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清对六朝碑的研究doc.docx

1、李瑞清对六朝碑的研究doc李 瑞 清 对 六 朝 碑 的 研 究（转）来源： 陈言兴Maoist的日志 李瑞清（18671920），江西临川人，字仲麟，号梅庵，斋名玉梅花庵、黄龙砚斋。清光绪年间进士入翰林，三署江宁提学使，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提倡国学、科学、美术，不遗余力。1906年在两江师范设立图画手工科，开我国高等学校设立艺术系科之先河，首先在中国成批地培养出了近现代书画、美术专业人才。入民国自号清道人，在上海鬻书画自活。所书碑帖、墓志铭、习字帖等印行甚多。他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书画家。学生颇多，世称李健、胡小石、张大千是其三高足。其书法“于古今书无不学，且无不工”，“每临一

2、碑，高越前人，惊绝海内”，“恢奇绝世”，得到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曾熙等诸多大师、名家高度评价。当时称清道人书派。世有北李南曾（曾熙）之称。李瑞清与曾熙、吴昌硕、沈曾植被列为民初四大家。 一 历史背景 六朝的含义，引用祝嘉先生的说法：不是指建都在南京的吴、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而是指指晋、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这与一般冠以“汉魏六朝”诗文书籍，包世臣（17751855年）、康有为（18581927年）论书所说的“六朝碑”是一致的。在时间上，北朝的魏（北魏）、周（北周）、齐（北齐）等包括在六朝里1。六朝，特别是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动荡的时代。晋朝（即西晋）于265年始，至317

3、年东迁（即东晋开始）到元熙二年即420年刘裕代晋。刘裕称宋，后经齐、梁、陈四个朝代即南朝，历时一百七十年至589年。北朝自鲜卑族拓拔珪于386年建立了魏国即北魏，后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534535年，分裂为东、西魏。又有北齐（550年）、北周（557年）立国，历时二百零四年。南北对峙，各自为政。581年，杨坚称帝，建立隋朝。589年统一南北，至618年被唐所灭。 南朝受晋朝“禁碑”的影响，官民立碑者少，著名的碑刻不多。但也有像“二爨”、瘗鹤铭等著名碑刻流传下来。南朝书法主要受魏、晋影响，书者多师锺（繇）、王（羲之），以柔美俊逸的书风见长，属魏、晋遗风，创新性不大。书家多留

4、迹于文牍手札，后来摹刻成帖（南帖）以传。 北朝到魏孝文帝元宏即拓拔宏，改革政治和鲜卑风俗，迁都洛阳，大兴文治，采用同化政策，接受中原文化，使北魏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书艺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方面。北朝书艺不仅未受“禁碑”影响，可能还远受树碑立传盛行的东汉之影响，又流行佛教，立碑造像刻石之风颇有秦汉“坚碑立榜”之势，甚至超过秦汉。还有北方民族固有的强悍的个性影响，其书风大别于南朝，不仅刚劲有力，也有风韵，不单拘守于纸帛，已脱离了魏、晋行草书，上溯周秦两汉，产生了独树一帜的“魏碑”，即“魏体”、“北碑体”。这是书体的重大创新。众多的北碑与“二爨”、瘗鹤铭等著名南碑都是碑学乃至书学史上的辉煌成就。 六朝碑

5、包括碑碣、摩崖、造像、墓志等，特别是北朝时期，数量之多，难以计数。书者各显其能，尽展其才，无拘无束，自由发展，书风特色，异彩纷呈，涌现了众多未留名的书法高手，出现了书法史上的奇观。 隋朝虽短，因南北统一，又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对书学的发展是很有益的。李瑞清先生曾概括隋碑，“以南北合流，上承六朝，下开李唐，为千古楷书极盛之时”。 唐代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经济繁荣的局面。唐代帝王爱好书法的颇多，书家不乏其人。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他专宠王羲之书法，大力创导并身体力行。所以，唐代学王书成风。朝廷鼓励书法学习、研究，科举取士，兼重书法。唐之国学有书学，设书学博士。

6、即使不专门学书的儒生，也须学书。书学受到朝廷的空前重视，无疑促进了书学的大发展，出现了群星灿烂，书学盛行的时代。但由于统治者的干预，要附和统治者的意识，不可能真正自由发展。这对日后书学发展有深远影响，使书法最终走向“馆阁体”起到了负面作用。李瑞清分析了历史上碑学与帖学的情况后，认为“大约汉、魏至唐，无不重视碑。南朝士大夫雅尚清谈，挥尘风流，形诸简札，此帖学之萌芽也”。“简书尚妍雅，碑志尚古朴。” “宋以来，帖学大行而碑学微”，能书碑者屈指可数， “碑学之中兴，自阮相国（清阮元，17641849年）始”。后有包世臣、康有为等著书立说，宣传倡导，人们渴望书法突破“馆阁体”的束缚，变革求新。“三尺之

7、童，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碑学发展之势己不可挡。 作为碑学家的李瑞清，对“六朝诸碑，靡不备究”，“学北碑二十年”的体会是“南北虽云殊途，碑帖理应并就”。这与重碑轻帖、重帖轻碑的书家不同，其对六朝碑的研究更具客观性与科学性。二 对有关六朝碑的分行布白，结字章法的研究 在研究著名的摩崖石刻瘗鹤铭时，有书记载明末张力臣（即张弨，1624？）雅好金石文字，尤其对瘗鹤铭感兴趣，嘗登焦山考察研究，乘江潮归壑，往山岩下，坐地仰读。“聚四石（当时他见到的是出水前的瘗鹤铭原石，可能见到的是四石）绘为图联，以宋人补刻字”。李瑞清认为“张力臣依原石作图，依空补文，今金石家以为定式，不知摩崖书，随字体、石势高下，不得

8、以长短定文之多寡”。这就是书家从书学的角度对瘗鹤铭的研究不同于金石家的地方。依石之空，补刻文字，但摩崖石上之空处，可能原来就没有刻字。开始补字成文的人提出一家之说。从实际情况看，后人再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有新意者不多，人云亦云者多。是五石还是六石？为何石上的字是直行从左到右，不同于汉字书写最通用的从右到左的定式呢？五石现在的摆放怎么能说明原摩崖上书写的内容？等等，连张氏自己也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说明这种方法依据不充分，科学性不强。而张氏所见的瘗鹤铭，是出水前原石上的书迹，应远胜于拓本。石不全，字不全，但可作为研究其书艺的范本。所以，李瑞清先生曾不避江风，昼夜坐卧碑下，仔细研读过瘗鹤铭。摩崖之石

9、不同于碑石，是自然之石，有石质、地势、地形等方面的差别。在摩崖上书写一要看书写的字体，二要看摩崖之石质、石势，不可能将字迹书写得比较匀称。实际情况表明，在不同的摩崖石上，书写不同的字体也是有区别的。李瑞清认为瘗鹤铭还有源于金文的“其上下相衔之妙”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六朝碑中“均得其秘”。“瘗鹤铭书势亦带行押体”。瘗鹤铭通常来讲是楷书。（图一）是瘗鹤铭保留下来的原摩崖石刻2。由（图一）可见，很多字不是“端端正正”的楷书，还有带有行书书体的字。九十余字中，两个“于”字，上面的“之”字，“表”字，“亭”字等，很有行书的意思。李瑞清先生还认为唐太宗赞王羲之“字似欹而实正”之妙，还有兰亭序中同一字的多样式

10、，其实是从金文中得来的。（图一）中的“旌”“胎”“表”“后”“侣”“掩”“丹”等字，看似斜，而实正。从字与字，行与行的关联来分析，不仅不难看，反而有其特有的韵味。这样的妙秘在瘗鹤铭、爨龙颜碑、张黑女志（北魏普泰元年即531年）、匡喆刻经颂（北周大象元年即579年，摩崖刻经）及郑道昭所书诸碑等六朝碑中传承下来。正如他所说“其要在得书之重心点也”即“力学所谓重心点也”，以科学的原理解释了“字似欹而实正”之妙。从用笔结字分析，匡喆刻经颂与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六朝摩崖刻经，无年月）相同，不同之处是字形大小异势，当为一人所书。他还认为“写碑与摩崖不同，其布白章法亦异，一有横格（碑刻），一无横格（摩崖石刻）

11、。包慎翁（包世臣）深悟此理。但以无横格为古人之高妙，又以九宫法求之，谬矣。”“然不论有格无格，皆融成一片。此学者不可不留心也。”仍以（图一）瘗鹤铭分析，大字“势”、“瘗”、“禽”等比小字“上”、“表”、“留”、“（右边的）山”等大很多，剪裱的拓本字迹，必然大小不等，参差不齐。“故古碑剪裱，则觉大小参差，而整张拓片视之，不见大小，浑然一体。大约下笔时须胸有全纸，目无全字。”日本菅野智明评：“这种论述，使人耳目一新，一看便知此及李氏独创也”3。对李瑞清有深入研究的菊南山先生早在1994年撰文百年难得一见的书学大家说，李瑞清提出的“胸有全纸，目无全字”箴则，传诵一时4。深知金文书法的李瑞清发现“姬周

12、以来彝鼎（金文），无论数十百文，其气体皆联属如一字，故有同文而异体，异位而更形，其长短、大小、损益，皆视其位以为变化，一字之妙用，全器之布也。”篆书发展到汉代，有重大的变化，“两京（即西汉、东汉）篆势已各自为态”，金文布白章法的特点、妙秘在汉篆中已难见到了。这种变化是一般研究者、书法家没有看出来的。金文书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已经结束，如同不会再现唐诗的时代一样。但在开通褒斜道刻石（简称大开通，东汉永平六年即63年，摩崖石刻）、石门杨君颂（东汉建和二年即148年，摩崖石刻）等几种隶书中，瘗鹤铭等六朝碑中这样的布白章法妙秘得到了传承，此外“鲜有能窥斯秘者”。 三 六朝碑的源流演变与特色书法源流一直

13、是书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书法源流与汉字源流密切相关但不相同。不论是论书法源流还是论书体源流，一般多是按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出现的先后论述，或篆隶楷行草，或按历史朝代的先后论述等等，与汉字字形源流（演变）没有大的区别。但不同书体，不同流派怎样演变，上承下启关系没有解决。李瑞清一生注重书体、书派源流演变内容的学习、研究，认为六朝诸碑的源流演变、特色与不同的汉碑（隶、分书）、金文（篆书）有相关的联系。其研究结果举要：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使君（宝子）之墓碑，东晋义熙元年即405年），南碑中的名品，与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龙颜）之碑，

14、刘宋大明二年，即458年）并称“二爨”。因爨宝子碑小于爨龙颜碑，所以宝子称“小爨”，龙颜称“大爨”，都在云南，是云南之二宝。爨宝子碑源流：金文（大）盂鼎（西周康王即公元前1020年公元前996年的青铜器）铭文。张迁碑（全称汉故穀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东汉中平三年即186年）也是源于（大）盂鼎铭文的汉隶之一。张迁碑上承（大）盂鼎铭文书法，下启爨宝子碑，方笔笔法一脉相传。但字形字势有变化，由金文（大）盂鼎铭文的长形纵势演变成张迁碑的方形橫势，有隶变的一般性，直笔方形，又有不同于其它隶书的个性。张迁碑与（大）盂鼎铭文不如爨宝子碑与张迁碑更近。爨宝子碑是晋碑，处在向成熟的楷书发展演变过程中，

15、书写的自由度较大。爨宝子碑与其后的六朝碑楷书比较，带有隶（分）之意。年代较早的六朝碑，如（中岳）嵩高灵庙碑等，也带有隶（分）意，但爨宝子碑隶意比（中岳）嵩高灵庙碑更浓。如运笔，横划右端有向右上方波挑的笔势，与隶（分）横划的“雁尾”相近，说明隶意还未完全“蜕变”。但同样一横划，在隶书中却见不到横划左端向左上、同时右端向右上波挑之势。而这样的笔势，特别是横划左端向左上波挑的笔势在方笔魏碑中大量出现。因此，李瑞清认为许多方笔魏碑是源于爨宝子碑。由此也可证明，“北碑南帖”论的不科学性。上述所举南碑爨宝子碑运笔之势的一个例子，居然能在其后的北碑中出现了。可见碑与帖的艺术特色是不能以南北地理位置来划分的。

16、（中岳）嵩高灵庙碑（有关的书法辞书和（中岳）嵩高灵庙碑单行本几乎都说太安二年即456年。此处引用殷宪先生之说5，北魏太延二年即436年），是北魏早期的碑刻，由隶（分）变楷的早期楷书，楷书还未最后定型。从总体上看，楷法的规范还未固定下来，曹工化先生称（中岳）嵩高灵庙碑为“前规范”的楷书6，兼有隶楷，非隶非楷。所以，书写的自由度较大，易于展现书者的面貌特色，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能。这也是李瑞清喜爱（中岳）嵩高灵庙碑的原因。他认为其源于金文的（大）盂鼎铭文的书风。（大）盂鼎铭文书法再上，承殷商（即李瑞清所说的殷派）书法的余绪，其笔法有进化，成为方笔书法之祖。汉代的景君碑（亦称景君铭，全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

17、相景君铭东汉汉安二年即143年，）是直接受金文（大）盂鼎铭文书风影响的汉隶之一。一般讲汉隶字势多橫势，而景君碑为纵势。再由景君碑到（中岳）嵩高灵庙碑。从笔法、字势分析，（大）盂鼎铭文的方笔、纵势等特点在景君碑、（中岳）嵩高灵庙碑中传承下来。所以，是“祖（大）盂鼎而祢景君碑”，还要由“景君、衡方（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东汉建宁元年即168年）二碑得笔法，而以谷朗（谷朗碑，吴凤凰元年即272年）为面貌”。这样才能达到（中岳）嵩高灵庙碑那样好的艺术效果。李瑞清用（中岳）嵩高灵庙碑的精神书写的碑文见（图二）。爨龙颜碑是南碑中的名品，旧拓很少。清道光年间阮元（时任云贵总督）访拓后，大力宣扬，

18、始显于世。康有为更是将其列为神品第一。所以，引起书法爱好者，特别是碑学爱好者的兴趣，研究、仿习者日多。但因很多人不知其源流，又无较好的篆、隶基础，难以深入进去，难以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学习、研究北碑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共性问题。所以，李瑞清认为“不通篆隶而高谈北碑者妄也”。他认为爨龙颜碑源于金文的鲁公伐鼎（西周武王时期即公元前10461043年的青铜器；最晚是西周成王时期即公元前10441021年）铭文。该鼎铭文拓字所见较少，对其研究的不多。按李瑞清篆书分类法，鲁公伐鼎属鲁书（鲁派），用笔方折，特点是“峬峭冷隽，无一笔不险绝，无一笔不平正，所以大难。”“爨龙颜碑用笔取势实出此”。不论是鲁公伐鼎还是

19、爨龙颜碑都是“纳险绝入平正”，要处理好险绝与平正的统一，所以大难。不能以形貌求之，否则，“愈近则愈远”，“ 此非深知书者不知也”。其书艺水平极高，书写的难度很大，所以，李瑞清将爨龙颜碑评为南碑第一。李瑞清节临的爨龙颜碑见（图三）。石门铭（摩崖石刻，王远书，北魏永平二年即509年）北碑中之名品，其书超逸，运笔熟练，变化多端。康有为先生极力推崇，评其为最高等级神品，扩大了石门铭的影响和传播。李瑞清认为石门铭源于金文的齐书（齐派）之一的齐侯罍（亦名齐侯壶7，春秋时期之齐器，公元前772481年）铭文。齐书按笔法分，有两派：一派的笔法是方笔，继承了殷书之遗风，因为“殷派亦有流入齐者”；一派为园笔。园笔

20、齐书的形成与齐国的情况和齐俗有关。齐侯罍铭文属园笔齐书之一，“此派如龙如螭，如铁如藤，其变化不可测，”“笔长而曲，篆书之变化此为极轨，能作此，则随笔颠倒，皆成佳趣矣。”艺术水平很高。石门铭上通汉隶的石门颂（摩崖石刻，全称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亦称杨孟文颂，东汉建和二年即148年）。石门铭石门颂齐侯罍这一脉，齐侯罍铭文的书艺特色得到传承。对石门铭、石门颂书艺的评价很高是与其源于金文齐侯罍铭文的特色密切相关的。李瑞清节临的石门铭见（图四）。郑文公碑等（郑道昭书，郑道昭生年不详，有说455年？8，卒于北魏熙平元年即516年）与其它六朝碑一样，是在清代乾嘉以后，碑学兴起而受到重视的。郑氏留下了郑文公碑等

21、三、四十余种摩崖书迹，郑文公下碑（北魏永平四年即511年）最有名。与汉碑一样，六朝碑很少见书者姓名。郑氏是很少的署名者之一。李瑞清认为郑文公下碑源于金文的散氏盘（亦称散盘、夨人盘，西周厉王即公元前九世纪的青铜器）铭文。一般篆书字势为纵势，而散氏盘铭文为橫势，园笔大篆，其在金文中的地位极为重要。所以，评论很多，如金文中的神品、金文中的草书等等。吴大澂（18351902年）考定青铜器散氏盘为楚器。按李瑞清的篆书分类，散氏盘铭文为楚书（楚派）。“其气磅礴，其势横衍”在金文中独具风格。字形向右倾斜，所谓“横斜险倾”，但字之重心很稳，“倾而不倒”，从书法艺术上讲，明显地具备了“似欹而实正”的特色。其结字

22、变化无穷，如散、表、于、田等字多次、十多次出现，无一同者，屡易字之形势，以求变化。这些古篆之奥秘都蕴藏在散氏盘铭文中（详见9）。这些甚至可以说是书法艺术史上具有“开先河”意义的创造。所以，说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二十余之字各不相同；王书“似欹而实正”之妙等都来自金文书法的道理。郑文公碑还与西汉五凤刻石（亦称鲁孝王刻石，公元前56年）相通，能取西周古篆和西汉古隶之醇古，遒丽渊穆。其笔法、字势等郑文公碑乃承西周散氏盘铭文书法的余绪。其书艺能独步北朝，无人可比。所以，有人尊郑道昭为“北方书圣”。若无篆隶基础，不知源流，是学不好的，写不出郑文公碑那种“淡雅雍容，不激不厉之妙”。李瑞清深有体会的说“余每用散氏

23、盘笔法临之，觉中岳风流去人不远”。他节临的郑文公碑见（图五）。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北魏正光三年即522年）是北碑中的名品，其“笔法险峭，文章亦尔雅，学士大夫多喜之”。也源于方笔之祖的金文（大）盂鼎铭文，师法汉代的景君碑，得景君碑之法，如执笔结字。其突出的特点“用笔坚实可屈铁，景君（即景君碑）之遗也，下开率更（欧阳询）。”即影响唐代欧阳询的书法。著名的欧书如化度寺碑（631年）、九成宫醴泉铭（632年）等名迹，字势还保留着从（大）盂鼎铭文到张猛龙碑一脉相承的纵势。有论欧书学王献之（如唐张怀权书断）、学王羲之（如宋宣和书谱）、学二王及北齐三公郎中刘珉（如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国书法鉴赏

24、大辞典）等等说法。李瑞清认为欧书源于金文，远师汉之景君碑，直接受张猛龙碑的影响，能变王羲之的面貌，书艺水平极高，自成一体。如欧阳询先生不师篆、隶，只学到二王，怎么能唐代对他就有“八体尽能，篆体尤精”的评价呢？张黑女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亦称张玄墓志，清代因避康熙帝名讳，通称张黑女（墓）志，简称黑女志，北魏普泰元年即531年）北碑中之名品。原石早已不存，仅有墨拓剪裱孤本传世。经包世臣、何绍基（17991873年）等清代名家的研习、宣传，其影响很大。特别是何绍基，从黑女志获益最深。清末民初书坛南派宗师曾熙（18611930年）也是喜爱黑女志并从中深受其益的书家。李瑞清的研究认为：黑女志遒厚

25、精古，北碑中之全以神味胜者，由汉隶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即185年）一派出也。讲黑女志的艺术水平高，特别是有何绍基、曾熙等名家大师能得其神韵的例证，认识易于统一。说曹全碑的高妙，认识的统一可能就不太容易了。曹全碑的字形，除极少数上下结构的字外，总体看，字取横势；结体略取侧势，但字的重心很稳，“似斜而实正”等在黑女志中得到传承。所以，黑女志由曹全碑出也。黑女志与时间稍晚的敬史君碑（亦称禅静寺刹前铭、敬显隽（或儁）修禅静寺碑，东魏兴和二年540年）绝相似，遒古胜之。二者同宗，但敬史君碑绵邈不逮耳。何绍基得黑女志之益最深的原因是“能得其化实为虚处，故能纳篆分入真行也。”另外，李瑞清

26、在研究、临习黑女志过程中还发现：碑中三河与巛塸并举，三即乾卦，巛即坤卦，此石外，无同之者。在李氏之前，书学研究，或六朝碑研究，或专门对黑女志的研究中，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李瑞清用黑女志的神韵和笔法题写的何绍基所藏张黑女墓志孤本和影印本签见（图六，1、2）。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是位于泰山东南麓龙泉山谷石坪上的特大字体（字径约2-3尺）的摩崖刻经。无年月，也未署书者姓名。其书艺“浑朴渊穆，冠绝古今。”特别是学习、书写榜书大字极好的范本。因此对其源流派别的研究、论述很多，众说纷纭，没有一致意见。李瑞清认为是“齐经生书” ，“其源于（金文的）虢季子白盘（西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公元前827782年）铭文

27、，转使顿挫则夏承（全称汉北海淳於长夏君（承）碑，亦称夏仲兖碑，东汉建宁三年170年的）之遗，与匡喆刻经颂、般若文殊（北齐刻经）、唐邕写经（摩崖刻经，北齐武平三年572年）为一体。著名书学家王学仲先生的研究认为只有李瑞清味透了石刻的脉络10。六朝人的大字，当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与匡喆刻经颂为极轨，与郑道昭论经书诗（北魏永平四年511年，摩崖石刻）可以并读，必能于古人大字外，独辟蹊径。但这一脉的字势有所变化：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源于虢季子白盘铭文。金文虢季子白盘铭文字取纵势，到汉之夏承碑已能看出字势有了变化。而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字势又有进一步的演变，字已是方形或带橫势；不少字如刚、闻、时、众、世等都是明

28、显的横势；由结构是左中右三部分组成的字如树、衛，甚至两部分组成的左右结构的字如谛、起等字还有特横之势。而园笔的笔法特点从虢季子白盘铭文到夏承碑，再到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一脉相承，没有变化。李瑞清所书金刚经见（图七）。四 六朝碑的书写者 可能是受汉朝碑刻不署书写者的影响，六朝碑一般没有书写者的署名。其实，甲骨文、金文都未署书写者之名。大概越是古人，越不重署名。不像今人，很看重书名。在六朝碑中只有极少数碑是署名的。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写郑文公碑的郑道昭，史书上也有他的传，做过秘书监、将军、刺史等官，为官时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死后谥“文恭”，是个好官。再一位署名者是王远，名不见经传，可能因书

29、石门铭而被书法爱好者所知。还有如孙秋生造像等的书写者萧显庆，生平事迹无考，就更鲜为人们所知了。可见，署名者也多无名分。再说瘗鹤铭吧，撰写者、书写者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共识，学术争鸣从唐、宋时代就有了，发表意见的不乏名家、大家。即使认为陶宏景的道号“华阳隐居”与根据残石空缺补写出的“华阳真逸”相同，数百年前就有人明确指出：只能拟为陶宏景之文，不当为陶宏景书（因依残石空缺补出的是“上皇山樵”书）。说明这样的研究方法缺乏科学依据，主观臆断多，不像用同位素碳14测定年代，根据考古新发现的实物资料来证经补史等方法那样可靠可信。除这样的情况外，能否有新的视角来研究六朝碑的书写者呢？李瑞清曾经研究过六朝碑的书写

30、者，将其分为两类：士大夫书和经生书。士大夫书写的如：云峰山刻石，广义讲是指郑道昭的摩崖石刻书迹；狭义讲是指郑氏在云峰山（在山东掖县）的摩崖石刻书迹，因云峰山之外如天柱山（在山东平度县）也有郑氏的摩崖石刻书迹，郑文公上碑就在平度县天柱山。这里指的是郑道昭的书迹属士大夫书一类。还有张猛龙碑、张黑女志等都归士大夫书。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匡喆刻经颂属经生书。造像诸体最多，一般为经生书，然其中有士大夫书的，如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川刺史始平公造像记，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即498年。朱义章书，生平事迹无考）、李洪演造像(题记)(全称邑子李洪演造像颂，东魏武定二年即544年)等就属士大夫书。六朝碑

31、中“道经多出士大夫之手”，而“佛经皆出经生”之手。 六朝碑中经生所书的可分二种：般若文殊与唐邕写经等为一种。前者“自隋以来无继轨者”，其书艺没有传承下来。唐邕写经影响到唐碑，如褚遂良书伊阙佛龛碑（亦称三龛记，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孟法师碑（全称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唐贞观十六年即642年）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实出唐邕写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与匡喆刻经颂等为另一种。此二刻经的用笔、结字实际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字形之大小异势耳”。此处所举二种，四刻经都属经生书一类。有人提出：关于六朝碑中的方笔笔法的碑刻，特别是有些碑刻的笔画像刀切一样方折，到底是书家写的还是石匠刻的？是笔的功夫还是刀的功夫？实际上是认为笔写不出来，而是刀凿出来的。对石刻书迹来讲，这是早就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只是在十九世纪以后，大量的六朝碑得到高度评价和空前重视的情况下突显起来。从李瑞清所处的时代到现在都存在这个问题。举两位大名家的论述为例：（1）启功先生认为镌刻的作用程度有两种：一种是注意石面上刻出的效果，例如方梭笔