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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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农村改革方面的全面解读

农村改革是我国启动改革开放的起点，仍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农村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一些长期以来议论较多但始终没有触及的改革有了明确提法，对一些过去虽有涉及但意见并不明确又事关重大的问题有了突破性、开创性的改革意见，在理论和政策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决定》以赋予农民更多权利和利益、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线，明确提出了“三个赋予”、“七个允许”、“四个鼓励”、“五个保障”、“六个推进”、“三个建立”、“六个完善健全”、“四个制度改革”、“五个城乡统筹”的农村改革任务和举措。

三个赋予是：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七个允许是：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允许通过试点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四个鼓励是：

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

五个保障是：

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

六个推进是：

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三个建立是：

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农村产权流转市场，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六个完善健全是：

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四个方面的制度改革是：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五个方面的城乡统筹是：

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

《决定》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是：

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向农业企业流转，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选择试点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这些重大论断和政策突破，必将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关于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决定》明确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从理论上讲，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城乡要一体化发展。

农业和工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支柱产业，农村和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两个基本区域。

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彼此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农业和农村发展，离不开工业和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同样，工业和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支撑和促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充分发挥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作用，特别是充分发挥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如果把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割裂开来，使它们失去相互联系，形成两个封闭的体系，那么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就会遇到极大障碍，农业和农村就发展不好；工业和城市的健康发展也会遇到极大困难，工业和城市也发展不好。

也就是说，城乡分割，城市和农村都发展不好。

只有城乡一体，才能实现农业和农村、工业和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推进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个主要障碍。

所谓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在制度层面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从身份上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公共资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向城镇和城镇居民倾斜，农村得到的公共资源和农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滞后于城镇和城镇居民，农民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不能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比如，在户籍制度方面，户口在性质上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民被登记为农业户口，城镇居民被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不能自由转换为非农业户口。

在这种二元户籍制度下，大量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大部分时间也不在农村居住，但并不能真正获得市民身份，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和融入城市，无法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享受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

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方面，财政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的投入强度明显低于城镇，农村低保标准、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社会养老保险补助水平明显低于城镇，特别是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进城务工农民的覆盖度较低。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2年单位或雇主为务工农民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14.3%、24%、16.9%、8.4%、6.1%。

在土地征收和交易制度方面，城市国有土地可以直接上市交易，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上市交易，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补偿，而是按照土地的原有用途收益补偿，补偿标准明显偏低。

由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资源不能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城乡生产要素不能平等交换，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均等，使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发展差距拉大。

从根本上讲，这种以城乡分割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不破除，城乡发展一体化就实现不了。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大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二、关于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这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指出了明确方向。

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这是一个重大论断和理论创新。

第一，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发展。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能极大调动农民积极性和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

这种基本经营制度是在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并在农村改革的深化中不断丰富、完善、发展。

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就是适应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统”和“分”两个层次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和方式创新。

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就是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充分发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在规模、效率、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充分发挥企业经营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的先进生产力作用，推动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使农业经营方式更加丰富、更加具有竞争力，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加充满制度活力。

第二，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能有效完善农地权能结构，推动农地制度创新发展。

即由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两权并行分置”向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并行分置”发展，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权能和权益关系，提高农地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效率。

农村改革之前，我国农地制度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和经营集体土地。

农村改革建立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成功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离，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民，这种“两权并行分置”的农地制度较好处理了国家、集体、农民权益关系，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呈现出良好的制度绩效。

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发展，大量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这部分农民虽仍具有农民身份但已不再从事或不主要从事农业，虽仍是集体土地的承包主体但已不再是或不主要是集体土地的经营主体，农村土地流转大量发生，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日趋普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权设置越来越呈现出实践必要性。

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2.7亿亩，已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

顺应实践要求，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承包权”和“经营权”分权设置，明确经营权流转及行使的法律地位，建立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并行分置”的新型农地制度，显得十分必要。

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是承接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载体。

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中，家庭经营是基础，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主要是在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基础上形成的。

因此，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就可以有效推动实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权设置，形成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并行分置”为特征的新型农地制度，优化农村土地所有、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布，更好坚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更好保障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更好用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农地资源有效配置和现代农业发展。

三、关于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决定》明确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赋予农民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是一个重大政策突破。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使农民对承包地的权能更加完整和充分。

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农民同土地的关系，有利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有利于保护土地使用权作为农民的用益物权，有利于扩展农地的生产经营功能，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通过承包经营获得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现行情况下，农民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的承包经营权，按有关法律规定，耕地承包期为30年，草地承包期为30~50年，林地承包期为30~70年；另一个是宅基地使用权。

另外，农民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集体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获得“四荒地”承包经营权。

按现行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农民享有的承包地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以及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流转方式。

但是，由于《物权法》规定，耕地、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因而使得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权能不完整、不充分。

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使用权权能，就是赋予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拥有抵押、担保等权利，使农民能够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担保等活动。

将抵押担保权注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可以充分活化土地使用权的金融功能和作用，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有效缓解农业农村发展中面临的融资难难题，使农业农村发展获得有效金融支持，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所以，在农民已经拥有的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以及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流转方式权能基础上，赋予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使农民拥有的承包地权能更加完整和充分，是实践的迫切需要。

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中央政策已经在林地承包经营权方面进行了成功实践，受到农民广泛欢迎。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2003年中发9号）》规定，林地使用权可抵押、担保、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条件。

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2008年中发10号）》规定，林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依法对拥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使用权进行转让、入股、抵押。

林地是农村集体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成功实践，为在一般意义上规定赋予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抵押、担保权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另外，近年来，不少地方对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权利进行了探索，极大改善了农民融资难状况，农民利用这些抵押贷款资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投资创业，大大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

这些实践也为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的政策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

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不会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绝对不会出现所谓的农村集体土地改变性质问题。

有人担心，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会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这种担心是没有依据的。

因为，从法理上讲，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所抵押的只是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即用益物权，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抵押并不会改变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性质，即使出现抵押风险，所转移的也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即转移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并不会发生转移，因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并不会因为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和担保权利而改变。

四、关于鼓励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决定》明确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这为农村土地流转提出了明确方向和要求。

农业企业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并列，成为承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载体，是一个政策突破。

第一，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要。

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留在农村务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农业生产人员老龄化、后继乏人问题日益严重，“将来谁来种地”已成为我国农业健康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

2012年底，全国农村外出务工经商劳动力已超过2.63亿人，40岁以下占60%，平均年龄37岁。

据第二次农业普查，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1~60岁占21.3%，60岁以上占11.2%，即农业从业人员近1/3已超过50岁。

动态看，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发展很快。

与第一次农业普查相比，第二次普查时5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上升了14.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44个百分点。

按此趋势，到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时，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比重将超过50%。

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2012年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49岁，2003~2012年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增加5岁，平均每年增加0.5岁。

与老龄化一并出现的还有农业从业人员女性化和低文化程度化。

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农业从业人员中，女性占53.2%，超过男性6.4个百分点，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超过50%。

在一些工业化、城镇化先行地区，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女性化更为严重。

浙江省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占比达到53％，30岁以下的仅有6％；江苏省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平均年龄已达58.2岁。

即使在农业大省，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也很明显，据湖南省粮食生产大县宁乡县调查，该县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比高达63％，女性占比高达65.7％，20~29岁的仅占3.5％。

对照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标准，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劳动力为老年劳动力，老年劳动力占比超过15％时为老年型劳动力结构，我国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已明显处于老年型。

所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十分迫切。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形式。

承包经营权向这些经营主体流转，有利于推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成长。

第二，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是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需要。

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从事农作物种植业的农户户均土地规模不足10亩，不少农户的土地还分散为几个小块，90%左右的农户养肉牛数量在2头以下，93%左右的农户养猪数量在10头以下，80%左右的农户养羊数量在10只以下。

这种小规模分散经营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是我国农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

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

第二个飞跃#from本文来自学优高考网，全国最大的高考资源网end#，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

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

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限，甚至超过区的界限。

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是推动农业实现规模经营的根本途径，有利于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三，承包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是提高农业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文章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农村改革方面的全面解读出自

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确保不损害农民利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要规范土地流转管理，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全县乡村土地流转服务网络，推动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公开市场上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五、关于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

《决定》明确提出，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这不仅提出了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基本要求和方向，同时提出了支持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

合作经济在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思想中受到高度重视。

马克思在1864年10月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高度评价了当时工人创办的“合作工厂”，认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因为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把合作经济的联合劳动看作是取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一种经济形态。

在1871年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

“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恩格斯在1886年的《致奥古斯特·倍倍尔》一文中也明确指出：

“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在充分体现其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论合作制》中，列宁宣称：

“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合作经济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农业的农户分散经营特征，决定了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农产品大市场的矛盾，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发展合作经济是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的有效途径。

合作经济是联结市场和农户的中介和载体，在传递市场信息、普及生产技术、提供社会服务、组织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改变单家独户农民进入市场势单力薄的弱势地位，扩大农产品商品销售规模，使个体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微观层面联合起来，以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一体的组织结构、适度的组织规模进入市场，实现分散生产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大大提高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和竞争能力，是组织和服务农民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在农业生产领域以外，合作经济还可以在广泛的农村事务中有效解决一家一户农民解决不了、解决不好或解决起来不经济的事情，是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

目前，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仍然是我国农业农村经营方式的主体，必须通过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区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提高农业农村生产力水平，增强农业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农村发展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合作，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和趋势。

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社都受到广泛重视。

目前，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农民合作社。

在发达国家，农民普遍参加合作社，美国5/6的农民参加各类合作社，法国4/5的农民参加农业流通合作社，荷兰农民生产的产品80%以上通过合作社销售，日本农民几乎百分之百参加合作社，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民依赖和依托的主要经济组织。

特别是在人多地少国家或地区，农业合作十分发达，合作社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在荷兰，3个奶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