆科研实力雄厚的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的大学、科研单位合作，开办培养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并广招祖国大陆本地的高层次人才，大力推行企业人才本土化策略。
台商对大陆由资本技术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是台商在大陆经营发展高级化的重要标志，标志着台商对大陆投资从量变走向质变，进入了在祖国大陆“扎根”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节中国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和签署CEPA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一世贸组织框架下两岸经贸关系的新格局
伴随着两岸先后加入世贸组织，两岸经贸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方面，由于中国大陆关税的大幅度减让，会促进港澳台商品对大陆的出口和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在世贸组织规则约束下，台湾也不可避免地要放松对大陆投资和商品的进口限制。
而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和两岸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则是东亚经济发展格局一件十分值得关注的事情。
1.市场、政策环境变得更加宽松
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陆承诺实施《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议》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取消对外资企业国产化比率的限制性措施，逐渐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商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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